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知名经济学家黄有光谈“冰花男孩”： 可以增加对中国富人的征税

本文源自 网易研究院

作者：黄有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

为了除贫而增加税收，经济的负担远远没有传统经济学所强调的那么大。要增加平等，除了去除一些造成不平等的限制（像城乡隔离政策），可以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可以普及教育，增加对穷人的辅助等。

1月9日，云南鲁甸县新街镇转山包小学一名三年级的学生，因当天气温较低，家离学校很远（4.5公里），走路上学沾染冰霜，成为“冰花”男孩，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新华社记者吉哲鹏认为，“在当前向贫困发起决战的关键期，必须加大贫困孩子吃饱穿暖的保障工作，主动作为、及早谋划。”

对贫困与苦难的关注，是一件好事，显示人们还有“恻隐之心”。尤其是在中国的情形，在一个甲子内，受到几次摧毁人们道德的大灾难，包括独生子女政策对“小皇帝”的培养、改革开放对过度物质主义的加强等，人们还能够维持相当程度的“恻隐之心”与“羞恶之心”，是令人鼓舞的。不过，在恢复正常道德水平上，还需要再接再厉。（详见拙作《快乐之道》第12章。）不过，笔者是搞经济学的，本文主要在于论述，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可能过分强调除贫或减少不平等的成本，而忽视其利益。其次，本文也指出，减少不平等，应该用有效率的方法，而不是用像北京用摇号分汽车号的笨拙方法。

经济学者高估税收的成本

传统上，经济学者（包括James Meade 1964，James Mirrlees 1971, ArthurOkun 1975/2015）强调效率与平等的替代关系；要增加平等，必须牺牲效率，没有免费的午餐。除了行政等成本，这主要是因为多向富人抽税与多补贴穷人，会减少人们多赚钱的激励。这是包括左中右派几乎所有经济学者的共识。然而，这结论是基于在没有税收与补贴的情行，经济是处于最优的假设。这假设几乎在所有国家都不成立。这是因为：

1.   绝大多数物品（包括劳务）的生产与消费都有很大的环境破坏作用。

2.   人们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际攀比的相互抵消的竞争，在个人层次有利，但在社会层次无效。

3.   对钻石性物品征税，不但没有超额负担，连负担也没有。征收100亿元的税，负担不是130亿元，也不是100亿元，而是0元。（由笔者在《美国经济评论》1987年的一篇文章论证。）

4.   在温饱与小康之后，更多消费并不能显著增加人们真正的快乐，使金钱上的成本，未必是真正的终极层次（福祉或快乐）上的成本。（关于这些论述，请参见笔者于12月27日在本栏的《特朗普太重视GDP：减税会加重各国恶性竞争》一文，与拙作《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一书。）

由于上述各种因素，税收与其说是有扭曲性的，是减低效率的，不如说是有纠正性的，是增加效率的。为了除贫而增加税收，经济的负担远远没有传统经济学所强调的那么大。

增加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即使不考虑笔者的上述观点，近年的研究也发现，增加平等除了也有人们大致知道的减少犯罪、增加社会和谐等作用，甚至也有增加经济增长率的作用。(见如： J. Mokyr 在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4的文章。)

包括Solar1995; Greif 与 Iyigun 2013在内等经济历史学者们论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福利国家出现之前，英国的贫民法大致促进了技术进步，因为它减少那些因技术进步而损失者的抗拒，减少社会不安。包括Lindert (2004, 2009) 在内等经济历史学者们也论证，政府的福利支出（及其所需要的税收）对经济表现的影响，大致上利益与成本相当，使“福利国家”成为免费午餐。如果考虑对平等的贡献，福利不是太多了，而是还应该增加。一些南欧国家的经济问题，原因并不是太多福利，而是太多政府债务。北欧国家福利更多，但大致并没有问题，反而长期在快乐指数上，领先全世界。

一个有关因素是，在现代的经济，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越来越重要。在物质资本比较重要的从前，不平等使富人的储蓄增加，因而通过物质资本累积而增加经济增长率；在人力资本比较重要的现在，平等增加教育的普及，通过人力资本累积而增加经济增长率。（详见Milanovic 2011)。去年的一篇文章也论证，在大多数情形，减少贫困的税收政策增加经济增长（Biswas et al. 2017，p.724) 。

