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是如何把朋友弄丢的？
医学影像服务中心特邀作者：李先军主任
我是一名放射科医生，刚工作那些年朋友们为有我这样的朋友而感到自豪，看病就医一定来找我。
我义不容辞成了“导医”，带着朋友领着病人满医院跑，开假条、插队做检查、联系床位、找主管病床的医生给予照顾等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地把精力都投入到本职专业工作中，也开始明白科室整体工作效率是多么的重要。看着登记室窗口排的长队以及候诊厅里黑压压的病人，自然而然的觉得给熟人插队做检查是不公平的事。
我不能杜绝走后门插队看病的情况，我能做的就是不会再去当“导医”。
保障放射科每台设备高效运行是科室主任最操心的事，因为坏一台设备，立刻就会导致大量病人积压，就会有更多的熟人、同事带人来插队做检查，就会引起正在排队久等的病人吵架甚至打架，或者去主管部门投诉我们科室和医生。
所以我不好意思再带我认识的人去别的科室插队看病或做检查了。
不再像以前医患关系和谐的时期，现在每次面对亲戚朋友和同学们对病情的咨询，我必须小心翼翼、苍白无力的做一些回答。
一方面是执业医师法的规定要求很明确：不能跨专业执业；另一方面是医学各自专业知识的快速发展更新，非本专业的医生不能掌握最新的专业规范，隔行如隔山的情况越来越明显。
对于我常常回答的一些基础医学知识，亲戚朋友及同学不仅不满意，还倍加责怪，口口声声说“你只管说，不会怪你”；“就当是你自己家的事，你给我做决定吧”
朋友的父亲癌症晚期，我真心把这事当成自家的事来对待，建议不要治疗了，但朋友的家人们把我骂的狗血喷头，“我们砸锅卖铁也要给亲人看病”，这种情况下，你说我的这个朋友以后还能是朋友吗？
而另一个朋友的父亲，因为得的肿瘤有系统的化疗方案和较好的疗效，身体一般情况也较好，我建议可以治疗，但很意外，不到三个月人over了，我又被骂的一文钱不值——不该听我的，最后人财两空。
还遇到一些其他的情况，使我不得不小心的对待“如何帮助朋友看病就医”的问题。
曾经有一次朋友在出差时鼻子大出血，急诊到医院止住血后返回本地，过了2天了来找我，说那个止血的耳鼻喉科医生告知他有鼻中隔偏屈要手术，问我怎么办？又说他这段时间很忙。我说既然很忙，你这个病应该可以择期手术。
他回去第二天午睡中鼻子再次大出血，醒来时发现枕头已被鲜血浸透……
太可怕了，我当时应该建议他去看我院的耳鼻喉科医生，让专科医生决定是不是应该马上住院手术，而不是听我的一句话“择期手术”。
还有一次，朋友打电话让我联系床位住进消化科，因为我的关系，消化科医生并没有给我朋友做全面检查，结果住院一星期之后病情加重，最后诊断却是心血管方面的疾病。
这件事情问题又出在哪里？我在电话里为什么不询问病情、不问他是否看过医生？而是按一个不懂医的人的要求说住什么科就给他联系什么科住院？消化科医生给我面子，简化必要的住院诊疗程序，导致最后确诊时间延误。
我讨厌做“导医”，
我不愿带熟人插队看病或做检查，
我不能对朋友的病情咨询做“满意的答复”，
久而久之很多人就把我这个朋友弄丢了！
最闹心的是电话里要我帮忙开转院证，我说医院有严格规定，有层层审批程序，否则通过人情开出去的转院证，社保局年底审核将拒付医保费，还要追究到相关人员的责任……说着说着友谊的小船翻个底朝天。
想想心里不舒服：
以前帮助过你多次，你都忘了吗？
现在的医疗环境下满足不了你期望得到的帮助，你就不换个角度理解一下我吗？
你没有帮助过我，我一直把你当成朋友；
同样，我不帮你，你也应该对等的继续把我当成朋友吧！
最悲情的念头是：
与其有这样的朋友，还不如一开始就没有。
心里还是很痛，因为毕竟朋友过一场！
唉！谁叫我是医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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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问：自己真有个医生好朋友，在看病就医过程中期望他到底能给予什么样的帮助？
1、如果你得的病恰好是这位医生朋友的专科特长，你获得的帮助是最大的，相当于免费得到了最佳的诊疗建议；
2、一般情况下，通过咨询医生朋友你可以获得看病就医的正确方向，少走弯路，少花钱；
3、医生朋友的基本医学知识会让你避免“病急乱投医”，防止沉陷于“迷信”、“偏方”、“伪医学”等骗局中；
