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秀林：一个城市，两个世界：上海市外来人口居住隔离的社会分层
2021.8
作者简介：
孙秀林，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7ZDA112）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对于当代中国大都市居住隔离的研究，在深刻的微观经验和机制分析之外，也需要从宏观尺度进行实证分析。对于上海市外来人口居住隔离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分析其内在机制，尤其是社会分层因素对于居住隔离的影响效果。数据结果显示，虽然总体上移民与本地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居住隔离，但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居住隔离仅仅发生在蓝领移民与本地人之间，而白领移民与本地人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居住隔离。也就是说，上海的居住隔离，更多地是一种阶层隔离，而不仅仅是户籍层面的隔离。
［关键词］居住隔离；隔离指数；社会分层
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参考文献及注释请参见本刊原文。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大城市，吸引了大量中西部人口迁移至此生活。外来人口在对所居城市的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却无法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区别对待。外来人口为了更好地在城市中生活、发展，很多时候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作为在城市中的社会支持网络。这一机制产生了很多社会后果，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果表现在外来人口的居住方面。在早期的农民工研究中，很多研究者都发现农民工进入城市采用了老乡聚集的方式，所以在很多城市中形成了以来源地命名的“城中村”现象。
早期对于外来人口聚居区如“浙江村”“新疆村”的研究表明，在初期的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进城之后选择“聚居”有其必然性，由于缺乏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外来人口进入城市之后只能依靠地缘和血缘关系获取工作信息和居住信息，同时由于城乡分割的制度特征、优越的区位优势、低廉的价格，“城中村”成为天然的流动人口聚居区。这一聚居空间面临着不断被挤压、被侵蚀的命运，空间资源被占用，呈现出的外在居住空间与城市产生越来越大的分异和隔离。
对于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居住隔离所导致的社会融合，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这种老乡聚居导致的外来人口居住隔离，会导致一系列负面效果，包括加剧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排斥，扩大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社会距离，降低外来人口在居住城市的身份认同、影响其社会融合。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城市中外来人口的社会分层也在加速变化。外来人口之间的社会分层所导致的居住隔离变化，现在尚缺乏足够的经验分析。因此，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考察社会分层对于外来人口居住隔离的影响效果。本文使用上海市一个非常独特的实有人口数据，将社会分层因素纳入居住隔离的分析当中，考察当代中国大都市居住隔离的深层次机制。
一、文献回顾
（一）居住隔离理论与隔离指数
“居住隔离”(residential segregation)，又被称为“空间分异”(spatial separation)，是指基于人群的某种人口学特征，如肤色、户籍、职业、教育水平、生活习惯、文化水准或财富差异等，相同特征的群体居住在一起。从城市空间表现上看，不相类似的人群在居住空间上是彼此分割的，（某种程度上）相互之间处于不交往的隔离状态。对于西方居住隔离的理论，国内已有很多综述文章。黄怡将国外居住隔离研究归纳为人类生态学、都市人类学及空间经济学三个主要学派。人类生态学主要包括芝加哥学派, 着力探讨城市的空间社会环境；都市人类学主要关注都市化、工业化和复杂结构的都市环境中的贫困、社会阶层、少数民族的适应、种族邻里等议题；空间经济学则侧重于从经济视角来分析不同社会阶层的居住空间分布及居住隔离的形成机制。
