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答客问 | 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征稿启事

▲张伯伟先生

一、域外汉籍的定义是什么？它的研究范围有哪些？ 

所谓“汉籍”，就是以汉文（主要是古汉文）撰成的文献，而“域外”则指禹域（也就是中国）之外，所以“域外汉籍”指的是存在于中国之外的用汉文撰写的各类典籍。具体说来，可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文书写的典籍，这些人包括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琉球、马来半岛等地的文人，以及17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从主体来看，他们集中在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汉字文化圈内。第二，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比如大量现存的中国古籍的和刻本、朝鲜本、越南本等，以及许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第三，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包括残卷），比如大量的敦煌文献、《永乐大典》的一些残本以及其他各类典籍，本来完全属于中国，由于长期的战乱，在中国已无存。经过前辈和当代许多学人的努力，虽然不能说网罗无遗，但这些流失在外的古籍的基本面貌已经为学术界所认识。日本学者往往将上述第一类典籍称作“准汉籍”，第二类则为“和刻本汉籍”，第三类才叫“汉籍”。我觉得不妨统称为“域外汉籍”，而作为域外汉籍的主体，我的看法应是第一类文献，即域外人士用汉文撰写的各类典籍。 

从内容上来看，域外汉籍涵括了传统的四部之学，以韩国目前已经出版的汉籍为例，经部如《韩国经学资料集成》，史部如《韩国史书丛刊》，子部如《稗林》，集部如《历代韩国文集丛书》。若再作细分，经部有对五经四书的各种阐释；史部有正史（如《高丽史》）、编年史（如《高丽史节要》），有地理（如《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大东地志》）、典章制度（如《大典会通》、《增补文献备考》）、目录（如《海东文献总录》、《韩国册板目录》）、金石（如《韩国金石全文》），有各种族谱家谱等；子部有儒家（如《韩国儒学资料集成》）、小说家（如《韩国野谈史话集成》、《韩国文献说话全集》）、佛家（如《韩国佛教全书》、《韩国高僧集》）、书画（如《朝鲜画论集成》）；集部有总集（如《东文选》、《国朝诗删》）、别集（如《韩国文集丛刊》）、诗文评（如《韩国诗话丛编》）等。这些都仅是举例，但已不难看出，域外汉籍是一个怎样巨大的文献宝库。 

二、对域外汉籍的研究大致产生于什么时候？目前的研究状况又如何？ 

中国人过去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的观念，从《史记》开始，中国的正史也具有世界史的规模。因此，对域外汉籍的留意可谓由来尚矣。可以说，对域外汉籍的研究发轫于对这些汉籍的收集和刊印。以文集为例，新罗的崔致远在唐代为宾贡进士，他的《桂苑笔耕集》曾著录于《崇文总目》，在中国亦有不少传本。高丽时代的李齐贤，其《益斋集》被刻入《粤雅堂丛书》，其词被刻入《彊村丛书》。朝鲜时代的徐敬德，其《花潭集》入《四库全书》集部存目。朝鲜末期的金泽荣，其一生大部分著作都是在江苏南通翰墨林印书局出版。此外，如日本山井鼎、物观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入《四库全书》，越南黎澄之《南翁梦录》编入多种中国丛书，朝鲜许浚的《东医宝鉴》在中国也有翻刻本。至于中国流失在外的典籍，也曾大量回流，如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即从日本舶回，入《四库全书》。而评论之作，在唐代诗人与新罗诗人的交往诗中，已见端倪。到清代，王士禛有“果然东国解声诗”之赞，纪昀有“吟诗最忆海东人”之叹。元代以下的中国诗歌总集，也往往收录周边国家和地区诗人的作品。然而在国际上，真正对域外汉籍开始重视，则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如旅法学人陈庆浩先生提倡汉文化整体研究，在域外汉文小说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已有不少成绩；台湾联合报国学文献馆组织“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从1986年到1995年举行了10次。在日本和韩国，虽然其本国的历史典籍多为汉籍，即以文学研究而言，也具备自身的汉文学研究传统，但较大规模地影印汉文学古籍，纷纷成立汉文学研究会，也是最近20多年来的事。 

