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的沉默：亚美尼亚大屠杀往事（二）
在亚美尼亚大屠杀一百周年纪念之际，《纽约客》记者哈塔沙杜尔安访问了迪亚巴克尔。哈塔沙杜尔安本人即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裔，借助亚美尼亚社区重修教堂的契机，他追溯家族历史，同时也在对这段历史持有不同观点的各方之间游走观察。
第二部分《地狱》则是对历史的再现。哈塔沙杜尔安的写作不仅仅是按照时间序列开展的罗列，还有在空间上的延展：祖父的房子，城市的屋顶，杀戮发生的河岸，被驱逐者行军过的沙漠，当权者所想象中的前线战场，还有海外流亡者们离散空间……最后作者将这一切都收回原点：老屋遗址中的一条石头——那是被逃亡者踏过，被受害者踏过，也被屠杀者踏过的门槛。
——地平线.舟忆
（二）地狱
文︱拉斐·哈塔沙杜尔安
译︱舟忆
译文来源︱地平线
亚美尼亚大屠杀过去一个世纪之后，关于其起源的许多细节仍然模糊不清。国家那无处不在的否认已经切断了访问官方档案的途径——一些关闭了，一些则受限开放——研究也被政治所强制干涉。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关键记录已经被丢失或销毁。不过很显然，种族灭绝的暴力起源于暗涌的政治不安全感。希特勒曾经谈到，德国“残破且手无寸铁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被踢来踢去”。他的奥斯曼同伴也感受到了类似的文明危机。
一九零八年，被称为少壮派的改革者出现在帝国的边缘，开始从苏丹处争夺控制权。务实，易怒，意识形态上的可塑性，他们当权，许诺要开辟更大的自由与统一的帝国。他们将自己的政党命名为联盟和进步委员会（CUP）。但是，他们寻求的统一帝国无情地瓦解了。几年内，他们坚守住土耳其主义原则，设想建立起一个种族统一的国家。当时的想法是要开创“聚集了所有的土耳其人，排除外国人的理想家园”。
在迪亚巴克尔，就有一间联盟和进步委员会的办公室，和一位身处运动中心的理论家。我们家流传下来的故事是这样的：在祖父靠近大清真寺的店旁边，有一间旅店——出身当地望族，名为哈吉·易卜拉欣的法典说明官——就在那里喝茶。我的祖父加入他，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密起来。有一天，当他们坐在一起时，一个小伙子上走上前来。他是法典说明官的儿子，谢雷夫——帅气，充满革命热情，还写了一篇主张亚美尼亚人都“老奸巨猾”的文章。谢雷夫谈到了他要加入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但他的父亲表达了对运动的不安。“这闻起来血淋淋的。”他说。他指了下我的祖父，补充道：“可别去害他。”
一九一四年，我祖父大约三十岁——仍旧是个单身汉，这在那个年代可不常见。那时他已经树立起自己在制作西式服装方面的声誉，常常前往黎巴嫩和叙利亚购买缝纫设备和奢华的面料。他在迪亚巴克尔的加夫鲁马哈尔莱西，也就是异教徒区，买下了一栋雅致的大房子，房子带有一个大院，一口水井，还有一颗老树。
有一天，他遇到了和自己同姓的铜匠。凯沃尔·哈塔沙杜尔安长着一张瘦脸，长鼻子，大眼睛。他也在一八九五年的大屠杀中幸存了下来。当暴力开始蔓延，亚美尼亚店主们还在争论着该怎么做的时候，凯沃尔就逃到了圣吉拉戈斯教堂，把孩子们从学校里接回家，用石头堵上了大门。他的店被摧毁了。有一度为了躲避霍乱，这家人逃到一个村庄。之后他们回到了迪亚巴克尔，但他的财务状况仍然严峻，只能被迫出售自己的房子。
凯沃尔一家成了祖父的租户。对于祖父的母亲来说，他们的到来是偶然的。她希望她的老儿子能结婚——她说了又说，说了又说，一直说到足以把这句话铭刻进了时间——凯沃尔有一个女儿叫泽瓦特，是个聪明又意志坚定的女孩儿，长着黑色的头发和眼睛。凯沃尔的妻子护着她：她还是个女学生啊，而我祖父的年龄还是她的两倍。但我祖父的母亲一心要办成这件事，在泽瓦特的十六岁生日那一天，一九一四年二月十四日，他们结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开始，也许小夫妻俩还有理由乐观。
帝国正在分崩离析。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蔓延。在巴尔干战争中，一系列被外国盟友所教唆的基督教叛乱组织，几乎夺去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所有殖民地。一位军官如是写道：“我们的怒火正在增长：复仇，复仇，复仇。”几个月后，他出任陆军大臣。在停战期间，列强再次强制要求提高亚美尼亚人的待遇，但他们不再遵循。随着帝国的统一成为最重要的事，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开始通过驱逐来达成土耳其主义。配额系统初具规模，奥斯曼帝国的殖民不能有超过百分之十的亚美尼亚人。
