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就注意到了丰县事件，一直想动笔，又不知从何说起。 冬日里，一位女子衣着单薄，脖子上戴着锁链，被拴在院里的配房中。 当有人探访时，她才被放出来晒晒太阳，坐在凳子上喃喃道：“这个世界不要俺了！” 她56岁的“丈夫”董某民，则穿着女士棉衣在堂屋里夸夸其谈，炫耀生育八个子女的经验。 “没有什么窍门，就是随便吃，最喜欢吃的是芹菜。”“管他随谁，只要叫我爸就行。” 他还在抖音上开过一个账号，“八个孩子的爸爸”，以“成功父亲”人设，帮多家公司做广告。 这一场景确实让人心疼、气愤，但如果真要追责，又有些投鼠忌器，担心这位女子被“解救”后骨肉分离、生活无着，担心这家七个未成年的孩子无人照顾、受人欺负。 从媒体的角度来说，发现问题、探查真相就行，但从公益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支持方案，是不敢贸然介入的，不确定这种介入，对这家人来说，到底是一种帮助，还是一种伤害。 1、 去年河南、山西洪灾，我们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走访过一些智障、精障家庭。 A村，一户家庭有四个孩子，父母智力障碍，两儿两女，大的上初中，小的一年级，一家六口，洪灾中新房被淹，他们挤在一间十多平的老房中，用柜子隔成了卧室和客厅。 客厅地上，净是喝完的矿泉水瓶，还零放着捡来的几个纸箱，下边一指长都发霉了。 贴壁纸需要剪刀，家里找不到，只能用仅有的一把菜刀划开。菜刀上锈迹斑斑，还沾着菜叶。 我们提醒，家里可以稍微收拾一下，没用的东西丢一丢。这家母亲憨笑，“是是”。 我们支持的书桌，他们全程参与组装，还帮其他人家组装了两张。 B村都整体搬进了小区了，这家父母智障，一儿一女，大三室两厅，和县城楼房一样。 但进到家里，就看出差别了。奶奶和孙女在客厅打地铺。 客厅地面上堆着捐赠的二手衣物，想穿哪件拿哪件，穿脏了一扔。 主卧在阴面，地上丢满了烟头，有被褥不用，床板磨得锃光瓦亮。 两个阳面的卧室，都用作了粮食仓库，地上晾晒着花生、红薯。 卫生间的马桶、水池都像刷了一层酱油一样，散发着化肥味儿，进去后都要抿着鼻子 孩子奶奶边说边落泪，七八十岁了，没有力气种地、收拾，不知道去世后他们怎么生活。 C村在山区，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已是初冬，那户家庭门窗上的玻璃还没装上，窗纸都没有。 这家父母智力障碍，大儿子也有些智力障碍，奶奶坐着轮椅，每个月吃药都要花几千块。 问他们住得冷不冷，这家母亲直摇头，说我们有两床被子呢。 一家人干活热火朝天，铡草、喂牛、晒核桃，忙得不亦乐乎。 D村那户家庭两女一儿，父母智障，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家小儿子，“清华”。 同是农村出身，看到他，就想到儿时生活了。他身着短裤背心，跟个小黑猴一样上蹿下跳，全身脏兮兮的，黑色背心上还印着两个显眼的白色大字，“清华”。 上午他参与了组装、搬运书桌，中午时嚷着要吃饭，他母亲已经做好了。 我们往锅里一看，这哪是炒菜，完全是酱油煮菜，黑乎乎的咸汤上，飘着几片菜叶。 他拿起勺子往米饭上一浇，坐到桌上，两下就扒拉完了。吃完一抹嘴，嘴角还挂着两个饭粒。 这家住的还是土坯房，一面墙被洪水泡得裂了两指宽的大缝。 墙上的贴画也脏兮兮的，落着一道道黑灰，有些地方还打起了卷，应该有好几年没打扫了。 孩子多、条件差、家里脏，对生活没有规划，这是这些智障家庭给我留下的整体印象。 不过他们心态都还好，不以为苦，有说有笑，对孩子很疼爱，多数孩子都蛮健康的。 但精障家庭就不太一样了，笼罩着一层阴影，不管是对孩子本身还是对外界支持者。 在给精障家庭发放物资时，没有亲属、干部带路，没有几个成年人作伴，是不敢贸然前往的。 E村，孩子的母亲离婚出走，父亲精神分裂，不能干活，天天吃药，动不动还会打人。 我们在发放物资时带着孩子去的，特意让两个队员留意这家父亲的动作，和孩子隔开距离。 F村，一户父亲肢体障碍，修鞋为生，母亲精神障碍，不时一阵狂笑，让人听得后背发凉。 这家最让我们担心的是，是他们的女儿。女儿15岁，在读初二，身高和小学生相仿，表情呆滞冷漠，问一句答一句，好像就是这个家庭的旁观者，身边一切都和她无关似的。 她没有和父母住在一个院，而是和叔叔住在一个屋，打地铺，上学接送也都是她叔叔。她叔叔四五十岁了，还没成家。尽管她还有一位慈祥的奶奶，但奶奶是住在客厅另一头的房间。 看到这个场景，我们有些怀疑和担心，但没有证据，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去问。