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志晓：论党建学科化的学理支撑
作者简介
商志晓（1959—），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建设理论。。
基金项目：
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研究”（项目编号：2020MYB049）和山东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6ALJJ04）的研究成果。
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参考注释及注释请参见本刊原文。
［摘要］把“党的建设”作为独立学科设置，既取决于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条件”，更需要道理阐释和学理论证“根据”。学理上的支撑，能够为党建学科化提供充分的理性说明，能够丰富其理论内容并强化其指导动能。党建学科化的学理支撑包括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明晰党建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是阐发党建学科的逻辑结构、哲学基础。
［关键词］党的建设；学科化；学理支撑
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党的建设”被纳入我国学科专业体系，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业界多年的呼吁和论证得到了实质性回报，实为一件备受鼓舞的事情，必将促进党建（同“党的建设”）学科迎来大发展、跃上新的台阶。但是，党建学科在制度政策上的明晰与确定（即把“党的建设”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仅是党建学科化的起始阶段，并不意味着党建学科化的完善与完成。一个领域的研究要成为独立学科并完成学科化的体系构建，需要从多角度深化论证，需要从多方面予以提升。就党建这一崭新学科及其学科化进程而言，尽管已有众多学者关注、论析和探讨，已有良好开端并取得很大成就，却依然需要在学科化论证与提升方面继续推进，我们要做的，而且必须要做好的有关学科建设的初始性工作还有很多。其中，强化对基础性问题的理论阐释，深化对关键性问题的学术研讨，尤需引起重视并加大力度。而这样一些基础性问题和关键性问题的解决，恰是党建学科能够立得住、挺得起、叫得响的不可缺少而又至为重要的学理支撑。
01
一、党建学科化的“条件”与“根据”
学科是对学问类别与研究领域进行的区分，是人类对自身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所形成的观念认识和知识体系给出的鉴别与界定，由以划分为具有一定排列次序和从属关系的完整体系。作为观念认识和知识体系，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外部存在的现实世界，学科从本质上说是对各领域事物的客观属性、根本特征、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的反映。我国的学科体系由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为主要架构，覆盖了文、理、工、术等各学科领域，深刻影响并有力引导着各学科领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成果产出。某一领域若被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纳入学科体系架构之中，此一领域的“身份”与“身价”就大不相同，就类似于有了正式正规的“门牌号码”和足可信赖的“营业执照”，相应的教学科研活动及其认识成果就会受到足够重视。故而，能否成为学科体系中的一员甚或跻身于更高层级的学科类型，对特定的社会实践领域及其认识活动与研究内容，对该领域的教学科研从业人员及广大爱好者，关系可谓大矣！
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过程中，2005年将在原“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并明晰若干二级学科，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2017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党的建设二级学科。由此起始，“党的建设”从原“政治学”一级学科下“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后为“党的建设与党的历史”）中独立出来，有了单列的学科“户口”。也是由此起始，多年来“党的建设”单设学科的呼吁、特别是自“党的建设科学化”命题提出（2009年）以来理论界对党建学科的论证及诉求，才算尘埃落定，终于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党的建设”作为二级学科独立设置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迅即带来了显著的效应。一是许多高校及时开设党的建设的相关课程，增设此一学科方向的研究生招录，强化党的建设学科的师资力量和人才培养力度，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阵容，推动并提升了党的建设的学科地位和学科水平；二是党建理论研究呈兴盛之势，党建实践经验总结备受关注，学界对有关党建学科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广泛探析，产出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研究水平跃上了新的台阶；三是全社会对党建理论与党建实践愈加重视，对党的建设在全局工作中的统领地位有了新的认知，人们的党建意识和党建自觉得到了极大增强，党建学科发展的舆论氛围和社会基础大为改观。这样一种新局面的出现和形成，与制度安排与政策支持密切相关，可谓是制度安排与政策支持发挥强力促进作用的必然，同时又是党建学界学人顺势借力、主动作为、不懈进取并积极努力的结果。其中，制度安排与政策支持在关键节点上呈现出的动能，无疑是强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为制度是人们在追求“目的理性”过程中所形成的“交往共识”的体现，发挥着“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的作用，制度安排具有根本性，政策支持具有关键性。有了独立设置为二级学科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党建教学和人才培养就有了充足的根基，党建理论研究就被注入了生机，党建学科犹如张开了翅膀，正登高望远并跃上新的台阶。
