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经费从哪里来？
索尔仁尼琴在巨型历史小说《红论》第一卷中借书中的人物伊利亚·伊萨克维奇询问作为革命者女儿，“请问，你们党的经费从哪里来？秘密接头处、安全住宅、化妆出动、转移逃亡、印刷物，这些都是要花钱的，钱从哪里来？你们有好几千人，长期以来谁也不劳动，”你们的经济基础建立在何处？的确，我们以往都知道职业革命家以“革-命”为职业，却很少考虑他们以什么为生？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钱又是从哪里来？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经费”使用情况和“资金来源”问题在苏共历史当中一直讳莫如深，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无法公开的秘密，所以至关重要的“钱的问题”只能屈身在“大的历史范畴”背后，以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争论”或其他什么理由体现出来，而无法展现真实的历史面貌，以至于这方面的研究至今仍然如同“黑洞”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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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别与经费之争
众所周知，从1903年7月俄国的57个俄国革命者要把26个小组联合成社民党（1898年在明斯克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不久大部分代表被捕，没能产生什么影响）时，代表们就建党模式发生的争论，列-宁受其兄亚历山大的影响，认为像民粹派那样集中、秘密、强调纪律、限制争论的组织是“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模范的出色的组织”。这种组织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密谋团体模式。
由此，1903年俄社民党建党伊始便发生了以“民意党”的“密谋组织”为榜样的列宁-“布尔什维克”派与以西方社民党为榜样的“孟什维克”派的建党原则之争。这次会议上并没有对双方的分歧有一个结论，最初使用这两个名词时都是加引号的。
此后很长时期，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同在一党之内，共同组成中央委员会与其他机构，实际上处于孟什维克主张的“党内有派，民主至上”状况，但另一方面由于专制的俄国，党必须在秘密状态下活动，西方“议会党”的那一套在现实环境中难以运作，所以列宁的“民意党”式的主张也得到了部分贯彻。在1905年革命中他们搁置了分歧，共同战斗在莫斯科的街垒战中。
俄国1905年革命中的乱象
实际上双方在发展方向和行为方式上的分歧一直存在，正如孟什维克首领唐恩所说的，关于组织问题的争论“只是冰山的一角，它只是更加深厚和牢固得多的思想分歧的表面现象”。俄社民党内部出现的两个“政治亚文化群”，他们双方关于是按照第二国际的公民政治与现代政党形式来改造党，还是以传统专制社会中的会党的组织方式来塑造党的争论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屡屡凸现出来，尤其是在为党筹集经费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布、孟两派的意见不统一，但是既然同在一个党内，在如何“使用经费”和如何“获取经费”问题上必然是一个绕不开的头等敏感话题。作为地下状态的俄社民党获取经费的渠道不外乎四种：第一种是党员交纳的党费。在当时党员人数很少的情况下交纳的党费数量屈指可数，从现存的档案资料中已无法得知具体数额，只能看到某一个时段某一个地区的党员交纳的零散记载，这是最无争议而且归属最明确的经费来源方式。
第二种是国际资助。关于国际资助的金额由于1908年以前党从来没有公布过财务状况，此后也缺乏详细完整的记录。对此种方式的来源虽无争议，但毫无疑问布、孟双方都在争夺这部分资源，他们都指责对方独吞了捐赠给整个“社会主义政党”的钱。列宁指责孟什维克，“羞羞答答的把持着全党的称呼和名称，同时把持着国外同志为全党募集的经费”。
布派也利用机会把得到的资助占为己有，如1906年几个工人组织访问美国归来后，便把美国工人的捐赠给俄社民党的款项交给了布尔什维克，这些“为全党募集的资金”就这样被一派独自享用了。其实各国反对派上台以前在此类问题上都有不少纠纷，只不过以往少有这方面的文章罢了。
第二国际的社民党对“俄国同志”在争夺资源以及处理经费问题上的矛盾头痛不已，抱着“态度中立，不卷入俄国流亡者是非”的原则，告诫党的媒体一律不刊登俄左派流亡者与“资金问题”有关的任何一方的文章，千万不要趟“这潭浑水”，否则会“好心办坏事”，因为同俄国“同志”打交道的经验并不是很愉快的。果然后来在我们下文将要谈到的“施密特遗产案”争夺中把德国社民党搅了个“天昏地暗”。
第三种方式是公开募集捐款以及其他阶层的捐赠，比如1914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为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经费犯难，列宁说“为了筹款，是否已到处找遍了有钱人？”后来是由自由派的进步党人资助了经费。可见当时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是遵循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分开走，一起打”战略。