郝亚明将西方居住隔离的理论归纳为四种视角：经济视角、文化视角、歧视视角、制度视角。经济视角关注经济因素对居住隔离的影响，认为族际居住隔离在实质上体现的是少数族群与主体族群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这一视角的主要理论是空间同化理论；文化视角则侧重于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认为居住隔离的实质是族群因为文化认同导致的自我隔离，是选择性而不是限制性的结果，这一视角包括族群认同理论、族群资源理论、庇护所理论；歧视视角则侧重主体族群对于少数族群的偏见和歧视，认为是主流群体的歧视形塑了社会中少数族群的居住模式；制度视角主要来源于新都市社会学，这一学派认为，空间的形成是人为制造的过程，是城市场域中制度、资本和意识形态的混合作用结果。在对于美国族群之间居住隔离的综述中，郝亚明等人将美国的理论流脉总结为空间同化理论、住所分层理论和居住偏好理论三种主流解释范式。这三种理论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空间同化理论侧重于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适应，称为“阶级理论”；住所分层理论侧重于种族化的住宅市场，称为“种族理论”;居住偏好理论侧重于以文化相似性为基础的居住选择过程及结果，称为“文化理论”。
王道勇等人详细梳理了西方居住隔离理论的各个流脉，包括强调族群空间隔离的人文区位学派、强调房地产市场的住房过滤理论，以及重点关注阶级与资本因素的新都市社会学等。人文区位学主要以美国芝加哥学派为代表，强调不同社会阶层人群形成的城市空间分异；住房过滤理论关注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不同类型的住房不断进行过滤和更替，进而引起不同人群相对聚居的现象；新城市社会学则试图从宏观的资本主义体制机制、资本运作、剥削和阶级等角度出发，来讨论不同社会群体的居住隔离问题。
居住隔离的研究，除去理论层面的阐释外，更需要建立在实证数据上的严格计算和验证。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学者发展出了居住隔离的指数，用来表征一个特定地域之内的居住隔离程度。关于居住隔离指数的计算，美国社会科学界在过去半个世纪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并发展出了非常复杂的计算方法。White等人的文章详细梳理了居住隔离测量方法的演变和发展、测量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在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应用这一理论和方法的前景。他们着重指出，随着新技术和新数据的出现，新兴国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完全有可能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优势。一个新近的文献回顾详细总结了美国隔离指数的发展脉络和其中一些核心指标的原理和计算方法，包括经典的邓肯D指数、对于D指数的各种反思和空间修正、新近发展的空间信息熵指数、Moran I指数等；同时给出了如何用R软件来计算各种隔离指数的运算实例。
（二）国内居住隔离研究
中国的居住隔离与特有的户籍制度紧密相关。有学者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上海居住隔离的分析发现，上海的居住隔离主要体现在户籍隔离，而学历、就业和年龄维度的居住隔离情况整体尚不明显。也就是说，上海的居住隔离，主要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以户籍为代表的城市社会人口管理制度所导致，城市内部不同身份群体的社会隔离，主要是表现在户籍方面。广州的数据也显示，户籍是城市居住隔离的根本原因，同时在城市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和住房政策共同影响了居住隔离的结果。
在外来人口选择居住地点的过程中，宏观层面因素和微观层面因素共同发挥了作用。北京市的研究表明，社区因素包括经济因素、交通因素、制度因素和空间溢出效应；个体因素中包括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和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地位（收入、职业和受教育程度）、人口迁移特征（迁移时间和迁移类型）、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当地社会保险）等。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是流动人口住房支出能力的重要特征，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类型分异的主导力量。从模型结果来看，中间阶层选择近郊居住的概率（以远郊城中村型为参照）明显高于底层阶层。
