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翼明 | 追忆程千帆先生
编者按
本文为唐翼明先生在2000年9月程千帆先生逝世百日时所写的悼念文章。
▲左起：唐翼明、程千帆、张伯伟、程章灿
今年七月中，我从国外回到台北，清理积信，竟得程千帆先生噩耗，一时震悼莫名。
我之知千帆先生，是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九七八年。那一年十月，我考进武汉大学中文研究所，而千帆先生则于前一年从武大中文系退休，两个月前被匡亚明校长请到南京大学去了。诗人曾卓对我说：“可惜，程千帆去南京大学了，不然你可以好好向他学点东西。”曾卓是我亦师亦友的忘年交，千帆先生则是曾卓的老友。不久，就在曾卓的介绍下，我开始同千帆先生通信，向他请教一些学术上的问题。次年，我写了一篇讨论建安文学的文章，题为《论“通侻”》，便托家住武汉、其时正在千帆先生门下攻读硕士的张三夕兄带给他看。他给我回了一封长信，颇多慰勉之辞，又帮我改正了几处错误，指出若干可加强的地方，还说正在请系里另一位对魏晋很有研究的周勋初先生也看看。不久之后，我把改过的稿子再寄给他，他回信说很好，他要推荐给《文艺理论研究》。大约过了半年，一九八一年初吧，我正在申请去美国，很希望在出国前发表，千帆先生好像猜中了我的心思，写了一封信给我，特地附了《文艺理论研究》主编徐中玉先生的回函，大意是说，《论“通侻”》一文决定发表，只是目前稿挤，可能稍迟一点。此文后来在一九八二年初刊出，其时我已到达美国，正准备申请进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研究所，这篇论文同我前一年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李白的失败与成功》及在《学术月刊》上发表的《别开异径的杜甫七绝》，对我申请哥大的成功很有帮助。我心里着实感激千帆先生爱惜人才、提携后进的热忱。
此后十年中，我与千帆先生时有书信往还，我一直执弟子礼，他却把我当一位年轻的朋友那样关心着，不时给我一些鼓励。甚至爱屋及乌，从南京去武汉时特地抽空去看我家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我，端详着千帆先生和我家人的合照，心里真是充满了温暖与感激。
从美国到台湾任教的头几年，我因为忙于应付新环境，很少同国内亲友联系，跟千帆先生通信也因此中断了好几年。直到千帆先生大弟子莫砺锋教授于一九九五年来台访问，我才有机会请他带一封信和拙著《魏晋清谈》给千帆先生。很快就接到千帆先生的回信，仍然充满鼓励与欣喜。他在信中说：“未通问有年，侧闻久返台北执教，而苦不知尊址。砺锋南游，带来新著，捧读欢喜。惟苦目患白内障，不能席卷鲸吞，但当细细咀嚼耳。”数月后，先生又专作一信论拙著，说：“清谈是一热门话题，近代及当世学人颇多染指。尊著晚出，评量诸家之得失，独出一己之心裁，大处落墨，小处亦见工夫。我常感到，最理想的著述应当是文献学与文艺学的高度结合，互相渗透，融为一体，亦即考据、义理均详且精，再加以文辞优美，即清儒所标举之高境。读尊作，每有此乐。英时先生是我佩服的海外学人之一，书序也写得好。”
此后四、五年，千帆先生的弟子张伯伟教授、程章灿教授先后来台，我和千帆先生的联系也就更加密切起来。他寄来自己的近照，又让伯伟等带来自己的著作，并嘱我：“目前两岸来往较易，如有学术会议，望能回来看看。我则目瞀耳聋，走路也困难，不能行动矣。”我近年除继续研究魏晋之外，兼治当代文学，写了几本小书，原以为千帆先生不会有兴趣的，所以只提了一笔，没有把书寄给他，不料他来信说：“大著论现当代文学者，或更客观，颇思拜读，如尚有复本，幸见示也。”国内有人写了评我的《魏晋清谈》的文章，他也特地剪下来寄给我。千帆先生的热情一如往昔，对我的爱护也一如往昔。
