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希特纳的召唤
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把德国经济直推崩溃的边缘，仅仅在两年内，德国的失业人数就达到600多万人，占当时全部人口的1/10，占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当时，德国的家庭人口比现在多，父母带三四个孩子和两个老人一起生活的家庭很普遍，而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挣钱的劳动力经常只是一个人。这意味着，德国已面临整个民族的生存危机。
在这样的困境下，魏玛共和国无能为力，国际社会也没有救助。现实把德国逼向了绝地——德国呼唤强人，呼唤铁腕，德国只能在极左和极右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谁能把德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谁就会成为大众拥戴的领导者。
1930年9月14日是德国走向独裁的关键的一天，那天共有640万选民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领袖希特勒。1933年 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成为帝国总理。
文/朱维毅
为了体验希特勒上台前后的德国境况，我在接下来的采访中专门就这个问题询问过很多德国二战老兵，以下为部分被采访者的谈话实录。
戴林·巴恩特鲁普1926年出生，1944年应征参军，第三山地师高射机枪手：
在7岁以前!我的全部记忆就是一个词——饥饿， 我家一共五口人中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而他竟然总共失业了7年半的时间！ 那时我们全家每个星期能够从政府得到7马克的救济，长期吃不饱肚子。当时全德国至少有半数人口受到大失业的波及。德国人已经活不下去了。我们全家能够买得起的食品就是数量很少的土豆和面包。我的母亲就把土豆煮得稀烂后捣成泥，然后拌上盐，让我们抹在面包上吃，就像今天在面包上抹果酱和黄油那样。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德国简直就像获得了重生。生活很快就得到了改善，老百姓不但有了吃的，就业率也几乎达到了100%。作为一个7岁的孩子，我当时最鲜明的记忆就是：肚子吃饱了，日子好过了，我们有希望了！
布朗特，奥格斯堡（Augsvurg）人，1916年出生，1939年自愿参军，空军飞行员：
“一战”结束时我已经3岁了!我属于亲身经历过德国的两次战败及战后重建的一代人。对20年代的饥饿和通货膨胀，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的物价非常昂贵，钞票上的数字都以亿为最小的计量单位。我家里很穷。父亲是个小公务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工资微薄，只能提供一个孩子的学费，所以家里只有我哥哥一个人能上学。我的小学知识有一大部分是自己在家里学的。希特勒上台那年我17岁，当时我对政治不太了解，只知道在慕尼黑起家的国社党成为了执政党。 但过了不久我发现周围环境开始发生奇迹般的变化——生活物资充足起来了，失业大军消失了，高速公路建成了，国防实力恢复了……希特勒竞选时的全部承诺都在一步步地兑现。大家对前途有了信心，开始相信国社党领导德国的能力。“二战”爆发那年我23岁，我是自愿入伍的。我觉得这是我对祖国应尽的义务，但我有一个先天的毛病，就是射击时只能把枪托顶在左肩，这个习惯使我无法去当步兵，于是我干了飞行员。 在参军前，我干过3年滑翔机教练，去空军毫无问题。
科尼希·弗莱瓦尔德（Freiwalde），1925年出生，1942年自愿参军，战斗机飞行员：
我们这个地区的人以前主要靠农业生活。我的祖父是农场主，父亲也务农。后来父亲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去过法国和罗马尼亚。“一战”后，他起初在水利工程部门工作，后来失业了两年，因为生活太困难，他就独自跑到柏林的餐馆当服务生，靠打黑工挣一些小钱维持家用。纳粹上台以后，他很快就重新就业，去国家的建设部门参加道路施工。1944年，德国在军事上处于困境，军队开始招募少年和老年人参军，已经54岁的父亲再次进入了军队，还参加过守卫柏林的战役。战争结束后仅5个月他就去世了， “德国人为德国而战”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义务。