4、让医生朋友最为难的就是带你插队看病、做检查，因为简化了医疗程序，可能出现差错或医疗事故。“越是认识的人，越容易出问题”，这是行内的话。
依恋理论：我们如何成了今天的样子？
我们如何成了今天的样子？
每个人都在追寻美好的爱，但我们对爱的理解（和误解）却各不相同。我们不确定自己想要在多大程度上拥有爱，我们怀疑自己能否得到爱，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值得被爱。
有的人一再与家人、伴侣和孩子重复无效的互动模式，以至于我们开始怀疑：我们究竟有没有能力建立起亲密自在的关系？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父母的影子里，怎么努力都无法逃出命运的既定轨道。
我们想知道：我们的童年，尤其是我们生命中的第一条感情纽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成年后爱与被爱的能力？
我带两岁半的儿子去游乐场玩的时候，见到一个大概3岁的男孩，从游乐场的滑梯上摔下来，嘴唇出了血。他站在原地，举起手臂，开始大哭。他的妈妈就坐在不远处的长椅上，然而，他没有走向妈妈，也不去寻求她的注意，甚至看都没看她一眼。不过，他的妈妈还是及时反应过来，把他抱了回去，放在腿上。
这个小家伙继续号啕大哭，他的肢体僵硬，并不配合妈妈，似乎抱着他的只是一个陌生人。与此同时，他妈妈在包里翻找着纸巾，并且始终以一种机械的，甚至有些恼人的语气喋喋不休，似乎与在她怀里挣扎的小男孩彼此隔绝。
孩子的伤口最终得到了照料，但他的情感需求分明被忽视了。虽然他坐在妈妈腿上，但他的双腿却一直尴尬地晃动着，而妈妈也一直没有停下来回应他的哭泣，没有搂着他、亲吻他，也没有慈爱地注视他。相反，她在他的哭泣声中保持着自己那种奇怪的嘀嘀咕咕。
曾有一位患者告诉我：“只有在我受伤或是生病的时候，妈妈才会对我表达爱意。”可是在这个例子中，这位母亲在儿子受伤的时刻也没能显露出她的爱意。而我深信，对这个小男孩而言，嘴唇受伤的疼痛远不及自己的哭泣无人理睬、没有回应的痛苦。
这样的亲子关系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这位母亲情感上的冷漠对她的儿子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孩子受伤后的恐慌表现，以及他在整个过程中不去靠近母亲，甚至看都不看她一眼，能否说明他根据以往经历，已经预料到母亲在情感上的疏离态度？
在孩子十分需要情感抚慰的时候，母亲却拒绝他——如果我在操场上目睹的这一幕代表了她的育儿风格，那么，她的这种做法在多大程度上是孩子的先天气质（或许这个小男孩十分敏感或暴躁易怒）所致？
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她婚姻（假设她并非单身）质量的影响—也许她的丈夫颇为冷淡，没有给予她支持？
她背负的责任，以及来自外界的帮助或者帮助的缺失，对此又有多大的影响？
今天她会有这样的反应，能否从她自己童年时父母对她的抚育中推知？
最后，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这个小男孩长大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说我所目睹的就是她的一贯做法，那么这个孩子的情绪发展是不是一定会受损？
他将来的亲密关系会不会受此牵连？他会变得黏人，还是孤僻？独处的时候，他会感到悲伤绝望吗？会不会无论怎样努力，他仍然无法觉得自己是个不错的人？
他以后会变成一个疏远甚至残酷对待孩子的父亲吗？或者，他可以摆脱幼年时母亲对他的影响，转而从别处吸取养分茁壮成长吗？
是什么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他自身的努力—或是爱他的人的帮助—能否改变这一走向？
如今，诸如此类的根本问题摆在了心理学家们面前，它们仅仅是这场错综复杂的辩论中的一部分。
心理学家争论着孩子们需要什么，如何给予他们，父母的抚育方式、日托、领养以及激荡着学术界、立法界、媒体乃至街头巷尾的一些基本心理学问题。这场辩论不仅关乎我们的孩子，也关乎我们自己的未来。