域外汉籍虽然是一个涵括传统四部之学的领域，但就目前取得的成绩看，主要在文史研究方面。首先是对于现存域外的汉籍总目的调查，这需要在对各国汉籍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最终整合出域外汉籍的联合书目。以韩国学者的工作为例，1981年出版的《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著录韩国本汉籍就达33 808种；2005年出版的全寅初教授主编的《韩国所藏中国古籍综合目录》，著录了现存韩国各图书馆的中国古籍；庆北大学的南权熙、黄渭周教授计划用数年时间，编纂韩国现存古书综合目录，此外，他们还调查了海外所存韩国古籍的状况，如沈㬂俊《日本访书志》（1988）、朴现圭《台湾公藏韩国古书籍联合书目》（1991）、千惠凤等《海外典籍文化财调查目录•日本宫内厅书陵部韩国本目录》（2001）以及尹忠南、金成焕等《哈佛燕京图书馆韩国贵重本解题》（2004）等。中国学者在这方面也已做出一些成绩，如李玉《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版古籍目录》（1995）、严绍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1996）、王宝平《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1997）、李仙竹《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代朝鲜文献解题》（1997）、黄建国等《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1998），王小盾与台湾刘春银、越南陈义合作，出版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2002），又台湾刘春银、林庆彰与越南陈义合作，出版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补遗》（2004）。 

就域外汉籍的研究现状而言，可以用“方兴未艾”四字来形容。在韩国各大学，有众多的汉文学研究会和研究期刊，如《韩国汉文学研究》、《东方汉文学》、《大东汉文学》等；在日本，二松学舍大学于2004年成立了“构筑世界性的日本汉学研究基地”（即21世纪COE计划），每年获得日本教育科技部1亿到5亿日元的经费支持，连续五年。该计划针对目前日本学术界对于日本汉籍、准汉籍、和刻汉籍这一庞大的资源尚未获得充分整合研究的现状而提出，目的是对日本汉字文献作总括性、综合性研究。在台湾，台湾大学依据“教育部”《推动研究型大学整合计划》，于2002年成立了“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以东亚文献、东亚教育、东亚儒学为主要研究方向。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下设若干研究方向，在“经学研究群”和“诗与诗学研究群”中，都有关于日本、韩国的经学与汉诗研究。台北大学中文系王国良教授为研究生开设了“东亚汉文文献研究”的课程。在中国大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成立的众多日本文化或韩国学研究所，也或多或少涉及汉籍研究。南京大学于2000年成立了“域外汉籍研究所”，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域外汉籍为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已出版专刊两种，并创办了专门学术期刊《域外汉籍研究集刊》（中华书局2005年版），计划今后每年出版一期。上海师范大学则成立了“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一些著名高校也在酝酿成立相关的研究机构。就研究成果而言，尽管水平参差不齐，但已经有了一些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文献整理和研究论著也出版了数十种。总之，域外汉籍研究在中国虽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显示出诱人的学术魅力和宽广的学术前景。 

三、域外汉籍研究这门学科的研究特点是什么？它的意义又表现为哪些方面？ 

以我的肤浅的理解和认识，我觉得域外汉籍研究的特点首先在于其综合性。域外汉籍的主体在东亚，包括朝鲜—韩国、越南、日本等，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汉籍是在中国典籍的影响下发生、发展起来，所以研究中首先遇到的就是汉籍的传播与交流问题。传播的途径、范围、数量、内容以及影响等，皆需一一考察，所以，它涉及东亚的交通史、贸易史、佛教史、印刷出版史以及赐书、献书的制度、方式等，学术背景、社会风气、政治导向等也会影响到对书籍的选购。这便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日本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优秀成绩的，如森克己、大庭脩、松浦章等先生，都注意到了综合研究。其次，域外汉籍本身也是涵括四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作者，可能有许多不同领域的汉籍著作。日僧空海虽然以《文镜秘府论》享誉中国学术界，但他首先是个佛教密宗的教徒，有许多佛学论著；赖山阳是江户时代著名的汉诗人，但他又有史学著作《日本外史》，在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古贺侗庵有著名的诗文评著作《非诗话》，但他更有许多关于经史及《四书》学的著作。而像朝鲜时代的李睟光、李德懋、李圭景、成海应、丁若镛等，皆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若想对之作深入研究，必须注意到综合性。我们固然可以就其中的某些问题作局部的考察，但如果要形成真正的学术突破，则应当具备整体眼光和综合手段。日本二松学舍大学的COE计划，其合作研究的对象是与日本语、日本文学以及中国学、东洋学相关的组织，就显示了综合性的特点。 