一九一五年一月，奥斯曼帝国再次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这一次在俄国前线数万名奥斯曼士兵战死沙场，俄罗斯的深度入侵简直要一触即发。损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但战争的危机也为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一年三月，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成员指出，“这已经决定了，洗刷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这个污点是我们的责任。”一个名为“特别组织”的精英安全机构，保证了驱逐就意味着屠杀。这一组织调动了非正规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熟悉地形的那些库尔德人。一名新的长官被派往迪亚巴克尔上任。他曾发誓要采取“最果断的措施”。
四月二十四日，在伊斯坦布尔，两百多名亚美尼亚知识分子、诗人、医生、作家，议会成员被逮捕，除少数外其余皆被杀害。这一天标志着帝国已经正式地挂上了种族灭绝的镣铐。车队开向迪亚巴克尔省或进入叙利亚沙漠，在那里，人们被屠杀或在贫乏中死亡。最终，种族灭绝为自己找到了理由。当美国大使恳请内政部长转变行动时，他被告知 “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恨意太过高涨，我们必须终结它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们会筹划他们的复仇。”
和许多生活在土耳其之外的亚美尼亚人一样，在我成长的环境之中，对复仇的渴望总与对公正的渴望分不开。在社区中心往往可以找到在七八十年代的政治暗杀事件接连发生期间谋杀土耳其官员的亚美尼亚人的海报。他们都是英雄——是敢死队——孩子们被鼓励纪念他们，如果他们在尚在狱中，孩子们会被鼓励写信给他们。和解是难以想象的。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差别并不重要：他们是一样的，同样值得被怀疑，嘲弄，和仇恨。
在圣吉拉戈斯教堂的复活节仪式上，有一位比其他人都更能理解这种复仇意味着什么的人：阿拉·萨拉菲安，一位独立的历史学家，运动家，安纳托利亚的历史上的一名斗士。萨拉菲安的家人大多在种族灭绝中幸存，他们后来搬到了塞浦路斯，萨拉菲安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但在一九七四年，当萨拉菲安和父母在伦敦度假时，土耳其军队入侵了塞浦路斯，他们突然间成为了难民。带着十几岁时候的深深仇恨，他自然视土耳其人为敌。在作研究生时候，他发誓要学习土耳其语言，用一个学者的身份去对抗官方对历史的否认。“我想伤害土耳其人。” 他告诉我。他申请了一份在安卡拉的奖学金，被拒绝后（他有一个亚美尼亚姓氏，这是他肯定会被拒绝的因素），他还是去了，以教英语的收入来支付自己的学费。来到土耳其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了他。与土耳其公民的交往、高等教育、成熟，还有土耳其政治的变化等因素综合在一起，消融了他十几岁的仇恨，他开始寻求和解的机会。他在伦敦创办了一家叫葛米达学会的小出版社。学会只有一个简单的任务：那就是发掘和出版关于一九一五年的第一手资料。但在过去的几年中，他扩大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他前往土耳其去调查大屠杀的经历是如何仍然被鲜活地保存着，以及官方的话语与当地人的记忆的出入之处。萨拉菲安以自己的新作作为媒介，参与到与像阿卜杜拉·德米尔巴什这样的政治家的社交活动中来。