争论愈演愈烈，问题也越来越深刻，例如：人如何发生改变？心理治疗是否应当处理早期经历和内在驱力问题，还是仅仅关注情绪与行为表现？而诞生于英国精神分析界、成长于美国发展心理学系的依恋理论，成为了这场科学与社会风暴的中心。
这一理论涵盖了亲子之间感情纽带的品质和强度，形成和发展，损坏和修复，以及分离、丧失、伤害与剥夺的深远影响等。除此之外，它还是一门关于爱的理论，认为爱占据着人类生活的核心位置。
这段理解亲子感情纽带的艰难历程之所以深深触动我们，是因为直觉告诉我们，研究人生中第一段关系，有助于我们弄清自己如何成为今天的样子。
我们怀疑，游乐场上那个小男孩和他妈妈之间的事也许意义重大。还有一些人确信，我们养育自己的孩子时会重蹈我们父母的覆辙，这种观点广为传播，已不容我们掩耳盗铃。
有相当一部分施虐者小时候曾经遭受虐待，而且临床证据表明，不少程度较轻的痛苦也被传递给了下一代。以为自己正在以恰当的方式教育孩子，而耳中却听到自己在复述以前母亲训斥自己时那些令人怨恨的话—这种可怕的体会，又有哪个母亲不曾有过？
这套关于有害继承的说法似乎无懈可击，但却没有任何实证证据支撑。的确，几十年前，有关母婴纽带的任何方面都尚未形成权威的学术意见，至于这一关系中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如何发生代际传递，就更别提了。
怎样的早期经历会让一个孩子觉得：人类世界是美好的，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一个孩子要向外探索，发展健康的同伴关系，在逆境中保持坚韧，他的信心该源自何处？什么样的父母容易养育出缺乏安全感的孩子？用什么办法能够改变这类父母或者为他们提供帮助？
如今母亲留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而破裂或重组的家庭数量日益增多，找出上述问题的答案，也变得更加紧迫。
婴儿期十分重要，在这个阶段，人格和人际关系的基调开始确定。婴儿感到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期待自己一直被宠爱、被照料，然而，我们不得不超越这样的需求。
在婴儿期，怒火有如一场大灾难，每次爆发时都试图毁灭一切，所以我们要学习控制自己的愤怒。我们要学着理解，愤怒是可以被原谅、被修复的；人与人能够相互滋养，我们要学着对此树立信心。
然而，由于长大的我们记不起自己的早期经历，婴儿又无法准确表达他们的感受，因此婴儿成了我们异常陌生的个体，他们的内心世界发生了什么，我们只能推测。他们到底是谁，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心理学家们划分的成长阶段，宝宝是如何走过的？对他们来说，父母究竟意味着什么？—上述课题一直停留在猜测、浪漫、幻想的范畴内，有些甚至极为荒诞。只要想一想仅仅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先天与后天的争论仍然如此粗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对婴儿的认识还十分原始。
以“优生运动”为代表的一些观点认为，婴儿是一套遗传结构，只要剔除不利的遗传结构（如不健康的、智力或道德低下的人），人类就能趋向完美。他们将行为失常或情绪失常的孩子（比如智力残疾患儿）视为不幸的先天产物，主张禁止这些人繁殖后代。此类遗传论的代表人物是阿诺德·格塞尔。
他是一位杰出的美国儿科医生，也是一位发展心理学先驱。他最先提出儿童的发展有一个内在“时间表”。虽然他觉得应该善待儿童，但他也坚信儿童的成长方向与抚养方式基本无关。“儿童生来就有朝最优发展的强大本能，”他写道，“总能适应我们的抚育，趋其利，避其害。”
而另一边则是以心理学家约翰·B. 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学派。华生认为，儿童完全是环境的产物，如同陶泥—或者白板，约翰·洛克两百年前如是写道——在父母等社会外力下成型。他认为，母亲的关爱对孩子的性格养成不利，诸如一哭就抱、一饿就喂之类的做法都算是娇生惯养。华生在1928年出版的育儿著作中写道：
对待他们要像对待大人一样。给他们穿好衣服，小心地给他们洗澡。你的一言一行，不能被自己的感情左右，而且一定要坚决。不要拥抱、亲吻他们，不要让他们坐在你的腿上。如果你非要这么做，那么就在说晚安的时候亲一下他们的额头。早上与他们握手。如果他们出色地解决了棘手问题，就拍拍他们的脑袋。
