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教授：学者担心不对领导人的口味不敢全面汇报研究报告，会加大我国外交风险！外事人员话语生硬、居高临下影响中国国家形象
中国的官方学者独立研究不足、命题作文偏多、信息衰减常见，表现为：渐升的民族主义氛围与若有若无的帝国情结正在影响研究的独立性与客观性。即使收集到某方面的重要信息，因为担心与现行政策不符合或不对领导人的口味而不敢体现在研究报告与政策建议中；对强硬政策的偏好容易导致国家“硬实力上升、软实力下降；经济投入增加、受益国的疑虑也在增加”等现象。还有一个问题是，外事口领导人的级别不够，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力不足，主要表现为政治局成员与国务院副总理中没有外事口领导人。外事人员出现的不当应对：话语生硬乃至失之粗鲁，态度居高临下乃至或目空一切。这些已经造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形象与中外关系，必须尽快纠正。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外事部门“权力不大责任多”的状况，使得外事人员有一肚子委屈却难以发泄与平衡。更多精彩请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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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资料来源于金融时报三位研究国际问题、世界经济的权威学者专栏，对此表示感激！
一、这是一个没有人出头“扛大旗”的时代
作者：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丁学良
百年之前的“扛大旗”者
整整100年之前的那个时代，与如今正相反：那真是一个有许多扛大旗的有志有胆之士风起云涌的非凡岁月，他们不失时机地乱中挺身、振臂高呼，真诚地认为自己就是历史选定的预言家（The Prophet,更贴切的译名应为“天启先知”），要为全球所有的芸芸大众在乱世中开启一条正当的拯救之道，走向美好而并不遥远的未来。
在以1917年为开天辟地标记的那些敢于扛大旗的人士中，又以列宁和托洛斯基最为耀眼。在他们为当时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深重祸害的苦难众生拟定的重整世界的宏大方案中，对所有那些导致“人对人像豺狼一样、国家对国家像虎豹一样”无比凶残的社会根源，一一提出破解之道。归结到行动实践的层面上，就是：以革命的刺刀铲除民族国家里面“人对人像豺狼一样”的制度根源，以革命的刺刀铲除国际关系中“国家对国家像虎豹一样”的结构性根源，也即民族国家本身。彻底铲除了保护权势集团利益的民族国家，也就根除了大国欺压小国、发达国家剥削落后国家、引发世界大战的火药库（David McLellan, Marxism After Marx,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Part 2）。列宁和托洛斯基扛的这面大旗，在共产主义运功谱系里被称作“以不断革命（又译为‘继续革命’）推动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战略，意识形态的术语则是“以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他们扛出的大旗的对立面，是另一幅大旗——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这幅大旗最著名的代表，是美国总统威尔逊。他“是出身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者，满脑子自由主义的热情理想。他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盟，籍此在国与国的纠纷失控之前，当事国就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并且最好经由公开斡旋来处理——过程公开，结果公开”，防止秘密外交私下达成肮脏协议，出卖他人权益（E.J. Hobsbawm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台北：麦田出版社，1996年译本第49页）。
此前，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只有一层信念：只要国家之间开放自由贸易，随着国际贸易关系增强，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风险自然消失，因为一旦开战就会毁掉双方的经济生活血脉。可是，第一次大战恰恰是发生在国际贸易显著增长的时代，交战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密切经贸往来并没有预防大战的爆发。威尔逊力推的国际主义新核心要素，是把民主和法治的原则从国别政治普及到国际关系之中，以此来建立和平民主的全球共同体（Alan Cassels, Ide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133-137）。
没有这类强烈信念，不敢出头扛大旗
以上的两面大旗，针锋相对是明摆着的，但细加分析，二者又都具有浓烈的普世主义信念：都坚信自己提出的大方案（即那面大旗）超越了个别民族和国家的视界，不局限于其特殊权益，而是合乎国际社会和人类的普遍利益，英文术语表达为两个对立理念：Universalism vs. Particularism。