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是影响居住隔离的重要因素。一项以中国334个地级市和4个直辖市的普查数据计算的居住隔离指数结果显示，那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如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居住隔离程度是比较低的，相反中西部地区的居住隔离比较高。一项来自9个省15个城市的调查结果分析了市场化对于外来人口聚居的效应。结果发现，市场化程度负向影响外来人口的聚居水平，同时市场化与社会网络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随着迁入地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农民工依赖社会网络而形成“地缘集聚”的比例显著降低；随着城市的市场化程度提高，外来人口可以通过市场而不仅仅是社会网络来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很多问题，从而降低“地缘集聚”的程度。
经济因素对居住空间的影响日益显著。1990年代之后，随着城市住房产权改革，城市居民有了自由选择住房的可能性。这一过程导致城市住房产权的变化，也导致收入对居民住房选择的影响作用日益增大。收入越高的群体，选择住房的自由度越大，在城市内部住房迁移的比例越高。城市内部的迁居流动，导致居住隔离和分层。上海的数据显示，经济因素对居住隔离的影响很大。来源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在上海的居住隔离指数越低。第一产业增加值越大，居住隔离指数越低；第三产业增加值越高，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居住隔离程度越大。在香港，收入和职业是影响居住隔离的重要因素，香港的居住隔离主要表现在公屋居住人群与私宅、高阶层人群的隔离。
值得注意的是，多个调查数据显示，收入并不是影响外来人口居住隔离的首要因素。一项使用“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2013年)的研究，从生命周期因素（婚姻、年龄和工作年数）、经济能力因素（月收入、教育程度和就业身份）、区位因素（全国分为4个经济带）这三个方面，对农民工选择住房类型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就业身份和受教育水平显著影响在务工所在地购房的概率，具体而言，作为雇员的购房可能性较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购房的可能性越大。但从经济能力的角度来看，农民工月收入的变化对他们是否在城镇买房并没有显著影响 。收入高的群体，搬到本地市民居住区的比例并不高于低收入群体。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居住选择，除去单纯的经济收入之外，更多受制于宏观的制度结构要素，从而导致其自我选择式的隔离状况。
在个体层面因素中，研究者发现教育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通过对广州8个城中村的问卷调查与实证研究发现，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城市移民群体突破原有的外地人聚居的空间局限，模型结果表示，移民受教育程度越高，迁入地居住的时间越长，其社会关系的分布受空间分隔的作用越不明显。也就是说，随着新移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积极利用聚居区之外的社会联系，可以突破城市内部二元分异的空间隔离特征。一项来自14个城市的农民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农民工的收入和市场支付能力比较低，无法通过住房市场获得产权住房，所以大多数农民工选择租金便宜的外来人口聚居区或者单位宿舍。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农民工与本地市民的居住隔离过程中，随着农民工社会地位的差异，与本地人的居住隔离程度也明显不同，教育和职业两个因素的作用尤其明显。从教育维度看，受教育水平越低，农民工聚居的比例越高，与本地居民混居的比例越低。从职业维度看，职业地位越高，农民工与本地人混居的可能性越大。体力劳动者聚集的比例远远高于非体力劳动者。
城市居留时间会显著影响外来人口在城市的观念和生活方式，随着在城市距离时间的增长，外来人口的生活空间和居住空间会逐步脱离外来人口聚居区，慢慢转向本地人居住的社区，扩大与本地人的社会交往，从而慢慢融入当地社会。一项2014年流动人口的专项调查数据证明了这一点。
二、测量指标
本文使用上海市实有人口数据。这个数据包括上海市所有村居委层面的汇总人口信息，包括每个村居委中不同户籍人数、不同教育程度人数等。
（一）居住隔离指数
在居住隔离的研究中，最经典的隔离指数是邓肯等提出的D指数（Dissimilarity Index）：