党建学科初始之际呈现出的这种繁荣景象是可喜的，令人鼓舞并增强信心。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党建学科建设由此也面对新的任务和新的使命，客观上向党建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如果说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是一种决策性因素、具有外在决定作用特征的话，那么，对党建学科的道理阐释和学理论证则是一种自决性因素、具有内在决定作用的特征。也就是说，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对党建学科化固然十分重要，是党建学科化的先决条件和根本前提，但仅凭此一方面，党建学科化还是不够的、还是不完备不充分的，党建走向学科化的进程恐难以顺畅、难以持续。因为除此之外，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强和深化对党建学科化的道理阐释和学理论证，即从学科应然性上、从学科本体论上作出有充分根据的说明，就党建学科化“为什么、怎么能、何以行”给出有说服力和公信度的回答。这后一方面，对党建学科化的推进与实现不仅同样重要，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更为必须、更为关键。原因就在于，一种目标的达成或一种结果的出现，外在作用固然不可缺少，但主要还是事物自身内在因素的展开和成长，而事物展开和成长的“根据”是在事物的内里和本质之中。以哲学观点来看，事物内在因素的展开与成长，是“根据”与“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根据”是内在的、具有必然性的方面。黑格尔认为：“在有根据的东西中所没有的东西，在根据中也丝毫没有，同样，在根据中所没有的东西，在有根据的东西中也丝毫没有。”这段过于思辨甚至有些晦涩的话，是强调事物的成长是“自己的成长”，事物的“根据”构成了“自己成长”的本质内容。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如此来看，党建学科化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类似于“条件”，此“条件”由“根据”而来，以“根据”而发挥作用；党建学科化的道理阐释和学理论证则是对内在“根据”的揭示，是内在“根据”的力量证明。“根据”的揭示和阐发虽然尚未完全到位，却正可借力“条件”来加大力度，藉“条件”而加快提升。就“党的建设”学科的确立而言，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是从学科外部来认定，道理阐释和学理论证则是从学科内部来阐明，二者辩证统一、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共同支撑并有力促进党建学科化的推进与实现。在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已经明晰和完成的情况下，道理阐释和学理论证工作得以凸显，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愈加呈现。这方面的工作，关涉党建学科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党建学科的内涵与属性、党建学科的对象与特征、党建学科的内容与体系、党建学科的哲学基础与研究方法、党建学科的地位与作用等，可谓是党建学科化的质的规定，是党建学科化之要义的揭示、精髓的凝练。这方面工作做好了、做到位了，党建学科化的推进与实现就顺畅有序、健康发展，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的意义与价值就会充分彰显；否则，就会妨碍党建学科化的健康发展与充分实现，甚至使党建学科徒有其表、流于形式，类似于一个缺乏实质性内容、缺乏学科底蕴支撑的学术空壳。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也是必须着力避免的。
从目前情况看，对党建学科的道理阐释和学理论证工作，正处于方兴未艾阶段。党建领域和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做出了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推进了党建学科化进程与学科化建设，为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总体来看，此方面工作仍需加大力度、下足功夫。我们需要在已有的理论研究和学科论证基础上，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范围内、独立学科地位的“党的建设”，进行一次系统的基地清理，以进一步做实打牢学科基础；需要从独立学科“原点”出发，对有关党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深化探析，以进一步做实打牢学理支撑。这项工作非常重要，也并不轻松，要求党建学界学人增强意识、开阔视野、提高水平、扎实推进。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时特别强调：“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这用于今天我们对党建学科的道理阐释和学理论证，可谓十分贴切。具有独立学科地位的党建理论研究，不可只用旧有的成果来说明，必须根据新的要求、展现新的气象，必须立足新的起点、呈现新的视界。为此，对党建学科进行道理阐释和学理论证，要倾注热情以至费尽心血，要脚踏实地以求卓有成效。
二、党建学科化需要学理上的支撑
对党建学科的道理阐释和学理论证，从根本上说就是为党建学科化提供学理支撑。学理支撑之于党建学科化，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已成当务之急。这与党建学科研究什么、发挥什么作用、具有什么意义直接相关，与党建学科怎样研究、通过什么路径研究、意欲达到什么境界密不可分。只有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党建学科化的地基才会打牢，党建学科化的视域才会开阔。在党建走向学科化、强化学科化、实现学科化的过程中，党建学科需要学理支撑，学理支撑成为党建学科化之必须。
