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大理，然后呢？
这些年，一拨又一拨的年轻人来到大理，希望能找到大城市无法给予他们的安逸和自足。传媒的宣传亦加深了这一刻板印象：如果迷茫，去大理吧，它能治好你所有的伤。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太多人来了又走，他们中的大部分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
林珊珊采写的这篇特稿呈现了乌托邦的背面。原来，大理不是桃花源，更不是什么自由之地。甚至，它比其他城市更倔强地遵循着商业社会的丛林法则。从更本质的层面上来看，这篇文章讨论的是自由的价值，以及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人人都热爱自由，厌恶束缚，但人们并不太经常意识到自由的重负。
无论大理的吉他声多么动听，酒吧的推杯换盏多么热闹，它们恰恰在提醒着人们，这些都是短暂且不可持续的，尽管它们无比美妙。
——地平线.顾杰
另一个大理
文︱林珊珊
来源︱时尚先生（ID：esquirecn）
清晨6点，我在摆渡车车门快要关闭的一刻跳了上去。
北京直飞大理的航班开通不到半年，被安排在最刁钻的时间和最偏僻的登机口，像是一个刚有了名气的小角色，挤进首都国际机场这座豪华的大剧院。
“去大理”是这个时代嗡嗡作响的表达之一，对于被周而复始的雾霾和工作困住的现代人来说，它不仅意味着短暂的逃离、松弛的冒险，更意味着某种念想——它提醒着你，挑逗着你，拉扯着你——有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总有一天，我也要……没错，大理在那里，就意味着至少有路可退，是吗？
天还没亮，我看了眼周围，许多双肩包，还有大大的墨镜。好像仪式感还不够似的，登机前有人用手机播放起了电影主题曲，名字正叫《去大理》。“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
（一）
那天阳光灿烂，轻风吹拂，云朵自顾变幻着。我一路骑行，去参加大理年末的田野聚会。印着和平标志的小传单说，Party会持续到第二天天亮。
远远便听到了欢笑声，随即看见一排蓝色木屋，旁边是宽广的水池和平整的草地。如此开阔天地，孩子们戏耍奔跑，大人们三两聊天。“这是嬉皮的国度”，身边的美国人向他的朋友介绍着。一对法国建筑师夫妇从山上下来，妻子坐在田埂卖她的手工包，丈夫玩着杂技。穿高跟鞋黑长裙的女人跳上跳下，因为看到聚会的消息，从沈阳飞过来……夜幕降临， 篝火燃起，乐队奏响英国乡村音乐，人们手挽着手跳起舞来。
火光闪烁，照着每个人的脸，分明映出畅快和陶醉，让人感到大理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一身户外装的袁小兵站在一边，没有跳舞也不兴奋，像个边缘人。
小兵是忧郁又机警的男人，身上还保留着过去职业的印记。他当过十多年记者，记录着海珠跳桥者、坐牢57年的“反革命”犯这样的沉重人生。后来几乎是从新闻“理想主义”的穷途末路中逃出：原本为了荣耀而来，却发现“理想”之下，永远在怀疑、挑剔和批判，简直成了最不可爱的人。就这样滑入中年，仍心高气傲又因不宽裕而自卑，遇到心仪的女孩也不敢表白，害怕给予不了有保障的未来。那就要反复说服自己成为普通人啊。
