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民：中国现阶段过度世俗化问题及其治理
作者简介：
吴忠民（1959—），男，中共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中共中央党校一级教授。
［摘要］世俗化既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同时也是现代化进程得以顺利推进的必要助推条件。不过，受种种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在中国现阶段，在世俗化对现代化起着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过度的世俗化问题。这些过度的世俗化问题主要包括：程度不同的唯利是图的行为取向、过度看重“物欲”层面的需求、过度的高消费、过度的短期化功利行为。过度的世俗化问题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具有十分有害的负面效应。为确保中国现代化建设得以健康而持续地推进，人们应当高度重视并积极应对过度世俗化问题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使其积极作用达到充分化状态。
［关键词］世俗化；过度的世俗化问题；现代化建设；中国现阶段
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本刊原文。
世俗化是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世俗化对于现代化建设基本宗旨的确立、现代化建设内生动力的形成、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推进以及现代社会的安全运行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外观上看，世俗化似乎只是一个事关人们日常生活的表层问题，但实际上却是一个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对于历史上就具有世俗化基因、在当今又是急于改善自身生活处境的中国人来说，世俗化无疑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长足的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讲有赖于世俗化行为的推动。这一点，既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公认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别于其他许多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明显不同之处。同样，中国现阶段的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问题，如过度看重GDP的导向、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贫富差距过大、民众福利期望高企等，在某种程度上讲同过度的世俗化问题有关。
一、中国世俗化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世俗化是一种历史趋势，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主要是指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越来越普遍地看重现实的人间生活，越来越重视自致性努力的行为取向和理性的精神，并以此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实现自身的价值。与此同时，以往“以神为本”的超自然信仰、等级制当中的人身依附性、缺乏理性的极端精神因素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种种禁欲主义或准禁欲主义的约束也在逐渐消失。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包括现实性、自主性和理性化三项主要内容，这三项内容缺一不可，各有各的重要功能，从而共同构成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基本行为取向。
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只要产生了现代化和市场经济，那么，世俗化现象就必然会成为这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以往欧洲中世纪宗教力量根深蒂固的法国、荷兰等国，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其世俗化现象愈益凸显，而原本对人们行为方方面面有着严重约束的宗教的影响力却趋于大幅下降。有调查显示，21世纪初，荷兰每周去教堂的人仅为9%，法国只有7%，拉脱维亚只有3%。相对欧洲国家来说，美国是信教人数占比较高的国家之一。即便如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美国的世俗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宗教的影响力在逐渐下降。
在逐渐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世俗化现象更是日益凸显。比之欧美国家，中国的世俗化现象要复杂一些。与欧洲的中世纪社会相比，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传统社会并不是一个宗教化的社会，而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至少是一个世俗化现象十分明显的社会。整体而言，中国传统社会追求的是“此岸”的现实人间生活，而不是“彼岸”的天上王国，这是与欧洲中世纪社会最大的区别。不过，当时中国的世俗化与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还有较大的差距：其行为主体是具有明显人身依附性色彩的社会成员，这些社会成员认可的是三纲五常的封建等级制，而不是自由、独立、平等的个体人意识；与中国传统的世俗化现象相适应的，是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前提的十分有限的“谋利”行为准则以及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而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具有正当性依据的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取向，也不可能认同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体制；中国传统的世俗化现象从本质上讲认同的是社会成员的先赋性所得或“命运使然”，而不可能是其自致性的努力。凡此种种，使得传统社会当中人们所追求的现实人间生活是有限度的。中国传统的世俗化仍是一种禁止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并带有一定程度禁欲主义内容的行为。不过，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世俗化现象日益凸显，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世俗化开始升级换代，逐渐走向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