第一，学理上的支撑，为党建学科化提供充分的理性论证。学理，简言之，即道理，是指通过学问阐释出的道理。学理支撑，亦即用道理来说明。党建这门学问走向学科化，需要我们说明因由何在、何以可能，说明其可行路径、可信方案。作为学理支撑的论证，应是理性的、科学的，应是有说服力、影响力的。只有这样，党建学科化的根基才会深厚，党建学科的发展方向才会明晰。否则，人们可能会误以为党建学科仅是官方决策、是缘于行政命令，这样的看法对党建学科不仅是一种误解，甚至会造成不应有的伤害。殊不知，关联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关联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发展，党建研究源远流长且备受关注，多方学者参与并形成一个庞大群体，党建研究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更是无可替代、不可小觑。为党建学科提供学理支撑，就是为党建学科化提供充分的理性论证。学理支撑坚实充足了，党建这一崭新学科方能展现出更为强大的功能。
第二，学理上的支撑，为党建学科化提供基础的理论内容。除了回答党建学科“为什么、怎么能、何以行”问题之外，学理支撑更在于就学科本身的基本性问题、基础性问题进行阐释与建构，特别就党建学科的学科内涵、学科属性、学科对象、学科特征、学科内容、学科方法、学科功能、学科界域等，进行细致的梳理和精准的描述，进行扎实的研究和深入的探索，以期在学科意义上获得新的理解、新的发现、新的阐述，为党建学科独树一帜、独具风格开辟出更为开阔的发展道路。客观地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党建方面的科学论述，我们党几代领导核心领袖们有关党建方面的精辟阐发，为党建研究和学科化发展给予了思想指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与党的学说、中共党史等学科和领域从事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几代学人，为党建研究和学科化发展打牢了地基、铺设了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缘于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艰辛努力，党建学科化已是大势所趋，党建学科化早有必要准备。但即便如此，当“党的建设”正式进入学科体系、党建研究在“学科”基点上重新出发之际，我们又绝不能只是躺在前人的功劳簿上现拿现取，更不应该以原有的成就应对当下更高更新的需求，何况时代已发生了变化，情况已有了新的改观。我们必须结合新时代新情况，正确理解和科学把握有关党建学科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深入阐述和科学创建有关党建学科的一系列新的观点、新的论断，拿出更为适用更为厚重的新的思考、新的见解。这样一项打牢党建学科化学理支撑的工作，同时是对党建学科进行的理论建构，是为党建学科提供基础性理论内容。
第三，学理上的支撑，为党建学科化提供有力的指导动能。一个学科的设置，既源于此一学科研究探索的重要，更源于此一学科所对应的现实领域的重要。研究探索的重要是学科设置的形式根据，它所对应的现实领域的重要才是学科设置的深厚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党建理论源于党建实践，是丰富多彩的党建实践的观念反映，又直接服务于党建实践，服务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与制度建设。党建理论研究必须立足于发挥指导作用，着眼并服务于党的领导与党的执政。为此，党建理论研究和党建学科建设务必科学正确、完备完善，务必具备充实的信服力量。强化党建学科化的学理支撑，一方面，能够充分彰显党建理论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表明党建理论研究不是可有可无、可强可弱的，而是十分重要、是必须不断加强的。另一方面，能够充分激发党建理论研究的动力与潜能，促使人们信其有益而满怀热情，信其有为而充满干劲，信其必要而强化信心，信其必须而倾尽心血。这成为一种强大动能，支撑起党建理论研究这片广阔天地；这成为一种非凡力量，架设起党建学科走向成熟的通达桥梁。学理上的支撑增强了，理论的信服力量就强大了，学科研究及其指导动能就有底气了。这样的党建理论研究和党建学科建设，必然对党建实务工作起到更好的指导，必然对党建工作开展起到实质性推动。
三、党建学科化学理支撑的主要方面
党建学科化所需要的学理支撑有哪些方面，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呢？应当说，广义上的学理支撑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凡是从道理上、事理上有助于对学科予以说明和论证的，都属于学理支撑的范畴。而由“党的建设”自身所具有的综合性、交叉性特征所决定，其理论研究涉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管理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组织行为学、法律法规学等诸多学科，故而知识原理丰富，认识领域宽泛，学理上的支撑就延及多领域、多角度。但聚焦到当前党建学科的学理支撑来说，我们必须抓住其中最基本、最基础的内容，着眼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要素，如党建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逻辑结构、哲学基础等主要方面，予以清晰界定，给予明确阐释。
（一）党建学科的研究对象
以“党的建设”作为学科名称，“党”就是其研究对象的主体。那么，这里的“党”是指谁呢？显然，不是指一般政党，不是指普遍意义上、古今中外存在的政党，对此人们没有异议；进一步，是指马克思主义政党吗？人们的看法可能会有分歧，但大多认为也不应该是，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设置，但主要应不是指称“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样推论下来可见，这显然是指中国共产党，研究对象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以“党的建设”指称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这与通常所讲“党建”或“党的建设”是针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是相一致的。
