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老爹考研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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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老爹考研记（一）

Original 2017-03-19 秦晖秦川雁塔

——公平竞争之门打开了

【写在前面的话】

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中断了十年的高考与研究生考试陆续恢复招生，对一个国家来说，这是从失序回到正轨，从反智回归理性的开端，而对于那些曾经被强行改变命运轨迹的知识青年来说，这场考试，是一个浴火重生的机会。

高考之后又考研

1977年的高考与1978年的研究生考试作为“黄埔一期”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

如所周知，1977年高考因为文革后“思想解放”的过程几经讨论，10月才定下规则，12月才考试，所谓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在1978年1-2月才进校的。但是几乎在高考规则确定的同时，1977年10月高层就已决定恢复研究生招生，最初只是想让中国科学院招，但很快更加“解放”的设想出来，到1978年1月10日教育部就决定把研究生招生扩大到经批准的一大批高校，报考资格更扩大到没有读过大学的“同等学力”者。

1977年，邓小平主持的工作会议做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

报考资格放得如此之宽，录取名额却非常少，研究生与本科生录取名额之比只有如今的几十分之一，从而在严格录取的前提下为“自学成才”者打开了一扇参与公平竞争之门。

决定做出后，招生安排落实很快，2月完成报名，3月发放准考证，5月15日全国统一考试。而这时77级大学生进校才3个月，离1977年高考也只有5个月。所以，当时有些人是连续参加了这两场考试的。我者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1977年12月参加了文革后首届高考，结果不甚理想。虽然据说在我们那个小县算是文科总分第二名，但是各科成绩却是数学最高，语文不怎么样，这对文科考生很不利。加上我的志愿填得太高，体检更是“硬伤”。眼疾是我在农村待了9年多，多次招工招生招干均被打回的重要原因，这次考研也几乎因此折戟，由于导师力保才得过关，我曾在回忆赵俪生先生的文章中叙述过此一殊恩。

到了1978年2月间有过一次补录，后来知道是一些地方旧习未除，“政审”卡掉了不少人才，邓小平得知后认为不对，遂决定在高分未录生中再选遗珠，这也是那届高考的又一特殊之处。我虽非因政审被卡，但也获得补录。不过这次补录的学校都属低档，而且多在考生志愿外，属于多给一次机会，不去也不勉强。我因为当时已经报考了研究生，补录学校又很不理想，权衡再三就放弃了这次补录。

“同等学力”者

报考资格放得很宽，录取名额却非常少，在严格录取的前提下为“自学成才”者打开了一扇参与公平竞争之门

我当时是上山下乡插队九年多的“知青”，广西田林县潞城公社营盘大队平宜生产队挣工分的“社员”。15岁下乡时是年龄最小的知青，9年多来辞旧迎新，此时已经是我们公社南宁知青中仅剩的一个，在大批后来的本县知青中俨然成为元老，有人按当时习语送雅号曰“苦大仇深的老贫农”。

我号称初中毕业，实际上1966-1969年的“初中”期间“一进校就停课，离校前（文革内战）刚停火”，在学校里我们那一派组织中，由于此后再无人入校，我们也没上过课，于是一直被别人叫做“新生”，枪炮声一停，我们忽然就成了“毕业生”了。尽管在九年多的“早稻田大学”中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在当地算小有名气，但刚参加的高考就没成正果，却放弃补录又去考研究生，在有的人看来未免太“冒进”。

那年考研的主要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少部分是当时在读的“黄埔一期”大学生和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少量没读过任何大学的“同等学力”者基本上也都是城里的干部、教师等“得风气之先”的群体，而且大多起码还是读过中学的。而我基本上只是文革前读过六年小学，在当年的考研者中着实罕见。

当时我县23个考研者中没读过大学的就我一人（考上了的也只我一人），我们系那届录取的11个研究生中，8个是老大学生，两个是工农兵学员，“同等学力者”也只有我一个。全校录取的“同等学力者”倒是还有若干，但本人身为农民的，至少我还不知道有第二个。

我虽然比较自信，但也不至于狂妄，当时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我自认论“表现”在当地干部群众中还是有口碑的，论文化也不怕考试，但过去无论改革前重政治的“推荐”，还是重分数的前不久首次高考，我都被打了回来，主要是体检过不去。有人说只看体检表，给人的印象你就是个半瞎，应该走残疾人就业这条路。

因为眼疾，我招工招生招干均被打回，在农村一呆就是九年

我当然不服气，可是寻思要突破体检关，恐怕得有得力的“伯乐”力荐。但是普通高考，考生几百万，统一命题，集体改卷，除非是“状元”，不可能引起注意。这时候看到研究生招生消息，我就有了想法。那时培养研究生是一个导师带几个弟子，犹如师徒相传，师傅选徒弟应该是比较有可能体现个性化的。

