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暮年他遇到了不可战胜的敌人，死亡
上周六下午，北京北二环胡同里的一个咖啡馆光线昏暗，作家、影视人、企业家的身影在大屏幕的光影下攒动，地平线的杰出非虚构写作者——原《时尚先生》专题总监林珊珊和原《南方人物周刊》高级主笔张蕾正在讲述一段黑帮的故事。
林珊珊具有亲和典雅的气质，而张蕾是个纯粹的姑娘，质朴又不乏小女孩的聪慧灵怪，她们都曾走进香港14K黑帮老大“胡须勇”的世界，如同朋友般融入到他的生活，而胡须勇的人生又启发了她们对于人性的判断和思考。
她们的讲述本身也是一段故事，那是关于一个陌生记者如何走近江湖大佬，并见证他们的门徒、生意、疾病和生死的历程。她们用自己的视角品读一个黑帮老大作为一个“人”的那部分，他付出的代价，信仰的纠结以及葬礼上活人的表演。
在走近他人世界的同时，她们也在思量写作的价值，写作构架中故事本身与真实的关联。这是一个双故事线的故事，比作品中的故事更精彩。
人到暮年他遇到了不可战胜的敌人，死亡
文︱林珊珊
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地平线还有三桃老师邀请我来参加这个沙龙，三桃做了很精心的准备，一个月前进行了一次聊天和采访，她问我采访一个黑帮老大会觉得害怕吗？觉得这个问题还挺奇怪的，真的是从来没有过害怕的感觉。大概2012年，一个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约访到了这个老大，叫胡须勇，说事不宜迟，马上要行动。我一直有一个兴奋感，当时比较年轻，在这种情况下到了香港去采访。
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觉得三桃的反应不奇怪，我的反应才奇怪。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取决于我最早对黑帮的一种印象，我是1980年代在广东成长的，我的青少年时代刚好也就是香港影视这样一个文化非常兴盛的年代，所以我们在影视屏幕里看到的黑帮形象都是有江湖义气的，给青少年的印象就是黑帮具有非常浪漫的，但实际上非常肤浅的英雄主义的一种形象。所以从小学到中学周围很多男生在模仿古惑仔，都能追到校花，但是中国二三十年的变化非常大，现在很少有青少年模仿，也没有校花喜欢这样的人。
那次采访，我见到胡须勇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惊讶，因为他非常瘦小，而且挺干净的，十分守时，坐在一个酒店里等待我们，大概就开始聊天了。
因为一般来讲我采访的时候会拉近跟受访者的距离，但是他非常主动跟我拉近距离，讲他成绩很优秀，讲到他青年时代的不公，我也是不断追问，大概讲了他从古惑仔到黑帮老大，还有运作的内幕。当然也有违法犯罪的事情，问了挺多。
我怎么样把握这样一个晦涩的人物？他可能参与了一些罪恶的事情，但是从他个人来讲，他还是一个有能力和有魅力的人。老实说，我第一次感到这样一个人物的残酷并不是他讲的打打杀杀、勾心斗角，而是讲了一个故事。
当天晚上，我们约好去酒吧，从酒店走出来时，他讲了一段往事——当时蔡子明就是在这里被枪杀的，就是跟另外一个人谈判的，讲了整个过程。最后，发现蔡子明的时候他被人拿枪打了九下。
我问他，你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是什么感受，他讲了一句话——人实在不应该投资不熟悉的领域。其实在人的文化里面有非常残酷的一面，可能并不是通过轰轰烈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在那周，我跟他去了很多地方，包括去了一个酒吧，有香港各大帮派的聚会，其实也特别好玩，也带我见了他的小弟，还有和他交往过的警察，是我第一次比较深入的进入了黑帮的群体。过程也特别简单，我回来后就写了一篇报道。
过去，我对于这样的研究挺少的，也找不到很多资料，我通过对他的采访，通过他自身故事的讲述，大概重点讲了整个黑帮在香港的转型、变迁，它运行的逻辑，写了一周就做了一个封面故事。
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这个报道满足了报道的认知功能。他展示的是认知的价值，就是我通过一个媒体的报道，可以更好认知一个人、一段事情、一个组织、一种社会文化。
当时第一篇文章（标题《香港往事》）的传播其实也是比较广的，事实上我内心并不是太满意，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媒体报道。
又过了三年，我去香港采访的时候再约他见面，刚好见面的当天是他的生日，他坐下来跟我说，其实你那篇报道做完不久之后，我的癌症就复发了。他特别感慨，他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觉得自己挺像一个英雄，这种事情（癌症）都被他战胜了，但是后来的三年一直在癌症的纠缠中度过，之后他讲了他年老的一些状况，讲了他反复被纠缠的一些梦境。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我们在餐厅里面，有人弹钢琴，弹的都是他青年时代听过的歌曲，所以聊天的氛围比较好，之后又跟他见了几面，当时决定要写这个故事。
当我重新来看这个采访对象的时候，可能我要做的不仅仅是满足一个报道的认知功能、认知价值，可能还要满足一个故事价值。什么是故事？通常我们会以为跌宕起伏的人生就是一个故事，事实上我觉得故事的核心是鸿沟，是冲突，是有道德选择，会有不断的应对压力的这样一种行动。它有变化，这样的一系列的要件构成了一个故事。