在1933年之前，德国就像行进在黑暗的隧道里的破车，千疮百孔，看不到一线光明。纳粹党在选举时承诺，一旦希特勒上台，德国将重新振兴，他们确实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快。德国人讲务实，大家当然会在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和第三帝国的独裁之间认定哪一种体制更为有效。这样，希特勒的威信骤然上升。当时我们学校中的老师有近50%的人都加入了纳粹党。
我8岁时参加了少年队，我们的集体活动中经常包括军事训练，我们有时分为两组，在夜晚拿着手电互相搜索，做战斗游戏。当时的青少年很有纪律性，管理监督得也非常严密，几乎没有任何犯罪现象，根本不存在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抢劫、凶杀等案件。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年轻人要帮助老人，强者要帮助弱者。在那个时代的学校里，最好的学生是老大，可是现在呢，恶棍才是老大。
我们上学时的座位顺序是这样安排的：学习成绩最不好的同学坐第一排，然后是第二排、第三排……坐在第一排的同学通常会很羞愧，他们会有很强的改变现状的动力。我在学校时，偶尔也会上课睡觉，但成绩一直还可以，从来没有坐进前三。今天的学校可就大不一样了，成绩好坏，坐在哪一排，孩子们全都无所谓。
我在15岁的时候就开始参加滑翔机飞行的训练。我的理想是当一个飞行员，这个梦想也只有通过参军才能实现，因为这样学本事不用花钱。我的计划是，在军队学会了技术，转业以后去汉莎航空公司当机长。抱着这个梦想，1942年，我在17岁的时候自愿报名参加了德国空军。参军后，我先后在巴伐利亚和捷克接受严格的培训，我们集体住在木板房里，接受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经过整整一年的培训，我成功地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和我一起参加训练的一共有100人，其中只有25人通过了考试，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具备了驾驶20种飞机的资格，而每一个资格的获得都要通过严格的考试，这证明我不弱。
罗迪·柏林（Berlin），1921年出生，1941年自愿参军，装甲兵：
我出身于一个商贾之家。父母各自的家庭都殷实富足。我祖父在1870年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新市场——制作葬礼服。他很快就成立了公司，生意越做越大。1940年，他花了120万金马克在柏林市中心区的宪兵广场旁购买了一块地皮并建起了一幢公司大楼。这个公司后来传给了父亲。“一战”结束后德国的经济持续十几年低靡不振，当时的社会福利制度远远不能和现在相比，失业金少得可怜，老百姓普遍吃不饱。我父亲的公司长期入不敷出，被迫裁员，最后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就在公司濒临破产的时候，纳粹党上台了，德国的形势突变。在国内，持续衰败了十多年的经济形势一天天好转，我父亲的公司又开始正常运转了。 在国外，德国获得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兼并了奥地利，还一步步夺回了外交主权……1935年，我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1941年 2 月我自愿入伍，这样我就有资格选择军种了。因为我的皮肤对潮湿环境过敏，我拒绝了让我去当海军的安排，尽管征召我们的是那艘赫赫有名的“俾斯麦号”战列舰。我幸亏没有去，这艘战舰上的官兵后来全部葬身大西洋海底了。炮兵呢，我也不愿意干，响声太大了。后来征兵处建议我选择装甲兵，我接受了。
戴宁·不来梅（Bremen），1924年出生，1942年应征入伍，通讯兵：
希特勒上台的时候我虽然才9岁，但已经有了自己对社会局面的判断，一句话：新政带来的变化让人振奋。对我来说，从少年队到希特勒青年团，再到帝国劳役，入伍当兵……这一切都是当时的德国男孩走向成人的必由之路。一个由巨大业绩得到证明的政府为青少年所做的这些安排还需要质疑吗？我想象不出还会有什么更好的成长选择。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常听到的那些充满煽动性的口号：
领袖下令!我们紧随（Der Fuehrer befiehlt wir folgen）!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Ein Volk， ein Reich， ein Fuehrer）!