我们都知道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有基于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观，相信美国人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个人独立、追求幸福这套理想目标，符合人类的天性。美国人之所以经常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事务指指点点，是因为他们认定自己受了上帝的旨意，有责任去引领世界各地走上像美国那样的道路，一厢情愿。
列宁和托洛斯基扛的大旗，高扬的是激进的普世主义价值观。你只要细读他们的原著文本就会发现，其核心是替天行道，尽管这里的“天”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灵，而是所谓的历史的必然趋势、人类社会的确定未来：他们“都深信人类社会必将发生天启般的巨大变化……太平盛世千禧年必然到来”。为了解放全人类，各地的信徒们不分民族、国籍、社会宗派，“都将自己视为共产主义普世教会的一员”（《极端的年代》第105-106页。丁按：作者霍布斯鲍姆14岁在柏林参加共产党，名列最具影响的马克思流派史学家）。
所以，笔者在研习中体认到，敢于出头扛大旗的第一动力，是这样的人信奉普世主义价值，坚信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没有这种“天启我先知”，即自己被选定要在乱世时期为人类指明正确方向的坚定信念，是不会冒大险出头来扛大旗的。普世主义价值的本意，就是不能只局限于一个特定民族或国家，更不能局限于一个特定的集团，而必须是普遍适合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具有最大包容力的价值体系。解放全人类、普渡众生、上帝之城、地上天堂、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千禧盛世，这些措辞不一的提法来自不同教派，透露的是同样的信念。
扛大旗的另一条件：国家综合实力
是否坚信自己是普世主义价值的引领人和践行者，决定了他们是否敢于出头扛大旗。但是，大旗能扛多高、尤其是能扛多久，却依赖于扛大旗者拥有的资源是否丰盛及可持续，也就是综合实力的大小长短，因为扛大旗的后面是实实在在的做大事，没完没了。列宁和托洛斯基1917年创立的体系，虽然它集中使用资源的能力举世无双（政治高度集权、经济中央指令），藉此把那面大旗奋勇高扛了一些年头，后来却挺不下去。因为该体系吸血能力超强，造血功能太弱，结果大旗也降下了，体系也崩塌了。
与此对照的是，美国把另一幅大旗却高扛了更长远的时段，它的持续力一来得益于其体系造血功能强，二来其地理位置佳。多家数据表明，战争期间美国年均GDP增长10%，到了战争结束时，它的GDP占全球总量的35%；到了1950年，它的经济产出是头号对手苏联的三倍多（Christopher
Chase-Dunn et al, “The Trajec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System”, IROWS Working Paper #8, 2002）。
正是凭着这样的可持续综合实力，美国才扛着国际自由主义大旗几十年，充当了二战后的国际体系支柱。然而扛到21世纪初，也越来越捉襟见肘，不想再扛了，于是就有特朗普这样的人出来大叫：我们不当傻瓜，别的国家各顾各，我们美国也要自顾自。“America First！美国国内优先！”
今年1月20日之后，若是特朗普当政的美国不扛大旗，谁出头扛？全球的政经界和舆论界近来都在建议别国出头，可环球一看，能当候选者的不多。欧盟自身难保，德国能把欧盟挺住就不容易了。普京虽然擅长秀肌肉，但他治下的俄国是一个除了卖原料和军火之外无竞争优势的衰落经济实体。日本是个非正常大国，军力有限人口老化，扛不动大旗。
于是更多的人说，中国现在成了最有希望扛大旗者
这些人士也许只看到中国的GDP总量加上外汇储备（这些数字里有多少泡沫和水分以后再讨论），却忽视了更深层的那个问题——扛大旗者的价值观。如上所述，百年以来凡是在大乱局中敢于出头扛大旗者，都真诚信奉普世主义价值，不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激进主义的。
唯有提出一套具有超越特殊民族和国家、能够包容最广泛族群和文化圈的价值观，才能引领各国参与建设全球共同体。
至于中国有无足够实力是第二位的问题，首要的是中国决策层是否具有普世主义价值观。可是，这些年来普世价值在中国是遭到猛烈批判的。
百年以来，是否存在只强调民族国家特色而拒绝普世价值的个人或组织，真能出头扛大旗并朝前迈几步？这个大问题将留待下文细细辨析。不过笔者认为，眼下在扛大旗候选者中，普世主义价值信念和综合实力两者齐备的，好像还看不到——我们确实是处于一个无人出头扛大旗的时代，一个真正的乱世。
二、中国外交面临的隐忧与风险
作者：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室主任 薛力
薛力：中国面临的外交风险可分为主观与客观风险。前者主要是决策风险，后者有政治、安全与军事、经济、文化四方面。
决策前风险。中国目前这方面的不足有：在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环节，独立研究不足、命题作文偏多、信息衰减常见，表现为：渐升的民族主义氛围与若有若无的帝国情结正在影响研究的独立性与客观性，一些研究人员不敢和/或无力就某些重要外交议题进行深入研究；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收集海外信息的手段与能力不足，收集信息以临时调研为主、缺乏长期的研究与扎实的调研，政策建议囿于部门利益，这些在委托课题与应急课题中表现比较明显；并不少见的是，即使收集到某方面的重要信息，因为担心与现行政策不符合或不对领导人的口味而不敢体现在研究报告与政策建议中，或者即使体现了也容易被某个中间环节“过滤掉”而难以到达决策层案头。
