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先生谈学术研究的目的、方法及其它
编者按
本文为程千帆先生与弟子巩本栋先生对谈实录，原题《关于学术研究的目的、方法及其它》，载《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后收录于《程千帆沈祖棻学记》中，文字稍有出入。今以《学记》为准。
在这篇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程千帆先生的两个重要观点：一是文学研究应该是文献学与文艺学的完美结合；二是接触一种文艺作品，感到喜不喜欢是第一位的，即先感性再理性。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它的治学思想和方法，以及文末关于做人与为学的议论，都给人很大的启发。
▲1981年，程千帆赴南宁讲学期间，与当年武大老学生座谈。左起：何文白、韦其麟、程千帆、林焕标。
巩：记得还在读书时，先生就常常告诫我们：搞学术研究，必须对自己所从事的那个领域的学术发展状况，先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像打仗一样，要有“敌情观念”，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了解学术研究的发展状况，弄清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已部分解决，哪些问题尚无人问津；我们研究的角度有哪些，还能否变换新的视角进行研究；我们使用了何种研究方法，还可不可以借鉴一些新方法，来推动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其目的，就是要在总结前人研究成绩的基础上，进行学术的开拓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确立自己工作的出发点，明确自己的研究目标，真正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做学问就像跳高，有这种研究前的准备，最大的好处就是起点高，起点太低，前途就有限了。现在回想起来，深感先生当时的那些话，无疑为我们后来的学习和研究，指出了向上一路。
程：是啊，我一直认为，对于你们来说，重要的已不在于传授知识，而是要在学术研究上给你们指路，教你们方法。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要有所发现、发明，有所开拓、创新，是为了把学术不断推向前进。因而，开拓和创新，既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普及性读物、作品赏析等固然需要，但它却不能代替前者。我们决不能用撰写普及读物的方法，去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缺乏新见的文章，低层次的重复，对研究工作来说，所带来的只能是人力和物力的浪费。研究工作，应当重视学术论文的写作，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其用意也在于论文的形式，更便于深入细致地探讨学术上的某些关键问题，更纯粹地表达属于个人的学术见解。而专著则由于涉及面较广，不免要吸取他人研究的成果，兼综之功往往大于创辟之见。我们说要开拓创新，自然不是凭空杜撰，闭门造车，而是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不断开创和发展。否则你以为是新论点的东西，也许别人若干年以前就已发表过了，遇到这种情况，你便不免会尴尬。
巩：先生这里所谈，使我记起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馀录序》中说的一段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我想先生所谈，与陈寅恪先生所谓“预流”，二者在精神上应该是一致的。
程：关于学术研究的创新，我们今天的理解还可以更宽泛些。所谓创新，既应包括研究广度和深度的开拓，也应包括研究方法的创新。首先，我们要注意自己研究范围里的新领域，注意别人注意得比较少的问题和方面。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用新材料研求新问题，如教煌卷子的发现和研究，就属于研究领域的拓展。然而学术研究中更常见的情况，是材料已有（也许这材料较少或不易得），由于某种原因，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关于唐五代的诗格，明李卓吾、金圣叹的小说评点等，都是近年才逐渐得到学者应有关注的问题。如果与关于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等课题的研究相比较，当然这些研究进行得还很不够，但既然已有学者开始在这些领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那就有希望在古代文学理论矿藏的地质图上，添上一些新的标记。这也属于研究领域的拓展。还有，就是要能够使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例如，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以丰富文学研究的方法。