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人民法庭”质疑

迪米塔尔.佩谢夫

【当代东欧的右翼民族主义评述系列】

剧变之后，反苏的民族主义“爱国者”提出质疑自不待言，自-由、人权的价值观持有者也对菲洛夫一案提出法律上的辨析。

“人民法庭”成为众矢之的。这个法庭不仅杀人如麻，而且冤假错案百出，有的完全是颠倒黑白：如菲洛夫时期的国会副议长迪米塔尔.佩谢夫，当年在希特勒施压保政府交出“固有领土”上的五万犹太人时，是他联络43名议员上书抗争，使政府回绝了德国的要求，但国王却在德国人的压力下撤了他的副议长之职。他因此被称为“犹太恩人”、“制止了希特勒的人”，后来以色列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为他建立了纪念馆。然而在1945年他却被“人民法庭”判刑15年，罪名居然是“从事反犹太活动”！

佩谢夫被授予“国际义士”奖

还有前述那个穆拉维约夫，他作为反对派从未参加菲洛夫政府或历届亲德政府，而且作为日后保共官方教科书也承认的“反法西斯民主党派”成员推翻了菲洛夫，当了七天总理，在短短一周内对德断交、宣战、联共、对苏求和都做了，苏联不接受也就罢了，让他做个平民不行吗？“人民法庭”把前三届总理和几乎所有阁员都杀光也罢了，把这个反法西斯的“七天总理”也判了无期徒刑，算怎么回事？

更有“认死理”的法学家指出：这个“人民法庭”无论按“旧社会”还是“新社会”的标准都是违-宪的。当时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还不存在，在苏军占领下的保加利亚王国，假如占领军自己搞军事法庭也就罢了，按当时仍有效的王国宪法，法院由国王授权，怎么会有“人民法庭”？而按后来保共的“人民共和国”宪法，又怎么可能“以保加利亚国王西缅二世的名义”来审判？

显然这“法庭”既不是人民授权、也不是国王授权，而就是占领军用来审判保加利亚人的——尽管它雇佣了一些保加利亚公民。但它审判的又不是一般战时军事法庭处理的战争法和战时治安案件，而基本都是“政治案件”，所以无论怎么看，它都是不合法的。

而在此之前，菲洛夫的学术贡献首先就得到了客观的评价。1990年起，他的历史学考古学著作纷纷解禁，国家科学院历任院长和索菲亚大学历任校长的雕塑中很快有了他的位置。学术界称引他的见解更不再是禁忌。这就如同王国维先生作为逊清遗老的政治态度与他的学术成就互不影响、罗振玉甚至在伪满洲国有失节行为，但他的“甲骨四堂之一”和敦煌学先驱地位也不容否认一样。如今在保加利亚这已经没有什么争议。

对于菲洛夫被处决一案，经过几年的民间争论和独立的司法复核，1996年8月26日，保加利亚最高法院第172号与243号判决以当年“人民法庭”的死刑判决缺乏证据为理由，推翻了包括菲洛夫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的原判——只有两人例外。至此，菲洛夫在法律上不再被认为有罪。

尽管有左派言论对此不满，但菲洛夫罪不至死，苏军占领下的大规模处决属于司法不公，是保加利亚舆论的主流看法。罗马尼亚那种中级法院给屠夫脱罪、最高法院又否定脱罪并再给屠夫入罪的变化，在保加利亚是没有的。

到了2011年，保加利亚国会又根据两位前总统的建议通过决议，把菲洛夫等人被杀的那一天即2月1日定为“受害者纪念日”，纪念旧体制下司法不公的遇难者。同时最高法院也宣布：由于当时的“人民法庭”违-宪，审判无效，今后不再逐案复审，全都一风吹了。

司法公正，不是某种“政治正确”

但这是就恢复司法公正而言。政治上与道德上对一个政治家的全面评价则是另一回事。在这方面保加利亚主流舆论与官方对菲洛夫的态度，与匈牙利对霍尔蒂大有区别。

尽管菲洛夫的罪过明显比霍尔蒂小，但保加利亚官方并没有在政治上肯定他的执政。他使保加利亚加入轴心国阵营、被动参与屠杀犹太人和镇压反对派仍然被视为是作恶。

一些论者还指出：菲洛夫与鲍里斯三世国王也许并不赞成对犹太人搞大屠杀和种族灭绝，但他们也是有排犹偏见的。保加利亚保下了“固有领土”上的犹太人，主要动力来自以佩谢夫为代表的43位议员的正义抗争。如果没有佩谢夫他们，国王与总理会不会保下五万犹太人就很难说。而他们后来还屈从德国压力罢免了副议长，这无疑是个污点。

鲍里斯三世国王

菲洛夫摄政时的小沙皇（6岁即位）西缅二世剧变后回国玩民-主，2001年在64岁时组党竞选成功，成为保加利亚总理。2005年他的党再次竞选退居第二，遂与“前共产党人”的保加利亚社会党组成联合政府，“前共产党人”当总理，“前沙皇”成为执政联盟主席。面对这“前沙皇”与当年赶走他的“前共产党人”化敌为友的大联合奇观，反对派则打出佩谢夫的旗号来指责双方：共产党说他们当年“反法西斯”救了犹太人，但犹太恩人佩谢夫却被你们判了刑；前沙皇说他的父亲和摄政（菲洛夫）保了犹太人，但你们不仅出卖了“新领土”上的犹太人，还撤了犹太恩人的职。犹太人不欠你们的情，你们却欠佩谢夫一个道歉！

今天保加利亚推崇菲洛夫的主要还是学术界基于他的学术贡献。至于政治上，推翻原判后，政府也没有为他举办什么荣耀的仪式。尽管民间也有追捧菲洛夫为“爱国者”、“民族英雄”的右翼民族主义言论，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剧变后主流左派与主流右派历任政府头脑还是清醒的。

2009年5月，考古学家波利斯拉沃夫提议、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市议会通过决议，命名了一条“博格丹. 菲洛夫街”，以色列驻保大使馆对此表示“震惊”。索菲亚市长博伊科· 鲍里索夫随即提出废除命名，随后索非亚市议会以右派“欧洲发展公民组织”和左派保加利亚社会党两党的多数投票，取消了这一命名。

显然，菲洛夫作为一个学者，学术成就斐然可观，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值得被称道。他作为右翼民族主义者为“国家利益”与纳粹德国结盟不能说是“卖国”，但除了这一结盟本身政治不正确外，他在人权与人道方面确实有罪过，尽管比绝大多数轴心国盟友的罪过小。苏军占领时期对他和大批前政府官员的处决在司法上并不公正，应该纠正。但这种纠正也只能出于法治的立场，而不能出于反苏民族主义这另一种所谓的“政治正确”，对他的作为进行无原则的全盘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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