至于说到域外汉籍研究的意义，我以为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将历史上所有的汉字文献当作了一个整体来考察。孟子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学者的胸怀亦如是。当我们观察问题的视野超越了一乡一国，而扩大到天下整体的时候，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就会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其次，域外汉籍是一个丰富庞大的学术资源，它会为我们提出许多新鲜的学术话题，形成新鲜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理念，从而引导出一门新学问或新学科的产生。第三，域外汉籍的大量存在，明确昭示了一个既往的事实，即汉文化圈的作用和影响。文化可以超越人种、语言、民族的不同，可以超越政治、经济、信仰的差异。汉文化在历史上发挥了伟大的作用，它已经成为东亚各国人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因素。而透过域外汉籍的研究，使汉文化在21世纪发挥更大的作用，正是今日学者的使命之一。 

四、应该如何研究域外汉籍？ 

对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能力回答的。不过，我可以就自己的经历谈一些浅见。首先，任何学问的研究方法都与研究对象及研究目的相关。我过去20多年中，主要研究中国古典诗学，具体的课题是古典诗学的批评方法。由于将这个课题置于文学思想史的范围之内来考察，就逼迫自己阅读了一些儒释道方面的原始著作，对于某一现象的起源和在历史上的转折特别留意，同时在研究工作中，也有意识地逼迫自己处理不同类型的学术课题，如文献整理、专书研究、专题研究、比较研究，最终达到综合研究，所以采用的是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综合研究法。从过去的研究来看，这一方法的使用获得了较好的成果。因此，当我的兴趣转移到域外汉籍的时候，我还是使用这一方法。这并不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学术习惯，而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逼迫我必须使用这样的方法。在域外汉籍研究领域中，我目前处理过的有文献整理、文学比较、书籍流传，以及教育、史学和思想史方面的一些课题，如果说这些成果还有些可取之处的话，我觉得这得益于综合研究的方法。 

其次，域外汉籍与中国典籍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树为喻，中国典籍如同主干，域外汉籍如同枝条，离开了主干，枝条将不复存在；而无视枝条，主干将显得单调。只有将两者结合，才能显示出大树的根深干壮、枝叶葱茏。而条干之间以及不同枝条之间的交缠映衬，用石曼卿的诗来说，便是“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宋儒把这两句诗看成是对孟子所说“浩然之气”的形容，我觉得也不妨视为对域外汉籍研究前景的象征。 

▲《朝鲜时代书目丛刊》

五、您为何要编纂《朝鲜时代书目丛刊》？其价值何在？ 

朝鲜时代汉籍极为丰富，中国人一开始接触，就有参考其目录或自己编纂目录的愿望。清代撰《海东金石考》的刘喜海，在道光年间给朝鲜文人金命喜（或当为金正喜，号秋史，李朝金石学的开拓者）的信中说：“贵邦代有学者，著述甚丰， 42 36172 42 15289 0 0 2868 0 0:00:12 0:00:05 0:00:07 2980不知旧有书目之辑否？如无，敢求足下将东国著述各书，自唐迄今编一书目。”并且提出“宁详勿略，即古有其书，而今则亡佚，务亦列入，以传其名”的编纂方针。正是在金命喜提供资料的基础上，刘喜海编纂了《朝鲜书目》。可以说，中国人对于朝鲜书目的兴趣，也是由来尚矣。 