另外，新方法还往往是从某一个侧面，或从另外某一个角度，去迫近那个主题。比如，禅学与诗学的关系问题，近年已引起学术界广泛的注意。一些学者不断地从各种侧面或角度去考察这一问题：从哲学上考察禅宗对士人生活风习和审美情趣的影响；从禅宗梵我合一世界和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去把握士人艺术思维的特点和“意象批评法”的发展变化；从佛教典籍的结构、文体，去探讨诗歌理论形式所受的影响等等，都具有创新的意义，在方法论上有新的贡献。即使不是全新的领域或全新的方法，你在以前传统的领城或方法中，纠正了旧的结论，补充进了某些新的东西，这也是一种值得赞赏的成果。多数的学术研究，是在这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学术一向很发达，完全没有人搞过的东西是比较少的。所以，主要的是就前人已经做过的加以发展，作某些补充；对他的错误作某些纠正；或者把两种相邻的文学形式进行比较，如诗歌理论与绘画理论的比较，汉民族文学与兄弟民族文学的比较等。像这样的研究，也是一种新的东西。
巩：从先生对学术创新的阐释，可以看出，先生不但注重对新材料的利用和新领城的拓展与深入，而且更重视研究方法和视角的选择与变换。这比只强调某一方面，要更为全面和易为人所接受。
程：所以，我总是在考虑，文学研究，应该是文献学与文艺学最完美的结合。文学研究首先要有文献学作基础，有什么材料说什么话，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比如你现在正研究辛弃疾，想为这位大词人写一本像样子的评传。那就首先应该把有关辛弃疾的各种文献资料尽量收全，包括他词集流传的两个主要版本系统（四卷本和十二卷本）的情况，他的诗文存佚的情况，有关他的传记资料，以及他与同时代人交游酬唱的材料，考订其生平行事，为他的词和诗文编年并作注等。这些，都是非常艰苦和细致的工作。不过，在这些方面，邓广铭先生已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邓先生自三十年代起便广泛涉猎各种文献资料，撰成《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年谱》，后又辑成《稼轩诗文钞存》，至今仍未停止他的研究。近来修订新版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因发现《宋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稼轩历仕始末》一文，而又有新创获。毫无疑问，这位可敬的老辈给了你极大的帮助。你要研究辛弃疾，就应充分研读、利用这些材料，尽可能地弄清稼轩一生的行事，读懂弄通稼轩词的内涵，同时好好研究一下南宋初的政治形势，宋金关系，与辛氏同时代士人的状况等。在此基础之上，运用文艺学、美学等方面的知识，进一步探讨辛弃疾作为一位文学家，他的心灵是怎样发展的，他的这颗心灵同当时的政治局势有何关系，他的审美情趣何在，他的词的风格特征究竟如何，他在当时词坛起了什么作用，对后代词人有何启发等等。最后，通过研究，阐明辛弃疾在文学历史发展上所起的作用。总之，首先是应该充分占有材料，把握材料，不搞空无所倚、不关痛痒的泛论。我们不能设想，只读一两本作品选集，看一点文学史上征引的什么材料，就可以写出论述深刻、见解独特的文章来。当然，反过来，如果你搜集了许多材料，也注明了作品中所用典故，却不能真正理解作品，不能从材料中挖掘出其历史内核，参不透作品的艺术本质，捕捉不住作品中作家的心灵跃动，那你的研究仍难以进入较高的学术层次。所以，我们提倡文献学与文艺学的结合，完美的有机的结合。
巩：先生主张，文学研究应将文献学与文艺学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这种从文献学角度对作家行年的考订，对作品进行的搜集诠注，和在此基础上从文艺学角度所作的分析评述，其目的仍是为了正确地理解作品，深入探索作家心灵的奥秘，并最终确定和评价某位作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也就是说，无论是文献学、文艺学知识的运用，还是历史学，语言学等其它方法的选择，都始终未离开文学作品这个中心，都不能将文学研究局限于或纳入其它学科的范围。
程：研究的方法，是随着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变化的。文学研究的方法之区别于史学或哲学的研究方法，是因为彼此所研究的对象有异。文学研究，离不开文学作品，没有作品，便没有文学的历史，也没有文学的理论；不深入理解作品，文学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就只能停留在表层现象的描述和似是而非的议论上。因此，无论是研究文学，还是研究文学理论，都不能离开作品这个中心。就文学研究而言，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及其所习用的表达方式，已与现代有一定距离，存在着时代背景，文献真伪，语言习惯，社会风俗等方面的障碍，因而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无疑会广泛使用文献学、历史学以及其它学科方面的知识，以求得对作品的正确理解。然而归根结柢，这些知识和手段只能有助于文学研究，而决不能代替文学研究。例如，在文学史上，常有作品中所描绘的事物，与现实世界不能完全相合的情况，而研究者无论是反对还是赞赏，又往往会将二者混为一谈，这实际是误把史学方法拿来代替文学方法的缘故。屈原《离骚》云：“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宋人就有争议。或以为现实中菊花的花瓣是不会落的，或以为菊花确有“落英”。这种思维方式，一直到今天的《红楼梦》研究中，仍可看到。前些年某处曾发现过一个所谓曹雪芹用过的箱子，上面还有题诗，于是便有学者发表文章，进行争论。像这种属于“曹学”的研究和争论，究竟与《红楼梦》研究有多大关系呢？“曹学”研究得再好，恐怕也难以代替“红学”。
