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窥三十年：美国旅馆老板的性爱记录（下）
1980年，记者收到一位来自美国凤凰城的男人的来信，这位汽车旅馆老板以研究为名，将旅馆改造成了一座偷窥王国。十几年来，透过汽车旅馆阁楼上的通风口，他窥探了不可计数的住客在深夜床笫之间的秘密，并作下自以为科学的记录。偷窥者的动机为何？他是否有负疚感？在住客并未察觉的情况下，偷窥是否造成伤害？在这篇特稿中，偷窥者接受的是伦理的审判，他的行为最终也直接导致了一出悲剧的发生。
而对于记者盖伊·塔利斯来说，以这个偷窥者作为对象的非虚构写作，也是一个伦理问题：在隐瞒偷窥者姓名、旅馆相关信息的同时，他该如何向读者确保文章的真实性？塔利斯选择在沉默中等待。2013年，偷窥者杰拉尔德·福斯允许塔利斯公布他的真实姓名及照片，于是在33年后，这双匍匐在通风口上的眼睛，承载着沉甸甸的人间情爱，在我们面前缓缓睁开。
——地平线.钟娜
偷窥三十年：美国旅馆老板的性爱记录（下）
文︱盖伊·塔利斯
编译︱宠爱 & 葱油饼 & 公仔 & 陈常然 & eve
原载 | The New Yorker
来源︱译读 （ID：T-Read）
除了记录性行为的方式、体位、前戏和枕边话等数据，福斯也对客人在卫生间的行为很感兴趣。为了更好地观察，他在好几个客房的卫生间都安装了窥视的气窗。他观察到一位女客人上厕所的时候喜欢“坐在马桶的一边”；一位男客人则喜欢面对着墙坐在马桶上。福斯写道：“（客人）上厕所的姿势或方式，只有想不到的，没有观察不到的。”数不清的男客人喜欢直接尿在洗手池里。对于马桶行业在防止男人尿出马桶上的失败，福斯表达了强烈的愤怒。（“如果让我来做，我会把家用马桶设计成类似直立式的男用便池，”他跟我说。）
他还对吸烟的客人抱怨颇多，不是因为烟味污染了房间空气，而是“烟雾会上升，排到通气孔，”阻碍他的观察。福斯还记录下举止怪异的客人：比如一个男人悄悄往约会对象的波旁酒里尿尿；一个肥胖的男人和比自己年轻得多的男人开房，然后让后者穿上带角的皮草，嘴里说道：“你美呆了，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小绵羊。”
然而，福斯常常觉得观察客人让他变得抑郁。他们要么争吵，要么总是看电视。（尤其是那些很有吸引力的客人，他们明明可以把时间花在做爱上。）有一次他观察了一场性爱，把它奉为女人得不到满足的典型案例。在这之后福斯写道：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他们真实的样子！我感到很厌烦，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承担观察的感受。这些观察对象不可能幸福，离婚是唯一的结果。男方对做爱的意义和方法一无所知，只知道盖上被子、关上灯，挺入，抽插，然后高潮。
我的偷窥欲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我不喜欢这种精神状态……让我尤其恶心的是大部分的观察对象都和那些人是一个德性。如果所有人都有机会当一天的偷窥者，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会立刻不一样。
杰拉尔德• 福斯觉得做一个忠实的偷窥者已经成为“负担”，他越想越觉得自己被困在陷阱中。他不能掌控自己看到的东西，又无法逃脱其对自己的影响。
在读完福斯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偷窥日志后，我发现他改变了自己的视角，从最初的第一人称叙事变成第三人称。有时他会用“我”来叙事，有时也会选择以“偷窥者”自称。
日记的口气越来越自命不凡，而福斯开始为自己这个全知全能的偷窥者角色注入无所不能的力量。他似乎越来越分不清现实。有一次，福斯在偷窥的时候失去控制，直接对房间里的人喊话，但这种情况只发生过一次。当时他正在观察6号房，发现客人正坐在床上吃肯德基。这个客人居然无视餐巾纸，直接用床单来擦手，然后又用被罩抹掉胡子和嘴巴上的油。福斯当时忘了自己正在偷窥，下意识地朝下面喊道：“你这个混蛋！”