在外交决策建议的综合与筛选环节，主要问题是，缺乏一个权威且专业的机构，对数量众多但零碎、不全面的政策建议进行综合，并确定出数量有限、特点鲜明、效果互补的决策建议，供最高领导人选择使用。包括深改组、国安委、外事领导小组在内的现有相关机构，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
决策本身的风险。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没有证据表明，领导人的健康与能力不足以应对外交事务。个性方面可能有一定的影响。毕竟，每一种个性都有其优缺点。习近平可能是毛泽东之后最为强势的中国领导人。这意味着他需要就更多的外交议题和/或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外交决策。问题在于，前面的分析显示，由于机制的原因，提供给他的外交决策建议，可能不是基于高质量的汇总与筛选，而是一些比较零碎、不系统的建议（当然，不排除有一些经过系统的精心研究而报送者）。
这可能导致中国的外交政策在某些议题上稳定性不够（显得忽软忽硬），或者缺乏系统性应对（易出“冷拳”，不容易出“组合拳”）。
而研究人员与官僚机构有意无意地弱化乃至筛除掉一些信息与建议的做法，在短期内影响或许不大，长期则可能导致中国的外交政策出现系统性偏差。比如，对强硬政策的偏好容易导致国家“硬实力上升、软实力下降；经济投入增加、受益国的疑虑也在增加”等现象。其实，将强未强阶段的中国，固然需要一些强硬政策以展示实力，但更重要的是积累硬实力与增加软实力，无论对大国还是对小国。这就需要限制强硬手段的频度与力度，常态下表现为克制与柔软，以便减少外来的阻力与疑虑，提升自己的吸引力。
还有一个问题是，外事口领导人的级别不够，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力不足
主要表现为政治局成员与国务院副总理中没有外事口领导人。而军队等强力部门，无论是在政治局，还是在国务院，其人员配置的数量与级别，多胜过外事部门，从而导致强力部门在外交决策上的影响力明显大于外事部门。中国的党政系统都体现了“文官治军”原则，但高级官员的配置方式依然对外交决策有重大的影响。“不同部门政策偏好不同”乃正常现象，但适当的平衡是必要的，尤其是中国确定走和平崛起道路的过程中。中国过去几年一些效果不佳的外交行为，除了其他因素外，也与人员配置上的“失衡”有关。
决策执行中的风险。外事部门级别不够、执行机构的分散化、执行分类标准缺乏、决策执行效果评估体系尚不完善。
外事部门级别的不够对决策三阶段都有影响，但程度不同，大致上为：决策前＜决策＜决策执行。外事部门（特别是外交部）只能执行与本部门直接相关的那部分外交决策，其在许多议题上的“协调功能”容易沦为“仅限于情况通报”，无法对其他涉外部门形成必要的影响力。而过去几年陆续成立的一些领导小组，在解决决策的分散、缓慢、无力上具有明显的效果，在改进决策前的信息与建议收集上也有一定功效，但在提高决策的执行力上效果相对不明显。原因在于，决策需要通过现有的科层结构（官僚机构与人员）来执行，执行决策时如果没有一个比较权威的主导机构，由多部门分头进行，易出现“争利推责”的现象。海洋事务管理上曾经存在的“五龙闹海”就是例子。
外交政策的执行没有适当的分类标准，执行部门有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面对大量的外交决策，相关部门容易出现“选择性执行”现象。制定分类标准并不能根除这一现象，但将有效减少其发生的概率。
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问题值得重视。就中国目前而言，已经开始发布一些政策文件（如白皮书），但尚未建立比较规范的外交决策效果评估机制，对外交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并没有常态化，间或进行的案例评估通常受领导人偏好、案例在当时的影响、评估推动者的运作能力等因素影响，评估的系统性、规范性、客观性与准确性都有待提高。每届美国总统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始于1996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依然有可借鉴之处。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过去几年里外事人员出现的不当应对：话语生硬乃至失之粗鲁，态度居高临下乃至或目空一切。这些已经造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形象与中外关系，必须尽快纠正。
治病需对症。出现上述“病症”的原因至少有两种：一些部门对外争相示强，并因此获得了某种收益，这对外事人员是个刺激；“示强”行为的副作用却要由外交人员来“扫尾”，这是另一个刺激。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外事部门“权力不大责任多”的状况，使得外事人员有一肚子委屈却难以发泄与平衡，因此在某些情境下（特别是被人刻意刺激与挑衅时），容易出现情绪性反应。情绪语言或姿态很难符合“外交标准”。作为最了解外部情况的政府机构，外交部如果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环节有更大的发言权，将有效减少具有明显副作用的外交决策出台，并在执行中减少副作用的度与量。
