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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 与程千帆先生对话

2017-01-11 陈平原 程门问学

编者按

本文为陈平原先生在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程千帆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


▲程千帆书赠陈平原对联

客厅里挂着程千帆先生书赠的“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常有不熟悉的访客误认为我是程先生的学生。很遗憾,不仅没能“程门立雪”,因专业上的差异,我连“私淑弟子”都算不上。对于程先生,我只是个热心读者,站在很远的地方,观赏与赞叹。程先生生前,我只拜访过一次;但先生去世后,我却与之展开了持久且深入的“对话”。

这么说并非自抬身价,而是我坚信学术史上的“薪火相传”,靠的不是高山仰止的“问学”,而是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对话”。记得临毕业时,王瑶先生这样开导我:“今天我们是师生,好像距离很大,可两百年后,谁还记得这些?都是20世纪中国学者,都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这个意思,我曾在北大中文系的开学典礼上说过(参见《同一个舞台》,《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8日),目的是打破国人以资历论学问的陋习,努力养成不卑不亢做学术的姿态。反过来,对于前辈学者来说,能够吸引众多后来者与之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那可是巨大的成功。依我浅见,去世二十年,无论作家还是学者,都是个重要的关卡。因最初的哀痛与追怀己经过去,公众的评断日趋客观公正,不再夹带感情色彩。而且,评价的标尺明显拉升,你已经进入历史了,就必须与无数先贤一起争夺后辈读者的目光,能否“永垂不朽”,某种程度取决于你有无介入当下话题的能力。

程先生2000年6月3日在南京逝世,一个月后,我在北京整理自家随笔,编成了《掬水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在此书的序言中,我谈及当初去南京拜谒程先生的经过:

“套用王国维的名言,学人如古诗词、也是‘有境界自成高格’。研究文学的人,多少总有点‘文人气’。当我品评当世学人时,除专业成就外,还有另一杆秤,那就是其为人是否‘有诗意’。当今之世,‘有诗意’、‘有境界’的学者越来越少,这也就是我愿意走访程先生的缘故。记得那天先生的情绪特佳,取出精心写就的条幅,边听我和作陪的及门弟子品评,边仔细题款并用章,一脸怡然自得,样子煞是可爱。”

这里所说的条幅,正是唐人于良史《春山夜月》诗句“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在《文汇读书周报》开专栏,以及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书,之所以都选用“掬水集”,都是为了纪念先生。


▲陈平原《掬水集》

同年十月,我去东京大学探望正在那里讲学的夏君,随行带着六通程先生的书札,观赏之余,深有所感,撰写了《古典学者的当代意识——追忆程千帆先生》(《东方文化》2001年1期)。老一辈先生讲究礼节,收到后辈寄赠的书籍,一般都会稍为翻阅,且在复信中表扬几句。那些近乎客套的好话是不能当真的,但其中透露出来的学术理念,则值得认真品味。我辨析程先生评说《千古文人侠客梦》和《北大精神及其他》那两通书札,称“先生的‘关注当代’,不只是古今贯通,还兼及了‘雅俗’与‘南北’”。通“雅俗”的说法,有程先生的直接表述,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争议;至于通“南北”,则更多的是我对程先生信札的引申发挥:

南北学风的差异,“古已有之”,而且,说不上“于今尤烈”。只是由于《新青年》与《学衡》的对立,隐含着东西、新旧、激进与保守等文化理念的冲突,很长时间里不被公正对待。一旦涉及此现代思想史上的南北之争,很容易由绵密的学理分辨,一跳而为明确的政治划线。半个多世纪的“扬北抑南”,以及近年开始出现的“扬南抑北”,都是基于南北学术水火不相容的想象。在承认“东南学术,另有渊源”的同时,我想提醒关注问题的另一面,即南北学术之间的沟通与融合。

