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磊 著
本书聚焦于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裘力斯•凯撒》《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三部罗马剧，以政治哲学问题作为导引，以文本绎读的方式逐幕逐场解说戏剧。通过细密的文本解析，本书充分展现出每部罗马剧独特的艺术形式和丰富的戏剧意味；通过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政治哲学家的对照阅读，本书阐发了莎士比亚通过罗马剧表达的政治哲学思考，比如何种政制最好、共和制有何缺陷、荣誉是否至高的价值、荣誉是否需要与权谋结合、私人性的爱欲是否有意义等。本书将打开我们理解莎士比亚的大门，进而帮助我们理解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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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上篇《科利奥兰纳斯》绎读 一、科利奥里之战 二、科利奥兰纳斯的爱与恨 三、荣誉与权谋 四、科利奥兰纳斯的悖论 五、自然与人伦 中篇《裘力斯·凯撒》绎读 一、僭主抑或王者 二、凯撒之谜 三、爱凯撒抑或爱罗马 四、道德与政治 五、共和之殇 下篇《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绎读 一、战神的变形 二、荣誉与爱欲 三、阿克兴海战 四、亚历山大之战 五、新的秩序 参考文献 附录 何谓莎士比亚的政治 ——论当代莎士比亚政治批评的四种范式 后记
依据一种相当传统的说法，莎士比亚是一位“自然诗人”，他的戏剧是“自然之镜”。我们可以把这一观点理解为是说，莎士比亚呈现的是人的自然，也就是纷纭复杂的人的性情。阅读莎士比亚最直接的感受是，他的每一部戏剧都没有重复之感，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各各相异，他的语言富有难以穷尽的变化，甚至让我们觉得这些戏剧不应是一个人写的，而应该出自多位风格迥异的戏剧家之手。称莎士比亚为“自然诗人”，某种意义上便是说他作为自然的静观者，不是发明或臆想出某些人性观念，而是如实地呈现人性的多样和含混：高贵与卑劣，美德与邪恶，智慧与愚蠢等等。有说不尽的自然，所以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在莎士比亚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发现对于人性最为深刻和最为广博的描绘。
▲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
在所有近代可能还有古代的诗人中，他有着最博大、最宽广的灵魂。自然的所有影像依然呈现给他，他幸运地画下它们，毫不费力。对于他描绘的任何东西，你不只是看到，而是也感受到。那些指责他缺少学养的人，给予了他更大的赞扬：他的学养是自然天成的；他不需要博览群书来阅读自然；他向里探望，发现自然就在那儿。[1]
如果我们阅读莎士比亚是为了学习辨识不同的人的性情，从而丰富我们对人世的理解和加深对自我的认识，我们就要随着莎士比亚一起思考，在字里行间推敲他如何描绘和理解人性，我们就要紧紧把握住人物的心理、性格、悲欢、欲求，让这些人物在我们心中活起来。倘若没有共情，仅仅在戏剧中寻找某种理论范式或历史语境，莎士比亚将始终与我们的生命隔膜。 但必须要强调的是，莎士比亚呈现的绝非抽象的人性，而总是在某种情境下具体的、鲜活的人。布鲁图斯不同于哈姆雷特，裘力斯•凯撒不同于亨利五世，人物之间的差异部分源于时代的差异——往大了说，源于古今之间的差异。如果我们阅读莎士比亚的罗马剧，我们会获得关于人性的何种认识？ 就戏剧场景而论，莎士比亚戏剧或设置在基督教时代，或设置在异教时代。所有英国史剧以及绝大多数悲剧和喜剧设置于基督教时代，设置在异教时代的戏剧相对较少，共计13部，它们或以基督降生前的古不列颠为背景，比如《李尔王》《辛白林》；或以希腊为背景，如《错误的喜剧》《仲夏夜之梦》《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雅典的泰门》《泰尔亲王佩力克里斯》（与George Wilkins合写）《冬天的故事》《两贵亲》（与John Fletcher合写）；或以罗马为背景，如《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裘力斯•凯撒》《科利奥兰纳斯》《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2]