世俗化既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同时也是现代化进程得以顺利推进的必要助推条件。从目的性的角度看，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对于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定向”意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宗旨不是为了“物”，而是为了“人”，是为了人的生活处境的不断改善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进一步看，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世俗化是以人为本理念以及相应的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理念的具体体现，世俗化包括改善民生以及普惠性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等具体内容。所以，只有解决好世俗化问题，使世俗化现象得以正常发育，现代化建设方能够从一个重要的层面消除人的“异化”现象的可能性，并有效防止贫富差距过大现象的出现，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从现代化建设当中获益。如是，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定向”这样的大问题。不仅如此，从动力的角度看，世俗化还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世俗化是一个事关民众直接的、日常的切身利益的大问题，是民众最为看重的基础性事情。所以，一个社会只有重视世俗化问题，方能够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状况同其自身的努力状况紧密捆绑在一起。这样一来，就能够充分激发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活力和创造力，从而为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提供不竭的动力。再者，从具体的经济拉动角度看，重视世俗化，就意味着重视人们日常消费生活问题，重视对日常消费生活的投入，重视日常消费生活的不断升级换代。如是，必定有利于消费内需的不断扩大，进而直接推动经济的增长。
如果说世俗化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都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事情的话，那么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世俗化就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之所以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世俗化是中国社会一项独特的“历史基因”，因而相对来说更加容易被激活，而且是因为在曾经的计划经济时代当中，民众的日常生活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民众甚至不能谈论物质利益问题，于是，世俗化现象一度陷入某种“中断”的情状，贫困问题一度严重地困扰着中国社会。摆脱贫困、过上好的生活，成为中国民众的强烈愿望。这些情形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民众对于世俗化现象有着更为强烈的期待。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得益于种种历史与现实因素的交织而促成的强大的世俗化力量的推动。
在看到世俗化对于现代化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积极效应的同时，还应看到，世俗化现象一旦走偏，成为片面或过度的世俗化问题，便会对现代化建设产生十分不利的负面效应。对于中国的世俗化来说，确乎存在着走偏的可能性。原因很简单。在中国现阶段，至少存在着三种可能的引致世俗化走偏的因素。一是社会转型期特有的规则相对缺失的情形，容易造成世俗化的发育由于缺少必要的约束而流变为人们某种本能化冲动的情形。二是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物质财富极度匮乏的中国民众，对于贫困有着极为深切的感受。客观上讲，这种情形容易催生人们对于财富追求的急切心理和对于财富增进的高期望值。三是中国历史上世俗化现象当中存在不少与现代化时代属性不相吻合的成分，进而容易导致一些历史上世俗化现象在现代社会当中的变形走样。凡此种种，使得中国现阶段的世俗化存在着走偏的可能性。
我们不能低估世俗化现象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影响。从影响面的角度看，世俗化影响到每一个社会成员；从影响力的角度看，世俗化又是一个影响到每一个社会成员最为关注的切身利益的问题。所以，世俗化现象一旦得以健康发育，便会对现代化建设产生巨大的积极助推效应，对于我们来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确保世俗化现象的健康发育，防止世俗化现象走偏，进而确保现代化建设健康而持续地向前推进。
二、中国现阶段过度世俗化问题的主要表现
在中国现阶段，伴随着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世俗化得到长足的发展，并对现代化建设产生着巨大的积极推动效应。同时还必须看到，受种种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过度的世俗化问题。这些过度的世俗化问题分别对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宗旨、人们需求的全面性以及人们的理性化行为产生了一定的误导效应。大致的看，这些过度的世俗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程度不同的唯利是图的行为取向
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社会首先要解决一个“为了谁”的基本宗旨问题。无疑，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宗旨是为了人。具体看，对于“人”亦即社会成员来说，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主要有两项，一是要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二是要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空间。如是，既能够使社会增进团结和整合，又能够使社会充满发展的活力和创造力。