但是，精神分析师们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解。虽然精神分析也强调某些方面的遗传构成——特别是性驱力与攻击驱力的强弱，以及对这些驱力进行自我调节的难易程度。
但是，许多精神分析师都认为，对情绪的健康发展来说，母婴关系也同样重要。可以说，精神分析师也是环境论者；但不同于华生的是，他们希望儿童的成长环境尽可能地充满爱意。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依恋理论的创始人约翰·鲍尔比。鲍尔比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生命中的第一段关系（往往是母婴关系）决定了我们日后是否能够幸福。与华生和格塞尔不同，鲍尔比认为婴儿不仅需要，而且会主动寻求富于爱意的关系。他写道：
婴儿刚出生的时候，没有辨识能力，甚至连是人是物也分不清。但是一周岁的孩子多半已经是识人的好手了。他不仅能迅速区分家人与陌生人，还能分辨出最喜欢的一个或几个人。见到这些人时，他会面露喜悦，与之分离时，他会紧紧跟随，看不见对方时，他会四下寻找。这些人消失不见会让他焦虑、难过，而这些人的出现会带给他宽慰和安全感。他其余的情感生活似乎也建筑在这一基础之上—没有这一基础，他将来的幸福和健康就会有危险。
鲍尔比活了八十多岁，在此期间，哲学与精神分析发生了很大改变，起初，人们将个体视为孤立的能量系统，后来则认为，人根植于关系。但有别于其他精神分析师的是，鲍尔比同时还是一位科研工作者，他广纳动物研究、系统理论、认知心理学以及行为学的知识，耕耘不辍，才使得弗洛伊德早期的动机理论与时俱进。不过，他的研究备受争议，无法得到大多数同行的认可。
但是，20世纪60年代初，一位加拿大心理学家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展了一项婴儿研究，证实了鲍尔比之前的许多言论。这位心理学家名叫玛丽·安斯沃思，曾与鲍尔比共事，是其观点的拥护者。
在那个年代，她和同事独辟蹊径，细致入微地观察身处家中的母亲和婴儿，发现了这些母亲在一些基本事项（如喂食、哭泣、拥抱、眼神接触、微笑等）上回应婴儿的方式。
当这些孩子12个月大的时候，安斯沃思把他们和母亲一起请到实验室，用“陌生情境实验”程序进行了观察。她的此次发现影响了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界，后来她与鲍尔比齐名，成为世人敬仰和非难的对象。
安斯沃思的研究证明，母婴之间的安全型依恋对孩子的心理发展意义重大，而孩子只会对特定类型的母亲，如热情、敏锐、积极响应、可以依靠等产生安全型依恋。
她认为，安全型依恋是心理健康的基础，它给予孩子受到守护的信心，进而拥有建立满意的人际关系的能力。
而不安全型依恋又称焦虑型依恋，其表现包括自卑、关系受损、无法向他人寻求帮助、只能以无效的方式向他人寻求帮助等，它会贯穿孩子的一生，导致人格发展紊乱。
后续研究表明，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中，近1/3的孩子为不安全型依恋，而且它还会代代相传。在贫穷、不稳定的家庭中，这个比例更高。
依恋研究让心理学家们兴奋不已，一个原因是，它终于为我们提供了解答某些心理问题之谜的实证证据，而且，以前只能依靠推测的育儿问题，如今有了权威的答案。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行为主义理论多年来一直告诫母亲，宝宝哭闹时不能抱。虽然这违背常理，但行为主义者坚持说，抱起孩子之后，孩子会哭得更凶，长此以往，你会发现自己养出了一个可怕的爱哭鬼。而依恋研究则反驳了这种说法（至少在大原则上）。
的确，依恋理论最广阔的前景在于，它有望回答有关人类情感生活的一些根本问题：我们怎么知道该向他人期许什么？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我们怎样看待自己？我们为何采用一些无效策略，奢求小时候（往往是潜意识里）认为得不到的爱？我们如何继承了父母的育儿方式？
依恋学者们研究了与不安全型依恋相伴随的幻想，试图搞清楚，不同类型的不安全型依恋儿童，会有哪些具体的失常表现，如攻击性过强、退缩、黏人、辍学，等等。