以希腊为背景的戏剧基本是喜剧和传奇剧，故事虽发生在希腊各地，但“希腊”更像是一个模糊又遥远的异域场景，缺乏某种统一的希腊特性，反而更近乎基督教世界的一个变种。以罗马为背景的戏剧皆为悲剧，此外，《裘力斯•凯撒》《科利奥兰纳斯》《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皆取材于古典作家普鲁塔克的《对照列传》（Parallel Lives ），它们根植于罗马历史，在主题和情节上相互勾连，被认为是“三联剧”：《科利奥兰纳斯》设置在公元前5世纪初的罗马，以贵族与平民的冲突为背景，讲述了护民官的设立以及科利奥兰纳斯与共和制的冲突；《裘力斯·凯撒》讲述公元前44年的凯撒遇刺及其后爆发的内战，展现了罗马共和的衰败；《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续写凯撒遇刺后安东尼与屋大维•凯撒的内战，终于公元前30年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自杀，随着屋大维•凯撒的胜利，罗马走向帝国。三部罗马剧共同刻画了罗马政治的变迁和罗马英雄的悲剧。虽然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和后来人不乏以罗马历史为题材进行创作者，[3]但莎士比亚的罗马剧最为“正宗”：“他的罗马剧展现出本质上的罗马，他试图再现那些使罗马人成为罗马人的难以捉摸的品质”。[4]因此，在莎士比亚具有异教背景的戏剧中，这三部罗马剧最能体现“异教性”，或说体现出迥异于基督教世界的古典价值。 罗马因何吸引莎士比亚？对莎士比亚而言，罗马首先是一个政治典范：
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拥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光辉壮丽和雄伟庄严。罗马人是曾经存在的最伟大的政治民族，与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截然不同。……大略来讲，罗马人缺乏英国人拥有的两件事物——唯一的统治者和唯一的神。罗马人不是君主主义者和基督徒，而是共和主义者和异教徒，这对单个的罗马人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他们仅仅关注此世，他们的动机几乎完全是政治的或欲爱的。也有人信仰神，但这些神只与政治成败相关，没有指示在政治社会提供的生命维度之外还有一个全新的超验维度。英雄们心安理得地对荣誉充满热望，任何其他诱惑或神话都不能转移他们对荣誉的关注。他们是一群非凡的强者，没有人会接受他人的掌控，每个人都磨砺锋芒，只欲一较高下。[5]
▲ 《刺杀凯撒》，卡尔·冯·皮洛蒂 绘，1865年
莎士比亚的三部罗马剧都设置在共和时代，集中刻画了共和初期和晚期的政治纷争。布鲁图斯刺杀凯撒，他声称“不是我不爱凯撒，而是我更爱罗马”，“为了罗马的利益杀死了我最好的朋友”，可谓是共和精神最凝练的表达。罗马人时刻意识到自己是共同体的一员，他们对罗马共同福祉的关心胜过了任何私人感情，为此他们投身现世的政治生活，以荣誉作为至高价值。他们积极捍卫罗马的自由，因为，倘若罗马遭受外敌或一人奴役，他们将被剥夺政治权力，无法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是一个充满男子气和竞争的政治世界，其主角是科利奥兰纳斯、裘力斯•凯撒、布鲁图斯、卡修斯、安东尼这样的政治英雄，他们有着超乎常人的德性，其主导性的激情是对政治荣誉的渴求。安东尼曾说“荣誉于我至为神圣”，“若我失去荣誉，就失去了自己”。诸神与政治并没有明确关联，诸神仅仅是一种背景性的存在，并不具有介入人世的力量。剧中对诸神的呼告大多是一种庄严的口头称谓，并不具有特殊的神圣意蕴。如卡修斯所说，“一个罗马人应该有生命的火花”，不应对诸神心怀恐惧。 但莎士比亚绝非仅仅意在复活一个逝去的罗马世界，他当然是以罗马来讲自己的故事。罗马剧不仅仅是“罗马的”，而关乎永恒的政治哲学问题。我们在剧中看到科利奥兰纳斯激烈批驳共和制和民主制，裘力斯•凯撒面对着如何使共和制转向君主制的棘手难题，布鲁图斯体现着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安东尼陷入荣誉与爱欲的冲突……所有这些都会引领我们思考：何种政制最好？共和制有何缺陷？荣誉是否至高的价值？荣誉是否需要与权谋结合？私人性的爱欲是否有意义？理解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深层地把握人物的性情。反过来，辨识人物的性情也会使政治哲学思考具体可感，毕竟认识人与人的差异是政治哲学的应有之义。
▲ 《裘力斯·凯撒》第三幕第二场场景乔治·克林特 绘，1822年