萨拉菲安近期去了比特利斯，那里是作家威廉·萨洛扬的祖籍，他去推动市长将一条街道以这位作家命名。一位朋友将他带到了农村。“我们去了一个村子，” 他告诉我说，“我们遇到了一个库尔德鱼塘主，那里有一座古老的教堂，一座非常小的教堂，这家伙请我们喝茶，他说，‘你知道，这座教堂可是我的。’ 我可以什么都不说，我可以就把这件事带过了，但我问他，‘你的教堂是怎么来的？' 他说，‘这其实挺简单的，一九一五年，一道命令杀死了所有的亚美尼亚人，后来我们瓜分了他们的财产，那就是我家教堂的由来。’ 当我离开时，他来找我说：‘你告诉我你想我对这个教堂做什么，我会听你的话去做。’ 现在，我该怎么去恨这个家伙？我得去拥抱他。”
去年，萨拉菲安从迪亚巴克尔的领导人那里获得了纪念大屠杀的许可——这是第一次。他在一座横跨底格里斯河的桥上举行了仪式，缅怀者们将玫瑰花瓣掷入河中。几个月后，德米尔巴什敦促土耳其政府效仿这座城市的榜样：“我们库尔德人，以我们祖先的名义，为一九一五年对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的屠杀和驱逐而道歉。我们将继续奋斗，以为他们争取和解和赔偿。”
在迪亚巴克尔期间，萨拉菲安涉足农村开展了对村民的采访。他在研究中，无意发现了一个因在一九一五年保护亚美尼亚人而消失的库尔德部落的后裔。那次访问之后，萨拉菲安想在部落首领的坟墓上种上玫瑰苗。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他说，这既是还情，也是为了强调亚美尼亚人对库尔德人常怀的偏见——他们都是嗜血的野蛮人——应该被放下。“库尔德人们非常内疚，”他告诉我说，“他们知道大屠杀的发生，他们知道有库尔德人参与其中。我们可以说，'我欣赏您的诚意和处理事情的方式，您感到内疚——但我们不能将库尔德人控诉为一个莫名其妙就有种族灭迹倾向的民族。’”对于亚美尼亚人，我的批评是，我们不应该仅仅沉湎于受害的情绪之中。这无益于事。”
复活节后之后的一天，我在酒店与萨拉菲安碰头，陪他出发。他灰白的头发剪得整整齐齐，紧锁着眉头。坐着租来的车子，我们驱车约一个半小时，在一个布满岩石的牧场旁的牧民村落停下。几名穿着灰西装，白衬衫，领口敞开的男人走近我们。萨拉菲安拥抱了其中的一位。他是雷杰普·卡拉布卢特，那位一九一五年的部落首领哈吉·穆罕默德·米诗缇的孙子之一。不久前，萨拉菲安还说卡拉布卢特就像一个兄弟，卡拉布卢特是说，萨拉菲安就好似是一位亲戚。他们长着老茧的手相握在一起。萨拉菲安的谈话直奔主题：
“我带了两朵玫瑰，我们可以把它们种下去。”
“走吧，我们一起去。”
“我们要祷告。”
“当然，我们会祷告。”
有个人说，村里的墓地就在山上。我们又坐回了车里。“我们的文化相同，”萨拉菲安开着车说，“你无法从库尔德人中把亚美尼亚人分出去。” 我们到达了墓地，萨拉菲安从汽车中拿出玫瑰花苗，递了一枝给卡拉布卢特，告诉他：“我们已经分离了一百年。” 卡拉布卢特接过话头：“如今历史又将我们统一。” 他们走到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坟墓前。墓碑已经风化，边角被磨圆，上面刻着阿拉伯文字。村子里的牧师朗读了碑文，这是一行关于生命的无常的诗歌，之后刻着的是米诗缇接受生命无常的日期——在奥斯曼帝国历颁布之后人们讨论了好一阵子才将这个日期定下来，大约是在一九一七年。萨拉菲安将布条绑在附近的草丛中，这是标志着朝圣的古老仪式，并说了几句表彰米诗缇的话。他在坟墓的尾部挖了一个坑。铲子坏了。但他没有停下，他跪在土壤中，直到玫瑰花被牢牢地固定在那里。每个人都作了祷告。
这个部落在山上的房子里准备了一只待宰的羔羊，我们向房子走去。在大家在吃饭的时候，我的眼睛瞄到正在静音播放的电视，电视正在播放关于四月二十四日亚美尼亚人纪念日的新闻。在过去的几年里，纪念活动都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四月二十四日才刚刚过去几天，报道中用到了去年纪念活动的影像资料：人们坐在人行道上，手持那些在首都遭到追杀并被杀害的亚美尼亚知识分子们的照片。没人有呼喊着公正，没有人提出需求，人们只是坐着，拿着照片——每一张人像，都来自一个世纪之前，在这场充满了希望的行动中，证明着自己的无辜。
在迪亚巴克尔，种族灭绝是由一位瓦利，也就是地方长官所执行的。穆罕默德·雷西德——这位奥斯曼帝国高效的中层管理人员对超过一百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雷西德是一位来自俄控制的高加索地区的切尔卡西穆斯林，他的家庭在那里早期的暴力清洗中幸存。一八六零年开始，沙皇迫使该地区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移居黑海沿岸，将他们送上给奥斯曼帝国那些被称为“漂浮的墓地”的船只。雷西德出生于一八七三年，也就是他的家人搬到伊斯坦布尔的一年之后。他就读于医学军校，贯注于推翻苏丹的专治。他也帮助建立了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我总是期望着法律和正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总是拥有友谊和我所有的同伴的信心；我也从未加入过任何无赖行为。”
