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天凉好读书（二）

——社会就是一本大书

我开始关注社会了解社会是从插队的时候开始的。

农村很苦，是我们去之前就知道的，真正到了农村之后，才发现有些事情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比如说修水利，我们每年秋冬季几乎都去搞农田基本建设。自治区、地、县三级的水利工程，几乎每年都变成抢险工程。当时的计划都有点好大喜功，每一年的冬季都完不成，到了夏天来了洪水，大坝还没有筑到行洪高度的话，就有被冲掉的危险，于是就要搞所谓的抢险，结果年年都要抢险，被动的要命。那时有两个词经常用，一个抢险，一个备战，每个水库都是“抢险工程”，每条公路都是“战备公路”。什么都以这两个理由，进行高强度动员。

曾经有一年，不记得是1972年还是1973年，我在我们县最大的水库搞施工的时候，以抢险就是动员的。因为水库正好在县城的上游，而且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水库，现在看来只能勉强算中型水库吧，如果上游水库垮了，县城首当其中就要被冲毁。

县领导很着急，开了个誓师大会，提出要“发扬五八年的干劲，大干快上，夺取抢险工程会战的胜利”。什么叫发扬五八年的干劲呢？就是出动大量的武装民兵，包括县中队，把整个工地都封锁围起来，所有的路口都派上人站岗，不准人出去，怕这些人逃跑。任何人要走出工地，都需要有指挥部发的路条。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没想到这个说法起了负作用的，因为一提到“五八年的干劲”，把当地农民都吓坏了，到了新年前夕，工地上的民工都跑光了，实际上武装民兵也没有真正当一回事，没扣下几个人来。最后在工地上留下来的，大概只有我们这些知青，还有一帮四类分子，他们是不敢逃跑的。春节前后，工地实际上停工了。到了元宵过后，这些人才回来，回来以后，有很多人纷纷到指挥部投诉，说他们年前逃跑的时候被搜了身，被耍了流氓之类。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五八年的干劲”。后来村民们跟我们讲，五八年我们那个县，曾经在一个山沟——就是我插队的那个公社，搞过一个“钢铁野战军”，把县里两万多劳动力弄到那里去炼钢铁，也是像修水利以后派武装民兵把所有的路都封锁起来，不让里面的人跑出来，后来断粮断炊，里头发生了饿死人的事。正因为老百姓有这个记忆，一提倡“五八年干劲”本来不跑的也跑掉了。

这些事情是都在书本上是读不到的。领袖本来说我们下农村是要接受意识形态“再教育”的，事实上无需“再教育”，我们下乡前已经是一脑门子的意识形态。下乡后无论我们是否“大有作为”，仅就意识形态而言农村经历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适得其反——至少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是如此。尽管当时顾不上深思，但到了改革开放年代，我们这些下过乡插过队的人比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更容易“思想解放”，知道走回头路是死路一条。

当然我也增加了不少人文知识。在我插队的最后两年，曾经参加过好几次我们县文化局创作组的工作。当时把一些基层的人集合起来，搞一些乡土文艺的材料，主要是壮剧，师公戏，壮“欢”（传统的五言腰脚韵壮诗，“依字行腔”后就是壮族山歌）等等壮族民间文艺的材料。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些以前的人留下来的壮剧曲谱之类的材料，还搞过“地方小调”的采风。

广西师公戏

当时我就有一个感觉：凡是用壮语流传的草根文艺，不管是师公戏也好，壮剧也好——不一定是“纯壮族”，历史上壮汉文化互渗明显，像壮剧就是在邕剧影响下形成的，传统壮剧中有不少汉族戏剧移植剧目——起码在壮族人中流行过的吧，这些壮族文艺保留下来的曲谱和剧目中，都不是纯粹是壮族的。

比如说壮族最有名的文艺作品“刘三姐”，在那些壮族传统文艺作品中是完全没有的。后来我知道刘三姐的故事来自广东阳江，而且在1950年代以前，从来没有人把它和壮族联系在一起。当然壮族本身也是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后才有的概念，比如壮剧以前就叫“土戏”，并不叫壮剧。但不管怎么说它总是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但“刘三姐”就不一样，即便在它传到广西以后，也主要是以汉族的彩调方式流传的，一直到现在刘三姐也是彩调，包括大家熟知的电影《刘三姐》中的曲调。

而彩调，虽然是广西的地方曲艺，但是那是汉族的地方曲艺，与零零落、南音这些民间曲艺形式一样，主要在汉族中流传，彩调不是壮族的地方曲艺，它也是用汉语演唱的，而且刘三姐的刘姓在汉族中是大姓，在壮族中其实比较罕见，这完全是汉族的一个民间传说。

电影《刘三姐》剧照

但是为了体现民族平等的“政治正确”，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被加工成了“壮族歌仙”，还赋予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在我接触过的壮族传统时代流传下来的民间文艺中，是完全没有的。这段经历给我增加了不少人类学、壮族文化方面的知识。

我们那个时候搞的壮族乡土文艺创作，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流传下来的。我们做的基本上就两件事，一个就是用壮剧移植革命样板戏，把《沙家浜》什么的念成壮语，用壮剧的曲谱来套。还有一个就是创作了一些农业学大寨之类题材的东西，有很强的时代烙印。就我个人而言，从事这项工作也并非一无是处，它包含着一些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人类学上的采风、民俗文化资料方面的收获。

这个时候，因为我在县文化局期间，也跟县图书馆的人搞得比较熟。在整个那十年间，各地图书馆都是不开放的。我们县所谓的图书馆，也只是县文化馆一个分支。全国的很多县，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县，所有的文化工作大概都是由文化馆主持的，文化馆是县文化局的下属单位，有创作的名义，我看书借书自然很方便。

县图书馆藏书还没有现在我个人的藏书多。但那时图书供应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分配一些我们讲的“内部书”，意即通常讲的灰皮书，黄皮书之类的。这类书都是按级别来发行，有甲乙丙丁好几种级别，有些级别最高的灰皮书是发行到省军级的，比如说当时曾经发行过托洛茨基的著作，当然不会发行到县一级。

还有很多翻译的文学作品黄皮书和理论灰皮书是可以发行到县里的，无论穷县富县原则上都有一本。发到县里基本上无人问津束之高阁，县长、县委书记不看，交给文化馆保存，也不外借，没有什么人看过。我因为搞创作的缘故可以进库去挑书，还可以拿回村看，有些还了，有些甚至忘记归还，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规章制度。我到现在还有一两本当时留下来的书。

这样就看了很多为了反修而搞的大量此类题材的书。所谓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那个时候我们说苏联是修正主义，但是那些反修“内部读物”都是外国人写的，用今天的话来讲，大都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著作。

大家知道，50年代我们是学习苏联体制的。后来M和苏联闹掰了以后说它是修正主义。所谓的反修和反STL主义，M认为是相反的两回事（据说苏联背叛了STL，变“修”了，所以才要“反修”），外国人可没有这种界限。苏联体制在国际上广受批判，原因各不相同，“反修”的思想资源因而也就五花八门。但是从M的角度批判苏联，在国际上是凤毛麟角。

我们知道国际上绝大部分对苏联的批判，是从批判STL主义入手的，包括左派的批判也是这样，国际左派人士批判苏联，绝大多数还是从社会民主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欧洲共产主义”的角度进行的。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当然有很大的启蒙意义。读了这些东西使我们脑子开窍，原来历史是这样的，是可以这些认识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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