接近40岁时，小兵辞去工作，决心回归乡间。童年的鄱阳湖给予了他温暖的回忆，可故乡在沦陷，都争先恐后奔向了大工地。大理则像是未被时代卷走的幸运儿，依然乡风淳朴、山水悠然，吸引着小兵前往。
四年过去了。走在回程路上，月光铺满田间小径。不时有摩托车停下，询问聚会的地点。小兵说起这些年的变化，真是始料未及。
带着困惑，他在微信朋友圈问：究竟什么是理想的生活？回复纷纷提示他需要一个女人了。小兵有些许愤怒。还因为遭到了嘲讽：“装”——生活在当下，这是大理的风尚。
袁小兵曾是一名资深记者，如今是双廊洱海醒来客栈的老板。摄／零二二
（二）
“大理，此刻”。他写下短句，按发送键。屏幕刷出一张清晨洱海的美图。
“大理，此刻”。发送。这回是黄昏的蒜苗。
“大理，此刻”。一条狗。
多年来，摄影师灵骢都在博客上记录自己的拍摄：生活美好的点滴或是客户欢笑的瞬间。所选的客户大多是家庭，他如今对家庭和孩子充满兴趣。每次拍完照后，他几乎都写下博文，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自己的感悟。
起初聊天只是为了拍摄而沟通，后来却成了最主要的事情，拍照反倒是顺带的。灵骢说，那像一扇扇窗口，把他带到一个个过去未曾好奇过的世界。跟随不同人的视角看生活，他常常充满发现和惊喜。慢慢地，另一个陌生的自我长了出来—感性细腻、热衷发现细节之美的全新自我。
在大理，灵骢深居简出，过得随性，连朋友也不刻意维系。有时出门为客栈拍照 ，他不收钱也不参与饭局。对方定要留饭时，灵骢会说，拍照只要一两小时，我也喜欢拍，但你现在叫一帮我不认识的人来陪，我已经给你干了活，为什么还要吃一顿饭让自己难受一下？无论是否冒犯，能如此直接表达，灵骢轻松多了。
“都到大理了，还有什么必要去维系那种方式呢？” 39岁的灵骢坐在面前，慢悠悠地说，“完全没想到，我会过上这样的生活。”
灵骢来到大理大约是在四年前。正是雨季，他整夜无法入眠，坐在院子里看玻璃顶上的雨。脱离了工作，日子像失重了一般，放松渐渐变成了焦虑。朋友都说他脸上写满戾气，不会在大理待久。
在北京十多年，灵骢把全身心都给了工作，假期不曾休过，生病了也不停歇，有一回还是老板强行把他拉到了疗养院。工作顺风顺水，一路攀升，很年轻就在一家金融公司当上高管。可灵骢并不真正热爱他的工作，金钱带来的物质生活，他也并不享受。穿高级西装反而别扭，“但出席正式场合，你不得体，这不合适”，车子开得挺好，“但周围的人都换车了，就你不一样，这不合适。” 时刻都有人在提醒：合适不合适。
他真正的爱好是收集相机镜头，每天背着相机去上班，工作烦了就把办公室关起来，“拿出来摸一摸，胡乱按几下快门”。如果有什么是他在乎的，也许是发工资的日子，看着账户里的数字不断壮大。赚钱、赚更多钱，那时真热衷于钱啊。灵骢心里有个声音：尽早地把下半辈子的钱挣够，离开北京城，去过想要的生活。什么是理想生活？他未曾细想。他焦点单一，目标明确，除了升职赚钱，所有生活的细节都被屏蔽了。
年复一年，灵骢拼命工作，他有了车子、房子，也有了权力和信心，账户上的数字越涨越大，到了2008年，在一次期货投机中，他几乎把一切都押了进去，包括大部分积蓄和手中一些权力。他不断告诉自己，这一步赌对的话，从此便财务自由，就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啦。
“讽刺的是，那时我的积累已经足够在大理开几家客栈了，”灵骢剖析自己，“但你看到今天这个车换了，那个又买了房，你就会紧迫……为理想生活赚钱，慢慢赚钱变成了目的。”