那个客人马上停下动作，环顾四周，然后走到窗边伸出头往外看。很明显他听到了有人在骂人，但不确定声音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于是他再次走到窗边看了一遍，沉思了一下，然后接着回到床上继续刚才的行为。
福斯失控了好几次，每次都差点暴露了自己。有一次他正在观察一对夫妻，他们是来镇上买牛的。在吃完麦当劳汉堡（把手擦在牛仔裤上），看了《荒野大镖客》的重播后，他们便准备上床睡觉了。正当福斯迫不及待地等着妻子脱衣服时，丈夫突然把灯关掉了。“这简直不能忍，”他在日志中写道；“我回到一楼，把车开到他们房间的正前方，然后打开大灯。”但等福斯回到阁楼后，麻烦事又来了。
房间已经被大灯照的透亮，丈夫开始在被子下面像野兽一样抽动起来，（三分钟后）抽出，走向了浴室。妻子掀开被子，坐在床单上开始擦拭身上的精液，我终于看到了她的身体。她有着迷人的身体比例，但估计智商也同样感人。
丈夫从浴室出来，说起了房间外还在亮着的灯。他说：“那辆车有什么毛病啊，一直开着大灯。”
这条记录最终以沉思结尾：福斯正一步步陷入孤立与绝望的深渊。我读得越多就越确信，福斯正试图通过这种僵硬的形而上学把自己扰人的娱乐方式上升到价值观的高度。
结论：我还是不确定自己的角色是什么……显然，我必须要独自承受趴在阁楼偷窥他人的后果，不能跟任何人说！……我越来越感到压抑，但我还是会继续自己的观察。有时候我会想，自己可能根本不存在，只是代表了客人梦境中的一个物体而已。反正也不会有人相信我作为一个偷窥者得到的成果，那么，这种像梦一般的表现形式大概就能解释我身处的现实。
福斯在一开始就清楚地向我表明，他把自己的行为当成一项严肃的研究，虽然以某种模糊的方式开展，研究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每年年末，他都会把一整年的记录整理成年度报告，试着以此来发现重大的社会发展趋势。1973年，他记录了目击到的296次性行为，其中195次的主角是异性恋白人，他们喜欢传教士体位（译者注：正常姿势，男上女下）。福斯总共观察到184次男性高潮和33次女性高潮。接下来的一年，福斯观察到了329次值得记录的性行为。他还按照性欲把观察对象进行分类：
—在旅馆观察到的伴侣中，12%属于性欲旺盛。
—62%性欲相对旺盛。
—22%性欲低下。
—3%完全没有性行为。
在1973年，福斯只观察到了5次跨种族的性行为；到1980年，他告诉我这个数字接近25次。福斯认为，这是自己这个小小的旅馆能反映整个社会变化趋势的众多例子之一。
福斯还有其他的分类，其中一项分类下最大的群体，是“忠诚但不幸福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来自外地的夫妻，在短暂的旅途中不断抱怨自己的婚姻。这不断提醒福斯，拥有冬娜作妻子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她是一名护士，也是自己偷窥的共犯、掌管家庭财务的可靠经理、以及自己的私人秘书，福斯太累时，还会帮他速记他口述的记录。
随着时间的流逝，福斯越来越渴望得到外界对自己开创性的研究的认可。由于情况特殊，他隐藏在暗处，继续在自己研究人类行为的实验室辛勤工作。他相信自己的研究成果对金赛性学研究所和麦斯特与强生性学研究小组来说至关重要。绝大多数性研究只能在志愿者身上开展。但因为福斯的客人完全不知情，因此能为他们提供更准确，并且在他看来，更有价值的信息。
在70年代末，两件事改变了福斯观察日志的性质。他对客房中的事感到越发厌倦，并开始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得到科学界的认可，虽然在他看来这是他应得的。于是他不仅记录下观察客人的感受，还开始从童年时代偷窥凯瑟琳小姨的经历开始，写下他对自己和自己这种冲动的认识。
他开始了另一本更像自传形式的笔记，并取名曰“搜集者”。在这本笔记里，福斯回顾了我们见面那晚，他在机场回来的车上告诉我的事。但他选择了第三人称，把自己当成小说里的一个角色：