新世纪以来我们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地位并增列“党的建设”二级学科，是一系列背景推动的成果：一是我们党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背景，二是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背景，三是新时代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及其学科体系的背景。这一系列背景下的学科调整和学科布局，意向是清晰的，指向是明确的。在增列“党的建设”二级学科之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他在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时指出：“如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我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党建等领域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和成果”，“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
由此可见，“党的建设”被突出出来，是在“当代中国”时空条件下，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时空条件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紧密相关。“党建”被视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与“最大增量”之一，概因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显然，“党的建设”进入学科体系之中，目的在于强化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提升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理论研究的应有地位，彰显党建学科和党建研究的鲜明特色和显著功能。把对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研究予以提升和凸显，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所要求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地位所必需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负有的历史使命及其决定性作用的必然要求。
在这一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党建学科的独立设置，意在强化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研究，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相联系，似乎不无道理。然而，仔细分析可见，这种理解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在“党的建设”作为二级学科纳入之前，已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6个二级学科。若是为了凸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而增列“党的建设”二级学科，完全可以直接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作为二级学科名称来表述；假如是这样，本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二级学科之研究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却上升到与之并列的学科地位，似乎并不合适；进一步说，若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设置为二级学科，那在“马克思主义”名下能够列为二级学科的领域和内容还有很多，有的甚至更显重要和必须。应该说，新增“党的建设”二级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几个二级学科的顺势拓展，是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着眼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沿用了以“党的建设”特指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做法，把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建设的研究加以聚焦、凸显、提升。这样一种着眼点的考虑，与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一级学科的初衷是一致的，与其下二级学科的设置及由5个到6个再到7个的拓展方向是吻合的。这样一种立足点的设计，与从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原“中共党史（含党的建设）”（后为“党的建设与党的历史”）中将“党的建设”提取出来、单独设立学科的做法及期望达到的效果是呼应的。
当然，明确党建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建设，并不意味着此一学科不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研究。恰恰相反，聚焦中国共产党及其建设，绝不可能脱离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及其揭示的发展规律，正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思想基础和必然遵循；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活动及其实践经验，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党建学科化的推进与实现，在着重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研究的同时，必然旁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二者是不可分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中国共产党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一般中有特殊的因子，特殊中包含一般的内容。它们是辩证统一、有机结合的。