置身于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之中，雷西德开始飞黄腾达。他曾经在各地做官——爱琴海，摩苏尔，巴格达——他越来越担心，帝国的基督徒构成了严重的内部威胁。一位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成员宣称：“奥斯曼希腊人必须被分割和摧毁。”雷西德同意这一点。在爱琴海，他积极地驱逐他们，希望能用土耳其难民来取代他们。当他抵达巴格达的时候，他已经变了一个人。 苏莱曼·纳齐夫回忆道，“他不再有那种泰然自若和冷静的性格，而带有了一种令人震惊的傲慢和愤怒。”
在迪亚巴克尔，雷西德面对的是摇摇欲坠的国家权力。腐败根深蒂固，士兵们则在流失。许多逃兵是亚美尼亚人，他们占据了这座城市的扁平屋顶，被称为“屋顶军队”。雷西德视他们为一支屠杀穆斯林的精英队伍。他逮捕了他们，并试图通过严刑获取信息，但他什么都没有发现。他强加了审查，并宣布没收所有的武器。迪亚巴克尔的亚美尼亚人聚集在一起，讨论该怎么办；祖父后来谈起，有个人宣布了他在城墙外储存有枪支。但是社区觉得战斗太过冒险了，而决定上缴他们的武器。雷西德坚信圣吉拉戈斯已成为一个临时搭建的军械库，他搜查了教堂，主教被谋杀。他一无所获。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堂被洗劫一空。“有人掠走了教堂的香炉，酒杯，还有其他圣器，”一位旁观者回忆说。“他们在街头大步流星，敲着铙钹，从圣经上被撕下的页面满天飞，又被踩在脚下。”
很快，雷西德创建了一支先锋队，专门用来在省内进行“特别措施”和“惩罚”。这一支被称之为“屠夫军队”。他赦免因为盗匪行为而流亡的部落成员，将他们变成库尔德非正规军。他结交部落领导人，向他们描述了一项计划，他要把亚美尼亚人放上羊皮筏子（用木条制成，上蒙山羊皮），并将它们放在底格里斯河上送下来。“我会为你保驾护航。” 一位部落首领的孙子回忆道，他说：“你会送他们渡过底格里斯河。当你到了没有人能看到或听到的地方，你就杀了他们。” 雷西德建议将亚美尼亚人的体内塞满石块，沉入河中。“金子，钱，珠宝，一半是你的，另一半，你拿来给我，我拿给红新月会。不要让别人听到或者知道这个秘密。”
在迪亚巴克尔，雷西德囚禁了近两千位有名望的基督徒，大多是亚美尼亚人。一九一五年五月，他们被叫进了监狱法庭中，法典说明官易卜拉欣阅读了一份文件解释说，他们已被赦免，但会被驱逐至摩苏尔：“一旦战争结束，你也许就可以返回家园。你们会被小心地护送过去。” 之后的那个月，六百余名亚美尼亚人被送到河上，遭到杀害。雷西德曾经通知他在摩苏尔的同僚，让他们等筏子的到来。但靠岸的筏子是空的，随筏子而来的是浮肿的尸体和腐烂的身体部位。
那年夏天，法伊兹·古赛因，一位阿拉伯律师，也是一名来自叙利亚的前奥斯曼帝国官员，前往迪亚巴克尔。在一本名为《被迫害的亚美尼亚人》的书中，他描述了周围的荒凉。大马士革以北的一百英里，他遇到了挤在床单和地毯制成的帐篷中的男人和女人。他记录了向南死亡行军故事。然后，他目击了车队——从远处看，他们像是行军打仗的部队，走近后他看到的都是濒临崩溃的人群，其中大部分是妇女，赤脚，疲惫不堪。“只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落下了脚步，宪兵就会用枪托打她的脸，直到她被吓得加快脚步追上自己的同伴。”他写道。“如果有人因为生病而落后，她就被遗弃，独自一人被留在荒野中，没有帮助或安慰，成为野兽的猎物，或者被宪兵用一颗子弹结束生命。” 在乌尔法城，一位从阿勒颇来的奥斯曼帝国的士兵——一位带大炮的军官要把 “亚美尼亚人的居住区变成废土”。
在最后抵达迪亚巴克尔之前，一路都是暗淡的景象。“我们被一片民不聊生的景象所包围，”古赛因回忆说，“这样的景象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一个男人躺在地上，他的胸部被子弹刺穿；一个女人被铅弹撕开；孩子在母亲身边睡最后一觉；一个如花般年龄的女孩，她死亡的姿势已经讲述了她的故事。这就是我们的旅程，直到我们到达迪亚巴克尔附近的卡拉波纳运河，在这里，我们发现谋杀方式的变化，和野蛮的行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被烧成灰烬的尸体。神啊，这里藏不住秘密，有多少应该幸福地一起生活着的青年男女，被大火在这个不吉的地方所吞噬。我们之前预期不会在迪亚巴克尔的城墙附近看到尸体，但我们错了，在我们进入城门之前，我们就在尸体间穿行。
