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文明的五大基础
柯布院士2018年10月18日在《人民日报》社举办的首届普洱（国际）生态文明论坛上做主旨发言
作者 |【美】小约翰•柯布
译者 | 张海燕
我们的文明正加速自我毁灭。我们需要一些足够深刻的变化来制止文明整体性的崩溃，不能停下来至少也得慢下来，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深刻的变革必须马上着手，我们的使命需要重新定义。
我通过聚焦在周围正在坍塌的废墟上我们能建造什么上来寻找新使命。先来确定我们正在消亡的旧文明的一些基本假设，然后再来揭示可以赋予文明新生的其他可能。只要我们在促进这些积极可能性上获得成功，就能缓和未来的灾难。
现代欧洲文明的一个强项是强调个人。在大多数社会中，连启蒙运动所反对的中世纪社会，都鼓励所有人成为有创造力和自主能力的个人。虽然这种潜在能力充其量只能在极少数人身上实现，但启蒙运动使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的观点成为社会普遍信念。
不幸的是，这种信念也被分裂的个体树立为其形而上学假设之一，致使其道德规范也反映出对大于个体的事物的重要性与归属感的双重忽视，从而也对建立在个人与健康社区之上的深刻的互惠关系无视无感。由此产生的个人主义伦理关系映射在经济思想和实践中，又进而被制度化，最终主导了政治和社会思想。
艾恩•兰德的自由意志主义已经被美国社会中太多领导人奉为圭臬。富人和强者不再对穷人和弱者感到负有责任。无情的剥削越来越被接受成了常态。
虽然自私行为一直是个问题，但可以通过诉诸关心他人和共同利益来制约。而在当今社会，关心他人和公共利益却被视为感情用事，现实主义者和意志坚强的人才不要操这些心。公共利益本是文明存续攸关的深刻根基，个人主义的强调却让这层关系迅速蚀底。
道德领悟反映形而上学。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归属感强、人们彼此关心、对共同利益有坚定承诺的社会，我们就需要这样一种形而上学：它能表明我们实际上是更大社会的一部分，无人不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我们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息息相关。
视每个实体为单独个体，认为个人完全通过感官获得外部世界知识，并把这两种观点相关联，我们称之为经验主义。鉴于现代欧洲思想的基本形而上学假设，经验主义在许多人看来是不言自明的。这种认知有助于克服许多迷信，使科学发展更加严谨。我们通常会同意摸得着看得到的东西，这让科学共识成为可能。由此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然而，文明的代价是巨大的。启蒙运动最初想当然认为，也存在一个思想和主观经验的世界，它与人们研究的“自然”的世界一样重要。把科学从之前上升的扭曲的主观之信中解放出来，启蒙运动总体起了积极作用。
可悲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性越来越赋予“客观”世界及其研究方法以优先地位，倾向于把一些人文调查性的边缘学科吸纳进“硬”科学，而把不合科学扩张时宜的学科马放南山。整个价值观研究完全被降格到边缘或排除在主流研究之外。先是研究的理想，然后是整个教育的理想，都渐渐与价值无涉/一文不值。这意味着，是否有人出钱成了对要研究什么的不二判断标准。而学生受教育的目的基本上就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作准备。
但文明是建基于对重要性和价值的判断力之上。例如，文明必须重视其向后代传继的世界。今天，许多人谈论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但可持续发展在我们的知识、政治和教育机构中仍然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而当我们看不到其他价值，自然被看到的就只剩金钱价值。
这种价值观支持有钱和有权的人追求属于他们的经济繁荣，然后他们说，我们负担不起“可持续发展”。我们这得是已经发疯到什么程度了！
补救之道并非是拒绝经验主义，而是扩展它。威廉·詹姆斯呼吁“激进的经验主义”。只有把我们的形而上学改进成能认得出我们独有的存在和基本经验是如何无涉感官地由与他人的关系构成的，我们才算做好准备真正去理解。在我们的经验中，还有许多东西在追求智慧时与现代性范畴允许的经验一样有用。在激进的经验主义之上可以建立一个健康的文明，而建立在感性经验主义基础上的文明则注定会自行毁灭。