少年在夜色中悄悄地走着，穿过草地，爬过带刺的铁丝网……百叶窗被毫无戒备地拉起，西北微风吹进她的卧室，缱绻柔情。少年朝里望去，忘记了屋外的寒冷和风雨，忘记了自己，忘记了时间……在年轻人的注视下，小姨开始往她的收藏品走去。
福斯有一次差点承认自己对小姨有特殊感情，那是在他十岁生日的前一天。他跟妈妈说很羡慕小姨有一套漂亮的顶针和娃娃，自己也想要。妈妈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建议他收集棒球卡片。他一生的爱好就此开始。1980年我们见面的那天，45岁的福斯已经拥有成千上万张体育类卡片了。但他一直将自己的爱好与少年时期对小姨的迷恋联系起来。他写道：“少年分不清性与收集物品的艺术……小姨的裸体和他的收集爱好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接下来几年，他也开始收集邮票、硬币和古董枪支，身为男孩的他还藏有一堆麝鼠尾巴，那是他跟父亲捉到麝鼠剥皮后的副产品，是他必须要做的琐事之一。（那些尾巴最后腐坏了，他说，而父母也在抱怨“房间里有股怪味”。）
杰拉尔德是娜塔莉•福斯和杰克•福斯的第一个孩子，比自己的弟弟大5岁。杰拉尔德承认自己生来就是一个“孤独的人”。当他不忙着做农活或者偷窥小姨的时候，他常常“仰望天空，相信那里会有什么在等待着我。”在母亲的推荐下，他办了张借书证，一看书就是好几个小时。他这样写道：“我对书感到着迷，书是‘思想的生命’，而生命不是手工劳动或种田或家务活，而是这些活动的升华。”
从福斯的一些回忆录中，可以窥见他以后的人生方向：“这个小镇是一片真正的乡村天堂；即使是在20年代，这里有2000个左右的农场，平均每个有32公顷那么大。”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童年：
我对见到的所有人和事都感到十分好奇……就像所有孩子一样，我也觉得自己可以逃避大人的监视雷达。充分的自由导致了我过早的独立。
福斯从未忘记他的初恋，一个名叫芭芭拉•怀特的高中拉拉队队长。她在看台上与所有观众一道，为福斯的全垒打和触地得分欢呼。那是在1953年，福斯大三，我看到他从科罗拉多州当地的《格里利每日论坛报》上剪下来的新闻，都是关于他的照片和成绩。“福斯一个漂亮的过人，在争球线避开了几个企图拦截的对手，在10码线被撞了之后又继续推进，”一篇报道写道。芭芭拉发现福斯有恋足癖后和他分手了。
福斯的从军经历很少出现在他的笔记里，因为他声称自己在海军服役的那段最有趣的日子是“最高机密”。
退役多年，即使是在自己的旅馆建了偷窥平台后，福斯还是时不时觉得自己还在海军服役，漂浮在海上，从房间天花板的气窗往下窥探，一如当年站在甲板上透过望远镜观察水面情况，寻找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阁楼的生活单调而乏味。他的旅馆就像一艘干船坞里的船，而乘客只会看电视、闲聊、要么盖着被子做爱，要么干脆不做——如此的乏味，以至福斯找不到任何素材，有时候笔记本上一片空白。
他同样对客人的种种欺瞒行为感到厌烦。有时他们会逃房钱，一个星期很难不碰到一次欺骗行为。一对工薪阶层的夫妇请求福斯给他们宽限几天交钱。他在第二天来到他们的房顶，结果听到丈夫对妻子说：“那个前台的蠢货以为几天之后能收到芝加哥寄来的支票，但他不知道自己就像奥马哈那家旅馆的老板一样被耍了。”福斯把这两夫妇锁在房门外，扣留了他们的物品，直到他们偿还房费。
结论：几千个不幸福的人来到科罗拉多州，想要填满他们灵魂深处的渴望，提高生活质量，但身无分文的他们来到这里只发现了绝望……社会教会了我们说谎、盗窃和欺骗，而欺骗是人们最重要的伪装……在偷窥进行的第五年，我开始对我们的社会未来的走向感到悲观；当确信这些行为毫无意义后，我感觉自己变得更抑郁了。
这些体会刺激福斯产生一个想法：密谋一次“诚实度测试”。他在客房的衣橱里放了一个行李箱，简单地用挂锁锁上。当客人入住时，福斯就当着他们的面跟妻子说，一位客人刚打电话来说自己把装有一千美元的箱子忘在客房里了。然后福斯就来到阁楼偷偷观察新入住的客人发现箱子时的反应，琢磨着是敲掉挂锁一探究竟还是把箱子交给旅馆办公室。
