新书速递 | 《从瘟疫中幸存的佛罗伦萨（1630-1631）》（附精彩书摘）
新书速递 | 《从瘟疫中幸存的佛罗伦萨（1630-1631）》
[1] 书籍信息
[英]约翰·亨德森，《从瘟疫中幸存的佛罗伦萨（1630-1631）），刘谦 译，光启书局，2023年4月。
[2] 作者简介
约翰·亨德森（John Henderson），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意大利文艺复兴史教授、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名誉院士，研究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意大利的社会与医疗史专家。另著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医院》（The Renaissance Hospital，2006）、《梅毒》（The Great Pox，1997，合著）《鼠疫与城市》（Plague and the City，2018，合编）。
[3] 书籍简介
1629年，一场瘟疫席卷意大利。遭受瘟疫侵袭的佛罗伦萨城，既没有横尸遍野，也没有发生针对边缘群体的大屠杀，致死率远低于其他意大利城市。
历史学家约翰·亨德森超越传统的贫富对立叙事，采取人口统计学、医学、社会、艺术等跨学科研究，将枯燥数据化为生动史实，从亲历者日记、政府官员信件往来、法庭审判记录、志愿团体记录等原始档案文献中，还原佛罗伦萨人为了生存下去，是如何在偏见与良知、法律与情感、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进行抉择的。
[4] 书籍目录
推荐序
前言 欧洲及意大利的瘟疫与公共卫生状况
第一部分 应对疫情
第一章 瘟疫入侵近代早期意大利
第二章 药物、环境与穷人
第三章 瘟疫与公共卫生：拯救城市之躯干，医治穷人之躯体
第四章 瘟疫与隔离措施的影响
第二部分 宗教、隔离与生存
第五章 疫情时期的宗教
第六章 隔离医院和隔离政策：恐怖甚于死亡？
第七章 瘟疫生存指南
尾声 1632—1633年：瘟疫再度爆发和消退
致谢
附录
注释
缩写和计量单位对照表
地图、图标和表格索引
人名对照表
名词对照表
[5] 书摘
瘟疫生存指南
在前面几章中，穷人通常是官方记录或医学著作的客体，而非历史叙事的主体。当时的许多文献常用非常负面的角度来记录他们，甚至将他们视为引发这场鼠疫的根源之一—无论是因为一些故意导致疫情扩散的行为，还是仅仅因为他们相对脏乱的生活条件。但我们也看到，随着防疫政策的相继实施，这种偏见有时也出现了缓和，比如那些参与相关政策执行的宗教慈善团体、教会成员，以及亲自去穷人家中探访的富绅，他们对穷人的看法就有所不同。即便如此，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叙事框架中，个体仍然是隐而不现的。因此，本章试图寻求一种平衡，将视角更多聚焦在疫情期间城内居民的日常生活上，而不再是城外的隔离医院和隔离中心。本章希望能在贵族和政府官员留下的文献基础上，更为多面而详细地展现社会贫困阶层的想法和应对措施。
尽管佛罗伦萨的穷人阶层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文献，但从当时的庭审记录中，我们能一窥他们面对鼠疫的反应。佛罗伦萨的整个刑事司法系统平时是由佛罗伦萨八人司法团负责，但在疫情期间，卫生委员会也设立了自己的特别法庭。本章将以朱莉娅·卡尔维的《瘟疫年的历史》一书为基础，对1630年9月至1631年7月在卫生委员会法庭开庭审判的约566起案件进行分析。虽然可能并非所有的庭审记录都保存了下来，但现有的资料已非常详尽，能够让我们将具体案件与法庭的判决对应起来。这也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些法令的实际执行情况。