只能在发放书桌时，让她试着挑选地方，让她学会自主决定，以期能让她和叔叔保持应有的距离。 但同住一个屋檐下，又能保持到哪里去呢？ 我们给她留下《被讨厌的勇气》和《幸福的勇气》，但愿能给她一些陪伴和支持吧。 我们的灾后项目已经告一段落，但每每想到这些智障、精障家庭，总有些放心不下。他们需要更系统的支持、更长期的陪伴，才能减少眼下的困难，远离可能的伤害。 2、 相比我们走访的智障、精障家庭，丰县这家条件不算最差的，但孩子确实是最多的，镣铐锁人的方式，也是最极端的。 之所以没敢对丰县事件贸然发表看法，就是因为在现实条件下，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女子镣铐锁脖当然不对，但如果是精神疾病发作，动辄打人的话，有没有更好的约束方法？ 送到精神病院就一定会好吗？我们知道精神病院怎么管教病人的吗？她还方便见到孩子吗？ 丰县当地没有查明身份就落户、办理结婚当然不对，但如果不落户的话，怎么办理低保？如果不结婚的话，没有一个家族的领地保护，她会不会继续流落街头，被更多人欺侮？ 即便她是拐卖来的，但如果原生家庭条件较差，回去之后，是否只是换个地方继续这种生活？ 至少从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来看，这种情况大概率会发生的。 我们搜一下“精神病院打人”，就能看到沈阳市辽中县精神病医院员工殴打患者的报道。两位“白大褂”狂扇患者耳光，还直接把患者从床上拽到地上拳打脚踢。 就能看到泉州两位精神分裂患者打架，导致一人后脑着地，直接死亡。 而且，精神病院能治愈病人吗？除了“打骂关锁、大量吃药”之外，有其他的有效手段吗？ 我们再搜一下“智障女性性侵”，就能看到广东茂名12岁智障女孩被多人性侵的报道。 他们一家四口都是残障人士，靠吃低保为生，而作案的都是本村人，直到女孩怀孕才发现。 类似事件比比皆是，比如： 陕西蓝田18岁智障女遭55岁同村男强奸怀孕：多次施暴致流产 洛南28岁智障女两年前遭性侵，今年又被53岁老汉强奸，称只是睡了三次觉 重庆13岁智障女生遭性侵怀孕，嫌疑犯竟是一名84岁的老人…… 不仅中国如此，全世界都面临这一难题。王波博士在论文中提到，在美国每年 15000 至19000 名遭受强奸的发展性障碍者中, 女性智障者遭受性侵害、强奸的比例是正常女性的两倍。而在中国目前的性自我防卫能力司法精神鉴定中, 女性智障者所占比例最大。 谭常赞等人对2002 -2007 年期间 45 例要求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的女性精神障碍患者的鉴定资料进行回顾分析发现，86 .7%的女性精神障碍者性自我防卫能力丧失, 而在性自我防卫能力丧失者中，64 .1%为智力障碍者。 张丽华等人对 2002 -2007 年期间 49 例要求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的性侵害案例进行研究, 被侵害者均为女性智障者。 上述研究发现, 中度以上智力障碍者全部为无性自我防卫能力, 中度智力障碍者以无性自我防卫能力为多, 轻度智力障碍者以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为多。没有防卫能力，自然容易成为猎物。 即便，她们有幸没有遭到侵犯，也有可能会被其父母嫁出去，而不顾她们本人意愿。 比如，去年3月，河南省泌阳县55岁男子娶20岁智障女孩为妻一事就引发争议。婚礼视频中，女孩一直哭泣，男子则拿纸为其擦泪。当地政府回应称，女孩20岁，符合法定年龄，两人婚姻属于双方家庭愿意，不存在被迫嫁娶行为。男子则回应，女子哭泣是因为怕生。 这样的婚姻，父母可以拿到彩礼，女孩可以得到照顾，男人可以娶到老婆，看上去皆大欢喜。但这是女孩本人意愿的真实表达吗？需要哪些程序，才能确定智障女性是真的同意？ 如果没有完善的、标准的流程，智障、精障女性的意愿就只能由她们的监护人代言。 丰县事件也是如此。即便这位智障女子找到原生家庭，最大的可能，也只是补个彩礼。 3、 这也是我不赞成对丰县相关人员贸然追责的原因。 要紧的不是如何“解救”、如何“追责”，而是要探讨如何中止伤害，如何长期支持。 关注的焦点，如果只放在拐卖嫌疑上，就像一拳打在空气上，放在如何长期支持智障、精障女性上，才能够釜底抽薪。丰县事件，不仅要用女权的视角批判，更要用残障的视角建设。 解决方法，可以从以下六个角度出发： （1）智障、精障人员做DNA登记。流浪人群中，智障、精障人员占比颇多，而他们往往记不住身份信息，说不清家庭住址，只能鼓励他们和其家人提前录好DNA信息，防止走失。 如果这个工作能够前置，丰县事件中的智障女子就更容易找到原生家庭。 以西安市为例，从2005—2010年间，西安市心理卫生中心累计收治流浪精神障碍患者1545人，人数逐年增多，从2005年75例增加到2010年499例。 