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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上海陆家嘴踩踏事件纪实

2015-09-24 沈善增 瞿鹭 地平线NONFICTION 地平线NONFICTION

或许上海人后来也意识到这事件惨得有些寒碜,因此,不到一年,上海人已经将它淡忘,或者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将它压抑了。

2014年12月31日,上海外滩发生踩踏事件,造成严重伤亡。第二天,上海作家沈善增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了这篇旧作——一篇在1987年陆家嘴惨祸半年后出炉的报告文学。他说:“昨天晚上外滩又发生踩踏惨祸,有不少上海人想起27年前的这场惨祸,因此检出这篇旧文,贴出。今天来回顾这段历史,也可理解上海市的不易,中国人的伟大。”

八十年代是一个丰富又混乱的时代。作家承担了记者的职责,报纸觊觎了法庭的功能,这种混乱在客观上却对社会起到了启蒙作用。《现场没有血迹》这篇报告文学,有着很多属于那个时代的烙印,文中对上海人排外心态和互相揶揄的诙谐观察,以一支笔为一座城市代言的那股沉重感、使命感和心气儿,在如今的纪实作品中仍难能可贵。

原文长近两万字,我们节选出4000字,供读者品鉴。

——地平线


现场没有血迹

——1987年上海陆家嘴渡口“1210”挤踏惨祸记实

文/沈善增 瞿鹭

事发的当天下午,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江泽民立即赶到收治伤员的黄浦区中心医院、仁济医院、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他看到许多伤员昏迷不醒,有的在接氧,有的在输液,其中有许多是身强力壮的青年,还有孩子,他感到非常震惊。他沉痛地说:“大雾天怎么会死人呢。”“如果当时有人登高一呼:‘大家不要挤!’这事故不就可以避免了吗?”

是呀,大雾天怎么会死人呢?上海人素以聪明、能干、谨慎、机灵著称于世;即使在十年动乱之中,上海也没有像其他大城市,爆发过全面大规模的武斗。怎么在这天早晨,上海人会突然失去理智,放纵野性,近乎疯狂般地演出了一幕人相践踏挤压的惨剧?

难怪这一消息传向全国,许多外地人都难以置信。事件发生后数日,笔者的一个朋友到深圳去出差,一位广东朋友问他,你们上海人怎么啦?这么玩命干啥啦?他一时难以解释清楚,就说,快到年底了,迟到就要敲掉一年的全勤奖。一年的全勤奖多少钱啦?广东朋友问。有多有少,各厂不同,他回答说,有的厂高的要发20元。20元?广东朋友不胜惊异,伸出两个指头乱晃。也难怪他要惊异,在深圳,晚上到高级宾馆去听歌跳舞,喝一杯普通的饮料就要收10多元兑换券,按黑市牌价,便合到20元。

或许上海人后来也意识到这事件惨得有些寒碜,因此,不到一年,上海人已经将它淡忘,或者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将它压抑了。现在,在菜场、办公室、食堂、绿化地带、公共汽车车厢,这些最易传播流言与激发牢骚的地方,已几乎听不到有人提起那个事件,那个日子。这是个普通的日子,但是,上海人其实是不能将这一天从记忆中抹去的。不过无论如何不能将之称为流血事件,因此也不能称之为血的教训。那天清查现场时,人们惊异地发现,死伤了那么多人,地上竟没有显眼的血迹。现场没有血迹!死者绝大多数是因为窒息,医学术语叫做“胸部血液回流阻断”,几同于活埋。所不同的是,盖在他们身上的是别人的血肉之躯。

~~*~~

在陆家嘴轮渡重大伤亡事故发生的当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就发出了关于加强轮渡管理、保障乘客安全的通告。通告的第二条为:“职工因轮渡停航而不能按时上班的,各单位可比照公假处理。”

这确实是一条及时、有效的措施,可以说上海市人民政府深知上海人民的心。

还是经济,还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上海人就只关心钱,上海人要钱不要命。

上海人的确对因迟到而带来的经济损失看得很重。随着市内交通状况的日趋恶化,各单位为了保证正常的生产与工作秩序,都纷纷相应制定了严厉的反迟到的经济制裁措施。许多工厂从奖金中提出很大一部分来作为月度、季度与年度的全勤奖。当然全勤奖不光是对付迟到,还同时对付病、事假,有的单位连国家规定的婚丧假、探亲假也要扣除全勤奖。但是.对付迟到的战略意义在近年来显得越来越重要。