不过，在市场经济早期阶段，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曾程度不同地出现过一种唯利是图的现象。不能否认，市场经济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市场经济有效地摧毁了传统社会的等级制以及人身依附性，使社会成员实现了在资本条件下的某种自由和平等，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不过，还应看到，在市场经济早期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资本是一种少数人拥有的稀缺资源，同时又缺乏必要的制度化约束。在这样的情形下，资本至上必然会或多或少地成为社会的某种导向。进一步看，资本至上现象必然又会程度不同地催生唯利是图现象的出现，使得社会出现一部分人为了自身利益的增进而去侵占、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合理利益的情形。不少无良企业主往往不择手段，以侵占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合理利益来的方式，来达到最大限度地获取自身高额利润的目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它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媒、给机器上油一样。”
转型时期的中国，也曾出现过较为明显的唯利是图现象。有学者指出，从历史上看，“中国人营利欲的异乎寻常的强烈和发展早就是不容置疑的事了，其厉害和肆无忌惮——只要不是宗族同胞——为其他任何民族的竞争所不及。”这种看法虽然有些绝对化，但应当承认，其中包含一定的合理成分。中国这种历史基因，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又被激活。同时，在中国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一段时间，人们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出现了某种过犹不及的情形。历史的基因与市场经济初期人们对于经济利益的急切追求两者结合在一起，对于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此影响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社会似乎是患上了一种“经济饥渴症”。“经济饥渴症”不但影响到具体的个人，甚至也影响到一些公共事业单位。比如，通过“创收”的方式来满足本单位成员的利益诉求，便成为当时大量公办学校、公办医院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的重要任务。同时，整个社会尚未相应地建立起完整的法治体系，因而人们的经济行为缺少有效的约束。在这样的情形下，一方面，比之计划经济体制时代，中国人创造经济财富的活力被前所未有地激活和释放，当时的经济发展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却是整个社会难免相对过于看重经济效益，而相对轻视社会公正问题。于是，唯利是图现象便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得以滋生。当时中国的唯利是图现象尽管远远没有像20世纪初期的美国那样严重，但相比以往的中国社会来说却是十分的明显。
不能否认，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唯利是图一类的行为加重了社会不公现象。在当时，由一些无良商人经营的企业缺乏基本的安全保护条件，致使矿难事故频繁发生。2002年，我国生产安全事故107万起、死亡近14万人。中国生产亿元GDP死亡率是先进国家的10倍；工矿商贸10万人事故死亡率是先进国家的2倍多；煤炭百万吨死亡率是世界平均的5倍多。唯利是图现象加重了贫富差距等社会不公问题，大量辛勤劳作的劳动者没有得到应有的收入回报。有学者认为，2008年全国在超过九万亿的隐性收入中，“灰色收入”部分有5.4万亿，10%的最高收入家庭拿走了其中63%的财富。2007年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43.9％的职工对自己的工资收入水平“不太满意”或“不满意”，22.5％的职工对目前的社会地位“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城镇工人和农民工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表示满意的分别只有30.5％和32.7％。
唯利是图现象还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在曾经的一段时间当中，各种坑蒙拐骗现象层出不穷，对民众的食品安全造成较为严重的威胁。如“三鹿奶粉事件”致使数万名婴幼儿的健康受到影响。这种坑蒙拐骗现象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唯利是图现象还直接加重了环境生态的恶化，使公众的健康问题普遍受到影响。2004 年，利用污染损失法核算的总环境污染退化成本为5118.2亿元，占地方合计GDP的3.05%。其中，大气污染造成的环境污染退化成本为2198.0 亿元，水污染造成的环境退化成本为2862.8 亿元，固废堆放侵占土地造成的环境退化成本为6.5亿元，污染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0.9 亿元。
近年来，尽管中国对于唯利是图现象的治理取得明显成效，但尚未从根本上予以杜绝，由此所加重的社会不公现象仍然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有调查显示，2018年，“在社会总体公平程度的感知上，超过四成调查对象认为社会不公平，34.2%的调查对象认为社会公平。表明调查对象对于社会公平的整体感知偏向于不公平。”
（二）过度看重“物欲”层面的需求
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在解决了“以人为本”亦即“为了人”的基本宗旨之后，进一步则是需要解决满足“人的怎样的需求”的具体议题。就此而言，现代化建设就是要解决民众不断增长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多种需求，满足民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求。在这方面，一旦忽略了人们“多方面”的需求，而只是将人们需求停留在物质层面，就必然催生过度看重物欲需求的片面世俗化问题。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物质生产及生活水准极为低下，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贫困国度。即便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社会却将民众追求物质生活的做法当成是不健康的“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来看待并予以禁止。这种情形显然不符合人类社会的一般常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改革开放以后，上述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随着以人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民众基本生活水准的改善成为整个社会所高度重视的事情。