其它人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苏莱曼·纳齐夫发现“尸体腐烂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在回应位于叙利亚的土耳其官员对河流被尸体堵塞的投诉时，雷西德指出，“在这里被杀掉的人要不是被丢到深深的洞穴里了，就是在大部分情况下都烧掉了。”最终，内政部长在命令中写道：“把在路上的尸体埋掉，把尸体丢入小溪，湖泊和河流，把他们留在路边的财物烧掉。”
城墙之内，我祖父的店也毁于一旦，他只好在家工作，人们常常出现在他家里。其中有位为土耳其人拍摄宣传图片的亚美尼亚摄影师，他总是过来分享新闻。直到有一天，他说，他认为自己已经看得太多，不久后，他就消失了。亚巴克胡的亲戚中有我祖父的妹妹，她患了肺结核，将一个两岁的女孩留给了我的祖父。有一个女人，她的丈夫被谋杀了。还有一位营养不良亚美尼亚士兵——“一个很好的男人，楚楚可怜的，如果你想知道他的话。”一位圣吉拉戈斯教堂的牧师说。我姑姑回忆起这些故事。越来越多的人来了，也许多达三十人，他们藏在木炭坑里，木材堆后面，还有地下隧道中。
法典说明官的儿子谢雷夫也来了，人们把成为孤儿的男孩们都交给了他。我的姑姑回忆说，他告诉我的祖父：“我分你一两个吧。”他带来了从一个从比特利斯来的，叫卡普里耶的十几岁男孩儿。“爸爸开始四处询问，试图找到他的父亲，在报纸上搜寻信息，甚至联系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教堂。” 我的姑姑如是说，“有一次来了条新闻，有个符合卡普里耶父亲描述的人。卡普里耶想去见他，爸爸安排了他的行程。当卡普里耶到了那里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在两天前死去了。”
我的祖父建立了一个避难所，但它并不是铁板一块。父亲告诉我说，有一次，一名高级警官来拜访我的祖父。我的祖母端上了食物，我的祖父坐着等那位警官吃完了饭，开始聊天。他说他走在河岸上时候，看见了一个我祖父认识的女人正要遭受强奸。为了让她避免这种不幸的命运，他就枪杀了她。我的祖父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把那个警官赶了出去。警官发誓说，到了早晨，我们家人都会被送上大篷车，判处死刑。（在我叔叔的版本中，他们争论的起因并不相同，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我的祖母的父亲凯沃尔说他会把门拴上，在房子上浇上汽油，宁可自取毁灭，也决不投降。过了一个不眠之夜，黎明到来了，清真寺的宣礼人的声音传来。街道上很安静。我的祖父转向屋中的一人——一个在公共场合身份是库尔德人的亚美尼亚人。“到清真寺去，” 他说，“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 侦察员去了，发现那里正在进行葬礼。原来，这个警官在离开后不久就心脏病发作，一命呜呼。在回来的路上，侦察员忍不住打破伪装，用亚美尼亚语叫起来，“那个人死了！” 祖父混在送葬者中，亲眼去看了一看，点点头，说：“是个好人”。
种完了玫瑰，阿拉· 萨拉菲安想要南下，到底格里斯河岸边那个雷西德曾与库尔德人密谋攻击羊皮筏子的地方去。在一份旧的外交报告里，他找到了那个位置，他之前去寻访过这个地方。报告中的位置偏移了几英里，但村民们帮他纠正了错误，找到了准确的地方。“库尔德人依然保留着关于亚美尼亚人日常记忆，无论是一座特定的房子或建筑物，或是一片田地。” 他在车上说，“记忆依然在那里。”
萨拉菲安不认识路，但在法院我们找到了能给我们引路的人：这里的法律助理伊克拉姆·塞维姆。他又高又瘦，穿着件格子外套。当我们开车前往建立在亚美尼亚人墓地上的一个村子时，塞维姆谈起了一九一五年：“那些被带走的亚美尼亚人们说 ‘我们在山上有牲畜，如果你们不去挤奶，牲畜会受不了的。’ 我们什么都没有说。他们关照着动物，而我们连他们都不关照。”
十几分钟后，我们到了空山之中，这里的草生机勃勃。一个标志显示出这里有一个军事岗哨 “特别安全区——禁止进入”。塞维姆轻巧地绕了过去，右转，左转，一直开到柏油路变成了只有车辙组成的交叉小道。路上的石头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尖锐。塞维姆担心石头会戳破轮胎，不想继续向前了。我们用不比散步快的速度，慢慢开着萨拉菲安的车，与此同时，几个人下到车前去，把路上的大石头搬开。很显然，我们没法在夜幕降临前抵达山沟。