共有15个人“参与”了本次测试，包括一位牧师，一位律师，和一位陆军中校，但只有两位客人把箱子完璧归赵。剩下的客人都打开了箱子，然后用不同的方法把它丢弃。那位牧师把箱子从浴室的窗户扔到了灌木丛中。
在福斯开始把日记影印本寄给我的几年后，我收到了一个大包裹，里面是他在1978年长达三百页日记的打印稿。其中不乏他早年的偷窥心得，但更大一部分是我从未见过的新内容。这些内容跟早期的记录风格一致——千篇一律又冗长的性行为描述，以及客人之间的口角。但有一条1977年的记录，描述了这位偷窥者声称其第一次见到的，意料之外的事情。
他目击了一场谋杀。就发生在10号房。
根据他的描述，租客是一对年轻的情侣，他们订了几个星期的房间。男方快三十岁，体重大约160斤。福斯从偷听中得知，他大学辍学，现在是个小毒贩。女方是个金发美女，拥有34D的胸。（福斯趁他俩外出时溜进房间偷看了女方的内衣，他说这种事情他做得不少。）福斯花了一页又一页赞颂这对情侣的激烈性爱。笔记上还记录了人们时不时来到10号房找男人买毒品的事情。这让福斯感到不安，但他还是没有报警。以前他看到有人在旅馆贩毒会通知警察，但警察没有进一步行动，因为他不能暴露自己偷窥者的身份来指证嫌疑人。
一天下午，福斯看到这个男人在10号房把毒品卖给几个年轻的男孩。这让他大为光火。他在日志中写道：“男人下午离开房间后，偷窥者潜入了他的房间……他默默地把剩下的所有毒品和大麻冲进了厕所，不带一丁点的负罪感。”这种事情他干过好几次，而客人也没怎么样。
但这一次，10号房的男人把事情怪到了女友头上，指责她偷了毒品。
日志中写道：
争吵和推搡持续了约一个小时后，气窗下的情景开始转向暴力。男人狠狠地掐住女人的脖子直到她昏迷倒地。接着男人感到很惊恐，于是带上自己的东西逃离了旅馆。
偷窥者……毫无疑问地……看到女人的胸口还有起伏，于是确认她还活着，并无大碍。因此偷窥者自我安慰道，这个刚被袭击的女人会安然无恙。当晚他迅速离开了观景台。
福斯经过考虑，认为他也是无能为力，“因为当时他只是一个观察者而不是记者，而且事发现场根本不应该有他的存在。”
第二天早上，清洁工冲进办公室，说在10号房发现了一个女人的尸体。福斯马上报了警。警察赶到后，他提供了毒贩的名字、外貌特征和车牌号码等信息，但没有说自己目击了事情经过。
福斯写道：“偷窥者终于要直面自己的良心，且余生都要受到沉默的煎熬，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他绝不会谴责自己的决定或行为。”
第二天，警察回到旅馆，告诉福斯毒贩用的是假名，他的车也是偷来的。
看见这些资料时，离我在奥罗拉和他见面已经过了几年，距离这桩谋杀案更是已经过了6年之久。我当时震惊了，福斯竟然没有早点告诉我。似乎在他眼里，谋杀那天只是阁楼日子中再平常不过的一天。然而，我现在回想起来，他的那种“自己本不该出现在事发现场”的反应，其实符合他对自己人格分裂的自我认知。他那么不顾一切地保守自己阁楼上的秘密。万一警察对他严加拷问并确定他隐瞒了信息，他们就可以拿到搜查令，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我立刻给福斯打电话询问情况。我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自己不仅是那场谋杀的目击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帮凶。
他并不愿意讲述日记内容以外的事情，还提醒我之前曾签署过一份保密协议。我数夜未眠，反复自问是否应该让警察来抓福斯。然而我又这样劝自己：我就算这么做也不能救回毒贩的女友。况且，毕竟我在替偷窥狂保守秘密，我担心自己也会被牵连成共谋。
我把这份凶杀案记录和他寄来的其他材料归档保存到了一起。关于偷窥狂，现在我已掌握了自己想要了解的一切。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福斯从科罗拉多的奥罗拉不断写信给我。他和我提到，据他所知，侦查员没能找到凶手，但警察因为其他原因去了他的旅馆。他告诉我，有一个旅客开枪自杀了；一个重约227公斤的男子突发心脏病而亡，但因为尸身臃肿无法从房门通过，消防员只得把落地窗拆了。