目录学是治学的门径，研究工作当从目录学入门，这是先师程千帆教授给我的教诲，我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所得到的种种益处，也不断印证了先师的教导。因此，我希望给中国正在起步中的域外汉籍研究界提供适用的书目，以作治学的导航。不过这一工作在日本方面已有长泽规矩也编的《日本书目大成》，有斯道文库编的《江户时代书林出版书籍目录集成》，现存书目则有岩波书店出版的《国书总目录》和《古典籍总合目录》，以及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自2000年开始编纂的《全国汉籍资料库》等。越南方面旧书目数量有限，现存书目有法国远东学院与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的《越南汉喃遗产目录》，友人王小盾教授已与台湾、越南学者合作，将该书译作汉语，并以四部分类法重新编排校订出版。而朝鲜时代以来的目录著作很多，却从未得到系统的出版，即便在韩国也是如此。所以，我就自不量力地承担了这项工作，从寓目的约80种目录中选出26种，并根据自己对朝鲜目录学的认识和理解，将它们划分为王室书目、地方书目、史志书目和私家书目四类，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朝鲜目录学体系。对每一种书目都作了解题，并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包括韩、日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入选书目的时代、作者以及特色略作陈述，遇到与以往韩、日学者不同的看法，则平心静气加以衡量。确认自己有理有据，则加以更正。例如《镂板考》一书与作者另外一部《林园十六志》中的《京外镂板》，成书年代孰先孰后，韩国的目录学专家尹炳泰、郑亨愚先生认为，《京外镂板》是《镂板考》的初稿，而我认为《京外镂板》抄自《镂板考》。书出版后，我又读到洪翰周《智水拈笔》一书，洪氏与《镂板考》作者徐有榘有交往，其书明确记载徐“晚年编成《林园十六志》”，而《镂板考》成书于作者32岁时，这也证明了我的判断不误。又如《内阁访书录》的性质，究竟是导购书目还是藏书目录，日本学者末松保和先主张是藏书目录，后改弦易辙，又主张是导购书目。我根据此书的内容，还是判定为藏书目录。再三推敲的目的，无非是担心由于自己的不慎而误导读者，从而影响其研究基础。 

这是一部迄今为止收书种类最多的朝鲜书目丛刊，读者可以根据这些书目提供的信息，了解到中朝书籍交流的历史，了解到朝鲜时代知识人的知识结构，了解到朝鲜目录学的特色，了解到东亚汉籍的一个重要方面，并进而“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进入域外汉籍的堂奥。对于有志于韩国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宗教学、目录学以及中韩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的学者而言，本丛刊提供了一个切实可依的基础，实为案头必备之书。 

六、您为何要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其特点有哪些？ 

编辑《域外汉籍研究集刊》是很早就有的一个想法。在1998年我向南京大学申请成立“域外汉籍研究所”的时候，就计划要编辑一个专门的学术期刊，但最终落实还是在2004年初，中华书局的顾青、俞国林等先生来南京洽谈域外汉籍文献的整理与出版，确定同时出版一种专门的学术年刊。同年11月交稿，2005年5月出版了第一辑。 

▲《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已出版13辑

尽管在我和蒋寅共同主编的《中国诗学》中，从第一辑（1991）到第十辑（2005），也刊登了约30篇有关域外汉诗学的文献和论文，但毕竟在题旨和篇幅上受到种种限制，所以有必要创办一个专门的刊物，集中交流中外学者在汉籍研究方面的心得，并藉此推动域外汉籍研究在中国的展开。这就是编辑《集刊》的最初动因，希望为中外学者提供一个互相切磋观摩的平台，并达到“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目的。 

编《集刊》还有另外一个想法，那就是以往的学者从事域外汉籍的研究，其成果不免良莠不齐。由于文献不足，有些论著或浅尝辄止，或人云亦云。由于文献稀见，也可能出现以猎异搜奇为目的的研究，或者以独占资料自炫。加上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许多令人不解的怪现象，或抄袭重复，或信口开河，无视文献基础，浮夸躁进。所以，我想通过《集刊》的编辑，努力倡导并实践一种较为优良的学风。我在《发刊词》中写道：“《集刊》拥有这样的宗旨：它推崇严谨朴实，力黜虚诞浮华；向往学思并进，鄙弃事理相绝；主张多方取径，避免固执褊狭。总之，它重视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研究。……在域外汉籍研究领域中，固然会有许多新材料的发现，但《集刊》更重在发明，期待从各个方面阐发汉文化的意义。”第一辑出版后，学术界有过一些赞美之辞，最多的就是认为其中的一些文章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用。我非常欣赏也非常看重这句朴实的赞美，并且希望以此自励，把《集刊》越办越好。 