到目前为止，在关于意大利近代早期瘟疫（以博洛尼亚、米兰和那不勒斯为例）的研究中也有一些对各类违法案件的概括性讨论，但本章将创新性地对与瘟疫相关的案件进行详细的定量分析。研究米兰和博洛尼亚瘟疫史的历史学家们认为，研究这段历史所面临的问题，一是档案材料的不完整和不系统，二是资料的解读与处理困难重重。例如，在博洛尼亚，托罗内刑事法庭的档案收录了包括违反瘟疫法规在内的各类起诉案件，仅在1630年就有103本、每本长达300 — 1200页不等的案件记录册。
尽管将审判记录作为史料存在很多问题，但这些资料确实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些被起诉者的不同社会阶层和职业类别。在法庭上，被捕者和证人生动且时而纷乱的应答记录也表明，整个疫情期间，生活在佛罗伦萨城的居民并非被动地接受所有法规。在一个卫生委员会拥有绝对权力的城市中，许多民众过去想当然享有的自由和特权都不复存在。而那些卫生委员会认定的违法者，有时并非故意为之，而只是想在物质和精神上寻找可以生存下去的办法而已。
自1月22日佛罗伦萨全城开始隔离后，民众被告知，每家每户除一名成年男性可从自家屋子的前门出去领取食物外，其余人均不准迈出家门。不过他们可以通过开窗、站在阳台或屋顶上来呼吸新鲜空气，因为官方认为多人一同被关在屋里也会增加患病的风险。但有些人却好像将此理解为他们可以进行更多活动。在一些法庭记录中，有人被举报爬到屋顶上与朋友相会，甚至在阳台和屋顶上聚众狂欢以消磨时间。
1631 年1 月，3 名男子被捕， 他们分别是马泰奥· 丹德烈亚·扎卡尼尼、乔瓦·迪·尼科洛·佛利亚里和一位名叫乔瓦尼的裁缝。他们“每天都要爬过旅馆老板佩托·苏蒂齐奥的两间房子的屋顶和阳台，和一个名叫萨尔韦斯特罗的人还有他的几个儿子玩牌”。在1月22日这天，据说他们砸倒了玛丽亚·迪·梅尼科和贝妮代塔·迪·弗朗切斯科这两名妓女居住的公寓的房门，这3名男子因而被发现并被关进了监狱。但在接受审讯时，所有相关人员竟相互串通起来蒙骗法官。例如，贝妮代塔这样回答：
我不会弹吉他，而且即使我在屋顶上，我手里也没有吉他。马泰奥和那个叫乔瓦尼的人都在他们自家的屋顶上。在旅馆老板佩托·苏蒂齐奥的屋顶上我没看到过任何人。
玛丽亚则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并进一步肯定了贝妮代塔的说法：
昨天我在屋顶上，而且我看到很多人都坐在自家的屋顶上。但在旅馆老板佩托的屋顶上，除了那栋房子里的住户外，我没看到任何其他人，也没看见有人在玩耍或做别的事情……
这些人都遵守了卫生委员会的规定，根据指示在所居住的房子的屋顶上呼吸新鲜空气。然而，就像警卫所指出的，如果他们在不同屋顶间爬来爬去，就算是聚众活动了，而这正是实施全面隔离时所禁止的，不但如此，他们还砸倒了贝妮代塔和玛丽亚公寓的房门。可因为这些人在审讯时互相串通，彼此作证，法官也就无法获得直接证据，于是所有人在缴纳一笔罚款后被释放了。
在某些时候，尤其是全城隔离期间，由于无法再像往常一样出门，来往密切的家人会因无法彼此见面而感到焦虑不安。在以下这起三姐妹和她们的神父兄弟的案件中，就反映出这一点。他们在半夜聚会游戏，被卫生委员会认定行为不当而被捕。不过很明显，像其他案件一样，这桩诉讼在审讯过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细节浮出水面。皮耶罗·达尔·蓬特·阿谢韦的一份报告这样说道：
根据巴尔翟罗警卫队的上尉皮耶罗·达尔·蓬特·阿谢韦的报告，本月24 日夜里，他手下的武装差役和下士在圣加洛路上巡逻的3 个小时期间，在一间屋子里发现了来自恩波利的玛丽亚·迪·乔万巴蒂斯塔、弗朗切斯卡·迪·洛伦佐和劳拉·迪·斯特凡诺3名女士。
当时和她们在一块儿的还有一位神父，他戴着面具，手里拿着吉他。