而最为惊人且争议十足的说法或许是：孩子12个月大时的不安全型依恋，不仅可以用来预测其3岁、5岁、7岁或14岁时的行为（已经得到研究证实），还能预测其20岁、30岁乃至70岁时的恋爱选择、育儿模式、婚姻质量和老年问题。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依恋研究者试图证明，不安全型依恋是可以改变的。童年时的家庭内部调适可以改变儿童的早期依恋类型，或是成年之后，勇敢释怀早期经历，依恋类型也可能随之转变。
围绕上述问题的辩论一度达到白热化，有时候科学甚至向政治立场和个人情感让步。不但已确立的理论受到挑战，育儿方法也受到质疑；心理学家们也是普通父母，但他们养育孩子并不总是遵循鲍尔比和安斯沃思的理念。有关日托问题的论战是其中最激烈的。
依恋理论认为，如果一岁之前开始全面日托，会对孩子（尤其是对某些孩子）造成不利影响。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依恋学者杰伊·贝尔斯基表示担忧：未满一岁的婴儿每周的日托时间如果超过20个小时，孩子就有形成焦虑型依恋的重大风险，进而损害将来孩子与周围世界建立联结的每一次努力。不用多说，这样的论断引发了漫天的声讨和生硬的政治解读。
依恋理论也受到了女权主义者和在职母亲们的谴责，因为它似乎只强调孩子和母亲的关系。
这一问题一直伴随着发展心理学，一部分原因是孩子的主要抚养者多是母亲，一部分原因是母亲比父亲好研究。强调主要抚养者以及婴儿的感受十分关键，这是因为在第一段关系中，如此多的要素开始萌芽，如此多的驱力开始作用。
不过，即便如此，母婴关系也并非存在于真空环境之中，其他的影响因素还有：父子关系在许多家庭中，待孩子长大一些，父亲的作用就开始凸显；父母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温暖的、敌对的、互助的、互损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以及出生顺序；整个家庭的动力学情况—包括了共同生活的其他重要家庭成员，如祖父母等；还有社区环境和文化价值观。如果不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母亲们便会觉得自己需要独力承担孩子未来的幸福，自然深感压力。
大多数的依恋学者并不认为母亲要为孩子的心理健康负全责，但是在这些研究成果迈向普通民众的过程中，有些人走入极端，急切地把错全怪在母亲头上，激动地要求母亲改善。
经典精神分析学派、行为主义学派、先天遗传学派也提出了不少反对意见。他们质疑依恋理论的达尔文主义言论，即：新生儿被“预设”好了，要寻求与母亲的联结。他们质疑依恋理论对婴儿如何理解、维系联结、吸取经验做出的解释。而他们最不赞同的或许是，母婴关系那么复杂，却被简化为三四种依恋类型。
另外，依恋理论对人的气质天性重视不足，饱受诟病，有些人甚至认为，依恋研究的根基因此被动摇了。
确实，近年来有研究表明，一出生就分开抚养的双胞胎尽管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不少心理特征却惊人地相似。除此以外，人们还对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领养儿和亲骨肉进行了很多研究，随之而来的遗传决定论的复兴，也是不容小视的。
尘埃尚未落定。不过，争议的存在有助于各方去完善自己的理论。所以，先天与后天之争将有可能超越它过于简化的两端，综合发展，并带领我们更加接近真理，现在，这种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发现和学术之争，引领我们从对母婴纽带和亲子关系（即对孩子来说亲情纽带重不重要）的懵懂无知，走到了当前的知识繁荣。了解儿童情感发展的原理，认识到它与成人生活的密切关联，完成一次自我发现之旅。不去回想和深思自己的生活经历（包括幼年经历、为人父母的经历，以及恋爱或婚姻中与亲密伴侣相处的经历）几乎是不可能的。
利用创伤来推动知识进步，这样的做法在科学领域很常见，例如借助大脑某个部位或结构的损坏，为研究其功能打开突破口。对母婴纽带研究而言，创伤便是母爱的剥夺，孩子们早早就与母亲分开，或者根本没有母亲。孩子们经受的苦难，正是依恋理论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