七、能否谈谈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的建立及其研究计划？ 

对域外汉籍的研究最初只是我的个人兴趣。我在1985年2月接触到朝鲜的汉文诗话，这是我与域外汉籍的最初因缘。1992年7月，我去日本京都大学访问，在京都、东京和名古屋等地收集了一些日本和朝鲜的汉籍，当时便有一个预感，即域外汉籍研究到下世纪中叶将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于是归国后在自己主编的《中国诗学》第三辑上，开辟了“域外汉诗学研究笔谈”的专栏，并在以后的各期中刊登了不少有关日本、朝鲜、越南汉诗学的文献资料及研究论文。1996年5月去韩国，在大田和汉城购置了一些韩国的古籍。以后又多次去了韩国、日本、新加坡，并筹划了1998年8月与王小盾、张寅彭教授一起的越南之行，访问位于河内的汉喃研究院。在把历史上的汉文化圈差不多走了一遍以后，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遂于1998年11月向南京大学提出建立“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的报告，但直到2000年2月始获批准。 

2000年12月，我在衣川贤次教授的陪同下参观了日本花园大学国际禅文化研究所，那里有很好的藏书，据说是以柳田圣山教授的个人藏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那时候，我心里就产生了一个愿望，要以我的个人藏书为基础建立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资料库，这个愿望现在已经初步实现，如今来参观域外汉籍研究所的中外学人，无不赞叹其藏书和资料的丰富。当然，这期间也得到了许多中外友人有力而无私的帮助。我不会忘记，每一份资料都凝聚着的大量的辛勤劳动，每一种书的背后都隐藏着的相关故事。 

域外汉籍研究在中国是一片刚开始耕耘的土地，其基础还相当薄弱，遇到的困难会很多。不要说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问题，就是研究的课题是什么内容，在开始也有很多人不了解或不理解，因而也就较难获得各种必要的支持。所以我总说在中国从事域外汉籍研究的工作，要发扬王铁人的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大量从事基础工程的建设，也就是基本文献的整理。但整理后的文献必须得到出版，这一工作才能显出效用。从1998年开始，我不断与各家出版社联系，希望他们考虑将域外汉籍作为一个出版选题，但直到2003年底，徐俊先生、顾青先生等“中华”旧人重返“书局”，对我的工作予以极大的支持。许多选题得到一揽子解决，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推出了《朝鲜时代书目丛刊》以及《域外汉籍研究集刊》。这是中国学术界的幸运，也是世界范围内域外汉籍研究事业的幸运。 

▲域外汉籍研究丛书

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下一步的工作，就文献整理和出版方面而言，主要有以下一些：第一，“域外中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包括日本的《四河入海》（对苏轼诗集的注释）、《帐中香》（对黄庭坚诗集的注释）、注释《石门文字禅》、注释《世说新语》、注释《游仙窟》等，朝鲜时代的《十抄诗》注释、《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注释《朱子语类》等。第二，《日本诗文评汇编》（汉文卷），主要收罗日本历代用汉字撰写的诗话和文话。以诗话而言，日本大正年代出版的《日本诗话丛书》收集的汉文诗话约32种，而我目前所收集者约90种，大大超过了以往的规模。第三，域外人士的中国见闻录，如韩国高丽时代到朝鲜末期的《朝天录》和《燕行录》，在韩国已出版《燕行录全集》100册以及《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等；日本有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策彦的《入明记》等，以及《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等；在越南则有各种“北行”的记录。第四，编纂《汉文学年表》，将中国、朝鲜—韩国、越南、日本、琉球的汉文学集中在一起，用表格的形式表现出来，以便参照。第五，东亚知识人交往资料汇编，包括笔谈、尺牍及唱和。此外，有关韩国、日本的辞赋、儒学等资料的整理，也在计划之中。 