3 名女士说她们原本是想去一个邻居家的，下士在记下她们的名字后就放了她们。这件事就算是解决了。
后来，这3名女士还是因为那天凌晨的事被逮捕了，并被关进了一间秘密监狱。她们因违犯了卫生委员会的法令而接受惩罚。
在这名下士出具证词后，三姐妹中也有一人提供了相关证词：
玛丽亚·乔万巴蒂斯塔：“我住在桑德里纳对面的代拉瓜路上。大概10 天前，他们在我兄弟的房子里逮捕了我。
我兄弟住在圣加洛路，枢机主教先生的养马场对面。”
法官：“你为何会在你兄弟的房子里面？”
玛丽亚·乔万巴蒂斯塔：“我身体不舒服，他（我兄弟）就向罗莫利先生和…… 卫生委员会的两个小伙子说了。这两个小伙子当时正推着小推车经过，里面装的全是要被烧毁的衣服。他们陪我……
“昨天晚上门是开着的，屋里除了我们三姐妹和我们的神父兄弟多梅尼科·凡蒂尼以外没有其他人。为了打发时间，我们给兄弟戴上了面具，一起舞蹈。而当他以这般打扮站在楼梯上时，下士正好经过此地并听到了我们的笑声。他朝房门走来，想看看房子里的我们当时都在干什么。”
在这起案件中，这伙人不幸没有关上前门，所以当警卫队下士经过圣加洛路时，就被屋内的欢声笑语吸引了过去，还发现了戴着面具站在楼梯上的那位神父。这几位女士显然都因为离开自己家而违反了法令，这在全城隔离期间是被明令禁止的。在审讯过程中，法官还发现玛丽亚实则犯下了双重罪行—她此时已经生病了，所以本应被送到隔离医院，而不是半夜里还在和家人一起游戏。这起案件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即便行为不端且事发时没有关上自家前门，但神父本人显然并没有被捕。这可能是因为神职人员享有豁免权。
这些案件让我们看到了家庭成员和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当人们因为正常的生活节奏被防疫法规打破而感到孤独和无望时，身边人能提供情感支持是至关重要的。还有些情况是一些人因亲属被带去隔离医院，留在家中无人陪伴。住在戈拉街上一间底层公寓的两个女孩玛丽亚·丹德烈亚和卡米拉·丹东尼奥就被人向卫生委员会举报，并于11月6日出庭受审。她们的母亲在10天或11天前就开始生病了，后被送到了圣米尼亚托隔离医院。有位邻居举报了她们，这个“秘密朋友”说她们经常离开那间已被封锁的公寓，上楼去找寡妇玛格丽特和建筑工乔万巴蒂斯塔·迪·朱利奥。
两个女孩当天刚开始和玛格丽特、乔万巴蒂斯塔以及玛格丽特的女儿们一起跳舞就被举报了，随后卫生委员会的官员立即赶到了这里。据记录，玛格丽特和乔万巴蒂斯塔被关进了监狱，这样他们就不会将潜在的鼠疫传染给住在那栋房子里的其他人。在法庭上，玛格丽特不出意外地将矛头指向了两个女孩。据她所言，当两个女孩出现在她的公寓里时，她对她们说：“喂，叛徒们，瞧瞧你们都做了什么？”玛丽亚·丹德烈亚承认了她们的错误，并向玛格丽特道歉，还将这件事归咎于自己“做事不周全”。
这里，我们看到了鼠疫在非常个人层面的影响。一家之主被带去了隔离医院，留下了两名少女在家中。显然这些天她们已经习惯了和楼上的朋友一起玩耍，因此不假思索便去找他们，很可能是因为她们自己被关在家中而感到寂寞和懊丧。在她们的母亲被送到隔离医院后，卫生委员会在她们房门外设置的门闩应该也被人砸坏了。在这起案件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不同住户在鼠疫面前的不同做法。举报了这件事的“秘密朋友”，这样做既可能是因为担心女孩们会威胁公共卫生安全，也可能是将举报所得奖金当成了一种赚钱的方式。其他人如玛格丽特和乔万巴蒂斯塔，虽然像朋友一样招待了这两个女孩，但他们在出庭受审时并不承认。