毋庸为上海人多加粉饰,一二元乃至一二十元钱的全勤奖,能够如此牵动上海人的心,制约上海人的行为,也可以看出上海人普遍在经济方面的窘迫。

说个故事,或许更能说明些问题。

有那么一个女工,在1988年甲肝流行期间,她主动要求到改作临时隔离病房的仓库去当门卫。这个差使要别人去别人推辞不肯去,怕传染,她比一般人要勇敢得多。

她要求去是看中门卫工作清闲,可以利用上班时间干些私活。她从一个服装个体户那里接到了一批活,绣一朵花得两分钱。是确确实实的铅角子两分,不是现在上海切口说的两张分——20元。她一天绣下来,还绣不到1元钱。但是,她这样利用上班时间捞外水,还是引起了与她搭班的另一位门卫的羡慕。那是一个老头,但他表示对飞针走线既有兴趣也有能耐。为了搞好左邻右舍的关系,她不得不将活分一点给那老头做。

出于同样的原因,她也把活分给了另一班的另一个门卫老头。男的可能出于生理原因,在刺绣工艺领域天然不占优势,那个服装个体户对他们绣的花质量一点也不满意,一点也没有男性对男性的同情心。他提出,要么由她一个人绣,要么就一个也不让绣。结果,那位女工出于同阶级兄弟保持一致的立场,放弃了每天不到1元钱的外快。

由这个女工的故事,大概可以说明上海人——当然指的是占市民绝大多数的普通工人、职员、教师、机关干部,为什么那么看重那点可怜的钱。

但是,话还要从另一方面来说。驱使几万上海人在陆家嘴渡口争先恐后、前仆后继的,也不仅仅是几个钱。在市政府发布这一通告之前,其实上海绝大多数单位已经实行异常气候不能准时上班不算迟到的办法。不光是大雾天,刮12级台风,或者地上积起几寸厚的雪,那样的天只要到厂,是不计较早晚的。在9点钟恢复通航时,4万人中的绝大多数已经绝对迟到,如果只为几个钱的话,要扣也已扣定,用不着那么去拚搏,倒可以回家去睡一觉。

问题不在扣钱,恰恰在这样的天迟到不扣钱。钱虽然不扣,话却不能不听。那个瘸脚妇女在电话里听到的不冷不热的话,那天在场的4万人都怕听到。俗话说:冷粥冷饭好咽,冷言冷语难听。上海人可贵的就在这点自尊心,可叹的也在这点自尊心。即使恢复通航,最早走的与最晚走的,到厂也可能要相隔一两个小时。倘若一个厂的工人,一个在第一班船上,另一个在最后一班船上,后到厂的该怎么向领导交待?

因此,都说上海人实惠,想得穿,从陆家嘴轮渡口上海人的心理与行为来看,其实上海人不是那么实惠,也不是那么想得穿。

~~*~~

笔者在惨祸发生后问过一些当天挤在码头大门外的人的感受。一个在机关工作的朋友告诉笔者,听喇叭里喊,大家不要挤,前面出事了,码头上出事了,但是旁边的人还在往前涌,你要站也站不住。直到大门关上,大家才停下来,也不知道码头上出了什么事。另一个说,大家都没有想到前面会挤死人。就是门关上了,也不相信前面出了什么大事,总以为大概是有个别人挤倒了,受了伤。

还有一个说,那天人那么多,场面很可怕,大家都担心会出事,但是真听见说出了事又不大相信。开始往前涌之前,是有人说今天要轧死人了,但那不过是说说,真发生了事,大家都不相信会轧死人。

再有一个说,在后面是不知道前面情况的,那天挤是挤,但在后面挤得还好,大家都跟着人流一步一步往前走,也不是拚命乱挤,也没有人争先恐后制造混乱,想不到前面会死人。

差不多都说“想不到”,“不相信”,也就是说,这件惨祸的发生,超过了上海人的经验范围。

上海人对于挤是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与耐受力的,这最突出地表现在挤车上。

这种丰富的经验与世界级的耐受力,甚至培养出了上海人的一种自豪感。如果有人挤上车后,几站路都卡在车门口,就会有人跟你来打招呼:“喂,啥地方下车?调档懂不懂?你是外地人啊?”如果你真是外地来出差的,他就说:“上海车子不像你们外地,你要乘车,好好要学学唻!”上海人之间也经常会爆发这样的对话:“你车子乘得来口伐?十六铺柴爿船刚刚上来?”“阿弟,我乘车子你还在穿开裆裤唻。”

挤车也有资历,也成了一门学问。

在这样的挤车运动中,慢慢地,男的失去了阳刚、宽容、谦让、信心和助人为乐的风度,女人失去了阴柔、温和、典雅、微笑和彬彬有礼的仪态,人都变成了一种不阴不阳、不死不活、冷冰冰、硬邦邦、灰蒙蒙、恶狠狠的中性,一种粗暴、浅俗、狭隘、自私、猥琐、绝望的中性。其实,比陆家嘴渡口更为深重的灾难,早就发生在上海人的心里。上海人早就听惯了“挤死人”的叫声,“挤死人”就像“狼来了”一样,上海人的心灵已经对它麻木了。

但这回狼真的来了,人真的被挤死了!