但同时应看到，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出现了某种矫枉过正的情形。身处急剧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面对国内外一些富裕群体高水准生活的示范效应，大量身患“贫困恐惧症”的社会成员难免出现一种明显的过度看重物质层面亦即“物欲”层面需求的现象。一项对于江苏省民众的调查显示，在回答“造成‘身心不和谐’的因素”时，认为“欲望过多过大、不能知足常乐”的人占52.5%。另有国外调查机构的调查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2013年末，法国益普索调查公司发布了一项名为‘全球物质主义、理财和家庭态度’的调查，在20个国家中，中国人对物质的热衷程度位居榜首。有71%的中国人表示，将根据自己拥有东西的多少衡量成功，而全球范围内仅34%的人同意这一观点。”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个调查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但应当承认，这个调查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至少是一个有价值的提醒。
对于物欲需求的过度追求，对于现代化建设势必会产生明显的片面导向效应。如此看来，对于人的“物欲”需求的单方面追求甚至是片面的强烈追求，必定会程度不同地弱化其他层面需求的追求，否定现代化建设的人文意义，引致现代化建设走入某种片面的“拟动物化”的境地，进而造成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应，如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明显地滞后于经济建设，而且，即便是经济建设本身，也会程度不同地呈现出某种片面存在、片面推进的情形。
（三）过度的高消费
既然现代化建设是为了人，是要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求，那么，进一步的具体问题就是，应当如何进行必要的消费支出，方能恰当合理地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求。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一旦人的多方面需求得到恰当合理的满足，那么，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宗旨便会逐渐得以实现，社会成员的活力和创造力便会由此得以持续的激发，现代化建设的内生动力便会持续形成。相反，一个社会在人的需求方面一旦进行过度的高消费支出，那么，不但会催生不良的社会风气，损伤社会成员勤奋努力的精神，减弱社会成员的活力和创造力，而且还会透支未来现代化建设赖以进行的生产性资金，延误公共服务和民生水准的提升，最终会损害现代化建设的内生动力。
世俗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人们行为的理性化。从理性化的角度看，对于消费需求的支出应当予以科学合理的规划安排。就此而言，一是应当基于“必需”的原则，对民众的多种需求进行“必要”的满足，否则，物质财富的增进便失去了其应有之义；二是应当基于量力而行的原则，对于人们的需求予以“恰当”满足；三是应当为抵御未来可能的社会经济风险和确保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进行必需的储备和积累，而不能一味地为了人们当下的消费需求而将已有的发展成果全部消耗殆尽，甚至是以透支未来财富的方式支撑人们当下的高消费需求。
在中国现阶段，过度高消费现象的种类可谓多种多样。其中，有两种过度高消费现象应当引起人们的特别重视。一是个人的炫耀性消费。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特别重视事关家族以及个人的尊严亦即面子问题。“如果一个人做的事符合家族众人的期待，那么他不但自己感到非常荣耀, 他的家人也会为他感到骄傲, 并因此使家人同他分享荣誉和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这种传统的面子问题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在不少人的眼里，能否被别人看得起，在不小的程度上取决于自身财富的拥有状况以及相应的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外在表现——高消费状况的如何，换言之，财富已经不仅是一个物质生活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面子”问题。再者，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一些摆脱了以往的贫困状况而先行富裕起来的人，急于向别人证明或展示自己已经上升到新的、富裕的“社会位阶”。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便催生了如今中国社会当中一种明显的个人炫耀性消费现象。与很多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当中的这种现象十分显眼。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中国人对于奢侈品的购买量占比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麦肯锡《2019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人买走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奢侈品。“中国人在境内外的奢侈品消费额达到7700亿元人民币，占到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一，平均每户消费奢侈品的家庭支出近8万元购买奢侈品。到2025年，奢侈品消费总额有望增至1.2万亿元人民币。2012年至2018年间，全球奢侈品市场超过一半的增幅来自中国。展望未来，预计至2025年这个比例将达到65%。”另外，从代际的角度看，中国不同年龄段群体之间的消费状况有着明显的差异。在物质消费品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长大的相对年长的群体，其消费支出相对来说较为节俭；在物质产品开始丰裕起来的时代成长起来的相对年轻的群体，其消费支出相对来说要高得多。有调查显示，“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代际上存在差异的‘80后’群体普遍比‘70后’群体具有更高水平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之相适应，年轻代群体无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高消费的主力军。“有关机构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者平均比欧洲奢侈品消费者年轻15岁，比美国的年轻25岁。”这种情形，在短时期当中恐怕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观。