巩：文学研究应该以作品为中心，是因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即文学作品，本是作家在外界事物的感发下情感蓄积外化的产物，也就是刘勰所说的“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而某种文学理论的形成，则是源于对具体作品的抽象和总结。所以，文学批评和理论的研究，也理应从作品本身出发，“披文以入情”（《文心雕龙·知音》），从具体到抽象，从微观到宏观，进而归纳出某些可能成立的普遍规律来，而不是从已有的某些概念出发，将研究对象套入现成的模式，或者从概念到概念，进行纯理性的思维活动。是这样吗？
程：是的。我始终认为，所谓古代文学理论，应该包括“古代的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的理论”这两层含义。因而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就应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既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也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是今人所着重从事的工作，其研究对象是古代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后者则是古人所着重从事的，主要是研究作品，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来。当然，文学理论不仅仅是来源于对具体作品的总结，面对同样的文学作品，站在不同的思想政治背景上的理论家们，往往会见仁见智，拈出他们自以为是重要的某一方面的意义，而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排斥其另一方面的意义。我们强调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应以作品为中心，并不意味着从思想上、哲学上去把握文学理论批评是不重要的。但是，文学批评史上某种理论的提出，如“兴趣”、“神韵”等，常常是起源于对作家作品，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文学风尚的具体评价的。因而不研究、理解作品，就难以把握这些理论和批评，更无从体会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内部联系，无从觉察批评与批评之间相承或相对的情形。再者，我国的古代文学批评，一向具有短小精悍的特色，有时还会用省略过程，直抒结论的方式来表达。与这一特色相适应，在研究中，将这些恍惚依稀的话作出平正通达的解释，也是今天研究古代文论的任务之一。同时，现存的古代文论著作，如《诗品》、《沧浪诗话》等，即是古代的批评家从具体作品中总结出来的，而这一工作不可能已做完，我们今天也完全可以从大量的作品中，抽象出为众多古代作家所认识和运用，却未经理论家总结的新的理论范畴（如我在《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中，归纳出的“一与多”，这一对古代作家长期自觉地在创作中运用的美学范畴），从而在传统的理论研究资料之外，另开发出一块理论的宝藏。如果只是着眼于古人的理论著作，则不免总是局限于对已有理论的再认识，而不能在古人已有的理论之外，从古代作品中另有发现，也就无法为今天的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提供更多的营养和借鉴。所以，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与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二者虽然都是重要的，但比较而言，后者是更困难，也是更有意义的工作。随着古代文论研究工作的深入，我们希望这一方面的研究，能得到更多学者的注意。
巩：的确，根据现代的条件和要求，直接从作品中抽象出新的理论，并以有组织的现代语言表达出来，并不是一件易事。这不但需要有较高的理论思辨水平，更需要对作品有很强的感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据我所知，比较注重对具体文学作品的考察，并由此进而探讨某一时代作家审美情趣的变化，寻绎文学思想的发展大势，近些年来已颇有成绩。如罗宗强先生所著《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即为一例。