八、您认为中国学者在域外汉籍研究领域中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其前景又如何？ 

我始终认为，中国学者应该成为域外汉籍研究队伍中的一股强大的力量。首先就研究对象而言，这些文献都是以汉语文言文撰写的。过去有些日本和韩国的学者，直接把这些文献看作是中国典籍在本国的延伸。例如日本已故汉学家神田喜一郎的两巨册《日本填词史话》的正标题就是《在日本的中国文学》（《日本におけゐ中国文学》），并且在序言中称：“我所感兴趣的不是日本汉文学，而是在日本的中国文学，易言之，即作为中国文学的一条支流的日本汉文学。”一些《韩国文学史》或《日本文学史》中，甚至没有本国汉文学的章节。这种看法到今天当然已经过时，但域外汉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却依然是一个不变的事实。中国学者如果具备较好的传统学问的修养，再从事域外汉籍的研究，往往能够较为敏锐地发现其中的异同。其次，许多日本或韩国的学者已经认识到，汉字文献是本国学术文化之根干，但传统素养的衰落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人才的匮乏是相当严重的问题。2004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第四次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上，日本二松学舍大学町泉寿郎先生介绍该校“构筑世界性的日本汉学研究基地”时说：“汉字汉文文献是日本学术文化的根干，是研究日本文化的基础。可是，综观近年汉文的处境，已经被认定为日本文学研究的对象。而且，随着现代中国语的普及，造成了对汉文的阅读和理解水平的衰退。”传统素养的衰退在中国也同样如此，但毕竟还有相当的基础。因此，中国学者加入其中，应以推动域外汉籍研究的进步、提升域外汉籍研究的水准自期，这是中国学者对该领域应有的贡献。 

作为身在汉文化发祥地的中国学者，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投身于域外汉籍研究也是一种文化上的使命与责任。汉文化圈中的文明，同属一个东亚文明，人们内心的感受方式、道德观念、知识结构等，往往是根据某种基本原则（如儒家思想）而展开。在这种“大同”的前提下，我们的研究似乎更应注重“小异”，那些细微的差别可能是最见特色的。同时，我们又要求得大通，使得汉文化在今日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全球化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不同文明之间如何消除对抗，平等对话，在此背景下对域外汉籍作整体研究，除了满足学问本身的兴趣之外，对于人类文明如何更加友善地相处，最终实现保持多元文明的世界，必然会带来更多有益的启示。不久前，我收到韩国釜山大学校汉文学科名誉教授、韩国汉字汉文教育学会会长李炳赫先生的来信，他在读到《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一辑后说：“东亚各国，自太古以汉字展开自己的文化，曾宜以巨视之眼目，研究东亚文化之交流。幸连续刊行，益阐东亚文化之意义，以助东亚共同繁荣如何？”这番话，也许表达了东亚各国知识分子的一份共同的心愿吧。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更多内容参阅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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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征稿启事

文 | 无待有为斋

《域外汉籍研究集刊》是国内外唯一一种域外汉籍研究领域的专门性学术刊物，2005年由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教授创办，并由中华书局出版。从2015年起，由年刊改为半年刊，至今已出版13辑。另外，张伯伟教授决定于2017年与Brill出版社合作，推出英文版Sinographic Texts and Cultures in East Asia。

本刊的宗旨是：推崇严谨朴实，力黜虚诞浮华；向往学思并进，鄙弃事理相绝；主张多方取径，避免固执偏狭。总之，重视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研究，于多种风格兼收并蓄，而不拘泥采用何种方法、得出何种结论。在域外汉籍研究领域中，固然会有许多新材料的发现，但《集刊》更重在发明，期待从各个方面阐发汉文化的意义。“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集刊》追求的目标。域外汉籍研究是一片刚开始耕耘的广袤土地，它的肥沃、它的深厚正呼唤着一切有志于开垦的学人将自己的智慧与热情投入其中。《集刊》愿与这样的学人共同成长。本刊一贯以论文本身的学术价值为刊用标准，注意培养青年学者与研究生，在国内外学术界拥有良好的声誉，受到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本刊出版至今，共刊登学术论文、书评、研究综述及文献汇编共280余篇，除了中国大陆知名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之外，《集刊》刊发的论文还有相当部分出自境外知名高校及研究机构学者之手，如：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中央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大阪大学、九州大学、广岛大学、应庆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韩国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越南社会科学院下属汉喃研究所、美国莱斯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等。

本刊常设栏目有：日本汉籍研究、朝鲜-韩国汉籍研究、越南汉籍研究、汉籍交流研究、书评、文献汇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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