天空的颜色褪成了石板的青色。看着我们前面绵延起伏的小山包——一道挡住河流的薄薄障碍——我想了一会儿在亚美尼亚人的仪式中，当牧师走到帘子后方准备圣餐的时刻。在帘子的另一边，教友们可以听见圣歌和唱歌，但仪式只是模糊的，象征着信仰。如果我们走到石头的另一面，我们又会看到什么呢？底格里斯河一如既往地流淌，没有一丝与暴力的历史相联系的痕迹。
当我们仔细转了一圈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站的地方比别处都好。这时，有人开了一个关军事岗哨的玩笑，说如果我们被拦截了，我们该怎么说——讲真话会引起太多的怀疑——我意识到我是这里唯一为没有达到真正重要的地方而寻找借口的人。我还带着那种刻意朝圣的心情——关于达到遥远目的地将会转变一个人的想法。但是，我们并不是在试图进行一次传统意义上的朝圣之旅。我们希望作为目击证人，能够将我们的目的地从官方的沉默中曝光出来，即使是在一个世纪，已经为时太晚之后。
在车上，萨拉菲安提到，他第二天在迪亚巴克尔有一场策划的活动，然后他不得不赶紧去巴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但是他会回来。下游正在修建大坝，他说，大坝完成后这个地点就会被淹没，完完全全地被抹去。关于屠杀的本地记忆也将消失。在他早先的旅行中，他遇到了八十三岁的侯赛因·卡拉库斯村长，他的叔叔曾经在山沟中参与屠杀。他的叔叔讲述了羊皮筏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他的家族里被传下来。萨拉菲安又用他的手机记录了卡拉库斯重述的故事：根据瓦利的命令，亚美尼亚人被用羊皮筏子从迪亚巴克尔顺流而下，他们被“杀死然后烧掉”。当萨拉菲安问起曾经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时，卡拉库斯列举出了十多个村子——卡夫尔泽，巴兹布特，德利，巴拉索——都是被掏空了居民的村庄。“他们都被屠杀了，” 他说，并补充道，“这是一种罪过。” 萨拉菲安答应过他会回来，但卡拉库斯在他们会面不久后就去世了，带走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在回迪亚巴克尔的路上，我打起了瞌睡，又醒过来。雨点斜打在车窗上。我想起了我的祖父。他是如何幸存下来的，我了解的越多，也就越不确定。我听到的迪亚巴克尔的亚美尼亚人幸存下来的故事中，幸存者往往都是儿童——孤儿，或者是那些与母亲分离，被土耳其人或库尔德人带走的孩子。我祖父幸存了下来，可他是一个成年人。他的身份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公开的——他为其他的亚美尼亚人提供庇护，看上去也没有做很多掩饰。
在城中最富有的亚美尼亚人中，也许他不够有名，不会被拉上羊皮筏子被抢劫。但他也没有被驱逐，或是在路边被杀害。当然，他有一门有用的手艺。在一份电报中，雷西德报告说有二百名亚美尼亚工匠因为他们的军事价值被允许留在省内。据我所知，我的祖父并没有为军队做东西。不过据我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说，他为城市里的库尔德人和土耳其精英们提供西方服饰，尽管这些就是计划着大屠杀的人。实际上，他在为自己的生命做交易。
我祖父所有在世的子女都记得这样一个故事：当杀戮和驱逐渐渐平息时，祖父收到了一个他并不想去的邀请，这个邀请来着自瓦利雷西德本人。他被带到瓦利面前，瓦利问道，你知道你为什么还活着吗？在我的祖父解释说，他只是一个裁缝师傅，一个和布料轴子打交道的人时，瓦利发话了，给我做件外套。我的祖父一眼就看出来，给他的面料并不够，但他意识到自己无法拒绝，他把面料带回家，宣布这一家的生死存亡都系于这件外套。他绝望地工作着。做完了外套，祖父将它送给了瓦利，瓦利试了一试，还不错——但当我的祖父离开时，瓦利叫住他，“等等！我要这些扣子上也包上布。”我的祖父母尽其所能，才用剩下的各种废料做出了扣子的包布。最终，我的祖父和外套都回来了，他逃过一劫。
这个故事听上去像个寓言，有些细节可能在复述中已经不复原样了。但这总体上听起来与历史相吻合。在雷西德还是年轻的革命者时，他曾被苏丹的人所抓获，在他的回忆录中，他特别重视自己的衣着，哀叹他们没收了自己的服装，还嘲讽他们给的替代品：“在我的头上的毡帽又长又窄” 和 “一条裤子虽然在腰上折了三次（它们一定是为宫中的太监做的）仍然往下掉。” 雷西德从经验中学到，小小的侮辱可以如何被用作迫害的工具。