那年灵骢32岁。他没有提前实现理想生活——那也许早已变成了借口——却遭到金融危机的重击。投机失败了。积累多年的数字重新归零，也失去了老板的信任，陷入了官司。整整半年，他都在弥补和偿还。待窟窿补上，他发现再也不能心无旁骛地工作。“利用人性贪欲达到目的，利用信息不对称获取利益”，他忍不住想，自己究竟为了什么？
“做金融很容易遇到超出你个人能力的赚钱机会……如果没有离开北京，没有离开那个环境，那样的生活就没有尽头。我常想，即便2008年成功了，我也不一定会放手。后来我妈告诉我，败落是我必然的结果。”灵骢静静讲着自己的故事，向陌生访者敞开过往，直到阳光退去，夜幕降临。
（三）
深夜食堂老板杰森喜欢这样“自由的体力活”，他说，每天凌晨洗过碗，拖了地，倒好垃圾，踏着月色往住处回。没有进度催促，没有力不从心的烦扰，自在而充实。摄／零二二
夜晚的人民路热闹又闲适，老诗人卖书，吟游人弹唱，酒吧里人们尽情尽兴。至深夜，炸鱼薯条店开了侧门，变身深夜食堂，老板杰森一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有好几个晚上，我都坐在深夜食堂打发时间。食堂灯光橘黄，整夜播放民国老上海的旧曲 ，第一次进来的人，总会讨论一番日剧《深夜食堂》的剧情。
“是不是可以随便点。”
“哦，不好意思，不行啊。”
“电视剧里是啊。”
边上的常客接话道：电视里青蛙还能变王子呢！
上海人杰森有着健硕的肌肉，白色修身T恤外，系条黑色围裙。端菜，洗碗，淘米做饭，忙得不亦乐乎。
很长一段时间，杰森享受这样的琐碎，似乎回归到了体力、个人的原初状态。不像从前在上海，得靠着专业谋生，就像大机器下的齿轮。而按照杰森的公式，依赖越大，自由就越小。
齿轮的日子也转了一些年。但13年前临近结婚时，杰森觉得人生一眼望到了头。跟父母说自己不快乐，母亲说熬一熬就过去了。最终还是向恋爱八年的女友提出分手，因为抵挡不住压力，索性把财务经理的工作也辞了，就这样离开上海，脱离轨道。有几年他无所事事，四处游荡，成了亲友眼里的窝囊废，后来找了份计算机维护的工作，心里还是渴望行走的生活。他读《刀锋》，看到拉里落落寡合，一路游历，最后当起了出租车司机……杰森认定拉里正是他想要的模样。再后来和朋友徒步到大理，这里的气质吸引着他，尝试开起深夜食堂，没想到还挺受欢迎，便留了下来。
“就像到了阿凡达的世界”，初到大理，他总有一种美妙的不真实感。新鲜的经验，丰富的感受不断涌来，时时给予他惊喜，连扔垃圾时心情都是欢喜的。每晚都有固定那么几个客人，打了招呼坐下，画画或是看书。有时说说家常，并不过多地交流，可总有一些默契，偶尔不来了杰森心里惦记着。最享受的是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碌，追随着奇特的节奏感，杰森听广播，学外语，夜终人散后，独自坐在食堂抽会儿烟，穿过黑夜回到旅店，自在又充实。再不必担忧明天，也没有进度催促、力不从心的烦扰。那时他未曾想过，这生活终有新的烦恼。
（四）
2011年前后，小兵决定和朋友们合伙建造客栈，收纳那些美好的人和事。有了客栈，从此游走四方或是安静写作，便有了可进可退的安定感。
起初他在古城边上的村落里寻找一片湿地，他理想的栖居之所。机缘之故，最后只能在双廊古镇的海边将土地租下，没想到双廊也一头扎进了时代的大工地。小兵开始建造时，环着洱海只有几十家客栈，可在那一年多里，几百家纷纷冒了出来，那便逼迫出了竞争。
环境在变，小兵也着急。他拎着水果捎着烟，上门请求各种建筑师傅加快工程，自己也跟着搬砖砌瓦。随着客人一拨拨涌来，小镇四处是勃勃商机。地租飞涨，人心也跟着躁动，为利益父子反目、兄弟成仇，为毁约房东租客吵架斗殴。古镇一时失去了平衡。
