熄灯号 | 部队的每一次挫折 都暗藏着向上的玄机
1978年底我入伍来到部队。新兵第一年苦练杀敌本领，我是时刻准备着上战场的。一年后连队确实接到了紧急调防的命令，不过不是上战场，而是从安徽第一监狱调到了巢湖边上种稻子的部队农场。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兵，当初当兵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离开艰苦的农村生活，不再种地。现在却又要去种田了，虽然部队农场的种地与农村的种地有天壤的区别，可我还是想不通。想不通的不光是我，老兵新兵都想不通。不过再想不通，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两天以后我们高高兴兴地打起背包，雄纠纠气昂昂向巢湖农场出发了。
到巢湖农场之前，听说过那里是五六十年代盖的老旧营房，条件不好，到了之后才知道营房条件是那么不好，破旧不堪不说，下雨漏雨，刮风透风，窗子上没有玻璃，地板上是坑坑洼洼的泥土地。宿舍是没有柜子没有桌子没有凳子的“三无宿舍”，床铺全是一块木板担在单层垒起的砖头上。一不小心就有墙塌床覆人落地的危险。
连长在当天晚上点名时，看出了大家对营房和床铺的担心，他自己肯定也像我们一样的担心，但他的讲话使我们的心情放松了许多。他说大家都看到了，农场的条件比较差，床铺甚至都不太稳固，不过这样的床铺更能锻炼我们的平衡性，更能锻炼我们的警惕性，更能激发我们的战斗性。谁要想在这样的床铺上睡懒觉，是要担风险的。那我们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不睡懒觉，早点起床劳动，用我们的双手，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连长一习话说得大家一阵笑声，但我心里却酸酸的，这说明我们的国家和我的家乡一样，还不富裕，不然怎么会让他的战士生活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呢？
连长的讲话很有艺术性，也很具煽动性，接下来的生产劳动大家都憋足了劲儿。
我所在的四班都是南方人，就我一个没有种过稻子，甚至当兵前没有见过稻田。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种过麦子，稻子就是在水田里种的麦子，麦子就是在旱田里种的稻子。无论别人怎么说不同，我觉得道理都是一样的，劳动，出力，流汗，反正我有的是力气。
实践证明，我错了。
很快到了农场插秧的季节，各班卯足了劲儿要进行插秧比赛，我们班长是南方人，给我们简要讲了插秧的要领，并做了细致的分工，我和他们一样分到了一块田。拿到秧苗后，我没有等没有看，按照班长的要求就弯腰插了起来。比赛插秧比的是速度，但必须是在间距行距均匀情况下的速度，这我都做到了，并自我感觉完美无缺。
第一次插秧，为了不落人后，我连插半个小时没直腰，等我直起腰来的时候，不知什么时候连长在田头站着了。他很平静地问我以前插过秧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你没发现你插的和别人插的不一样吗？我说都是这样插的呀。他跳到田里把我插的秧苗轻轻从水中捞了起来，说你这是没插，就放在水里了，所以都是飘着的。他这一说我才看看别人插过的秧，确实和我插的不一样。这时班长也赶了过来，正想当着连长的面批评我，却被连长制止了。他对班长说，明天让张国领到炊班工作吧，他是北方人，没插过秧，一半会儿也学不好，在这里会耽误你们班的进度。
就这样，第二天我就进了炊事班。
农场连队和正常连队的最大区别是人员增加了，原来全连110人，到了农场之后为了加强种稻子的力度，从各连又抽了一批兵，这样全连就达到了180多人，人多好劳动，人多也能吃饭，炊事班原来六名炊事员一下显得人手远远不够了，于是又增加了6人，我就是其中之一。这六人中一半是北方人，我的老乡就有三个和我一样进入了炊事班。十几人的炊事班住在一个大房间里，白天在一起比洗菜、摘菜、切菜、炒菜，锅碗瓢勺一起耍，晚上在一个大屋里睡觉，还共同被战斗班的战友们光荣地叫做老炊。我们都知道，炊事班的工作比种田要轻松许多，所以不管再累都无怨言。炊事班长是一名1973年入伍的老志愿兵，不但烹饪技术好，为人也好，每天带着我们起早贪黑、撸起袖子争先恐后干。
炊事班和战斗班一样，每天班里派一个人轮流值班，值班员的职责是早上五点起床，开始升火做饭，准备早餐，等大家出完早工从田里回来，要确保饭菜齐备。我是新来的炊事员，按规定要老炊事员带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单独值班，我们叫单飞。我单飞之前一直盼着单飞，因为只有能单飞才能独挡一面。
三个月后的一天，班长富有挑战性地问我，能不能单飞，敢不敢单飞？我胸脯一挺很坚决地说，不是现在没问题，早就没问题了。
于是两天后我就单飞了。