这些记录向我们展现了当时亲戚朋友间的亲密关系，即便面临着违犯大公国法律的风险，以及对自身可能染病的恐惧，人们还是选择为病人或留在家里无依无靠的人提供了情感和经济上的支持。同时，也同样反映出街坊邻里间的“齐心协作”。有很多人都是被“秘密朋友”举报的。像上文中提到的那样，政府鼓励街坊邻里间秘密检举任何违反法令的人。法庭审判实际上仿佛当地社区的“修罗场”，其中还有本地人对外地人持怀疑态度的情况。这种非正式检举当然不是此时的独创，我们经常会在近代早期欧洲的巫术审判中看到这一现象，在指控施行妖术的诉讼中，人们向法庭告发都是因为邻里间的竞争、不满或是源于一点小事的嫉妒。我们也不能忽略当时举报所带来的金钱诱惑，每成功检举一人，举报者都会获得10斯库多的奖励。我们已提及，这笔奖励在当时绝非微薄，相当于一个非技术劳动力45天的收入，或是一个熟练泥瓦匠30天的收入。
虽然有些案件是由普通居民直接举报的，但也有很多是卫生委员会雇员上报的，他们在佛罗伦萨街道上巡视的时候，会密切关注任何可疑的举动。但如果这些人有意趁着鼠疫给全社会造成的混乱和恐慌而谋取私利，很明显就可借职务之便充分利用疫情期间的法规。
卫生委员会在疫情期间紧急雇用了很多工作人员，其中既有全职人员，也有兼职工，所以我们无法估算有多少被起诉者是领卫生委员会薪水的。他们的工作充满危险，既面临人们的反对和不配合，也随时有吸入鼠疫腐败气体的风险。卫生委员会向一些工作人员支付了更高的薪水，以激励他们去隔离医院工作，或者去视察那些被感染的房屋，而其中有些人却因此嗅到了赚钱的机会。
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违法活动主要有受赂和偷窃这两种。医务人员偷窃的案子相对较少，更多是勾结卫生委员会官员收取贿赂，从而给病人提供治疗，或者许诺不上报病情或死亡病例。当时一份不知出处的疫情简报指出过这类问题的严重性：“现在的混乱无序很大程度上源于那些工作人员的贪婪，他们还脱下鼠疫死者身上的衣服，带回自己家中，然后再转手卖掉。
偷窃主要发生在被封锁的房屋内或隔离医院里。有一个人面临从城内居民家中偷盗的一系列指控，即烟熏工巴托洛梅奥· 迪· 尼科洛· 法尼， 我们已在前文中有所讨论。法尼一
案—包括指控、证人举证、法尼及同伙申辩等程序—前后共持续了一个多月。从这些记录中，我们能看到其中交织着矛盾声音的生动场面，而朱莉娅·卡尔维在其研究中已经很好地捕捉
到了这一特征。
法尼曾是卫生委员会一名值得信赖的雇员，他在12月12日出庭受审时也以此为自己辩护。在疫情初期，他开始负责为城内的一些隔离机构提供床铺，包括博尼法齐奥、圣奥诺弗里奥、塔拉尼救济院，以及贾尔迪诺大街上那些被指定用来安置因父母被送去隔离医院而无人看管的儿童的房子。此后，法尼与另一位卫生委员会官员杜拉兹尼医生共事，一同负责用硫黄给被封锁的房屋消毒。
在杜拉兹尼被任命为莱尼亚和塞迪尼亚诺两家小型隔离医院的负责人时，法尼仍负责这项消毒工作。他手下还有4名同伴，这显然为他行窃提供了便利。312月19日，法庭又接到了针对法尼及同伙偷窃的新指控。织布工皮耶罗·迪·洛伦佐·马亚尼被法官讯问建筑工雅各布家中被盗物品的情况。雅各布住在格拉诺广场，坚称家中的多件亚麻和羊毛制品被这些人偷走了，而不是被带到老圣马可修道院进行消毒和隔离。他还说，家中其他一些贵重物品也不见了。但即便法尼和同伙都被施了酷刑，他们仍坚称自己是清白的。法官后来因为没有得到确凿证据，只能把他们放走了。
说到盗窃，莱尼亚隔离医院的负责人托马索·迪·弗朗切斯科·佩罗尼是被指控伙同马达莱娜·丹格斯蒂诺·基亚里一起从医院里偷了面包和其他物品。当12 月13 日在卫生委员会法官面前接受审讯时，法官发现除了偷盗，这两人还发生了肉体关系，并且去了基亚里在城内的家中。因为佩罗尼在隔离医院接触过病人，所以他们的行为也有四处传播鼠疫的危险。佩罗尼因此受了3次吊刑，而基亚里也被绑在了吊刑架上，但没有被吊起来。
困扰着隔离医院内日常生活的不仅有偷盗，还有欺诈。比如巴迪亚·菲耶索拉纳隔离医院的副院长亚历山德罗·韦斯特里，他从附近地区雇用了许多人来医院挖墓坑，但是他曾经的员工在审问时说，韦斯特里从未付给过工人多少钱。很明显，他没料到会有人来审账目。但负责调查的卫生委员会长官对此高度重视，并拿账本上列出的名义支出款项与所对应的实际收款人进行了核对，结果这些人要么根本没有收到钱，要么就是收到的钱低于账面数字。