D指数影响了后来所有的空间隔离指数。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指数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如不能进行多个群体的计算、缺乏对于空间维度的考虑、易受测量尺度影响等。虽然随后学者对D指数进行了很多改进，但是，所有这些测量指数都面临两个关键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棋盘问题（checkboard problem）和空间单位可变问题（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 。近年来，随着空间分析技术的发展，Reardon和O‘Sullivan等人将隔离指数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发展了一套基于空间维度的新指标：空间信息熵指数(
通过各个不同空间指数的比较，空间信息熵指数(
运用这一指数，以500米半径作为计算单位，计算上海市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居住隔离指数，可以得到上海市整体的空间信息熵指数(
（二）社会分层
关于社会分层的测量指标，在布劳和邓肯模型之后，国内已经有大量研究。虽然不同学者的具体指标有所不同，但综合来看，在所有的模型中，教育都是划分社会分层的重要维度。因此，本文使用教育来测量社会分层。具体而言，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划定为“白领”群体，大专以下教育水平划分为“蓝领”群体。进一步将这一变量与户籍进行交互，产生4个用来比较的群体：本地蓝领（local blue）、本地白领（local white）、移民蓝领（migrant blue）、移民白领（migrant white）。
利用这一分类，考察不同社会分层的居住模式。不同阶层的外来人口都住在什么地方？在居住空间分布上是否存在差别？
首先，我们计算不同群体距离市中心（人民广场）的累积百分比，考察居住比例的四分位差，即25%—75%的人居住在多大范围之内（图2）。图中25%—75%人群分布结构可以发现，50%的本地白领居住在距离市中心5—15km的范围内，50%的移民白领居住在距离市中心8—22km，50%的本地蓝领居住在距离市中心7—27km，50%的移民蓝领居住在距离市中心13—29km。也就是说：距离市中心从近到远依次为：本地白领、移民白领、本地蓝领、移民蓝领。其次，根据这个分布，我们可以把30km作为分界线，在30公里的范围之内，涵盖了近80%的居住总人口，90%的本地白领、77%的本地蓝领、76%的移民蓝领、88%的移民白领（见表1，第4行）。再次，从不同环线来看，本地白领居住在中环以内的比例最高（接近60%），40%左右的本地蓝领和移民白领居住在中环以内，移民蓝领居住在中环以内的比例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甚至居住在外环以内的移民蓝领比例也不到40%（表1）。
综上，从不同阶层居住的空间安排看，不同阶层在居住空间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白领群体的居住空间更加靠近市中心，而蓝领的居住空间则距离市中心更远。
三、模型结果
（一）不同社会分层的居住隔离指数
利用500米半径作为计算单位，分别计算本地蓝领（local blue）、本地白领（local white）、移民蓝领（migrant blue）、移民白领（migrant white）这四个群体两两之间的居住隔离指数（空间熵指数
从表2可以看出，这四个群体之间，移民蓝领与其他三个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居住隔离情况，与移民白领、本地蓝领、本地白领之间的居住隔离指数分别为0.1459、0.1706、0.2778。而移民白领与本地蓝领和本地白领之间的居住隔离指数为0.1062、0.0946，要远远小于移民蓝领与本地人之间的居住隔离指数。移民白领与本地白领之间的居住隔离指数，和本地蓝领与本地白领之间的居住隔离指数，基本相差无几。也就是说，虽然从总体上看，移民与本地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居住隔离，但如果我们进一步将移民区分为不同社会阶层，会发现，居住隔离仅仅发生在移民的蓝领阶层与本地人之间，而移民群体中的白领阶层与本地人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居住隔离。
这一趋势在图3中可以更清晰地体现出来。以本地蓝领作为参照群体，移民蓝领、移民白领、本地白领这三个群体与本地蓝领之间的居住隔离指数分别为0.1706、0.1062、0.0936。从空间分布可以看出，相对于本地蓝领，移民蓝领明显居住在更外环的地方，在中环之外，移民蓝领的居住隔离指数更高，表示在500的半径范围之内，遇到移民蓝领的比例更高，而在中环以内遇到本地蓝领的比例更高。白领的情况与移民蓝领截然不同：不管是移民白领还是本地白领，居住地更靠近市中心，相对于本地蓝领而言，白领更多居住在中环以内甚至是内环以内（见图3）。
