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统绪：从章太炎到程千帆

编者按

巩本栋先生《学术的统绪》一文，叙述中国现代学术演进甚详。今天是章太炎先生（1869-1936）148周年诞辰，特从中节选相关部分，以为纪念。为阅读方便起见，个别地方做了微小的改动。如需阅读全文，可在关注后回复“学术的统绪”。

▲章太炎先生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当代中国学术的研究也不例外，它是自清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学术的合乎逻辑的承继和发展。

清代学术的流变和特点，王国维先生曾概括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略）国初之学创于亭林，乾嘉之学创于东原、竹汀，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者仍当于二派中求之焉。”（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所谓“大”，是说清初之学本之经史，而多重经世致用，其代表人物为顾炎武等人；所谓“精”，指的是乾嘉时期特别兴盛的“经史小学专门之业”，代表人物为戴震、钱大昕等人；而所谓“新”，则是说晚清士人治今文经学、边疆史地学等，虽不免走偏锋，而志在经世，龚自珍、魏源等堪为代表。王国维先生生当晚清民初，对当日学界有亲身接触，故所论切实可据。

能继承乾嘉学术，本之经史，融合佛老，沟通古今，兼采中西，而自成理论体系的，是革命家、思想家而兼学问家的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早年是从俞樾，治古文经学已多所发明。然既然生逢衰世，“寻求政术，历览前史”，便不能不究心于经国之业。其后精研佛学，深造名相，东渡日本，接触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十九世纪后期哲学等，讨论讲说，学问愈加闳肆，先后撰《訄书》《俱分进化论》《齐物论释》《新方言》《文始》《国故论衡》等，或追溯字音字义的源流演变，归纳总结对转旁转的条例，或出入经史，纵论古今；或杂糅佛学、西学，融汇释氏与老庄，多创为新说。章太炎先生曾自谓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侯外庐先生评其“言文字学主发明而不拘守十四博士之陋，言经学主存古而非以之适今，尤反对定于一尊，言史学主明流变而反对大义微言之说，言中西百家之学主长短取舍，反对似是而非的附会，言方法论主名理，反对主观妄说，凡此皆理性论的本质，在当时是光辉的言论。”评价其学术特点和方法，极有见地。至于章太炎先生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我们则可以引王国维先生称道沈曾植的话来认识。王国维先生谓（沈曾植）：

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自珍）、魏（源）；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震）、钱（大昕）。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上述夫子自道和侯外庐、王国维等先生的评论，不但概括出章太炎先生一生的学术宗旨、成就、方法和特点，而且还可以认为是道出了章太炎先生以及康有为、梁启超、沈曾植、鲁迅、胡适等先生和王国维先生本人，承继清学而不为清学所囿，在晚清民初的社会转型时期，在由清学向近现代学术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及对后代学术发展的巨大意义。

鲁迅先生早年在东京即师从章太炎先生，于清儒之学原有亲炙。回国后尤其是二十年代，执教于南北各高校中文系，在学术研究上成就非凡。蔡元培先生曾评价鲁迅先生说：

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著手。 （蔡元培《鲁迅全集序》）

指出其校辑古籍、留意金石书画、创为小说史等，都是既用清儒家法而又不为清儒所囿的。所论准确而全面。陈平原先生后来撰为《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一文，进一步指出，鲁迅先生对清学的接受，主要是经由章太炎先生，而略承阮元、俞樾和孙诒让，并以自己的学术兴趣（如小说、文字、金石研究）为中心的。将现代学术发展的线索提示得更为清晰。此外还有刘师培先生的影响。

胡适也直接受到章太炎先生的影响。不单单是胡适的大力提倡整理国故，强调“拿证据来”的实证研究受章先生影响，其《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撰写等，也对章太炎先生的诸子学有所吸取；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及其精神，也与章太炎先生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态度和诠释有密切关系。（请参余英时先生《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及其所引钱穆先生《太炎论学述》）陈平原先生更以章太炎和胡适为例，提出了由“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的看法（陈平原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6页），因为章太炎先生与胡适在国学研究等许多领域的学术追求和思路，都有着内在的连续性。