我在文章中提及,王瑶先生与程千帆先生的治学路数不太相同而又能互相欣赏,可视为所谓的“南北学术”走向沟通与融合的象征。

从1996年到2009年,我在北大为中文系研究生讲了四轮专题课“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其中有一讲,因自知学力不足,始终不敢整理出来发表,那就是“抒情诗的世界”。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的“后记”中,我专门提及此事。这一讲,除了描述20世纪中国学者研究古典诗词的大趋势,更着重讨论了游国恩(1899-1978)、闻一多(1899-1946)、林庚 (1910-2006)、程千帆(1913-2000)四位学者的贡献。关于程先生,我主要从考据与诗情的张力这一特定角度,谈论其如何“披文以入情”。当初讲课的效果不错,可阅读诸多程门弟子怀念老师的文章,发现我确实没有资格谈论程先生的“诗学历程”。

不谈“诗学”,那就换一个角度,从“教学”的角度入手,尝试与程先生对话。2006年春季学期,我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开设“现代中国学术”专题课,其“开场白”日后整理成《“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初刊《云梦学刊》2007年1期,后收入增订本《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大学出版,2010)。此文主要讨论五个问题:第一,关于“学术文”;第二,何谓“Seminar”;第三,作为训练的“学术史”;第四,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第五,学术文章的经营。其中,谈及自己之所以“摒弃‘通史’或‘概论’,转而选择若干经典文本,引导学生阅读、思考,这一教学方式,除了老北大的经验外,还得益于程千帆先生的《文论要诠》”。推介过程先生的课程设计以及《文论要诠》(即《文论十笺》),追忆当初赴宁拜访,谈及我准备编“中国现代学术读本”,程先生大声叫好,还特地推荐了章太炎的《五朝学》,说这是大文章,好文章,一定要入选。

身为教师,我深知对于学生来说,课堂比教科书更重要。只是因文字寿于金石,声音却随风飘逝,因此,学术史家一般不太关注那些以讲学为主的好老师。有感于此,我撰写了长文《“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初刊《中国文学学报》创刊号(2010年12月),后收入《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此文第四节“教授们的‘诗意人生’”,着重讨论原中央大学及金陵大学的教授们如何讲授文学,多处引述了程先生文,除了作为史料,更表彰其兼及诗学与考据的批评方法与研究思路。结论是:“执着于‘诗意人生’的南京教授们,其专擅旧诗写作,对于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自有其优胜之处。”


▲陈平原先生在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程千帆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发言

今天南大隆重举行“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程千帆学术思想研讨会”,很多友人及弟子会有精彩发言,作为后学兼门外汉,我这回与先生对话的题目是“如何成为一个好老师”。在《古典学者的当代意识——追忆程千帆先生》中,我谈及:“王瑶先生在世时,曾多次提及‘程千帆很会带学生’,要我们关注南大这一迅速崛起的学术群体。”多年过去了,我也带过很多硕士生、博士生,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此时回想,方才逐渐领悟王先生为何特别看重会不会带学生。

单从结果看,程门多才俊,这固然令人歆羡。可这里有大的时代背景,有匡亚明校长的慧眼识英雄,有周勋初先生的鼎力相助,不全是程先生一个人的功劳。不过我还是要说,作为学者兼导师的程先生,其视野开阔与见解通达,起了决定性作用。前者保证其高瞻远瞩,能为学生指明方向;后者使其不局限于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允许学生纵横驰骋,自由探索。

其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问,当老师的,对于自己的学生,既不能过分漠视,也不能过多关爱,更不能过度役使。记得王瑶先生说过:已毕业的学生,我是不管的。他会关注你的脚步,关键时刻帮一把,但平日里不动声色,希望你自己往前闯。程先生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我注意到,他的学生多有出息,但并非一个个“小程千帆”。这是十分可喜的局面。学问有传人,这固然很好;但如果弟子只会依老师的样画葫芦,那也没出息。说到底,上一辈人的才情、学识与成功,是无法复制的。

记得王瑶先生去世的时候,我的师兄钱理群说了一句“大树已倒”。那时我阅历不够,体会不是很深。二十多年后,我也成了老教授,突然间发现,自己虽也能做点学问,却无法像王先生、程先生那样撑起一片天,为后辈学子遮风挡雨。念及此,深感惭愧。

2013年9月21日

于香港中文大学寓所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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