“凯撒的精神”这一语词取自《裘力斯•凯撒》，本书试图借之体现罗马剧所蕴含的多重政治哲学问题。其一，罗马剧政治品性鲜明，从《裘力斯•凯撒》来看，凯撒代表着一种不受羁缚的政治激情、一种统治的热望，而这种激情在其他罗马人身上均有体现，虽然莎士比亚对这位凯撒着墨并不多，但在某种意义上，罗马剧中的其他人物大都从某些侧面烘托着凯撒。其二，凯撒被剧中人称作美德的化身，一个无可指摘的完人，倘若这一说法成立，凯撒是否应当称王就表征着一个古老的追问：最有美德的人是否最应当统治，统治者应当具有何种美德？推而言之，仅凭科利奥兰纳斯式的勇敢是否足够？屋大维•凯撒缔造了“普天之下的和平”，他是否匹配其至尊地位？其三，凯撒是共和制的破坏者，他与罗马的冲突代表着卓越的政治人物与城邦之间的冲突，某种意义上指示着政治生活的局限。莎士比亚专注于讲述政治领域的故事，却往往暗示一种超政治维度的存在。他本人有某种超政治的视域，故而对政治生活有如此透彻的理解。
带着上述政治哲学问题，本书试图探触罗马剧的每个细节，与剧中每个人物共呼吸，使戏剧不再只停留在文字上，而是在我们眼前活起来。在写法上，本书选择文本绎读的方式，逐幕逐场解说，以“说戏”带出“戏味”。论文式的解析固然会显得主题鲜明，但为了论述的集中，多半会错失丰富的戏剧细节和无限延展的戏剧意义。在写作初始，我也曾试图围绕某些主题对三部罗马剧做一融贯的解释，但随着文本阅读的深入，我渐渐发现三部罗马剧虽然有关联，但并非完全是一个整体，它们只在部分意义上是“三联剧”。每部剧都有其特殊的关切，片面强调三部剧之间的关联，有可能会忽视每部剧各自的特异性。因此本书并未对三部罗马剧给出一个一以贯之的解读，而是在一个大框架下挖掘每部剧的意义和关联。罗马剧不仅向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观众敞开，也向当下的我们敞开，假如我们虚心求教，定会从中学到有益于我们于尘世安身立命的教诲。
▲ 《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约翰·吉尔伯特 绘，1849年
注 释
向上滑动阅览注释
[1] John Dryden, An Essay of Dramatick Poesie (1668), in The Works of John Dryden, Vol. XVII,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55.另见哈兹里特，《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顾钧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页1-11。 [2] 从时间上说，《泰尔亲王佩力克里斯》设置在希腊化晚期，《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设置在罗马帝国晚期，两剧展现的是基督降生后的异教世界，并对基督教有明确的指涉。参见Maurice Hunt, “A New Taxonomy of Shakespeare’s Pagan Plays”, Religion & Literature , Vol. 43(1), 2011, pp. 29-53; Robert S. Miola, “An Alien People Clutching Their Gods? Shakespeare’s Ancient Religions”, Shakespeare Survey , Vol.54, 2001, pp.31-45. [3] Warren Chernaik, The Myth of Rome in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4] Allan Bloom, Shakespeare’s Politics , New York and London: Basic Books, 1964, p.77.中译参见《莎士比亚的政治》，潘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页70。 [5] Allan Bloom, Shakespeare’s Politics , p.78.
彭磊 ，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古典学教研室主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理事。研究领域涉及古典政治哲学研究、柏拉图研究、莎士比亚研究等，先后主持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三项，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专著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