章太炎先生门庭广大，其弟子以学术著称于海内外者亦重，黄季刚先生即为其典型代表之一，影响所及，至有“章、黄”弟子或“章黄学派”之称。

▲黄季刚先生

黄季刚先生的学问是既博且专的。他所批点的《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新唐书》，从句读到训释，都有许多发前人未发之处。在《文选》研究方面，章太炎先生称他和李详先生为现代最杰出的两位《文选》专家。他的《汉唐玄学论》，是较早研究汉唐思想学术的重要文献。他的《文心雕龙札记》，更是开创了一代古典文论研究的风气。他在南北各高校任教，所授课程和所撰讲义，除与上述有关者外，尚有“唐人经疏释诸经辞例辑述”、“《新唐书》列传评文”、“樊南四六评”、《咏怀诗补注》、《诗品讲疏》、《唐七言诗式》、《李义山诗偶评》等，可见其研究领域之广泛。而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黄季刚先生尤为成就空前。他提出的“古声十九纽”和“古韵二十八部”，被学术界公认为是自钱大昕、章太炎以来的重大突破。在文字学方面，他专攻许慎《说文解字》一书，兼及二徐，参之以甲骨金文，从文字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以“笔意”、“笔势”解字，从而使文字学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黄季刚先生非常重视训诂学，他以文字学、音韵学为羽翼，将形、音、义紧密结合，不但在训诂方法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训诂学著作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而且，他认为训诂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基石，“学问文章宜由章句训诂起”（《与陆宗达书》，据许嘉璐先生《黄侃先生的小学成就及治学精神》引）。这种承清儒而来的学术思想，无疑也是我们进一步了解和认识黄季刚先生学术成就和特点的管钥。比如，黄季刚先生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讨论问题，就多是从章句训诂入手的，其例不胜枚举。而书中《章句》一篇的札记，从释章句之名、辨汉师章句之体、论句读有系于音节与系于文义之异、到陈辨句简捷之术、论古书文句异例、论安章之总术及句中字数、句末用韵、通释词言等，尤为详尽。

中国学术的发展，往往也有某种地理上的因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大批著名的教授，如陈中凡、黄季刚、吴梅、胡小石、刘国钧、王伯沆、汪东、汪辟疆等先生，悉集于东南形胜之地南京，先后任教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等高等学府。胡小石先生有诗道当日盛况：

在昔南雍厕儒彦，英英愧市如云屯。陈侯（伯弢）通博踵伯厚，四明学派推承源。季刚说字千鬼哭，胜义欲固扬许樊。刌度玉琯定宫羽，霜厓声律真轩轩。就中胡三最横绝，哦诗睥睨飙霆犇。群于翁也服玄览，逍遥顿破风与幡。广敷文史张五馆，即谈空有穷祗洹。按剑时或笑毛、李，高咏颇亦寻谢、袁。

真可谓“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他们既能承清人治学之法，而又在不同的程度上融合了西学新知，并各以其天纵之才、渊博学养和独特的学术个性，在众多的学术领域中，研究开拓，卓然树立，为我国现代学术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当黄季刚、吴梅、陈中凡、胡小石等先生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以及后来的南京大学任教之时，从其受教的青年学子众多，而其中登堂入室，亲承音旨，并能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取得杰出成就、光大师门，有功于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的学者亦多，这里且举程千帆先生为例，略作论述。