除了提供这些新闻，他一如既往地抱怨着目睹到的骇人恶行，包括抢劫、强奸和性奴役。他原本对六十年代早期问世的避孕药感到庆幸，后来却认为这种药物的诞生助长了许多男性寻求色情服务的心态：“女性赢得了合法的选择权，但丧失了选择合适的时间的权利。”他认为两性之争已经升级，两性关系也并无改善，反而越来越糟。（福斯所赞赏的女同性恋是个例外。）
随着他对人类的厌恶加深，他对旅馆客人的形容越来越像他在无意中描述自己的良知。他写道，自己“对现实世界的虚幻、伪善、狡诈不知所措。”此外，“人们本来就狡猾、不洁，他们欺骗他人，编造谎言，自私自利。”他声称自己极度孤僻，不在阁楼时会避免和客人见面。
在我看来，福斯大概快崩溃了。他让我想起了1976年的影片《电视台风云》中患有精神病的男主播，他突然崩溃，大喊“我完全疯了，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还想起了约翰•契弗写于1947年的《巨型收音机》，故事中一对夫妻无意中从新收音机中莫名听到了邻居们的对话和秘密，这渐渐危及他们的婚姻生活；还有纳撒尼尔•韦斯特1933年的小说《寂寞芳心小姐》，书中有一位回复读者咨询的专栏作家，因为读者不断向他倾诉悲哀而空虚的生活，他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难熬。杰拉尔德• 福斯打着文学和科学的幌子，但却毫无自知之明。这个躲在阁楼里的偷窥者声称自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居高临下地对毫不知情的人们指指点点。
在这件事中，我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是偷窥者的笔友，听他坦白的人，又或者是他选择吐露一部分秘密时抓来的一个对象。这些年来，我有几次曾想到过，中断通信才是明智的选择。我无法报道他，但还是好奇他的偷窥生涯会怎样结束。他会被抓吗？如果被抓，他的律师会怎么为他辩护？他会不会无知地认为陪审团会听信他的说法，把阁楼当作是探求真理的实验室？更重要的是，我会不会被传讯并出庭作证？
不过只要收到福斯的信，我还是会打开来看。1985年3月，在沉寂了很久后，他写信告诉我，冬娜过世了。她活了40多年，患了狼疮。他的生命中迎来了新的女人，一个叫安妮塔•克拉克的离异女子。他们相遇在一天下午，她当时正在东科尔法克斯大街把两个小孩从红色马车上抱下来。安妮塔接手了冬娜在旅馆的职责。她和冬娜一样，开心地加入了福斯不为人知的偷窥生活。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够格的偷窥者。我从之后的信件中了解到，旅馆生意十分兴隆，1991年福斯还买下了第二个旅馆，并起名为里维埃拉（译者注：Riviera，即海滨度假胜地）。他在那所旅馆的卧室天花板上安装了四个伪装的通风设备，但原来的旅馆仍是他的偷窥大本营。
尽管表面上事业有成，福斯却依然饱受折磨。他写道，“偷窥者是残废的人，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劣迹斑斑、有些缺陷，上帝不会保佑他们。”
2012年7月，我已经很久没听到福斯的消息了。在《时代周刊》的头版，我看到一条新闻，说一名二十四岁男子（一位护士的儿子）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的一家影院内开枪射杀十二人、击伤数十人的消息。我看了一下文章，福斯的名字并不在受害者名单中，于是就给他打了电话。令人诧异的是，他告诉我他曾去过这名持枪歹徒的寓所内：福斯的儿子此前租住在那。“我给儿子搬了家，搬到了另一个居民区，”他说，“显然这人搬到了我儿子原先租住的房子里，不过我们好像没见过他本人，现在他的照片可是频频出现在新闻里。”
几周后，杰拉尔德• 福斯恢复了和我的信件往来，还以他一贯的夸张风格点评了电影院枪击事件：“就因为奥罗拉的人们没能以友善和体贴对待别人，这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落在了我们的头上么？”