在中国的情形，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加上政府在除贫方面的努力，贫困人口大量减低，成绩斐然。现在我们认识到除贫与增加平等的利益很大，而其成本实际上并没有传统经济学者们所强调的那么大。因此，我们应该加大除贫与增加平等的力度，使像冰花男孩之类的事件较少发生。

用有效率的方法增加平等

不过，减少不平等，应该用有效率的方法，而不是像北京用摇号分汽车号的笨拙方法。这种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方法，表面上很公平，实际上很不公平，一个人只靠幸运，就能获得值几十万元的利益，哪来的公平？获得车号的未必是很愿意的购买者，实际上是很没有效率的方法。用拍卖，买者必须付出足够的代价才能够获得，社会也得利（拍卖的收入）。要增加平等，除了去除一些造成不平等的限制（像城乡隔离政策），可以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可以普及教育，增加对穷人的辅助等。

一个人是否穷，是看其总购买力，不是看他对某种物品的消费量。因此，应该在具体措施上以效率挂帅，而在整体平等政策加强力度。在具体措施上实行违反效率的平等政策，例如只对富人征收环保税，实际上也有反激励作用，而又有额外的反效率作用，因为使有些人不进行足够的环保，因而整体而言是低效率的。因此，不论要达到的平等程度是多少，都应该在具体措施上以效率挂帅，不论富人穷人，一元就是一元。这样，就可以在整体平等政策上增加累进的程度，以更加高效的方法达到同样的平等程度，可以使所有收入组的人们都得利。这是笔者早在1984年美国经济评论上论证的。当时原来是要证明穷人的一元约等于富人的16元，结果我右倾的头脑推翻我左倾的心脏,证明一元就是一元。

2018年1月11日星期四于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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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税该不该征？黄有光：结婚的人比单身者快乐 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

据报道，最近，“单身税”的新闻，再次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其实，南韩、英国与俄罗斯等都有征收直接或间接的单身税。所谓间接的，就是只给已婚者,尤其是有孩子者，各种优惠，单身者不能享有，因而单身者实际上多缴交了税。本文只谈单身税的理论依据，包括伦理与经济学上的。

在一个简单经济学层次上说，对污染等危害他人的活动征税，合情（包括人们基于伦理的情感）合理（经济学的道理）。单身本身，看来并没有对他人造成危害，好像没有对之征税或遏制的理由。

人口变动的福祉分析

然而，传统经济学没有考虑人口变动的问题。例如，证明市场经济在完全竞争与没有污染等条件下的均衡是最优的第一福祉定理，假定人口没有改变。当人口改变时，市场均衡未必最优；详见拙作Common Mistakes in Economics （可以免费下载；openaccess）,第10与11章。

考虑人口变动，也未必一定应该征收单身税。如果从家庭与社会（或国家）层面都没有人口不足的问题，反而可能有人口太多的问题，使政府采取限制人口的政策，像中国几十年来的独生子女政策，则也没有征收单身税的需要。

笔者向来强烈反对独生子女政策。多数人认为人口增加会减少人均资源，减少人均收入，从而认为需要控制人口的增加。除了共产主义的情形，这看法大致是错误的。

在非共产主义的情形，我多生一个孩子，如果没有要社会或政府帮助我给医院与教育费（或这些费用能够由我与孩子将来的税收所大致抵消），则并不会减少他人的资产与收入。孩子小时候主要是由父母负责抚养，长大后他赚取他的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对他人没有不利。即使在有污染与拥堵等外部成本等情形，只要正确地对这些外部成本征收其危害程度的税收，人口增加，不论是由于移民还是生育，都不会使原有人们有经济上的损失。相反地，通过对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分摊，反而会使原有人们得利。关于相反看法的错误，详见拙作《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第1.3节。

对那些由于无知或无理性而在没有能力下大量生孩子的情形，可能需要提供家庭计划等辅导，但很难有强制限制生育的道理。

包括著名经济学家邹至庄与Perkins等学者的研究，中国即使没有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人口增长率也会随着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而下降。现在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但人们对生第二胎好像也很不热心。像日本、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与许多欧洲国家，如果不考虑移民，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形，大概不久后在中国大陆也会出现。很可能，到时不但要取消二子女、三子女政策，甚至要考虑单身税。然而，单身税有没有理论依据呢？

单身税的理论依据

一个国家或社会，如果人口减少，有什么问题呢？人均土地增加的利益，多数情形会被公共物品的提供（尤其是国防）、规模报酬递增、创新的减少等因素所超额抵消，使经济总量与人均收入都减少，国力大量减少，长期而言甚至生存都有问题。从整个社会的观点，应该避免人口大量减少。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人们也可能不要多生孩子。为何有这种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分歧呢？