但是我跟千帆先生却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去年五月，南大哲学系请我去演讲，这才有幸去拜望先生。那天天气格外地好，真是风和日丽，我和伯伟、章灿兄到达先生南秀村寓所时，先生和师母早就等在那里了。先生握紧我的手，握了很久，眼中充满温暖与喜悦的光彩，口里连连地说：“翼明，我们这一面见得不容易呀！”那一天先生兴致很高，精神也很好，我们说了很多话，还和先生、师母照了好些相片。临别，先生还特地从书架上取出早就准备好的《校雠广义》四册和《程千帆沈祖棻学记》一册，在上面题了字，郑重地送给我。我深深感到先生身上有一股温煦的吸引力，有一派令人如沐春风的儒者气象，正与我在通信当中得到的先生印象一致。事后伯伟兄对我说：“真想不到你跟先生是第一次见面。”的确，我跟先生二十年来除了通信几乎没有别的接触，然而先生对我爱护不减，我对先生敬仰不减，这多少是有点令人奇怪的。我自己也曾经思索过，除了学问，除了惜才，这里面还有些别的什么吧。千帆先生的遭际我是清楚的，通过曾卓，通过武大别的师友，我的遭际先生他也是清楚的吧。每读先生诗文，常有一些微言慨叹，令我戚然感动。例如他给吴志达先生（吴先生也是我在武大研究所的老师）《文言小说史》作的序中有一段感人之辞：“志达早岁从余问学，纯笃勤劬，余颇重之。其后余以非罪获严谴，厕身刍牧者垂二十年，故人多绝还往。其关射羿之弓者，殆屡觏不一觏。每诵张芸叟‘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及‘传语风光好流转，莫将桃李等闲栽’诸句，辄为陨涕。然亦有二、三子，虽在本初之弦上，犹存师弟子之谊，未忍以非礼相加，其风义有足称者，君其一也。”这种因无端被祸而尝尽炎凉世态的滋味是我所深知的。学术与生命分不开，除了学术，我与千帆先生生命中自有一种深深的契合，这应当是连结我跟先生的一条无形的纽带吧！
回台后不久，又收到千帆先生寄来的一张毛笔字，上面写着他一九八二年游西安时所作的两首七绝：“吴钩越甲出秦坑，妙相犹凝战伐尘。曾扈始皇吞六合，雍州子弟六千人。”“发冢诗书一炬灰，祖龙当日亦惊才：栖惶没世龙蹲叟，枉费微词记定哀。”感慨是相当明显的。诗后题款说：“西安杂题旧作奉翼明贤友，八六衰翁，笔力已退，勿哂也。”其实看先生书，笔力仍健，我并未在意。十月，先生有信来，要我帮忙寄一本台湾学者的书给他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所读书的外孙女张春晓，信是师母写的，中间说：“我近来身体很差，所以请老伴代笔，乞恕不恭。”这时我才有点担心起来。但十二月书寄出后收到的答谢信又是先生亲笔，我于是又稍稍放心。今年元月，连得先生三封亲笔信，要我替他买一套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台湾大英百科有限公司合资出版的《姑妄言》，我乃心中窃喜，以为先生体力转健，又急着要作研究工作了。谁料数月后先生竟归道山。去年五月那一面竟成了我跟先生的永诀！
七月得先生噩耗以来，我就想写一篇悼念先生的文字，却总是不能成篇。现在先生逝去已过百日，我仍然只能琐琐追述与先生的因缘如上。谨以此纪念先生，亦以告先生之灵，并诔以诗曰：
廿年沾雨露，一面成永诀。
人生多怅恨，此恨何由辍！
人师世所稀，经师岂易得？
燃指虽有尽，爝火终不息。
>原载《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
（感谢唐翼明先生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