二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大规模炫耀性消费。从世界范围看，应当说这是中国现阶段社会当中的一个特有现象。在一个为时不短的时期当中，由于目标取向的片面，由于对自身职责的定位存有误差，由于公共政策的重大决策过程有时缺乏科学化、民主化和透明化，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由于地方官员考核指标不够全面，由于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以及一些地方官员试图通过大型工程来实现利益输送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一些地方政府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形象工程、豪华工程、豪华型城市的建设。其规模之大，样式之豪华，实为举世罕见。由于这些建设大都属于缺少经济效益的支出项目，同时离基本民生的需求相去甚远，已经超出公共服务的范畴，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之视为炫耀性消费项目。
可以说，豪华型建设近年来已经成为影响面十分广泛的事情并不是只在少数地区出现的个别现象。中国已建成的全世界超一流的体育场馆不下十几个，全世界超一流的音乐厅大剧院不下几十个，全世界超一流的会议中心不下几十个。一个经济并不富裕的城市耗资10亿元，建设了近7万平方米的大剧院，用20公斤黄金铺满大幕以炫耀金碧辉煌，用钢总量近1万吨。九三学社对南方某省40多家剧院调查后发现，这些剧院全部采用高耗能、高耗材的建筑形式，文化设施建设投资迅速攀升。在诸种豪华型建设当中，投入最为巨大的，当属豪华型城市建设。国务院有关部门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以上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达34亿。如果再加上一些县区自行设立的各种名目的“开发区”，其规模更为巨大。如此这般的豪华型工程、豪华型城市建设，不仅延误了当地经济的正常发展和民生的改善，而且还让地方政府背上严重的债务，留下了巨大的财政隐患。截至2020年7月末，全国仅仅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就高达241616亿元。
（四）过度的短期化行为
诚如前文所说，世俗化的一个应有之义是理性化。从这个角度看，这就要求人们按照长远的目标并基于现实的情状，确立起相对稳定的、前后能够接续的制度安排以及相应的行为方式。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说过度的高消费行为损害的是长远支出和近期支出之间平衡状况的话，那么，这里所说的过度短期化行为损害的则是个人行为之间、多个群体行为之间以及整个社会长远发展目标和近期发展目标之间的协调问题。
问题在于，在中国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与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吻合的新的规则体系尚未系统地建立起来，因而难免会出现一种大量社会成员无章可循的情形；而无章可循的情形容易造成人们各行其是的行为。重要的是，“从事长期行为的人，只承担长期行为的成本，而得不到长期行为的收益。其结果，只能是短期行为的普遍化。”加之教育、医疗、住房这样“新的三座大山”成为大比例社会成员难以解决的难题，大量社会成员又急于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等。凡此种种，使得占比较大的社会成员浮躁不安，社会焦虑在整个社会当中弥漫，进而使得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少只顾及个体而不顾及整体、只顾及眼下利益而不顾及长远利益的过度短期化行为。
在中国现阶段，过度的短期化行为表现在方方面面，其中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其一，教育发展中的过度短期化行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实现了跨越性发展，对于现代化建设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支撑。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中国教育的发展还存在不少短期化行为，并制约着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就其主体而言，应当是公益事业，而不应当是以营利为主的产业。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段时间当中，由于人们对市场经济做了过于宽泛的理解，教育领域也出现了一种产业化的有害导向。各个层面、各种类型的教育往往过分看重经济效益，将教育当成一种营利的行当。教育不合理收费现象比比皆是，这既涉及基础教育，也波及高等教育。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过于强调“教育要进入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对于教育的属性进行了比较片面的功利性理解，试图让教育成为一个能够营利的产业，致使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本身所应当具有的公共属性被明显削弱。
之后的一个时期，虽然经过反思，过于看重教育的经济效益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矫正，但又出现另一方面的过度短期化行为，即相对重视教育事业的外延扩张，而相对轻视教育事业的内涵提升。一些高校的校名越改越大，从“某某师专”改为“某某学院”，继之又改为“某某大学”，但其实际的师资力量和学术实力却没有明显的提升。许多高校的校区面积以超常规的速度地大幅度扩张。“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在建和已建的高校新校区超过200个。”国家对于教育的公共支出投入量越来越大，举债办学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不能否认，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教育事业在“外延”上的扩张速度不可谓不惊人，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高等学校的学术实力、教师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水准、学生的学习意识和学习质量等“内涵”方面的进展十分有限。
其二，科学技术发展中的过度短期化行为。与传统社会很不相同，在现代社会当中，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至于成为“第一生产力”。“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主要区别在于现代人对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更强的控制能力。而这种控制能力又建立在科学和技术知识扩大的基础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竞争能力的强弱高低越来越取决于其科学技术力量和水准的强弱高低。不能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进步。无论是从科技人员的数量，还是国家对科学技术的资金投入量来看，中国均已走在世界的前列。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短期化现象。