一位花了几年时间研究迪亚巴克尔的亚美尼亚人灭绝的历史学家告诉我：“这是极不可能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被雷西德信任到接近他去量他的尺寸。”《亚美尼亚殉难者》一书的作者古赛因回忆说，雷西德在迪亚巴克尔留下了几个亚美尼亚工匠，但他也提出说，可能还有其他形式的法外开恩。“迪亚巴克尔最后一个被驱逐出境家族是敦吉安一家，大约是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 他写道，“这家人受到了某个名人的保护。” 我们的家庭似乎也有一样的情况。
祖父认识法典说明官易卜拉欣和他的家族成员，易卜拉欣是当地著名的库尔德人，也是雷西德身边圈子里的一员。他尤其和易卜拉欣的儿子谢雷夫有点关系——谢雷夫在“对迪亚巴克尔省的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负有责任的人”的官员名单上排第十二位。通过我与父亲的交流，我觉得他们的关系是一种互利互惠。战争结束后，谢雷夫经常访问我们的家，父亲告诉我他们会寒暄，交谈，孩子们会吻他的手，他离开之后我的祖父经常喃喃着温和的诅咒。但不久前，我的母亲发现了一盘我父亲还在世的姐姐中最年长的阿尼接受我父母采访的老磁带，阿尼姑姑与我的父亲聊起有关谢雷夫的事：
阿尼：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普赞特：他不是那种人。
阿尼：是的，爸爸也说，从外表看上去，他是个善良的人，不过如果机会来了，他仍然是一个土耳其人。
普赞特：他不是什么好人。他是一个坏人，但在坏人中他是个好人。
阿尼：他没对我爸爸做什么坏事。
我姑姑就是家里名为阿尼的二女儿。一九一五年，在大屠杀的高峰时期，祖母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并给她取名阿尼，但这个孩子很小就夭折了。下一个出生于一九一六年的孩子，继承了她的名字。“我问我爸爸，‘我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磁带中，我姑姑如是说，“他告诉我，这个名字是贝伊谢雷夫起的，贝伊说，‘你知道的，你们的人都在前线战斗，你们也有可能把卡尔斯-阿尔达汉省拿回来，还有古城阿尼，你应该给你女儿起名叫阿尼。’ 所以，当上一个阿尼死去后，我便继承了这个名字。”
这并不全然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我祖父与易卜拉欣儿子之间的那种友谊与敌视，猜疑与不信任的混合，也许很难被理解——这段复杂的友谊不仅超越了社区和宗教的差异，更是发生在种族灭绝的背景下。一九一五年，有一次谢雷夫秘密地来敲我祖父的门，他警告说这座房子被怀疑是一间避难所。祖父送走了一些藏在家里的人——有一些还是女装面纱伪装下的男人。搜索者们带着狗，但却一无所获。是什么让谢雷夫冒着危险来警告我们，答案已经不为人知了。在离开迪亚巴克尔前，祖父问他缘由。谢雷夫说：“俄罗斯人正在向这边挺近，据说他们已经到了埃尔祖鲁姆。如果他们到了迪亚巴克尔的话，我就会变成像你一样的人。在那种情况下，你会保护我。”
事实证明，谢雷夫的担心是多余的。在迪亚巴克尔，许多参与了种族灭绝的人仍旧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地位。谢雷夫成为了市长。在他的家族中，有一名曾经在种族灭绝计划中扮演关键作用的成员则进入了议会。而那位瓦利雷西德呢？他从未忏悔。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党的书记回忆说，自己曾经对他说：“你是医生。作为一个医生，你的职责是挽救生命，那你怎么让那么多无辜的人死去呢？” 雷西德描述了存在的威胁：“我看到我的国家面临失败。因此，我闭上眼睛毫无畏惧地向前冲去，相信这是为了我的国家的利益。” 过了一会儿，他补充说：“你问我怎么了，作为一个医生，我可以取走人命。所以这就是我的回答：那些土匪亚美尼亚人是一群有害的微生物，缠着这个民族的身体。医生的职责就杀灭这些微生物，不是吗？”
雷西德做好了被审判的准备。他放言道：“如果因为我的行为，我自己国家的历史要我来负责，那就这样吧。” 一九一八年战争结束时，他被捕了，在国外的压力下他被奥斯曼法庭起诉。但他从拘留中逃了出来，在当局试图追捕他时，他写了一封言辞含糊的信给妻子。“亚美尼亚猎犬们也加入了其中。”他说。朋友们劝他自首，但他训斥他们说：“我感到结果将会是黑暗的。我在考虑自杀。” 一九一九年二月，他用自己的左轮手枪自绝于世。他的家庭被授予国家津贴——因为他的“为国服务”——土耳其社会赋予他荣誉：安卡拉市中心的一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