政治风险。建立起一个具有内在自稳性和广泛吸引力的政治运作框架，无疑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面对的一大挑战，其意义可能甚于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美国的政治运作框架，主要归功于建国初期一批精英人物的精心设计，在当时非常另类（选举人团制度，即使现在也显得另类）。但200多年的实践，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与巨大威力，为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奠定了政治基础。但这种非常适合美国的政治框架，并没有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选择，模仿美国获得成功的国家屈指可数。统计表明，实行英国式内阁制的国家远远多于实行美式总统制的国家。可见，对于大型国家的崛起，并没有可复制的模式。“吸取各国政治文明的精粹，结合本国历史文化特点，摸索创新出一套模式”才是必经之路。
军事与安全风险。对中国来说，恰当的选项不是“构建全球性进攻威慑力量”，而是“在局部与周边形成足够的防卫性威慑力量”。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提防高估国家安全风险以及与此相关的军事压力。中国的军费开支已经高居世界第二且增速高于世界主要国家，兵力数量位居全球第一，军事技术发展迅速。
经济风险。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转向大规模的海外拓展是普遍现象。”。“一带一路”建设固然要算大帐、政治账、安全账、责任账、信心账，但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同于非做不可的国内对口支援与开发性扶贫。中国没有责任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承担兜底责任。
大量投资于缺乏严格可行性调查的项目、使用的资金相当部分来自外汇储备与政策性金融机构、运作主要有国企进行，这蕴含着多方面的风险。
文化风险。没有文化的复兴就没有稳固的中国复兴，“中国梦”也将缺乏文化支撑。撒切尔夫人在30多年前就提到，中国的主要软肋是“没有可以输出的价值观”。
从全球视野看，不存在一种文化或文明具有普世性。从宗教角度看，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比较接近普世性。
中华文明则是一种区域文明，历史上的影响力主要限于中国本身以及周边若干国家。
但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这些周边国家纷纷采取了与中国文明相区隔的做法（创建完全不同于汉字的文字系统是典型表现，而欧洲国家在抛弃拉丁语创建本国文字体系的过程中并没有走这么远）。
过去二三十年来，周边国家在经济上与中国的联系大幅度提升，但在心理上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并没有相应提升，安全上对中国的疑虑则始终存在甚至有所增加。中国在经济上的投入并没有换来信任感与认同感的明显增加。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将是另一大挑战。
三、中国经济对外战略需要调整，不要急于充当种种领军人物
作者：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余永定
在过去三十年，中国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一定意义上，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个偶然性是指我们经历了三四十年的和平。
中国资本外流的压力会继续存在，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会继续存在，这种压力到底会持续多久，现在还很难判断。中国目前大大加强了资本管制，这种加强十分必要。但资本管制的必然结果就是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断、倒退，“一带一路”也可能会因资本管制和外汇储备下降而受阻。
面临着新形势和特朗普因素，中国在执行对外开放战略的时候，必须量力而行、实事求是，不要动辄就说我们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期”、急于充当种种领军人物。我们现在首先要把国内的事情做好。在贸易方面，我们要进一步促进贸易结构的改善和产业升级，人民币自由化和资本化的进程要暂时休息，整顿好以后再重整旗鼓、重新出发。现在我们应该接受某种停滞、某种倒退；海外投资也是这样，要量力而行，要尊重市场规律。
要想成为SDR一揽子货币中的构成部分就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就是“可自由使用”。而加强资本管制是与“可自由使用”的承诺背道而驰的。但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讲，我们又不得不加强资本管制。这就会同我们加入SDR要承担的义务可发生某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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