程：罗先生这本书，是近年来古代文论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收获，他比较重视这个为许多人所忽略的问题。你是否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如何正确划分和运用你自己所有的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问题。文学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研究，其最原始的和最基本的思维活动，应当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过去，我曾给你们谈过，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文艺作品，当你首先接触到它时，感到喜不喜欢总是第一位的，而认为好不好，以及探究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则是第二位的。由感动而理解，由理解而判断，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恐怕不能把感动这个环节取消掉。“为文造情”不但不适宜于创作，恐怕对于创作和理论研究也不完全适合。前些年，文学研究方法论（如“新三论”）的讨论，一度曾十分热闹，至今仍有学者只重理论和方法，从理论到理论，而把感性思维逼退到一个很狭小的角落。我们从不反对从自然科学或其它学科中，汲取和借鉴一些研究方法来研究文学，只要使用这种理论和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比旧的方法更深刻，更有说服力。但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所面对的，是人的感情。古代的文学家们，因接触外界事物而有感，然后发为文章，后人研究他的感发，反省其感发，成为理论。因此，如果你对心灵的火花，感情的悸动，缺少同情，缺乏爱赏，而只是非常理智地去判断和品评它，这虽不能说不对，但总隔了一层。对古人从作品中表现的心灵多所感发，同时自己有所感发的心灵也有能力表现出来，人我交会，自能贯通。现代的一些学者，如俞平伯先生，他所撰的《唐宋词选释》、《读词偶得》和《清真词释》，都讲得非常深刻，真能体会词心。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俞先生自己的词作得好。缪钺、叶嘉莹两位先生近年合著的《灵溪词说》，颇为学界所重，其所以如此，如缪先生在此书《后记》中所说，也是“由于多年创作实践的经验，深知其中甘苦，因而更能理解、探求古代作家在其作品中所蕴含的幽情微旨，而赏析其苦心孤诣的精湛艺术”。平日我常常提醒你们，从事文学批评，没有点创作经验是不行的。吟诗、作文，甚至绘画、写字，也都有好处。总之，研究作家作品也好，研究理论也好，都应当既善于运用你的感性思维，又善于理性思维；既能赏析作品，又能评判作品，纵然做不到将二者合二而一，也决不应该将二者对立起来。
巩：1994年《文学遗产》第四期，推出了一个题为“学术短评”的新栏目，并就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的学风等问题，发表了一组文章。从这些文章所涉及的问题看，恐怕主要还是属于古人早有论述的“文德”的范畴。
程：《文学遗产》编辑部组织的这一讨论，我非常赞同。这不仅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有益，对其它学科研究的开展，也不无好处。古人论学，贵乎有体有用，蓄德能文。孔子说“有德必有言”（《论语·宪问》），孟子尝论“知言”、“养气”（《孟子·公孙丑上》），韩愈倡言“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答李翊书》），都是要求合道德文章为一。无论何时何地，做人总是第一位的，为学则在其次，敦品然后励学。人的品性、修养不端正，不提高，终将累及其文章。现在，高校和其它一些单位和职称评定制度，主要看你发表了多少文章，于是许多学者便不得不随顺潮流去做文章，但那终究是做文，不是做人。当然，也有德与文不相一致的情况，这里且不谈它，但毫无疑问，一位真正的学者，他的人格、品德，也必定有为人敬仰和足以感召后人的力量。我们谈文德，还要注意一点，那就是章学诚所说的：“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与恕”，必“能为古人设身处地也”（《文史通义·文德》）。科学研究要讲究文德，讨论问题，分清是非，以理服人。《山海经·中山经》载，苦山有兽，“名日山膏，善詈”。做学问决不应有山膏式的文风。骂倒了别人，并不等于你自己的地位提高了。这样除了显出你自己的浅薄之外，是于事无济的，何况你自己也并不一定正确呢。做学问要非常宽容，谦虚大度。翁方纲详考苏轼诗施（元之）、顾（禧）、查（慎行）诸注，拾补阙遗，订析疑义，成《苏诗补注》。其自序说：“歙县曹吉士，从方纲订析苏诗疑义，日钞一二条，遂成此帙。而方纲之管见，亦窃附一二于师友绪余之末者，欲以益彰原注之美尔。”这就说明，有成就的人总是很谦虚的。谦虚的困难，不在于自己没有成就的时候，而往往在于有点成就的时候。古人说，一丸泥封函谷关。往往就是这一点点自高自大，使自己一辈子都成为精神上的侏儒，这是可悲的。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题为《关于学术研究的目的、方法及其它》，收录于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