从烟熏工，到隔离医院雇工，再到医务人员，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这一系列案例向我们描绘了当时混乱无序的景象。显然，卫生委员会的长官和法官都非常重视这类“犯罪行为”，而且与许多普通民众在短期监禁后便获得从轻发落不同，一些公务人员受到了严厉惩罚，这样做也是为了给系统内提供反面教材。但我们也不必过度悲观地认为当时的社会已黑白颠倒，或者当权者已失去了对社会的绝对控制。表7.1中的起诉数量能说明问题。在佛罗伦萨这一整年鼠疫期间，针对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案件仅有66起，占总诉讼数量（566起）的12%。相比之下，因擅自离开或进入房屋而被起诉的情况占总数的40%。
我们看到，在一些情况下，处罚会非常严苛，特别是当被诉者是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时。在566起案件中，有12%使用了严酷的吊刑。但这是一种相对极端的情况，我们也从讨论中看到了法令在具体应用时所展现出来的灵活性。尤其与米兰和罗马等城市相比，佛罗伦萨的多数案件都从轻处理了。绝大多数被逮捕者在关押数天后就获得了释放，有些人甚至仅须缴纳很少一笔钱，以支付他们在监狱内的花费。虽然罚款被视为支撑各项防疫政策实施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但佛罗伦萨的量刑体系也体现了对社会上庞大的贫困人口最大程度的人文关怀。这些人往往丧失了谋生手段，还因家破人亡而失去了亲属的情感慰藉。与17世纪发生在米兰和那不勒斯鼠疫期间的种种状况度相比，1630 — 1631年的佛罗伦萨并不算典型。因为这里既没有出现阴谋论，社会阶层间的对立也较不明显，指控双方在社会上往往都属于同一阶层，而非纵向上的。
这些司法审判过程生动地呈现了当时佛罗伦萨本地居民的内心想法和感受，它们也记录下了个人和家庭是如何想方设法去维持平时所依赖的人际网络的。但当这些生存策略与卫生委员会政策出现冲突，尤其是当一些家庭努力避免成员间的联结中断或家庭财产蒙受损失时，铤而走险的事件就发生了。我们不应低估鼠疫患者被带往隔离医院这件事对其父母、朋友和邻居的影响，更不用说他们本人一想到自己将要面临的死亡，以及可能与许多人最终一同埋在瘟疫墓地中时所感到的恐惧了。
令人毫不意外的是，官方对居民生活的日常干预也会激起民愤，人们从而想出了各种各样规避法令的方式。他们不仅在生活中企图逃避法网，在接受审问时也经常闪烁其词。尽管也有人在受审时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貌似展现了其诚实无伪的一面，但更有一些受审者故意语无伦次，混淆视听，让法官摸不着头脑，以至于很难确定案件的具体细节。当一伙人串通起来相互作证、否认“犯罪事实”时，这种情况就会更甚，到最后法官往往不得已把他们都放走。
因此，这些庭审记录所展现的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真相和半真半假的描述往往难以区分，违法与惩罚相互交错，官员们的办事动机也经常相互矛盾。我们同时看到法律在实际执行中也比想象得更具灵活性。当然，灵活执法的基础是要确保真正的违法活动受到应有的制裁，但同时也展现了对违法者的怜悯与同情。从嫌疑人回答法官审讯可以看出，烦琐的法令早已让他们晕头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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