▲程千帆先生

程千帆先生思想学术的背景和渊源，可以追溯到湖湘学派。湖湘学派始于南宋，至晚清不仅先后崛起一大批军政之绩显赫、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且更涌现了魏源、郭嵩焘、王闿运、杨度等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并养成通经致用、政学相贯和道德与治术相结合的湖湘学术精神。程先生一生虽以治中国古代文学为主，虽并不反对所谓为学术的学术，然又总是“特别强调研究古典文学的同志要重视现当代文学”，认为“关心现代当代文学，就是关心人民。因为它提出了有关人民命运的问题。如果文学创作不能回答人民生活当中的问题，那要文学干什么？而古代文学之所以值得我们今天这样尊重，除了它不可企及的艺术成就以外，正因为它们关心人民生活，提出或者回答了人民在生活当中提出的问题。”（程千帆《关于治学方法》）这种对学术关注现实的提倡，与湖湘学术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程先生的学术思想还曾直接受到王闿运的影响。其论诗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王氏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如王闿运论诗标举汉魏六朝诗歌，而程先生编《古诗今选》，所选诗歌也自汉魏始。又，程先生论诗每好引《湘绮楼说诗》、《湘绮楼日记》和《王志》等，也透露出个中消息。吴白匋先生《寄千帆》诗有曰：“湘绮高文一脉传，襟怀鸾翮欲翔烟。”当并非虚誉。

程先生又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尤其在诗歌的创作与研究上，更是自幼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程先生的叔祖父颂万先生于光绪间与曾广钧、易顺鼎齐名，称“湖南三诗人”；父亲穆庵先生则专攻宋诗，尤精后山。程先生幼禀庭训，少年即通声律，被十发老人称之为“诗笔清丽，自由天授”（程千帆《闲堂自述》），而在堂伯父君硕先生办的私塾中读书时，君硕先生强调知能并重，一方面让学生认真地通读《论》《孟》《诗经》《左传》《礼记》《文选》《资治通鉴》《日知录》等许多经典著作，另一方面又很重视诗文写作方面的训练，每天写日记，每周作文，记下自己的日常生活和读书心得。这种浓厚的诗学氛围和严格的读写训练，为程先生打下了很好的传统学术的根柢，也对他后来致力于诗学以及形成其独特的诗学思想，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除了家学渊源，程先生在金陵中学和金陵大学求学期间，还接受过系统的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的教育，像哲学、逻辑学、中外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律学等课程，他都曾认真地学习过；新诗和白话文的写作，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三十年代的南京的高等学府中，大师云集，程先生遂得以受业其门下，亲承音旨，转益多师。据程先生后来回忆，他曾经“从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杲（继宜）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瞿安（梅）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国垣）先生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学”；又“曾向林公铎（损）先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湘（易）两先生请教过诗词”（程千帆《闲堂自述》）。这些广泛而又深人的学习，不仅使程先生的朴学根柢愈益坚实，而且也使他对现代科学思想方法的认识不断加深，尤其是黄季刚先生讲《文选》与《文心雕龙》，强调必须将二者合观，才能得见当日文学创作与批评之实；胡小石先生讲文学史，非常注重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和会心，都对程先生学术思想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其他像虽不曾做过程先生的老师但先生后来始终以师礼事之的刘永济先生，论学也兼重理论和创作，对程先生有积极的影响。刘先生早年在长沙明德中学任教时，即与十发老人有过来往，程先生后来到武大任教，又是刘先生介绍的，所以，刘先生与程家也是世交了。直到程先生晚年，每言及刘先生，语极推祟，自谓“从刘先生二十多年，得他教益最深”，并撰《刘永济先生传略》，对刘先生的学术成就评价很高。刘先生的观点和看法，与程先生古今中西结合、考据与批评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创作相结合的学术思想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再像以诗人、散文家兼为学者的朱自清先生，也主张文学研究应当考据与批评相联系。四十年代初，程先生在四川时与朱自清先生曾有过交往，程先生当时所撰的一些文章，也曾呈朱自清先生指教，并得到朱先生的称赏和“不断地鼓励”（沈祖棻先生语，参《古典诗歌论丛后记》）。这些，对程先生坚定自己的学术路向，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深厚的家学渊源和特定的学术背景与师承关系等等，无疑是奠定程先生学术成就和影响其学术思想的重要因素，然仅此当然还不够。我们曾仔细地寻绎程先生一生走过的学术道路，深感程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始终具有一种不倦的追求，始终具有一种对理论和方法的敏锐和自觉，这种不断的追求和强烈的自觉意识与他的朴学根柢和对现代科学知识与方法的学习等因素结合起来，使他总是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在校雠学、中国古典诗学、文学史和史学等多种领域取得杰出的成就，而且明确提出了文献学和文艺学完美结合的学术思想和方法。