以成都市为例，2017年各定点精神卫生机构共计收治住院精神障碍患者7298人，其中流浪乞讨精神障碍患者584人，占比8.0%，这些流浪者中20%左右还有其他并发躯体疾病。 这些流浪者当中，不知道有多少人能记住自己的身份信息。 （2）精神病院免费收治。精神病院的运转需要成本，肯定会有支出，精障、智障家庭尤其农村地区的通常条件较差，很难承担这笔费用，而地方政府财力有限，更是捉襟见肘。 郑俊华等人曾对收治流浪乞讨精神障碍人员的成都市定点精神卫生机构做过调研，以2016年上半年为例，患者实际产生的医疗费用为每人 195.84 元/天，而他们实际收到救助站支付的医疗费用为每人125. 94 元/天，不能满足医疗和生活所需。 如果没有中央财政兜底，地方财政尤其是县区级是很难承担的。那到底需要多少钱呢？ 先看人数，根据官方数据，截至2010年底，中国智力残疾568万人（不含多重残疾）。截至2017年底，我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已达581万。 保守起见，需要集中收治的智力和精神障碍人群按照100万计算，年治疗和生活费用按照5万计算，一年开支就要达到500亿。如果你是人大代表的话，愿意批准这笔专项支出吗？ （3）精神病院人性管理。现在的精神病院还是以治疗和监管为主，如果大规模集中收治，就需要转向以疗养和服务为主，不以治愈为目的，能让入住人员保持身心健康即可。 同时，也需要在管理上更加透明，更加人性，入住人员可以和家人有更多接触、更多陪伴。 以上说的是政府要做的，或者民间可以推动政府去做的，接下来就是民间可以做的。 （4）探索真实意愿表达。智障、精障人员经常会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但这并不利于他们个人权益的保护，民间需要探索出一条确定其真实意愿表达的程序。 比如，智障、精障女性结婚，怎么确定是不是她们本人意愿？需要几方人员到场，需要怎样的询问和确认程序？比如民政、法官、监护人、医生和社工五方在场，全程录像等。 如果有这样的程序，在丰县事件中，我们就可以询问该女子是否愿意回家，还是愿意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就可以询问是愿意继续这段婚姻，还是想要离婚，尊重其决定即可。 （5）探索社区融合方式。集中收治的经济成本太高，疗愈效果也难保证，与其同步的还要有家庭疗愈、社区融合方式，这样可以有家人陪伴，他们也可以享有更多的自由。 比如，丰县事件中，如果女子的确是精神分裂需要约束，那在家中，该采取哪种约束方式？ 镣铐锁人肯定不行的，但确实又需要限制行动，那么，能不能换个条件更好的房间，每天再找“家人”陪其出来走一走，放放风，同时，也给她“家人”一些技术支持。 想起之前在昆明开会时遇到的自闭症青年。他那时20多岁了。和父亲一言不合，就脱光衣服在酒店大堂裸奔，还在电梯里对着他父亲一顿踹。酒店说要报警，但同时社工阿牛说他有办法，从背后抱住这家伙，边抱边安抚，边讲理，十分钟后，情绪才缓和下来，雨过天晴。 还有东方卫视梦想改造家节目，日本设计师本间贵史的作品，帮一位阿尔兹海默症老人的家庭改造住宅。这家老人喜欢出门，出去就找不到家，不让出去吧，她就拿着菜刀砍门锁。经过专业改造之后，老人想出门的频率大大降低，情绪也平和很多。 （6）发起专项公益基金。媒体人邓飞在《免费午餐：柔软改变中国》中说到，利用新媒体手段，使用柔软、透明和联合三个方法采取行动，可以获取不可思议的巨大力量。 免费午餐公益项目就很典型，通过公益行动撬动政策改变，从此有了营养午餐专项资金。 丰县事件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拍案而起，但不能止于愤怒。通过公益行动，可以促成转变的。 如果有专项基金，我们可以帮助该女子改善居住环境，可以让她自主选择去处，也可以在她日后的生活中，给予更长期的陪伴和支持。 很多人希望惩恶扬善，快意恩仇，就像武侠小说中那样，不追责不足以平民愤，不惩恶不足以慰人心，但社会问题是千丝万缕、环环相扣的，能做到止恶生善，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相较于对其他人的道德审判和法律追责，我更为看重这位女子的真实选择和日后生活。相关链接：河南灾区回访：让我落泪的六个瞬间震撼郑州的暴雨调查报告，有哪些问题没有说到？抗洪救灾的三道选择题：如何有效支持一线？韩青，公益人，设计师。“故事交换”和“自在学园”项目主理人，曾参与发起抗疫残障义工网络、益动中原救灾团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