1995年时，他的膝盖关节炎十分严重，已经不能再爬上梯子，在阁楼上匍匐爬行了。因此他卖掉了两家旅馆。卖之前，他先撤下了通风口，补好了天花板上的洞。他和安妮塔用所得的收入在洛矶山脉买了一座大农场，他们有时在那里度日，有时住在奥罗拉一处高尔夫球场边的房子里。他怀念自己的旅馆，并将之称为“那片保护区，那片圣地”，不过他也会给自己找安慰，因为卖之前生意本来也日渐萧条。六十年代，他的生意刚起步时， “幽会生意”使得旅馆行业欣欣向荣；旅客可以直接下车、进入房间，不必经过大堂，也无需坐电梯。他说，如今的情侣或夫妇似乎不再注重那样的保密性，也不再那么慎重了。
他在信里和我说，自己怀念昔日那份偷窥者的权力。在信里他提到，在染过头发后，细细打量镜中的自己让他感到羞愧：他自认为是一个讲真话的人，而染发则是一种欺骗，这颠覆了他的自我认知。
上次通信时，我得知福斯有了一个新爱好。他开始潜心研究政府及企业的监视活动。“我们的一举一动几乎全都被记录了下来，”他在电话里告诉我。
他谈到公众人物的私生活几乎全都遭到了媒体的曝光，甚至连中情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都没法避免自己的性生活报道登上头条。他坚持认为媒体做的是“偷窥狂的行当，而最大的偷窥狂就是美国政府，”政府会使用安全摄像机，也会追踪人们的上网痕迹、信用卡、银行记录、手机、GPS及飞机票等信息。
他问我，“也许你会想，杰拉尔德• 福斯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因为有可能联邦调查局会过来说，‘杰拉尔德• 福斯，我们有证据显示你从观测台上看别人。你是什么人，色狼吗？’接着杰拉尔德• 福斯就会答道‘那你呢，老大哥？这些年来，我走到哪里都有你的监控。’
2013年春，我认识他已有三十三个年头。福斯打电话给我，说准备好将自己的故事公之于众了。此时距他出售旅馆已有十八年，以前的住客就算状告他侵犯隐私，也过了法定诉讼时效。他提醒我说，自己已经七十八岁了，他觉得如果现在不将自己的发现公布，可能有生之年就没机会这么做了。他表示终止了我于1980年签署的保密协议，允许我提笔写他，也允许我使用过去几十年来的所有资料。（今年晚些时候，我将出版一本有关福斯的书，大部分内容来自“偷窥者日记”的记录。出版商在使用这份手稿时给了他一笔费用。）
我飞到丹佛，在机场一家旅馆同福斯和安妮塔吃了早餐。他带着一根手杖，花白的头发渐已稀疏，好在还有灰白的小胡子和山羊胡子。他厚实的胸膛下是一件粗呢夹克，夹克里面还有一件橙色运动T恤衫。安妮塔和他在信中描述的一个样：比杰拉尔德•年轻十八岁，个子娇小，十分安静，一头红色卷发。
他想给我展示自己的体育收藏品——那是上万张体育卡片，安妮塔已经按字母表顺序整理好了。他解释说，自己目前愿意公布偷窥者身份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媒体传播开来的恶名可以让人注意到他的收藏，而他正急于出售这些藏品。他相信这些卡片价值上百万。
我更愿意和他讨论的，是据他所称于1977年在那个10号房间目击到的凶杀案。我告诉福斯，我希望在不透露他是目击者的情况下与奥罗拉警局取得联系，从而发现警局是否查到了什么新线索。福斯没有拒绝我的提议，并说自己也后悔对此事疏忽大意。他公开自己的经历，承认自己的错误，就是希望多少获得一些“救赎”。
未完......
责任编辑：钟娜
排版：韩柯
本文原载于2016年4月11日《纽约客》，经“译读”公号翻译。提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作者简介
盖伊·塔利斯
美国记者、作家，“新新闻”先驱者之一。其涉笔领域包括体育、社会、文化。代表作《辛纳屈得了感冒》、《邻人之妻》、《一个英雄的寂静赛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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