有一阵子，客栈门口摆了烧烤摊，时常半夜仍在吵闹。客人投诉，小兵便得安抚，和小摊贩交涉，每天劝说、求情、吵架，使尽办法，很长一段时间才解决了问题。那些日子，小兵总得等到客人都安抚下去了，烧烤摊不再吵闹了，他才能入眠。尽是如此琐事，弄得焦虑不安，有一次他莫名就摔起了桌椅。
小兵渐渐变了，原本渴望回归乡村生活，现在却向往起商业文明里的契约精神。过去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则变成了“温和的政府主义者”，见到镇党委书记都说，这么混乱的环境，你得管一管啊。
“想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必须有入世的心。如果一开始就懒散，那你到哪儿都是Loser”，小兵就这样奋斗了三四年，如今客栈颇受欢迎，几乎天天满房，400万的成本很快收回，还获得一个个设计奖。小兵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他忙碌、焦虑、心在变野，那个念头不时冒出来：机会这么好，为何不多开一家？可回过头看，也不免感慨一句，“曾为躲避某些东西而来，最后却主动迎合了它。”
小兵对此没有不满，毕竟经济上获得的成功，使他感到自信、安全，感到自己正从边缘世界里的拧巴舒展开来。也许拥有海边客栈实现了人们美好生活的想象，失联已久的朋友们，也说要来大理看看他。许多年没有过这样的感受了。
后来某一天，我们坐在古城一座小院里，不断回溯到过去。小兵是家族里第一个高中生，曾背负着所有人的期望。大学毕业后去省级党报，很快当上科级干部，他还记得过年回家时，轮船穿过一片很高的芦苇，他站在甲板远望家乡，夕阳西下，炊烟升起，眼泪就流了出来，那时感到自己真的热爱家乡。可他始终觉得自己不是真正的记者，家庭生活也并不愉快，于是离了婚，辞了职，一路逃离到广州，加入声名鹊起的南方都市报。终于成为优秀记者，有了荣誉感，小兵却再也不能如愿所至，荣归故里，最终成了可有可无的人。
“乡愁是属于成功者的乡愁”，小兵说，那成功便是当官、有钱，当他听到父亲在拿着他的报道到处给乡人朗读时，他感到很心酸。后来就很少回到故乡了，倒是时常独自远行，去避开现实的压力。如今，在另一个乡村，他又遇到了那个被压抑的入世的自我，并安然接受了他。毕竟，“时代没有给嬉皮士太多容忍空间了，时代需要理性、责任和建设。”
不久前，小兵去参加一个新书发布会。一名年轻人倾诉自己向往大理，可父母催着他回到城市。他迷茫，找不到方向。作为嘉宾，小兵劝他回到城市打拼，没有经历磨砺，承受不了这悠闲——“大理不适合年轻人”。
（五）
又一个夜晚，我坐在深夜食堂等休假的杰森。两个中年人走了进来。不一会儿，板寸头对戴帽子的语重心长：“我觉得你现在迷失了人生的方向，大理现在这么多赚钱机会……”
翻着书听着他们聊天，我想着，《刀锋》在拉里成为出租车司机之后结束了，拉里从此找到想要的生活了吗？
杰森穿着夹克衫如约而至。那是下雨的晚上，雨水滴滴答答掉在桌面上。醉酒人踉踉跄跄爬上了阁楼。杰森皱起眉头，提示他们不要吵到别人了。杰森不喜欢酒精，食堂也不允许喝酒。他觉得人在酒后往往表现出不好的自己。就像去大理，人们放松了，释放出的却未必美好。
在大理，杰森很少见到真正自在的人。带着世俗成见的，换个地方追名逐利的，努力展示幸福标准表象的，更多的是困惑的年轻人。杰森看着他们来回迁徙，怀着美好想象，却发现找不到位置，打了工，受了气，琐琐碎碎一地鸡毛，于是哀叹，为什么大理是这样？
“我只是想多玩几年……”戴帽子的欲言又止。
“你啊，就是太高傲……现在这么好的时机，一年一百万很轻松。” 板寸头继续劝说。