程先生的治学，是从校雠学入手的。早在1939年，他就出版过《目录学丛考》一书，后来，他与徐有富合作完成的《校雠广义》，对包括版本、校勘、目录和典藏等在内的校雠学，做了全面的描述。诗学研究一直是程先生学术研究的重点。他所撰《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和《闲堂文薮》诸书，在诗歌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别人没有提过的看法，尤为学者推重。他又有《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将历史材料同文学的考试制度结合起来，从一个侧面对唐代文学发展的背景和原因作了深入的探索。程先生在武汉大学时，因为教学的需要，曾撰写过一部断代文学史（《宋元文学史》）和一部《汉语文学通史》。晚年与吴新雷先生合作撰写的《两宋文学史》，即是在前书的基础上撰成的，其识见的精到和论述的深入细致，治宋代文学史者，迄今无以过之；而与程章灿合作完成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较之一般的文学史，则补充论述了八股文、对联、游戏文字等一些过去文学史上所未及的内容。其他像程先生做《文论十笺》，运用现代的文学理论，解读和建构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编《宋诗精选》，以选本的形式表达他自己读宋诗的心得，等等，也都深具特色。

程先生的学术思想方法，他晚年自己做过一个总结。他说：

拿搞文学的人来说，我们最注重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材料，称作文献学；另一个是对作品本身的艺术思考，叫做文艺学。真正好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将文献学与文艺学两方面相互结合、渗透、协调在一起所取得的。在材料上，要考证清楚，尽量使它没有问题，靠得住；在艺术分析上，要深入到作家的内心世界，将它发掘出来，成为一般读者可以感觉到的东西。这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当然很困难，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但一定要考虑到这些方面。（《贵在创新：关于学术论文写作的问答》）

这些看法，实际上凝聚了程先生一生的学术思考。正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对程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傅璇琮先生曾作过一个评价，他认为程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以及体现这些方法的著作，“将在我国的古典诗歌研究学术史上占有特定的位置，其意义及经验必将日益为学界所认识和汲取。程先生在三十年代曾受到南京几位国学大师的教益，‘厚德载物’，他的学问基础的深厚即来自源远流长的传统。而程先生在此后又逐步接受了科学的世界观，并且恰当地运用了中外关于研治人文科学的新理沦，这样他就在传统的治学路数上融汇人现代科学的成果，特别是他在七十年代后半期直至现在，他的传统与现代科学成果结合治学思路已较原来的考证与批评结合更富时代性，在学术层次上更有发展。这不但体现在程先生近十余年来问世的几部专著上，也表现在他与（周）勋初先生一起，陆续培养出已斐然有成的好几位博士、硕士研究生身上，因而形成南大古典文学研究那种沟通古今、融合中西，于严谨中创新的极有生气的学风。”（《江湖诗派研究序》）1998年，徐公持先生在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时，也认为，在老一代学者中，能够“以耄耋之年，仍奋发有为，撰述不止，再现学术雄风”的，当以钱钟书先生和程千帆先生最为代表（徐公持《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进程论略》）。如何认识和评价程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作用与地位，也许还可再讨论，但傅先生和徐先生的看法实不容忽略。程先生生当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而能顺应时代的潮流，以其独特的个性和品格，融合新旧，明确提出文艺学与文献学完美结合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创造性地完成了自身思想与学术的转换，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已经并将继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和作用，是无疑的。

>节选自巩本栋《学术的统绪》，原载《古典文献研究》第十辑

>关注后回复“学术的统绪”，可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