集体所有就是个人所有（Gemeinnutz gilt fuer Eigennutz）!
青年领导青年（Jugend wird von Jugend gefuehrt werden）!
打压使人更强（Was Du mich umbringst， macht mich staerker）!
个人微不足道!人民就是一切（Du bist nicht， dein Volk ist alles）!
世界由德意志衍生（Am deutschen Wesen soll die Welt genesen）!
……
是啊，准确地评价一段历史，往往需要站在一定的时间距离之外;而深刻地反思一段历史，则往往是在付出代价之后.按照我今天的理解，纳粹上台之前德国面临的问题有四个方面: 第一是屈辱感沉重;第二是领土和资源减少;第三是社会极度混乱;第四是全民范围的贫困。 希特勒上台后，对外突破了凡尔赛和约的限制，重新建起强大国防，又一步步地把萨尔区、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纳入了德国；对内则利用高效和高压的政权工具迅速消除了社会动荡，在经济上很快结束了大失业，提升了国力。在民众心目中，希特勒在解决德国的四大难题时交的是一份满分的答卷：他结束了屈辱，夺回了主权，恢复了秩序，振兴了经济。但今天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他的答卷全部都是谬误。结束屈辱，他的方法是对外侵略扩张；夺回主权，他的方法是撕毁国际公约；恢复秩序，他的方法是专制独裁；振兴经济，他的方法是扩军备战。当德国变成一片瓦砾后我醒悟了：原来纳粹政府的这“四大作为”竟是德国的一场更大灾难的起点。
当时，德国人看不到外部的报纸，听不到境外的广播，对世界的认识只能来自纳粹的宣传机器，对政府的评价只能根据生活的变化。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的视角不是360°，而是被限制在一根由别人给你固定好角度的管子里。所以，我完全理解我的父母当时为什么会狂热地拥护纳粹，我的老师们为什么会纷纷加入纳粹党。他们把对一个领导者和一个党派的忠诚等同于了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忠诚。
德裔美国人迪·莱曼在他写的《希特勒在地堡中的最后日子》一书里回忆了他10岁时在家乡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时的感觉：
1938年对我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我就是在这年第一次见到了希特勒。在布莱斯劳的世纪大厅里挤满了希望被希特勒接见的人，等候的队伍一直排到了大街上。我无法用语言形容希特勒在人群中掀起的那种狂热的情感浪潮，即使站在离他很远的地方，我也能感受到他那种催眠般的魔力，我情不自禁地欢呼着……那个时代所有的德国少年从出生开始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忠诚、诚实、细心，要乐于助人，我们的理想就是要时刻准备为元首、人民和祖国奉献；我们是一个团结的民族，人人互相关心，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要响应元首的号召，将祖国建设得更美好。我和我的伙伴们都对指定的活动充满热情。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还能质疑什么呢？
……
在一些历史资料影片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30年代的德国民众向希特勒欢呼的场景。 这些场景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集体疯狂的印象。 随着和历史见证人的接触增多，我逐渐理解了当年的德国为什么会出现那山呼海啸般的激情宣泄了，那是一种由感激、信任与爱戴合成出来的极端崇拜和高度认同，那是一种被压抑14年的民族振兴渴望的释放，那是一种由衰败转向强盛、由屈辱转向骄傲的群体宣言。在这样一种大众氛围下，希特勒把德国引往任何一个方向都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了。
本文节选自《德意志的另一行泪》第一章《国家在召唤》，经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授权发布。
作者简介：
朱维毅，留德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院长。籍贯江苏，长于北京，“老三届”初中生，文革期间两次从城市赴山西榆次插队，1975年以工农兵学员身份开始学工，毕业后分配山西工作，1980年考取硕士研究生再返北京，1988年赴联邦德国留学，4年后在柏林工大获博士学位，其后开始了“工——商——文”三级跳，逐步将事业回归到自幼喜爱的文学创作，其发表作品多涉及中德间的文化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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