（二）党建学科的研究领域
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的“党的建设”学科，应着力在哪些方面、哪些问题上开展研究呢？这涉及党建学科的研究领域。“党的建设”是长期以来沿用的一个统称，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是指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所有内容，如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党的初心、党的使命、党的工作、党的领导、党的执政、党的对外交往等等，而从本义或直接意义上说，党的建设主要是指党自身的建设内容，如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与制度建设等，亦即怎样提高思想理论水平、优化组织结构并增强组织力量、改善作风、完善制度规章体系等，以把我们党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以担负起人民群众和历史所赋予的重大使命。以独立学科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视角看，我们对“党的建设”的把握，既要突出“自身建设”特指，以便明晰其中“建设”意义所在，更要强化“党”的整体思维，从“党”的全局和完整性出发。只有这样，对党建学科研究领域的思考，才能够全面系统，才能够承载起一个学科的应有责任。
如此来看，党建学科的研究领域或研究内容，至少应在以下一些主要方面用心着力。一是党的性质。要明晰我们党的质的规定性和与其他政党、社会组织、群众团体质的区别，确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确认我们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二是党的使命。即我们党为什么而建立、为什么而存在和发展，党肩负的责任、承载的任务、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涉及党的阶段性的追求如“两个一百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党始终坚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信仰等。三是党的建设。这主要指党的自身建设，指党为了彰显性质与完成使命，必须从哪些方面加强自身建设甚至自我革命，应该把自己建设到什么程度、达到何种标准，以适应人民群众、国家民族对一个处于执政地位政党的要求。四是党的工作。党的工作领域很多、工作内容丰富，几乎囊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如党必须加强理论武装工作、意识形态工作、道德文明建设工作，必须做好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统战工作、政法工作，必须强化经济工作、社会工作、群众工作、安全稳定工作等，既要把单一领域的工作做好，更要协调各个方面，使之统筹配套运转。五是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党的领导需要完善并加强，同时需要不断探索领导方式、领导体制，提升领导水平和领导成效，确保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领导地位和领导权威。六是党的执政。与党的领导相联系，党的执政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凸显党的地位与作用，党为人民执政，党必须为人民执好政，党要着力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上下功夫，党必须遵循科学规律，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按照制度法律要求执政，确保执政方式和执政成就让人民满意高兴放心。七是党的历史。我们党已走过近百年历程，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发展，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孕育着已有的辉煌，也承载着国家民族的未来与希望。八是党的经验。党的经验与党的历史紧密结合，并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党的经验中包含着党的实践经验、理论经验，包含着党对社会主义本质和规律的探索与认识，研究党的经验就是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总结和认识提升，以促进我们不断由必然走向自由、由相对真理接近绝对真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党的历史”研究应该不应该纳入党建学科研究领域的问题。对此，人们或可认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仍然保留着“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后为“党的建设与党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的“党的建设”就不宜涉及“党的历史”研究。这固然不无道理，但事物与学科本性决定了，对象本体与历史发展是统一的整体，是不可割裂的。我们说到任何事物，总是先说本体存在，再谈发展历程，发展历程总是附着于本体存在的。如说哲学，会进一步说到哲学发展史；说到北京市，会再追问北京市的变迁历史。即便作为重要学科门类的“历史学”，也总是分别指称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总是把“中国”“世界”这个本体存在先明晰出来，不然，我们是谈谁的历史呢？这样说来，“中共党史”研究虽有作为单独学科存在的必要，但其“本体存在”是“中共”，只不过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党史”上而已。既然单设的“党的建设”学科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而党的历史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必然历程和重要组成内容，其研究领域就不能不涉及党的历史、党的发展历史、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党建学科研究对象中包括“党的历史”或“中共党史”，无疑是合情合理的，不应产生什么歧义。在此问题上，不妨提出这样一项建议，在“党的建设”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的情况下，可否考虑将“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调整为“政党政治”研究。这样调整的必要性在于，既使“政党政治”研究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又给予“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另外一个合适的出处。