赵先生的知遇之恩

于是乘在文化局搞乡土文艺的机会，我在县里查了全国招生导师目录，觉得有两位先生可能给我机会，一位是华东师大研究国际关系史问题的某学者。我给他寄了篇“习作”，是1973年石油危机和美元危机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我写的一篇笔记“金元帝国的崩溃”。此文根据当时流行的左派观点，把美国无力维持美元兑金承诺导致的国际货币动荡说成是美元、甚至“美帝国主义”快要完蛋了。今天看来这是一篇毫无可取的“愤青”作品。

不过有趣的是，现在左派的说法已经完全相反，他们如今认为美国发行不能兑金的货币体现了“美元霸权”的膨胀。2008年金融危机时，我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到这件往事，因为当年这篇笔记并不仅仅是我的想法，当时全球的反美舆论和我国的意识形态都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幸灾乐祸，没人说这不是对美国的打击、反倒是美国对世界施展霸权。

事实上，说美元不能兑换黄金就意味着美国行将崩溃，当然不对，但是美国维持不住由它自己倡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无疑显示它在从战后霸权顶峰走下坡路，至少不能说它比以前更强大吧？如果说美元不能兑金就意味着美国“不受制约”，岂不等于说此前更强大的美国在自己找“制约”？此后不那么强大了它反倒“不受制约”了？所以，不是说美国没有霸权或不追求霸权，但用美国霸权或美国阴谋来解释危机，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这当然是现在的看法了。话说回来，当时寄出这篇文章后没有得到回信，但华东师大还是寄来了准考证。不过那年考研的时间是全国统一的，一人不能分考两头，所以我只能放弃。现在想来，没有导师的力荐帮助我克服体检障碍，加上国际关系史需要的外文优势我并不具备，考上的希望几乎是没有的。

另一位就是我后来的恩师、兰州大学的赵俪生先生，他在1950年代被打成“右派”发配西北之前活跃于史坛，所著（包括与师母高昭一先生合著）的几本书我们家里都有。

家父1949年前在大学就是读历史系，以后也一直有这方面的兴趣，家里这方面的书不少，赵先生当年在山东大学与几位同仁创办的《文史哲》杂志，从开始征订到文革一度停刊我们家也一期不缺。这些我原来都读过，在导师目录中看到这一熟悉名字后又让家里把这些书和文章都寄来细读，对先生的研究有了较多了解。

赵俪生先生与他的弟子们，左二为作者

先生这些著述多数是关于农民战争史和史学理论的。在“反右”中蒙难后，先生的精力转向土地制度史研究，但是却被剥夺了发表著述的权利，他这方面的成果大都是在改革时代发表的，我当时不可能知道。不过土地制度史本身是文革前中国史学的“五朵金花”（五个讨论集中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对相关讨论也有了解，加上在农村九年也有些直感吧。因此就给先生致信请教，除表达投师之意外，还寄去一些我关于农民战争和土地制度史相关问题妄加议论的“习作”——现在看来只能叫读书笔记。

寄出这些当然意在投石问路，希望得到先生的回信。但先生回信的热情和嘉许还是出乎我的期望。他不仅对我这个素不相识又毫无资历的自学者大加奖掖，鼓励我认真备考，还给我寄来一包参考书。我后来又告诉他我可能遇到体检问题。先生说：只要你初试复试都表现突出，体检问题我会尽力争取解决。后来他果然这样做了。说实话我真是非常感动。“我本非良骥，愧对伯乐期；驽马自加鞭，不负恩师意。”我放弃补录而一心考研，也就不算是狂妄了。

在“早稻田大学”学外语

我们现在知道1977、1978年高考的一个结果就是致命地打击了当时已是很不得人心的知青上山下乡政策。尤其是“插队”知青，本来纪律约束就没有“兵团知青”那样严，平时就有部分人滞留城里而“不在队”。1977年宣布恢复高考、而且实行按分数录取后，大量知青都纷纷回城复习备考，连一些样板知青点都几乎走空了。一些地方为了稳住这些样板，曾经私下许诺会给表现好的模范安排上大学的“捷径”，结果却鲜能兑现。

更有甚者，从1978年开始，很多地方招工也开始用考试的办法选择文化水平相对高的新工人，使得“文化低无出路”的危机感在知青中更加蔓延。于是这一年不但回城备考之风更盛，就是本来没打算考大学的人，包括不少模范知青，也看出留在村里已无前途，纷纷另谋回城之路。因此尽管当时知青政策宣示尚未明显变化，但是知青运动显然已气数将尽了。