其中一个明显短期化行为是相对重视技术应用而轻视基础科学。应当看到，科学是技术的基础。只有在科学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才能形成高度发达的技术水准。“从根本上来说，科学应该是主干，技术是主干上发展出来的枝叶，没有科学只去做技术，最终可能什么也得不到。”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的一些因素，使得中国目前不重视基础科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相对重视的是经验归纳和总结，相比之下，对基础科学不够重视。“中国人重实际，所以常常过分强调实践过程中的困难，有时是实在的困难，有时只是想象的，以致忽视实际问题背后的原理原则。”这种情形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得以完全矫正。“国际上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一般占研发投入的15%左右，最高可以达到20%，而我国长期停留在5%左右，每年总量不及1000亿元。就目前来看，对基础科学投入不足导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原创成果不足；二是对技术发展的支撑力不足；三是具有原创思想、掌握原始创新方法的人才不足。”
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另一个明显过度短期化行为是学风的浮躁。这同样也表现在相对注重外延的扩张而轻视内涵上的发展。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学风问题，投机取巧现象明显，甚至存在抄袭、数据造假等严重的内伤问题。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发表的 SCI 论文数量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与第一位的美国旗鼓相当”。同时，中国被撤稿的数量却是远远居于世界第一。“截止到2020年7月，世界范围内共有23425篇SCI撤稿，其中中国有 10303篇，远远高于第二位的美国4125篇，中国论文撤稿已占了世界44%，‘位居榜首’。”
其三，未来可能的高福利陷阱诱惑。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物质财富基础十分薄弱，而且当时面临的重大时代任务是如何突破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观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缺少大面积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自21世纪之初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种种社会矛盾问题的出现以及时代条件的变化，中国开始将民众的“美好生活”视为重大的时代任务，开始大幅度大面积地改善民生，从总体上使得基础的民生水准迈上了一个巨大的台阶。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同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我们在注重改善民生的同时，还要防患于未然，防止矫枉过正情形的出现，亦即防止走入高福利陷阱。形成这样一种防范意识，并非无的放矢。这是因为，“平均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有着较为深厚的群众基础。”“如今比较复杂的情形是，改善民生的迫切要求同潜在的某些平均主义因素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准的大面积大幅度的提高，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值也在普遍提高。”民众普遍过高的期望值如果实现不了，就会引发普遍的失望，造成涉面广泛的挫折感；而且，期望值越高，挫折感就会越强。如果这种挫折感同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基本生计或基本发展机会的匮乏联系在一起，那么，就很有可能使这部分社会成员的挫折感转化成产生一种绝望感。有着挫折感和绝望感的社会成员就会将之归因于政府或是其他相关的群体，进而引发或加重社会矛盾冲突。
改善民生有一个规律，即民生需求具有刚性的特征，因而对于民生的改善，应当侧重于做加法的方式，慎用做减法的方式。这一规律表明，对民生的改善一旦超出财政的实际能力而进行过度投入的话，就会越过合理边界，走入高福利陷阱。放眼世界，无论是哪个国家，其财政能力都不可能支撑日益提升的高福利政策，换言之，任何国家日益增高的福利政策都不可能持续地支撑下去。进一步看，在这些国家，高福利政策一旦形成，其水准的任何减弱，必定会引发民众对政府的诸多不满。
过高的福利政策必然会生成大量的社会负面效应。“在法国，失业者第一年每月领取的救济金相当于失业前最后一个月工资的70%至80%，失业者收入往往与在职雇员差距不大，以致相当一部分人宁愿赋闲在家，也不愿寻找新的就业机会。据调查，大约有30%的失业者情愿领取国家救济金，也不愿寻找新的工作。”巴西的“政府养老金约占国内生产总值7%，而基础设施支出只占1.5%。”“以退休金为例，与平均工资相比，巴西人的退休金相当于退休前税后工资收入的97%，远高出经合组织所提出的69%的平均水平。”类似的高福利政策不仅是不公正的，会影响到在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影响到这些国家经济的新增投入资本，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这些国家的经济一旦出现向下波动的情形，那么，其财政能力便会随之减弱，高福利政策必然会下调或无法兑现，从而会程度不同地引发不少社会成员的不满，造成多种多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西欧以及拉美的许多国家之所以形成了许多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问题，一个重要的根源便在于此。这些是典型的前车之鉴，值得我们汲取。
三、过度世俗化问题的负面影响及治理
过度世俗化问题看似是一个“表层”或“外观”的现象，但实际上却是一个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推进的“深层”大问题。过度的世俗化现象必然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负面效应。
1.诱致现代化建设导向的走偏