在这深夜，人们各有苦恼。对杰森而言，随着齿轮生活的淡忘，摆脱痛苦获得自由的快乐也随着减少。新鲜感在消失，感受力也开始萎缩，有时看着自己，竟是麻木的状态，似乎那又是另一种轨道了。
深夜食堂也像其他店铺那样忙碌起来。客人越来越多，杰森又请了两个帮手，食堂变得格外热闹，杰森恍惚觉得，这就像是中午市中心的快餐店。而每当晚上10点一到，杰森看着门口站满了人时，他手忙脚乱，心生恐惧，“好像一群敌人要冲进来，而我要去迎战。”
去年合同期满，杰森以为不再续约，又租下了一个铺面。两家店同时张罗，还计划着白天开成一个咖啡馆。再细想，又感到很不对劲，既然如此忙碌，当初为什么来到这里？
说着便缅怀起最初的大理，那时他住在一家叫远方的客栈。许多在人民路摆摊的姑娘也住在那儿。她们做些手工，从缅甸进货，维持着休闲生活。后来城管驱逐，大理人纷纷声援摆摊者，说那正是大理气质之所在。没想到卖淘宝货的呼啦涌来，假冒伪劣也跟着来，还纷纷争抢摊位。原先的摆摊者便不愿继续待着，还有一些嫁人了，到更远方去了，就连最初的“远方”客栈也不复存在。
人们总在怀念过去，似乎所有美好都在逝去的往昔中。杰森说，“大理有过十年黄金时代，我到来时已经是败坏的年代。但也许每个大理人都有过一段乌托邦生活，后来就没有了，回不去了。而那些新来的人，新摆摊的年轻人，可能也在建立自己的乌托邦。”
（六）
软陶人偶、迷你餐桌，一辆掉了履带的坦克音乐盒……年轻人小龙摊开一条破布，陆续摆出货物。他看起来害羞又落寞，扔了《唐宋诗词鉴赏辞典》在台阶上，犹豫着坐下。
以为小龙是来寻找生计的小贩，日子规矩普通有着小热爱。后来才知道他在W市服务着一群富人客户，天天给他们推荐新到的学生妹。一种高端色情中介：一夜过百万的明星，或是一次上万块的模特，最便宜的女孩也得一千来块。小龙不到25岁，但口吻里总有一种看透人性的平淡。“就是欲望”，小龙说，人们以为姑娘们是因为贫穷，可他却从未见过真正穷困的。她们渴望名包、最好的化妆品，一次数千的美容，甚至是……刺激。曾有客人告诉他，一位姑娘把自己带到家里，他惊讶地发现，车库里最便宜的豪车也要两百万。
日子过久了，小龙也兴味索然。陪客人按摩拼酒，夜夜笙歌带来的陶醉只维持了几个月，半醉半醒时，他总怀疑，是不是活在他人的梦里。
几个月前，他去旅行，半路收到父母让他回去结婚的信息——听说孩子间相互印象不错，双方父母就把婚期定了下来。小龙提不起兴趣，索性拔了电话卡，也算对过去做个了结。想起朋友说过大理摆摊没人管，生活成本又低，日子逍遥自在，就这样去大理，也许有想要的生活呢？
小龙已经压抑了太久。他念完初中就终止学业，缺乏朋友，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变着法子让自己快乐。打游戏、学手艺，有一度终于在阅读写作中找到了充实的感觉，那时他读周国平，《苏菲的世界》《忏悔录》……躲在昏暗的出租屋写小说。之后却感到极度空虚，他把手机丢掉，独自晃荡一年后，发现自己于这世界无足轻重，父母也早已接受了他的消失。于是他独自前往西藏，打算在某个偏远的湖泊里结束生命，终因陌生人的陪伴而中止自杀。想不清楚的事情太多了，但有一件十分肯定——绝不要像父母一样经年累月地驾驶货轮，呆望海面，那是无聊的终极体验。
游荡在人民路的比丘尼踱了过来，问我身边的台湾女生是不是会用塔罗牌算命。法师从黑龙江游历到大理，驻过不少佛学院，说自己生性不羁爱自由，人民路就是她的道场。“昨晚大师在酒吧唱了一曲大悲咒，我魂都出来啦！”破布裹着脑袋的嬉皮捏着烟调侃，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小龙默默坐着，笑容像配合气氛一样敷衍。游客问起软陶人偶的价格，他懒得讲价，放走了。摆卖的玩意从阿里巴巴批发来，大都属于同伴，小龙自己所有的只是几个荷包、两串赝品碎玉，他抓起人造革的鱼形吊坠，告诉我，那是另一个小贩躲避城管时落下的，他捡来卖。似乎他们之间有一种命运交错的缘分。