（三）党建学科的逻辑结构
一个学科的逻辑结构，涉及概念、判断、推理及其构成的体系，涉及一系列构成为学科网格系统上的众多范畴、观点、论断、原理，涉及把这一切联结在一起并纳入一个逻辑体系中的论据、材料、例证等。作为主观意义上的理性认识，党建学科的逻辑结构是对客观现实的党的建设实践活动的观念反映。在恩格斯看来，“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当然，客观辩证法不只是存在于自然界中，也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之中。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亦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动发展与我们的思维认识对它的反映和把握，“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实现的。”这表明，我们对一个学科在逻辑上进行架构，搭建起足以支撑这一学科的论证体系和丰富内容，既要有体系上的严谨、逻辑上的严密、论证上的流畅，还要有内容上的科学、观点上的正确、实材上的充足。前者是逻辑结构本身应有的特征，后者则是来自反映对象的客观要求。
就党建学科逻辑结构的基础环节来说，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又称为“范畴”）是党建学科思维的“细胞”，是构架党建学科大厦的基础“因子”。概念虽小，作用却大。因为概念是最基本的思维形式，是对象本质与规律的思维凝结，概念本身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是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列宁指出：概念“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是 “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同时，概念既凝练地反映着对象，其内涵与外延又追随着对象处于变化与流动之中。“人的概念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过渡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比如，“先进性”这个概念，是对我们党本质属性的反映，是党建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本身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具体的又是普遍的，其内涵与外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所区别。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认识和概括是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战争年代是一种内涵，和平建设时期则是新的要求。再如与党的建设学科密切相关的“人民”概念，在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其内涵与外延也会有所不同、有所变化。
具体到党建学科的概念、范畴而言，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过程中，我们已有可观的积累和多层意义的凝练，如性质、宗旨、纲领、章程，路线、方针、政策、策略，如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先进性、纯洁性、凝聚力、战斗力，如中央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基层组织，党员个体、群体、领导干部等等。对于这一些，如果说我们以往的研究是用到哪个说哪个、需要什么谈什么的话，那么在学科建设体系中，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理顺，是不是应该在学科意义上去系统思考和深度把握呢？回答是肯定的。或许有观点认为，党建学科的实用性与实务性决定了它不应该像构建严谨自洽的哲学体系那样，以免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这种看法对错与否暂且不论，但起码是偏离了对党建学科化的完整理解，是只见党建学科的实用性与实务性特征而忽视了其科学性、体系性与严谨性要求，这种忽视恰恰是党建走向学科化的障碍之一。况且，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研究领域都缺乏高远的境界追求，又何谈党建学科立于学科之林并发挥更大的作用呢！我们不能以党建学科的体系性与严谨性要求否定其实用性与实务性特征，也不能以党建学科的实用性与实务性特征而排斥其体系性与严谨性要求。否则，党建学科建设就不只是偏离方向，更有可能会误入歧途。这是我们需要加以警惕、倍加注意的问题。
除了学科概念的厘清与系统化把握之外，构架党建学科逻辑体系的任务还有很多方面，如概念、判断、推理之间的递进，观点、论断、原理之间的联系，论据、材料、例证之间的自洽等，再如内容、板块的衔接以及问题、领域的过渡等。其外在表现还有课程体系建设、教材体系建设等。应当说，党建学科逻辑体系的构建任务并不是轻松的，亟待下一番功夫。好在我们党在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经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走过艰难困苦和辉煌历程，以卓有成效的党建实践创造了无比丰富的经验，以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精神完善丰富了一系列有关党的建设的观点、论断、原理。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一个百年大党继续前进、续写辉煌的坚实基础。借党建学科化的推进与实现，我们在体系构建上着力提升，在逻辑梳理上再上一个台阶，无疑是党建学科化最为需要的工作和最为重要的内容。