综合上面的居住隔离指数和隔离地图，我们都可以发现，虽然从整体上上海存在明显的本地人与移民之间的居住隔离情况，但如果我们进一步将社会阶层加入分析则可以发现，所谓居住隔离，更多是发生在移民蓝领与本地人之间，而外地的白领阶层与本地人之间则不存在明显的居住隔离情况。也就是说，上海的居住隔离，更多是一种阶层隔离，而不仅仅是户籍层面的隔离。
进一步，我们考察不同计算尺度对居住隔离指数的影响（见表3）。一般说来，随着计算尺度的增大，居住隔离指数显著下降。如果我们把计算单位从500米半径增大到3000米，所有群体的居住隔离指数都会显著下降。但是，不同群体的下降幅度是不同的。移民蓝领群体下降了35.69%，移民白领群体下降了40.23%，而本地白领群体下降了61.88%。也就是说，相对而言，白领群体的居住隔离更多发生在微观尺度上，而移民蓝领与本地蓝领的居住隔离具有更多宏观测量尺度的涵义，计算尺度的增大并不能更有效减少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居住隔离程度。
（二）户籍隔离与教育隔离
从户籍的居住隔离指数（以500米为半径计算的
从距离市中心距离来看，在距离市中心越近的地方，教育的隔离指数越高于户籍的居住隔离指数；距离市中心越远，户籍的居住隔离指数越高于教育的居住隔离指数。这两者之间的交叉点发生在距离市中心8公里的地方，在距离市中心8公里之内，教育的居住隔离指数要高于户籍的居住隔离指数；8公里之外，户籍的居住隔离指数迅速超过教育的居住隔离指数，而且，随着与市中心的距离增大，这一差距越来越大（见图4）。
这一趋势同样体现在不同区县层面上（见图5）。在中心区，如黄埔、徐汇、长宁、静安、普陀、虹口、杨浦，教育的居住隔离指数明显高于户籍的隔离指数。而在其他的非中心区，户籍的居住隔离指数要明显高于教育的居住隔离指数（唯一特殊的是松江区）。
从城乡的差异来看，村委会的居住隔离指数（不管是户籍层面还是教育层面）都要明显高于居委会（见图6）。随着计算尺度的增大，居委会和村委会的居住隔离指数（不管是户籍层面还是教育层面）都会出现明显下降；但不管是在居委会还是村委会，教育层面的降低幅度（50%左右），都要远远高于户籍层面的降低程度（不到25%）。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教育层面的居住隔离指数，对宏观尺度更加敏感，更多发生在微观测量尺度上，随着尺度的增加，可以明显降低教育导致的隔离指数；而户籍导致的居住隔离，则发生在更大空间尺度上，相对而言，并不会随着空间测量尺度的增大而发生明显变化（见表4）。
四、结 论
美国芝加哥学派对于芝加哥的城市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美国社会学本土化的道路。芝加哥学派的“同心圆模式”以及后来发展出来的“扇形模式”和“多中心模式”等，都是对于城市居住模式的抽象概括。而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模型背后，体现了美国学者试图理解本土社会中都市生活运行机制的努力。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来，在早期的研究领域，比较侧重于农村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进入199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城市研究议题尤其是关于城市社会基层治理的研究日益成为热点。由于中国社会学发展脉络的独特性，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对于城市的研究仍然带有非常强烈的“社区”研究色彩。也就是说，把城市基层单位（如居委会）作为一个类似社区的场域，通过对这个案例的剖析，以小见大，来理解城市运行的内在机制和中国社会的基本逻辑。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脉络来看，对于当代城市的社会学研究，中国学者更偏好新都市社会学的质性分析路径。采用大规模数据，把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分析单位，在大尺度上对城市进行的实证分析，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是比较缺乏的。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信息具有了空间属性，这对于社会学的都市研究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契机。本文使用一个上海市的实有人口数据，对上海市全部5000多个村居委的居住隔离情况进行了分析。本文的主要工作包括两个方面：（1）对于居住隔离的程度，采用了最新的空间信息熵
从
综合而言，上海的居住隔离更多是发生在移民蓝领与本地人之间，而外地的白领阶层与本地人之间则不存在明显的居住隔离情况。也就是说，上海的居住隔离，更多是一种阶层意义上的隔离，而不仅仅是户籍层面的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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