在大理，小龙住在两百多一个月的青年旅店，极简的饮食，随心所欲的摆摊，无人管束，无人评判，无人鄙夷，无人羡慕也无可羡慕，就这样过了两个多月。第一次出摊时，小龙始终红着脸，可慢慢的，他像其他小贩一样，过上了低微而不卑贱的自在日子。城管的驱逐、门店老板的嫌憎，似乎没有招来任何怨恨，小龙们像群可爱又肮脏的流浪狗，黏在了大理。
两个小时过去，小龙没有卖掉任何一样物件。一个大胡子青年跑过来，问台湾姑娘是蓝营还是绿营，说着拿出了自己的钱包，上面写着“中华民国国民党大陆地区特派员”。比丘尼连连说，不要谈政治，谈政治的都是坏人。突然有人喊，城管来了。年轻的男男女女迅速收拾东西，四散而去。
再见时，他们已围坐在青年旅店三层的露台，在夜色下讲述彼此的故事，弹吉他，唱歌、嬉笑打骂，看到硕大的月亮升起，都激动得叫了起来。小龙坐在中间安静地为他们泡茶。飘泊青年在他乡偶遇，总很快亲密起来，又随时可以抽身，像是微醺。他珍惜这样的时刻，旅店里人来复去，每有人走，小龙都送一个卖不掉的荷包。
在青年旅店，小龙也成了大家的焦点。一千五和一万五的姑娘有何不同？小龙一边斟茶一边以业内人士的口吻解释着，话题转移，小龙也萎顿下来，走到玻璃露台的边沿，漫无目的看着街道。即使现在，他仍不时琢磨着各类死亡的方式。到大理不久，他就明白想要的并不存在，散淡、寡欲，但跟花天酒地的生活一样，什么也抓不住。那些产生了短暂兴趣的事情，小龙都藏着，不敢碰，做完了或是做砸了，又没了着落。
蹭着无线网络，过去的工作仍不时找上来，“有没有外国的？”客户在微信上问。小龙回复，自己外出，暂时不做生意了。他腼腆一笑，说，客人们也会讨论中国女人和外国女人私处的差别。嗯，这就是他的从前。他说，也许有一天他还会回去，只是换一种刺激，也许是陪酒员，抚慰那些比他更空虚的富婆，“有时送一束玫瑰就能换到一辆豪车的回赠呢”。如若不能，就去朋友新开的大型会所当一名图书管理员。
大团的云遮住了月亮，热闹久了，小龙感到乏味，回到大通铺里去睡了。
几天后小龙才再次出摊，他戴着口罩刷着手机。等我折返回来，他又不见了踪影。他就像一片纸屑，飘荡在大理或者世界的某个角落。我再没见过小龙。
（七）
女贼，独立出版机构杂字创办人之一。在大理生活多年，她的感受是这儿的人际关系单纯而脆弱，和“血脉相连”的感觉很不一样。摄／零二二
在大理床单厂，一个新的文艺群落，杂字（独立出版机构）创办人女贼告诉我，每个初到大理的人，都有一种越狱的兴奋感，都疯狗般到处结识朋友。“可玩着亲热，能不能一起做事那是另外一回事，大部分人不愿意做事……开心时一哄而上，解散时再也没瓜葛，各自活成了自转星球。几个月后就有人开始哭哭啼啼，大理人为什么都这样，我真心付出却没有回应……”
年末的黄昏，我同小兵去和女贼讨论一个新书发布会。吃饭时提起元旦将至，一桌子人都吃了一惊。“一年来又什么没干成”，女贼感叹时间倥偬。“疯狗期”后，女贼意识到不能空耗在大理，便扎进了事业中。几杯酒下肚，小兵突然提起总结旧年。饭桌又是一惊。许久没有提起的话题。饭桌早就习惯了打趣嬉笑，气氛竟有一点尴尬。沉默了一会，一位女生说，她在画画中找到了人生通道。小兵若有所思，追着问各自的人生通道。