（四）党建学科的哲学基础
但凡成为学科的学问，不能没有哲学基础，不能不理清哲学基础。有哲学基础的学问未必成为独立的学科，但成为独立学科的学问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之上。不然，这样的学科将会陷于“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尴尬境地。笔者遍阅有关论述党建学科的文章，却少见提到学理支撑之论，更难见谈到哲学基础的文字。有文章谈到作为学科的党的建设研究，应有广泛学科的学者参与进来，像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化学等，却几无提到哲学。这令人遗憾。因为像党建这样的崭新学科，又是具有较强实用性、实务性、实证性、操作性的学科，恰恰最需要的是理论提升和学术包装（即便这种表述不够恰当），最需要的是深入思考和深度探析，最需要以“学科”的眼光来审视、以“学科”的境界来建构。而从以往的研究情况看，这恰是最需要强化的方面，是最应该提升的内容。基于这种学科建设需要，党建尤需加强与哲学理论的联结，尤需强化哲学思维的介入。
党建学科的哲学基础，从大处说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有大量有关社会共同体、政治团体、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历史主体、历史发展进步、阶级、国家、革命、民族、人民等方面的观点与论述，都或多或少、或紧或疏、或直接或间接地与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发生理论上的联系。从更为具体的方面看，像矛盾对立统一原理，关联着党的思想统一和认识趋同，关联着党内民主的发扬和不同意见的弥合；认识发展规律原理，既构成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群众——领导——群众”的群众路线之思想基础，又与党的“民主——集中——民主”的民主集中制紧密相联，成为党必须坚持的正确认识路线和获取正确认识成果的理论遵循；阶级、国家、革命理论，表明无产阶级政党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是工人阶级中最忠诚、最有觉悟的部分，它领导工人阶级并团结一切劳苦大众，通过革命斗争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强调历史发展必然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先进政党在全社会能够发挥强有力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能够循着正确方向去争取人类社会的美好前途；人民主体、人民中心思想，作为党的宗旨的思想基础，使党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并立足人民立场，致力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崇高使命。
构成党建学科哲学基础的内容，不只是这些与党的建设能够联结起来、发生论证和说明关系的基本理论，还在于将党建学科中的基础论述、特别是在党建学科中具有“本体论”和“方法论”性质的内容，赋予其具有哲学特点的表达，呈现为富于哲学意蕴的思考，使之成为带有普遍意义和普适价值的思想内涵，进而由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理论上升为政党政治理论中的必要成分。这就不仅使党建学科靠近了哲学、与哲学理论挂起钩来，更使党建学科自身生长出“哲学”内涵、创设出“哲学”内容，提升自身的理论层级，使之进展到更具严密逻辑、更富深刻思考的学术境界。这看起来有些自我攀高、或自作清高、甚或自不量力，但在党建学科化的推进与实现过程中，仍不失为一种高标准、高层次的追求，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必要性甚至可行性。看似难以达到，实存现实可能。比如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与理论建设，就其“思想”内涵、“理论”内涵而言，就其思想创造、理论创新而言，就其思想创造、理论创新的本质和规律而言，就其思想创造、理论创新的本质和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进程和文明进步而言，无疑包含着大量的辩证法内容，涵寓着丰富的认识论原理，蕴纳着充足的历史观思考。这方面的论述，无疑就是哲学层面的思考，就是对其中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在哲学维度上的把握。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党始终坚持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结合，始终坚持辩证法与历史观的统一，始终坚持认识论与价值观的一致，本身就是一个有着深刻哲学思维、涵纳深厚哲学底蕴的政党，这样的哲学思维与哲学底蕴也必然渗透在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与各个方面，达至并影响到我们党对有关党的建设诸多问题的理解。这意味着，我们党及党建理论与哲学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我们正在建设的党建学科与哲学有着割不断的思维连线。我们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能够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创造科学工作方法，历来强调实事求是、坚守战略定力、注重问题导向、持有辩证思维，所作所为有大格局、大视野，所趋所向有大战略、大追求，本身就呈现出一种哲学气韵与哲学风采，也完全有能力在党建学科化过程中奉献出新的哲学探索和新的哲学见识。对此，党建理论研究、党建学科建设自身不能气馁，应该增强这方面的胆识与担当，展现出高远的追求和攀登高峰的气度。唯其如此，党建学科化的推进才会是顺畅的，党建学科建设才会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呈现出全新的气象。
（责任编辑：刘要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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