第四种途径以非法手段夺取国家财产和个人的私有财产。在俄国激进组织中后两种的比重较大。据当时既不是布派也不是孟派的托洛茨基（1904年9月托洛茨基脱离孟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说：“革命活动的经费不是来自资产阶级（分裂派的捐赠），就是来自放荡不羁知识分子（的游击行动）”。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直言不讳地承认说，从事地下活动的革命者需要很多很多的钱。1905年革命以来党组织已经建立起庞大的政治机构，有自己的印刷厂、出版社、专业宣传人员、还有不断需要武器供应的战斗小组。“用暴力抢夺金钱，成了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获取经费的主要方式是“剥夺私有财产和官家财产”，它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游击战争”、“游击行动”。
最初没收活动还进行得比较平和，没收者与被没收者之间往往存在着一些默契，有一个段子说，当银行的出纳员在面临抢劫犹豫不决的时候，“劫匪”就对“被没收者”打气说：“同志，别发愁”，“革命很快就会胜利！”“未来的革命会记住你的一份贡献”。
后来由于警察的防范措施严厉，双方的死伤人数都在增加，“战斗组织”的暴力倾向逐渐失去同情和支持，同时一些有纪律的队伍开始蜕化变质，一位纺织工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们这支队伍原来是“按照党中央指示办事”，在1906年下半年就开始“做坏事”了，在革命的口号下满足私欲。
俄国革命者与反沙皇的分裂教徒相互支持由来已久，列宁专门起草过“关于为（分裂）教派信徒出版报刊的决议草案”，并且指出，俄国的教派运动就其许多表现来说，是俄国民主主义的思潮之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特别要求全体党员注意宗教反对派中的工作，以便把他们吸引到政治反对派方面来。俄社民党中央还特别指派弗·邦契-布鲁耶维奇负责联络“分裂教派”。
20世纪初俄国的商人和企业家中65%的人都是对沙皇不满的分裂教徒，从事地下活动的革命党很多经费就来自他们。最早的《真理报》就是在巴库石油大王马·伊·斯柯别列夫赞助下出刊的，（此《真理报》并不是1912年5月5日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的财政来源主要来自捐赠，一个有钱的大学生维·亚·季霍米尔诺夫曾是前期《真理报》资金的重要提供者）。
1905年的工人罢工时得到过有自由主义反对派组织的资助。一战末期，地方自治局、城市杜马和各社会组织都是同情反对派的，并在道义和财政上对革命的政治运动给与支持。“为了筹备革命，企业主精英签名筹集了数千万卢布”，比如著名的莫罗佐夫家族就是“分裂派”的坚定信仰者，他们家族有6万工人，私人资产在1亿卢布以上，普·季·莫罗佐夫与高尔基私交甚笃，他在1905年自杀后指定把自己的财产捐献给俄社民党，由高尔基夫人作为遗嘱执行人，仅在1906-1907年间高尔基夫人就交给列-宁6万卢布。
《女贵族莫洛卓娃》
“施密特遗产案”
莫罗佐夫的外甥尼古拉·施密特也是社民党的积极拥护者，他有一家很大的家具工厂，1905年他在自己的工厂里组织工人起义，生前他曾说过要向社民党捐赠钱财。1907年施密特在监狱里自杀，没有留下遗嘱，遗产继承人是他的两个妹妹，布尔什维克派了两个貌相英俊的党员“拿下”了姐妹俩，打赢了施密特遗产官司。先期得到了12·5万卢布，有研究者论证说这次“遗产案”截止到1909年布尔什维克一共得到了大约“28万卢布”。由于布、孟双方都称对这批资金具有“拥有权”，“施密特遗产案”的资金去向后来成为“令人头痛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在1910年1月俄社民党在巴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要求各政治派别和小团体自行解散，并把“小金库”的财产上交中央委员会，同时成立由第二国际德高望重的人物组成的“仲裁法庭”。布尔什维克把从“施密特遗产案”中剩下的钱（20万卢布）交给能够公正对待两派的3名老资格的德国社民党人保管，“并由第三者在两年内将它移交给中央委员会会计处”，被选中这几位公正的“第三者”是：梅林、蔡特金和考茨基。布尔什维克提出保留受委托人归还这些钱的权力。
1911年下半年布尔什维克把钱交给了“德国同志”，但几位受委托的管理人对他们无法解决的局面不知所措，他们建议请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尽快达成协议，明确由谁来接收这笔钱。
1914年的7月16-17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俄社民党会议上，在列宁起草的一份叫他人宣读的备忘录中，特别谴责了“取消派”就布-尔什维克财务问题的“诽谤性”言论。普列汉诺夫当场打断宣读者说，列-宁不愿意同党内的其他人达成协议的真正原因是他不愿意被迫吐出来他用“偷窃”的方法私吞的大批党的钱财，只想自己一派独享用不义手段获取的经费。这将会走上一条违背初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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