而我无论1977年高考还是1978年考研都是在村里备考的。当时20多人的知青点经常就只有我还在“坚持”，这曾使当地一些干部大为赞许。我们平宜知青小组是县知青办的“点”，虽然不像邻近的央务知青小组作为自治区知青办树的典型那样大名鼎鼎，但通常还是受好评的。而到了这时，连央务典型都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我却还能在村里待得住，令他们刮目相看，认为我平时尽管“表现不错”但并不大红大紫，而到了这时却只有我“经得住考验”。

但其实我留在村里，只是因为我父母那些年里也被放逐到一个穷乡僻壤的山区县，那里的条件并不比田林好。而在南宁我已“无家可归”，不留在村里我能上哪里去呢？

77年考试前后我还是间歇出工的，考完的第二天还上了龙车水库工地。但是进入1978年后就不然了。春节时我曾回父母所在的凤山县过年，在家里找了一些书，并向凤山中学的英语老师请教了一些问题。但是那时我尚未报名考研。而返回田林报名已在年后，刚刚探过家也不好再走了。不过，我留在村里并不是要与那些模范一比高下，经受什么“考验”，其实从2月间报名到5月间考试我都很少出工了，基本上也是在备考。

回想起来，那时我花在专业上的时间还不算最多。当时除体检外，外语是另一个障碍。记得1977年高考时，除外语专业外一般考生的外语成绩是仅供参考，不计入总分的。但研究生考试外语就是个硬杠。当时文革刚过，国人的外语水平普遍低，“黄埔一期”也不例外。尤其是中文、中医、中国史这类带有“国学”色彩的专业，导师大都主张重专业，而不过分要求外语。但总分数仍是一道坎。

我的外语学习其实不足法。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这样我还真的很难过外语关

而赵先生当年是清华外文系出身，他还是重视外语的。我当时只读过先生的著述，对他的早年一无所知，但我自知与一般考研者不同，由于有体检的障碍和资历的缺失，我必须在其他方面样样都让人无话可说，先生才好为我争取。

我虽然在农村自学过英语，但此前并没有重视。临考需要提高。而在农村别的都可以看书自学，唯有外语，在当时全无视听工具的情况下又没有老师，起码听、说都是没法自学的。我于是完全不管听、说，连教科书都不怎么看，只死啃几本不同的语法书，力求掌握语法，而在语法书的例句范文中熟悉词汇的同时，还直接阅读大学外语专业高年级教材中的长篇课文以增加词汇量。

由于完全不管发音，我读单词都是按汉语拼音来读的，比如home就被我读成“霍么”。我的记忆力还可以，很快积累了一定的词汇量，掌握语法后就形成了一定的阅读能力。考研时是兰州大学外语系出题，我考了48分，在中国史考研者中名列第二。但是这样学的英语是既不能听也不能说的“聋哑英语”，以至于后来进校后听研究生外语课都困难。

当时学校认为研究生水平应该比本科生高，所以研外的老师常常就直接用英语讲课。当然我可以去听用汉语讲授的本科外语，但我觉得那太花时间，而且也浪费我的阅读能力。于是我索性就“路径依赖”了，沿袭故技，自己就着词典和语法书看外文原著，阅读中理解不了的疑点记下来。上外语课时老师讲的我似懂非懂，下课时就拿原著追着老师请教与课堂内容不相干的一大堆问题。

这样很短时间内我居然先在分班考试中由初级班升入高级班，接着在全校研究生一外（英语）、二外（日语）的第一次“过关”考试中成为兰大第一批外语“过关”的研究生，而且英语成绩并列第二，日语甚至是第一。

不过说实话，我也就能够应付那时的考试而已。那时的外语考试都不考听、说，否则我就露馅了。而且由于过关后我就全力搞专业，不再上外语课，虽然专业中的外文资料我还是在看，但总的阅读能力并无提高。到了国外也依然是“聋哑人”。

没有听、说配合，就没法真正进入语言环境，形成外语思维，随着年龄增大，机械记忆力减退，阅读能力还会下降。我常对孩子说我的外语学习其实是不足法的。但在“早稻田大学”的环境下，不这样我还真的很难过考研的外语关。

就这样，我在5月间作为唯一的“同等学力者”到县城参加了研究生考试。6月间我拿到了初试通过、去兰大复试的通知书。后来得知，在兰大同专业考生的初试中，我的两门专业课分数都是第一，外语第二，政治较差，总分也是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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