一场雪后，我去和小兵告别。他生病了，戴着墨镜躺在院子里晒太阳。 “半小时前我还在朋友圈发了下雪图。人们就看到那么美好的图片，怎么会想到我病恹恹躺在这里？”不禁想起灵骢说，人们怀着极高期待去大理，难免会有失落，却也只各怀心事，咬牙说自己过得好，其实都害怕着被过去嘲笑。
小兵确实比从前更好了。他把旅店交给店长打理，隐退到古城，终于过得悠闲，偶尔聚会、爬山、徒步和骑行。他还买了房，正计划着装修。过得挺满意，却总觉得缺点什么。
有时太阳落山，小兵心中便泛起微微的惆怅，虚无和焦虑真是永恒的存在。几个月前的夜晚，他发现自己又梦到高考以及少年考场劲敌、后来走上官途的张同学。小兵醒来，自嘲了一番，写下了诗句：
许久没做的高考噩梦凌晨又至/初中数学老师带着一贯的得意现身/ 宣布要在元旦再做一套试题/ 可怜我又忘记了它们的区别/ 就像后来的命运我们不知如何选择/我们一生都在延续高考/没有完成的选择题/ 但不知答案……
终于在最后一个教室/我见到有四五个同学/他们面目模糊低声吟读/像在交头接耳一个仅我不知的秘密/一天抽烟太多/让我在睡意中都闻到烟草腐朽的味道/巡着它/我一生的敌人张同学在那里吞云吐雾/ 我一把抢过烟头 喝！小小年纪抽什么烟/醒来后很久才想起/他一直眨巴着小眼睛/ 在黑暗里/看着我
（八）
又去深夜食堂。整整一晚，隔壁桌的三个年轻人都在清谈，从浪漫主义思潮聊至政府腐败又拐到了鲁迅。楼下在举行一场短暂的庆生，食堂响起《生日快乐》，年轻人欢笑着——“永远20岁！”
杰森依然忙上忙下，手脚麻利。这样的生活，许多年前那位上进青年又如何能想到？杰森不曾有过叛逆的少年，那时还总是坐在父亲的膝盖上，给他们讲着学校里的趣事。多年来，父母始终不理解，儿子为什么背叛了他们心满意足的人生轨道：做一名高级职员，结婚生子。一年前回家时，父母依然教训他，又让他结婚、找份像样的工作，不要活成一个loser，最终不欢而散，半年前和他们通了电话，仍是无话可说。杰森只能去接受、理解并坚持自己。
过去是永远不会回去了，以后还又如何呢？杰森说，过去总归有一个系统，一个盼头牵引着你。可一旦脱了轨，寻找也就变得越来越艰难。
一个凌晨，在他快要收工的时候，一位常来的姑娘问他：“杰森，你觉得意义是什么……”看样子喝了不少酒，没等杰森回答又自言自语：“意义是他们造出来的。我每天凌晨收工后，从人民路上面走到下面，看到每一个人，我都觉得心酸，每一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
某些深夜，杰森也会被虚无感深深笼罩，那些时候似乎连眼下快乐的源泉都要否认。杰森想，这就是永不停歇的意义感的折磨。以为生活在别处，可别处也只是一种开始。
又到了改变的时候。杰森也许会去一趟摩托旅行，也许在途中慢慢寻找新的答案。又或者尝试去调整自己的内心，让感受重新丰富。
夜深了，隔壁桌的话题转到了自杀。另一桌已经换了几波客人，有人正对着食物拍照，“啊，我的相机800万像素，却拍不出这酒酿圆子百万分之一的美好。”另一名客人走入厨房，和杰森攀谈起来，你知道吗？下面新开了一家深夜火锅……
杰森送我走出门口，笑盈盈地说再见，“下次相遇，没准在别的什么地方了。”
（九）
大理有八百万个理由吸引人去生活，逃离雾霾、寻找自我、养病疗伤、教育子女……包括发财。摄／零二二
灵骢准备离开了。
并不是因为大理的变化。经历过许多欲望，大理的欲望也便无足轻重。他养成了屏蔽的习惯，搬到更远的村落去躲避人潮，偶尔发一张洱海污染的照片，也会很快删掉。
只是，过去那个自我还是不时出来拉扯一下。尽管作为一名摄影师，他已经足够幸运，那年当他决定留在大理，拿出过去收藏的镜头开始拍照时，他很快获得认可。不久便有优质客户将照片贴到博客，为他招揽了不少客户，灵骢此后再没愁过客源，拍摄价格从两百元一路涨到了四五千。