无疑，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宗旨是以人为本，是“为了人”。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属于价值理性的领域。而世俗化是一个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者兼具的事情。世俗化当中所强调人的现实生活至关重要的行为取向显然是属于价值理性的内容，而世俗化当中所强调的务实理性的行为取向则属于工具理性的内容。从表面上看，过度的世俗化问题也是为了人，似乎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同样是在“为了人”的名义之下，却有可能会产生本质上偏离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多种片面的行为，有可能脱离价值理性的范畴，并由此在现实社会当中背离“为了人”的基本宗旨。过度的世俗化问题或者是以人的单方面的“物欲”亦即以物质主义为本；或者是以少数人为本；或者是只考虑当下人的利益。其结果不免或者是忽视了人的多样化需求，或者是忽视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是忽视了现代化建设是一个近期、中期以及长期能够衔接的大问题。长此以往，过度的世俗化问题会造成现代化建设单方面突进的畸形化情状，即或者是为了人的某一方面的需求而抑制了其他方面的需求，或者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或者是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而牺牲了后代人的利益。就整体而言，这些畸形化的情状会使现代化建设无法实现真正的、全面的“以人为本”的基本宗旨而走向反面。
2.削弱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性
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来说，其主要动力不是来源于外部，而是来源于共同体自身的内生动力。换言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应当向共同体的“内部”而不是“外部”寻求动力。从共同体“内部”看，影响现代化内生动力生成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至少有两个关键性因素，即社会成员的勤奋劳作精神和社会成员不断得以提升的、与时俱进的现代化建设能力。过度的世俗化问题会由于过度强调社会成员享受生活甚至是享受高消费的生活，而程度不同地使一部分社会成员生成某种“寄生性”，进而会明显减弱社会成员的勤奋劳作精神。不仅如此，过度的短期化行为不可避免地还会催生一些社会成员的“取巧”意识及行为。而“讨巧”行为一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习惯，那么，进一步发生的情形，则是不重视长远的基础性现代化建设如基础产业和基础科学的发展，致使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缺少一种长远的基础性和与时俱进的支撑力量，由此，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性就会被减弱。
3.损害社会的安全运行局面
唯利是图的行为势必会加重资本至上的导向，使社会经济位置相对较高的社会成员与社会经济位置相对较低的社会成员之间无法形成互惠互利的利益相向而行的情形，进而会加重贫富差距过大等社会不公现象。“于是，多数人群体与少数人群体之间日趋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社会必然会为之付出巨大的成本，现代化建设赖以顺利推进的社会安全条件会程度不同地受到损害。在19世纪，英国、法国之所以出现激烈的社会对抗，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再者，各种各样的过度短期化行为会直接破坏社会规则体系，使大量社会成员无章可循，各行其是，相互间容易产生种种抵触和冲突。另外，民众日益增长的高福利意愿，则有可能加重勤奋劳作的社会成员与不劳而获社会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有可能会加重一部分期望值日益高企的民众与负责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凡此种种，会使整个社会的利益协调局面程度不同地受到损伤，进而造成大量的社会矛盾冲突，社会安全运行由此会受到影响。
如何才能因势利导地用好世俗化这一现象，使之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效应达到充分化状态，并同时能够有效地消除或抑制其可能的弊端？对此，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其中，关键的事情至少包括以下几项：
1.为民众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日益增大的自由选择空间。对于世俗化的追求，是民众特别是中国民众最为基本的利益诉求。民众对于世俗化的追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为人们所能够提供的自由发展空间有多大。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一个社会，如果能够为民众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的而且是日益增大的自由选择空间，那么便意味着这个社会的民众能够拥有更多合乎自己意愿的生活方式的选择余地、自主创业机会以及差异化生存和发展样式选择。这种情形不但符合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而且由于能够顺应民众最为基础性的意愿，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使民众的创造热情以及创造智慧得以充分迸发释放，从而有效地推动现代化建设。具体到当今中国社会，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至少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通过公正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来消除存在已久的社会成员之间不同身份的不平等对待，消除不同企业所有制形式之间的不平等待遇，消除各种各样根深蒂固的利益藩篱等。另一件事情是，将社会成员的自致性努力同其自身生活状况的改善有机地捆绑在一起。政府对于民生的改善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众基本生存亦即世俗化目标的实现都要依靠政府来实现。应当看到，如果民众试图一切都通过政府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世俗化目标，那么，一是政府根本不可能拥有这种财政能力，也根本不可能拥有足够的精力和专业技能来完成这个目标；二是必然会导致民众期望值不切实际地迅速攀高。有鉴于此，应当确立一个基本的导向，这就是民众除了基本生存线之外的世俗化目标，其他都必须主要地借助于自由发展的空间、依靠自致性的努力方能实现。