农场住的营房又老又破，周围没有围墙，连队的伙房前面是紧靠河边的一条乡村路，早晨五点钟时，四处还都是黑咕隆咚的，心里难免有些紧张。但第一次单飞，自己给自己打气，学着老兵的样子，按部就班地忙了起来，很快把该备的几种咸菜都备齐了。180人的连队，一顿光大米就要淘一大竹筐、近百斤，由于量大，根本无法认真淘洗，通常的做法是用自来水管冲一冲就算是淘过了。在大锅中间放上一个煮饭器，搬起竹筐将大米倒进直径一米半的大铁锅里，然后加水至没过米十公分处，盖上盖子用中火烧，烧开之后把火头压住，用微火焖熟。这些程序我都是跟老炊事员学来的。
我对做好第一顿饭还是充满了信心。所以当吃饭的大部队涌进饭堂前，我及时打开锅盖，把饭盛进饭桶里。可就在打开锅盖的瞬间，我闻到了一种不祥的也是炊事员最担心的气息，糊饭味。这时班长已来到了伙房，看到我的表情紧张，赶紧上前从我手里接过铲饭的大铁锨，一下就铲了下去，底下的米全是黄的。班长并不紧张，也没有埋怨我，而是迅速剥了几根大葱插进米饭里，又把盖子盖了起来。
很快，吃饭的大部队来了，大家看着盛在碗里的米饭都皱起了眉头，因为巨大的焦糊味弥漫在饭堂里。连长问班长早上谁做的饭，当他知道是我做的饭时，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第一次，谁都难免的。然后连长对大家说，张国领今天是第一次值班，饭烧糊了，但责任不在他，在炊事班长，没有把新同志培养好。希望炊事班以后吸取教训，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听了连长的话，有的想说几句牢骚话的也不好开口了，都低头吃了起来，我心中的滋味像打翻了五味瓶，那一刻抽自己的心都有。
官兵们种地干的是田间出力活，伙食好劳动才有劲头，领导常说“一个好的炊事班能顶半个指导员”，所以连队对伙食历来重视。出现糊饭的情况，我不求战友原谅，我也不会原谅自己，那天晚上我找到班长，主动要求去当饲养员。班长说出现一次失误很正常，你不要有太大压力。说归说，还是同意了我养猪的请求。
我们连的饲养员与其它连不同，不仅不住在炊事班，也不住在营区内，而是住在河东一里之外的稻田里。稻田中间有块空地，除了猪圈就是几间早就废弃的仓库，这其中一间废弃的仓库就是我的宿舍。没想到住进这样宿舍的第一天晚上，我就受到了另一帮“战友”热烈而特殊的欢迎。半夜里几只打仗的老鼠，根本不管我这革命战士的存在，直接打进了我的蚊帐里，使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拿起一把扫帚展开自卫，赶走了胆大妄为的来犯之“敌”。
第二天我发现床头的墙壁上有一个洞，我估计晚上的老鼠就是从这个洞里钻出来的，于是就找来一块砖头把洞口死死地堵了起来。晚上倒是安静了不少，不料几天过后飞来了一群绿头苍蝇，它们围着砖头嗡嗡叫着飞来飞去，还有一种刺鼻的味道在屋子里弥漫，我终于想起，是饿死在洞里的老鼠尸体腐烂了。这还不是最让人讨厌的，我天生怕蛇，可我门口的小路上常出现大大小小的长蛇阵。喂猪就要天天打猪草，草丛里的蛇更多，有时割下一把草里面就裹着几条蛇。晚上出门更是可怕，每脚下去不是踩到蛇就是踩到赖蛤蟆，出一次门都要鼓很长时间勇气，真可谓胆战心惊、步步惊心。
这应该是我住过的最不是营房的营房了，就是在这样的营房里我住了八个月，这八个月中，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早中晚三次把连队炊事班产生的泔水挑到猪圈，中午下午担起箩筐到水沟或水塘边上打猪草，打回来之后用刀剁碎，倒进大缸里，和泔水、麦麸搅拌之后，一勺勺舀进猪食槽。看着猪们争先恐后地饱餐完毕，用清水把猪圈清洗一遍，日复一日。
值得骄傲的是，八个月后我养的猪从二十二头增加到四十六头。
还值得骄傲的是，在猪舍边上，我利用业余时间读了大量书籍，写了一大批诗歌，并有二十多首发表在军内外的报刊上。记得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的组诗《方向》，还被评论家乔良发现进行了评论。
没想到的是，我在养猪期间发表的这些作品，都被团政治处的新闻干事周广庭注意到了，那年春节之前，政治处一个电话，把我调进了团报道组。
告别农场时我对最先发现我不适合种稻子的连长充满了感激之情，他的发现使我没有继续种稻子，他的发现使我走进了炊事班，他的发现使我有机会当饲养员，他的发现让我有时间坐下来读书、写诗歌。
我也对破旧的老营房充满了感激之情，也对我养的猪们充满了感激之情，也对那些常让我心惊肉跳的蛇们、赖蛤蟆们、老鼠们、蚊子们充满了感激之情。有时候想想，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中，人想的不是享受，而是改变，改变现有的，改变未来的，改变自己的，改变集体的。从准备上战场到农场种稻子，从炊事班到饲养员，从连队到团部等等这些转变，以至后来几十年军旅之路上，用不停歇的写作来感恩的我，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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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海军、赵洪虎、周达峰、王化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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