我对胡须勇这个故事的理解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依靠身体作为交换，以暴力去截取他人生起点这么一个人物，人到暮年遇到了他不可战胜的敌人，其实它的鸿沟是死亡的鸿沟，面临的威胁是疾病的威胁，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故事。之后，我就再次对他进行一个采访。
比如他要去复诊，我要求跟他一块去，香港当时是占中，他说要看一下占中的场景，我们就穿过人群，就走向一个楼梯，进入二楼一个癌症诊所，在那边等待他的一个复诊，包括还去了他的一些跟小弟的聚会，跟朋友的聚会。甚至还经历了一次交易的现场还是什么的，就是我们坐下来，有一个老板就说了，说他最近做生意，收到了一颗子弹，他觉得他十分焦虑，胡须勇就安慰他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老板突然心安了，掏出一叠钱，说庆祝你的生日，这个钱来的比较突然，他挺不好意思的，就把钱给收起来的。
我觉得进行这样采访的时候，整个过程应当来说丰富了，做一个故事的话有很多细节，不要虚构，可能要做大量核实，对每一个细节要不断追问，甚至你要问他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
说你有没有照镜子，你早晨起来是照镜子还是做什么事，你都要花很长时间跟他核对，这样断断续续最后写了一个关于黑帮抗癌的故事，才四千字，采访就这么结束了。
所以我两次报道，当时觉得我比较大的收获就是，我今天早上也在想，我究竟收获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可能比较大的收获就是说认知价值到故事的价值，甚至还有可能是一点文学价值，如果你有足够野心的话......但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努力，更多的挖掘和才华做这个事情。
作为一个报道的认知价值和故事价值分别跟我们说的“报道要真实”这个核心构建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也想了一会儿，我大概有这么一个初步的想法，我觉得可以探讨一下。
我们做一个报道需要去认知，需要提供更多的信息，去更多深入的理解，你处理的是更真实的、深度的关系，就是说你的信息很真实，信息越多越全面，可能会获取更多的关于真实的深度。但是如果做一个报道想去使它更有故事价值的话，事实上你处理的是跟真实的结构上的一个关系。因为从更广泛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人的生活可能是毫无意义，没有高潮，千头万绪的，但是做一个报道是对这样人类生活片断加以提纯，去拉出他们的冲突，拉出他们的困境，拉出行动，最后赋予一个意义。我觉得大概处理的是这么一个关系。
但是当作为故事操作的时候就是不真实的吗？其实这些事情也都是真实的，而且我觉得故事，即使我们身边并不是时时刻刻发生故事，但是我觉得故事是人去认知世界、感受生活、组织信息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我就在这个问题上做了这么一次自我深思。
另一个问题，我勉强的从认知价值到故事价值做了一次提升。我的遗憾是非虚构故事还有非常多的限制，因为不能虚构，不能想象，每一个细节从大到小都有非常扎实的获取。
假如这个故事有遗憾的话就是故事线，如果我和他足够亲密或者足够等待，就是他从抗癌的状况到平息一次背叛，比如跟他女儿的关系一直不好，比如他去挽救他的女儿，这个都是我的设想，不能虚构他。但是我觉得它具备等待的价值。
当然有诸多的限制之后，我们说的非虚构故事，真实的故事，它获取的不具备一个虚构故事的文学空间，但是事实上也带给你意外的收获，可能会让你真实体验到不曾体验过的经验。在胡须勇的案例中，我觉得有两个细节是非常意外的收获。
第一个细节是当这个老大在他疾病比较严重的时候去看一个非常好的医生，是通过他的哥哥认识的，所以这个医生就问了他一句，我哥哥是怎么认识你的？他回答——因为你哥哥是双面人。这样一个细节给我震撼非常大，因为只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对话，但是可以看到黑帮老大在晚年面对身份有脆弱的自尊，这个是采访没有办法得到的，或者也是无法想象到的细节。
还有复诊的时候，我们穿过香港的街道，看到了很多传教的信息，我问他有没有宗教信仰？在很脆弱的时候有没有信过神？他的回答让我很意外。他说，好人信神，坏人也信神，神都保佑的话，做好人和坏人有什么区别？他自我认知他是坏人，但是他认为宇宙是应该有公正的，假如他选择的神是公正的话，他就得不到保护；而如果不公正，这个神就不应该得到尊重。同时暴露他一点信息，说明他这个人物对他的一生没有忏悔心，而很多人在忏悔这种虚伪的行为后来获得一种正当的理性。所以，我从他的一句回答里边解读了很多信息，我觉得这样的信息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但事实上他又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个也是非虚构故事的一种魅力来源。
责任编辑：十三姨
排版：韩柯
本文为地平线《黑道中人》沙龙文字实录林珊珊演讲部分，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提取作者特稿《黑帮教父最后的敌人》。
林珊珊
生于1985，广东揭阳人，著名特稿记者，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曾供职于《南方人物周刊》。原《时尚先生》杂志专题总监，代表作有《少年杀母事件》、《九号院的年轻人》、《线人》等。曾获南方周末传媒致敬年度特稿奖，网易华语新媒体传播大奖年度非虚构写作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