有如笔者在网易研究局的文章：《在生孩子这件事上 父母也自私》一文所论述，根据学者的研究，在多数情形，人们的净快乐大致是正的，快乐大于痛苦。若然，则多生孩子是有正外部利益的，即对这个孩子将来的正福祉的产生。多数父母没有把这个正作用考虑进去。

不论人们是有计划或没有，当人们把孩子生下来后，在绝大多数情形，人们会抚养、保护、甚至溺爱孩子。这包括人们天生的本能，法律与社会的制约，使人们大致不会忽视孩子的福祉。然而，在还没有怀孕与出生之前，当人们考虑是否要多生一个孩子时，人们多数不会为了出生后的孩子本身的福祉是正的，就认为值得多生。人们考虑的是自己夫妇，最多加上本家庭的有关成员，是否能够从多生孩子而获利（包括非物质上的利益）。

即使这个孩子全生的福祉是一百万个福祉单位，但如果父母本身的利益是负的，即使只是负一万个福祉单位，只有孩子福祉的1%，多数父母不会决定生。在决定生育的决策中，人们大致没有把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将来的福祉考虑进来。

这里产生了一个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所没有考虑的问题。从整个社会的长期观点而言，将来的人们的福祉是必须考虑的（详见笔者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1989 关于Future Generations的文章），但在决定生育的决策中，人们大致没有考虑。这是造成由个人或各个家庭决定的生育率可能低于社会最优生育率的最大原因。但舆论与学者，以我所知，都没有讨论这个关键问题。

既然问题主要在于新生孩子将来的福祉，这是一种外部利益，不是成本。一般上，正确的对策是补贴生育，而不是对单身征税。然而，生孩子的时间与精力的成本，包括母亲不能工作的机会成本，是很大的。因此，要有相当作用的生育补贴（包括金钱、假期、幼儿设施等），需要大量的税收，很可能对经济造成巨大负担， 51 39613 51 20449 0 0 3417 0 0:00:11 0:00:05 0:00:06 4275能需要辅助以单身税或不育税来配合。不过，这种税，以间接的方式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

当一个国家面临人口大量减少时，涉及国力与长期生存，从整个社会的层面，要维持人口不大量减少的重要目标，可以说人人有责。那么，单身与不生孩子者，在这方面没有负起责任，社会让他们在税收上多负一些责任，在伦理上说，应该也有道理。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的错误

另外一个征收单身税的可能理由是，即使不考虑生育问题，可能也应该鼓励人们结婚。快乐研究表明，结婚的人比单身者快乐，结婚20年以上的人，比婚龄只有3年的人，尤其是女子，比较快乐。老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对的。然而，很多年轻人不知道。

在荷兰与美国，人们（受访者）都认为结婚并不能够增加生活满意度，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却受婚姻的正面影响（Kapteyn 等2010，第99页）；同样地，人们认为，其它条件一样，越老的人生活满意度应该比较低，但他们自己的满意度却随年龄之增加而增加。

可能有些读者认为，男女关系并不需要结婚，而且性爱服务在市场上也可以很容易买到。然而，双方长期互相适应配合，而能达到的各种关系的高度，并不是一夜夫妻或商业服务所能够比拟的。这也是快乐研究所证实的。

记得约二十多年前，一位领导的五十多岁的妻子去世了，很伤心。他的一位同事劝他说，“妻子去世了，可以再娶一位年轻的，不是很好吗？”虽然年轻女子外貌上比较有吸引力，但能够真正大量与长期增加快乐的是长期配合很好的配偶。因此，在还能够挽救的婚姻，不要轻易离婚。当然，如果不能挽救，与其长期痛苦地维持没有快乐的婚姻，也不应该绝对排除离婚的选择。

一个可能会让人们以为婚姻不能增加快乐的原因，是人们常常听到某某人夫妻吵架或婚姻破裂，某某人离婚等坏消息，使人们错误地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其实，多数快乐的婚姻没有什么传言，而少数有问题的婚姻就有很多传言。你如鱼得水时，不会找亲戚朋友谈；你有问题时，才找亲戚朋友谈。所以可能会误导旁观者。

全球而言，人口还在增加。但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与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预见，将来全人类很可能也会面对人口大量减少的问题。因此，单身税的问题，将来会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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