~~*~~

潘伯清至今没有上班,他已经可以起床了,但是,据他的老朋友说,他的多发性骨折,恐怕直到退休难以痊愈。至今厂里还给他享受公假待遇。戎履槎的情况跟他相似,只是他的住房问题没能因此得到改善。

陈蓓莉出院后,上下班走到渡口就心口发慌腿发软。夫妻俩再三商量,在浦东借了一间10平方米的私房,一个月20多元房租。这对陈蓓莉来说,不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数目。但她认为,房租贵些,房间挤些,买东西不方便些,不过我的心定了。

沈烨比陈蓓莉幸运。她的家在父亲单位的照顾下。1988年5月又搬回浦西。虽然在上海的西南角上,每天乘车上学也够远的,但是避开了黄浦江。沈烨的左臂经半年治疗,已经能打球了。不过,她觉得阴雨天这条胳膊要酸痛,大脑记忆力减退,弹跳力也大不如前。学习成绩也由中上降到了中下。

沈烨的班主任陈维芬告诉笔者一件事,根据市教育局的规定,上海市100多万中小学生都集体参加人身保险。但这件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一直不付给沈烨赔偿费。家长与学校老师几次去保险公司交涉,公司的办事人员一拖再拖,又说要等6个月后看看是否有后遗症。现在10个月过去了,还是毫无回音。这学期开始,沈烨所在的格致中学初三(2)班学生集体退出人身保险。

在事发后50天之内,善后工作全部处理完毕。死亡者每人发给抚恤金4000元至6000元不等。这是按照特殊情况处理的。上海市一般交通事故致死者,规定发给2000元抚恤金。两名至今尚在昏迷中的“植物人”,继续留华山医院治疗,全天由轮渡公司派员照顾,由公司支付一切费用,大约每月3000元左右。

为救人而牺牲的曹宝根同志,他的事迹第二天就见了报,但至今追认烈士的决定还没批下来,作为死难者,他的家属也得到了—份抚恤金。同时,他们搬进了稍为宽敞些的新住房。

刘兴芳在1988年5月被评为“上海职工精神文明十佳”的第10位。事迹是:“在陆家嘴惨祸发生后,主动参加抢救伤员,将一名濒临死亡的女学生救活。”中心医院眼科主任悄悄地奖励了她10元钱。笔者去采访时,她不愿多谈救人的事。笔者跟她聊了一会家常,从中了解到,她这个工作了10年的工农兵大学生没能评上中级职称。

笔者还听到一件不属于善后事宜的插曲。出事当天,有个女工乘较晚的轮渡船过江,因此她是迟到者中最后一个。赶到厂里,厂长就说她有意在外游荡,别人都不算迟到,唯有她要算迟到。当晚下班后,她哭哭啼啼地找到轮渡站来,要站领导出证明,盖公章。第二天,市政府的公告已经家喻户晓,她去把盖有公章的证明交给厂长,厂长当着她的面就把证明撕碎扔掉。那女工再到轮渡站来哭诉,当然,轮渡站领导也爱莫能助。

陆延线多年来一直是市精神文明单位,出事后,摘掉了这块光荣牌。

从惨祸发生到今天,陆家嘴轮渡口只出现过一只花圈。这花圈是一个青年诗人送的。花圈是用摩托车驮去的。诗人感情丰富,但他去时,也不忘请了个律师,以便在出现麻烦时,证明他没有扰乱社会秩序。结果没有出现麻烦。上海人就围着看看。在上海这块地方,就是卖狗皮膏药,也会有许多人

围上去看。诗人与律师在花圈旁守了一个上午,中午他们离开了,下午,水上派出所的民警来把花圈取走了。

1988年4月9日,在惨祸发生的4个月之后,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汇报了“一二.—O”事件的调查情况、处理过程及整改措施,报纸都报道了这条消息。但对上海老百姓来说,他们的注意力已被年初暴发流行的甲肝危害所吸引。当时市民中热衷的话题是,据“美国之音”广播,这次流行的不是甲肝,患者最多只能活10年,大家人心惶惶。许多人都说,龙年不吉利,其实,陆家嘴惨祸与甲肝暴发流行,都还在兔年的尾巴上。

在这次采访中,因为怕勾起死难者家属的伤感,笔者没有去走访他们。16位死难者中,有工人,农民,干部,老人,小伙子和年轻的母亲;最大的71岁,最小的17岁。

(本文节选自沈善增博文《现场没有血迹——1987年上海陆家嘴渡口“1210”挤踏惨祸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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