战争结束后，我的祖父留在了动荡中的城市。一九二五年，一场库尔德人的叛乱被镇压了下去，其领导人在市中心被绞刑处决。四年后，我的祖父说她最大的几个女儿“女孩儿们不得不走”。他把女儿们还有一个儿子偷运出境到阿勒颇。他自己也要不顾一切地离开。有一次，他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和所有财物，把家搬到了一间小公寓，等待着允许他们离开的许可证。但是，许可证并没有来。其他的尝试也没有成功。我姑姑告诉我，祖父的朋友，一名土耳其官员看了他的记录，并告诉他他将永远不会得到许可：“你应该留在这里工作。”当时，整个城市的企业家阶层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的祖父开始与曾经保护我们家族的一位“知名人士”做生意。他还开了一家麻油厂，生意不错。他以他静悄悄的方式继续帮助别人；我的姑姑阿尼说他是一个“匿名慈善家”，姑姑还说，“每个人都叫他达伊——意思是叔叔。但是出了家门，我感觉到他，把自己当做一个局外人。在家里，他只允许说亚美尼亚语，但在外面他禁止自己和家人那么说。虽然他喜欢穿昂贵的衣服，但他总是让孩子们在他出门之前踩几脚他的外套。醒目仍然是一种风险。当他得知自己的另一个儿子要偷偷逃走时，他施以援手。一个女儿从阿勒颇回来拜访他，他拿出一个包装在纸里的斋月甜点，并说如果她能猜到这是什么，他会给她任何东西。她猜中了，她要求带走一个自己的兄弟，祖父准许了。
即使家人一波波地移民，我的祖父的生意倒是繁荣兴旺。他搬到了靠近大清真寺（同时也远离了异教徒区）的地方。在我父亲出生的一九三六年，他建起了一栋面朝大街的大房子，房子带一个庭院，还有迪亚巴克尔风格的平屋顶。在那些年里，安纳托利亚夏季剧烈的高温期间，几乎整个城市都撤退到了屋顶，人们在木躺椅上面对着夜空。祖父家也不例外。但是，我家庭在那栋房子里的生活听起来则更像是那个世纪快速现代化的故事。我的父亲回忆，他们从一开始坐在近东风格的地毯上吃饭，到用起了西式的餐厅，有了桌子，椅子，还有瓷器；我的祖母带着尼龙料子从阿勒颇回来。他们有一台新的相机，还有一个配套的小暗房。
在一个塞满了照片的旧皮箱里，我找到了在那栋房子里拍的照片；我母亲在照片背后写道，“约一九五九年”。我那约七十岁的祖父站在中间：银白色的短发梳得整整齐齐，领带打着硬挺的结。他身边紧紧地包围着三十个人。看着那张照片，就可以知道有好几代人住在那栋房子里。然而，就在一两年之后，我的祖父就会放弃它：一列通往叙利亚的火车，假证件，开往贝鲁特的船。
然而，就在一两年之后，我的祖父就会放弃它：一列通往叙利亚的火车，假证件，开往贝鲁特的船。
在流亡期间，他从缠身的疾病中活了下来：前列腺手术，因为坏疽而失去了一条腿，隔离。他活着看到了一个儿子死于车祸，一个死于站在阳台上中弹——一颗贝鲁特交战派的致命子弹。在贝鲁特的公寓里，我的祖父卧床不起，度过了他最后的几年。家里的钱几乎都用尽了。在我的父亲于一九五八年前往美国时，祖父与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请求我父亲给他带一条木腿。在他的要求被满足之前，死神就到来了。他被安葬在一个没有标记的坟墓之中。
父亲曾告诉过我他童年时期居住的地址，花店街2号。在离开迪亚巴克尔前，我去寻找这个地方。在一条狭窄的鹅卵石小巷里，我发现了一些用砖块、摇摇欲坠的砂浆和螺纹钢堆砌出来的公寓。这条街只有一个男人的臂展那么宽，建筑上覆盖着纪念库尔德斯坦工人党武装的涂鸦。无人看管的孩子们在大街上玩耍。自一九九零年以来，无数的村庄已经被夷为平地，到来迪亚巴克尔的村民们利用法律上的漏洞快速搭起了这些建筑。这些房子被称为“盖其康都”，德米尔巴什告诉我，盖其康都的意思是“一夜间建起来的房子”。花店街看起来就像是一种盖其康都，我想象着十年后这栋房子也将被拆除和更替。我们家的老屋已经不复存在，最明显的遗迹是一条沉重的石头，那是老屋曾经的门槛。
责任编辑：舟忆
排版：韩柯
本文为地平线译文第二部分。原文标题为《一个世纪的沉默》，原载于2015年1月的《纽约客》，点击文末“阅读原文”阅读第一部分。
拉斐·哈塔沙杜尔安
拉斐·哈塔沙杜尔安是《纽约客》的一名作者，他的作品主题包括环境保护，伊拉克战争，维基解密等。作品曾获国家杂志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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