可他仍不愿将摄影称之为职业。长达两年，他都在为身份认同纠结。我真的要做摄影师了？我以后能成为很优秀的摄影师吗？摄影并非自己所长，而擅长的企业管理，真的要废弃吗？“有一点不甘心，就像你花了十几二十年学了门编竹子的手艺，后来你待的那个地方没有竹子。”
强烈的职业规划惯性拽着他。纠结无果，便让自己不再去想，渐渐将困惑搁置。不过灵骢还是保持着自律，健身、写作和思考，以防止可他仍不愿将摄影称之为职业。长达两强烈的职业规划惯性拽着他。纠结无果，悠闲把自己拖垮，变得胖、迟钝、记忆力下降、精神涣散、失控、不愿意接受挑战，慢慢便失去了信心……他害怕变成那样。
灵骢还是接受了邀请，去管理一家公司。“专门在大理住了一段来说服我”，盛情难却，当然，也想“试试看自己还行不行”。说起搭建公司架构那一套，灵骢语速变快，兴致勃勃—自我价值实现真是强劲的需求啊。
他眼里闪着光，期待着即将来临的双栖生活，就像大脑有两个系统在切换。他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唯一确定的是，不会放弃摄影，那是他和世界连接的一部分。
灵骢起身告别，在西点店的二楼，我看着他消失在夜色中。在大理，离开是平常的事，就像每天都有无数人在寻找，在憧憬，在迷茫。到来或是离去，大理人有千百种故事，每一种都不足为奇。在这轻盈的地方，生活久了，也便习惯了聚散无常。
有一天，张瑜告诉我，她也要离开了。
张瑜是谁？她是机关领导的女儿，20年前昆明城的叛逆少女，是泸沽湖边的走婚族，12年前大理茶叶店的老板，是我在2014年最后一个下午遇到的摆摊人。
那天，我在古城四处寻找大理“废物”。我口干舌燥，摆摊的毛毛给我倒了一碗老鹰茶。“说好的（大理）共产主义呢？共产主义呢？”毛毛反复念叨着。受不了高涨的房租，他关了酒吧，取了鼻钉，剪了脏辫。为什么剪了啊？“我最酷我最酷我最酷！”毛毛嘴角轻轻一撇，又给我倒了一碗茶。
张瑜挨着他摆摊。她留着长长的头发，一边批判，一边怀念，说起12年前空荡荡的人民路，最早的几家店铺里就有她，那些年游荡在街头的嬉皮士，环保、反电视、愤世嫉俗，每天都带给她一个新鲜的世界。他们都早已远去，而她最终也抵不过涨价潮，关掉了茶铺。她要到香港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成功。
2014年最后一天，我站在古城黄昏的街头。那天车水马龙，喇叭不断鸣叫，一群机车呼呼抽响。迷乱中有种错觉，似乎这是大理最后一瞬了。我返回去说再见，他们正急忙收摊。毛毛递给我一支烟，眼神有些仓皇。张瑜说她莫名心慌，便把小狗装进背篓，转身离去。
第二天，我看到她在微信上说：“Young Party 结束了”。
（张瑜为化名）
责任编辑：顾杰
排版：韩柯
本文原载于2015年3月刊《时尚先生》，经作者授权发布。地平线“星空下的征途”系列沙龙第三场——《“黑道”中人》将在7月23日下午举行，了解活动详情，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林珊珊
生于1985，广东揭阳人，著名特稿记者，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曾供职于《南方人物周刊》、《时尚先生》杂志，代表作有《少年杀母事件》、《九号院的年轻人》、《线人》等。曾获南方周末传媒致敬年度特稿奖，网易华语新媒体传播大奖年度非虚构写作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