2.注重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化推进。整体化推进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规律。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共同体的构成成分越来越多样化、专业化，整个社会的结构越来越趋于复杂化。重要的是，“在现代化建设中，社会有机体当中各个领域之间以及各种构成要素之间必然会出现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联动’或‘联滞’效应”。由于世俗化本身是一件侧重于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现实要求以及消费需求的事情，所以，世俗化一旦走偏，便会导致整个现代化建设走偏。为了防止世俗化走偏，确保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化推进，有必要做到这样几件事情：一是应当注重各个领域现代化建设的协调发展，防止单方面地推进某个领域的现代化建设情形的出现，如为了经济发展而忽略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应当注重民众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协调发展。从宏观层面上看，在一个社会当中，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包括物质生活需求和文化生活需求。这两大类内容缺一不可，共同支撑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而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建立，民众基本物质生活水准的满足越来越不成为问题，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讲，民众对于物质生活的需求程度呈边际递减的情状，对文化生活的需求程度则呈边际递增的情状。而世俗化虽然也包括一些理性成分等文化层面的内容，但主要是侧重物质生活层面的内容。正如前面所提及的那样，在中国现阶段，由于传统世俗化因素的根深蒂固以及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现象的形成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的世俗化现象十分凸显，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但应当看到，中国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现象同时会造成某种相对不重视文化生活的弊端，致使中国的文化艺术、教育以及科学等事业没有得到同步的相应发展。长远看，这种弊端会程度不同地导致现代化建设畸形化现象的出现，严重妨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有鉴于此，中国应当对基础教育、基础科学、文化艺术等事关文化生活方方面面的领域，进行较大力度的投入和推动。就此而言，应当在教育、基础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选择一些关键部位进行重点投入，培育一些有效的增长点，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推动文化生活的发展。另外，国家以及整个社会还应当大力度倡导文化的重要性，形成重视基础教育、基础科学、文化艺术的社会导向，使这些领域的从业者拥有相应的尊严感。唯有如此，方能弥补中国现代化建设当中文化生活发展的短板，并为现代化建设当中的物质生活发展水准的升级换代提供有效的支撑和保障。二是应当注重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的协调性，既不能为了短期目标而损害长期目标，也不能借口长远利益的重要性而一味地牺牲人们眼下的现实利益；既要为了长远目标做好大量艰苦的基础性建设，如基础产业、基础科学的建设，也要抓住时机做好有着现实效益的具体项目。三是注重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升级与外延扩张之间的协调。不仅经济发展存在着一个外延发展和内涵发展相互间、数量与质量相互间的协调推进的问题，就是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当中以及相互间都存在着相同的问题。所以，应当注重各个领域现代化建设当中的“面上”扩张与“内涵”升级换代的有机结合。
3.注重法治建设。法治建设是阻遏世俗化可能弊端的不可或缺的有效方式。中国目前世俗化问题之所以会导致一些弊端如短期行为盛行、私德逾界等现象的出现，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法治不彰。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是以良法为归依的人们行为的法律体系。法律体系划定了人们的行为边界，即一个社会允许人们做什么，不允许做什么；鼓励什么，禁止什么。世俗化现象可能催生的短期行为以及连带而生的投机行为，客观上讲虽然会产生某种“即时”的经济效益，但总体上讲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这种短期行为的症结说到底在于社会使之付出的代价过小，在某个时期甚至没有付出代价，相反，短期行为的实施者在某个时期的受益却相对较大。也正因为如此，短期行为能够程度不同地充斥于世。再如，目前中国世俗化问题容易产生的另一个弊端是私德的逾界，有时甚至会压过公德，导致公德不显，并由此程度不同地导致市场经济不规范、腐败、公益事业发展滞后等多种负面效应。显然，中国社会只有通过法治建设，方能有效地消除至少是抑制世俗化的可能弊端。通过法治建设，中国社会能够使人们对世俗化目标的追求有章可循，以合乎法律规则的行为追求、实现合乎自己意愿的世俗化目标。如是，中国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的潜在优势方能变为现实，对于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方能产生最大化的积极效应。
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建立起以良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用以规范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行为。习近平指出，要“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只有通过法治体系的建设，方能防止某个群体、某个人单方面决定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的情形，即既能够防止资本方的任意扩张，能够防止公共权力的越界活动，“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同时，也能够有效地防止平均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抬头。如是，就可以确保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使社会各个群体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进而确保现代化建设的健康推进和社会的安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