2018年10月柯布院士行走在浙江三生谷胥岭山道上
现代性的思想生活由极端个人主义塑造，而现实生活则更多地在区分我们/他们的基础上形成。我们实际上是社会性的人。千百万年来，人类祖先都是通过与社会小群体保持强关联来存身续命的。社会结构变迁把对“我们”的理解部分地转移到了更大的群体，性别也起到了一种普遍性的群体区分/认同作用。后来，宗教成为认同“我们”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现代欧洲人来说，民族开始主导大多数人的自我认同。
当然，情况更为复杂。本地社区、机构或职业都可能成为区分我们/他们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聚焦于阶级，首先区分资本家和工人。今天，最重要的人我相分可能是超级富豪和剩下的我们穷人。
启蒙运动也支持了人类与世界其他部分之间的“我们/他们”区分。人们可以诉诸其原则来发展一种普世的人道主义或人文宗教。不久前，所谓的“科学人文主义”在知识界起到了意义重大的作用。然而，这一理想一旦从产生它的信仰传统中完全抽离，就几乎没有效果。事实上，启蒙运动的教导也没有提供关心陌生人或世界其他地方人的理由。现代大集团毫不犹豫地剥削被征服市场。更深刻的人我相分感把征服者凌驾于被征服者之上，令双方感到几乎无法团结成“我们”。
任何人我相分、亲疏有别的排序，其内在破坏性都很明显。随着科技越来越把人类吸引到一起，我们越来越需要有更加包容的方式来认同自己。怀特海谈到了忠于世界的需要。新文明必须为其自身及其教义合理排序，以强调我们和他们均归属于更大的整体，让人我相分就算不能免俗也仍然可控。
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一直存在于大多数文明中，但这种倾向的系统性以现代西方为最。笛卡尔的二元论把人的思想与其他所有事物——甚至是人的身体——相对并置。动物成了交给科学去进行客观研究的那部分世界，被认为没有主体性。虽然大多数西方人并不真的相信动物没有主体性，但我们今天对待动物的方式，例如我们饲养动物作为食物，却恰恰反映着这种理论的主导地位。连避免动物物种灭绝的呼吁者，也只能提供以人类为中心的论证。
早些时候我曾指出，重申启蒙运动具有人文先进性的“我们”观的关键性与重要性，当然能帮助许多议题朝正确的方向突破，但却并没有触及这一点：只要严肃且有影响力的思想仍然完全以人类为中心，真正遏制消灭其他众生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这是真的，即使其后果显然对我们有害——如海洋渔业过度捕捞和破坏维持海洋生命系统的海洋物质资源容量。
我们需要把对所有人的博爱理想扩展到所有生命的身上。孩子们是有博爱众生的倾向的，这其实应该鼓励，但现在孩子们却被教导爱心泛滥只是感情用事。而博爱众生的文明才可能可持续。
我个人的判断是，博爱众生的思想应得到进一步的支持。我们需要把生命理解为无处不在的力量，包括在我们身上。生命的力量不仅让我们活着，而且治愈我们的许多疾病和创伤。当然，医生们做了很多努力来释放生命力，让它去起作用。正是同样的生命力，导向了更复杂的生命形态，最终生发出爱与思想。而因为拥有着同样的生命力，我们之间可以心意相通，互为支持。如此众生博爱的意识让我们与其他生命有了美好的关系，那么我们致力于服务这种生命力量也很重要。
我称这种生命力为“生生之德”或“神”，并理解它起的作用甚至超越了生命世界。但其他的称呼也是好的，如果它们能唤起使用那些称呼的人的感激之心，爱和服务意识的话。
虽然在知识分子的话语中，道德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失去了力量，但社会仍依赖保守行为来维系。而且，很少有家长真的相信是非观念完全没有意义。事实上，大多数孩子都是在律令之下长大的。有些事情是他们被教导必须要做的，另一些事情则被教导必须要避免。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做与不做的规矩与宗教有关。因为性是大多数父母认为有必要限制孩子行为的一个关系领域，所以许多保守道德规则都处理这种关系。
许多保守的道德规则在促进家庭和更大范畴社会的顺利运转方面是好的。但也有一些规矩造成了无用甚至有害的罪恶感。发现儿童时期学到的一些行为准则的随意武断是形成反宗教情绪的一个主要因素，也是人们普遍相信道德教习的作用有限的主要原因。
道德在西方文明中的作用已经明显下降。但现有的，基本上仍然是保守的。守旧的道德，与其他很多事物一起，都支持现状的维模，不管现状是什么。而如今的现状是，一个致力于自我毁灭的社会。
特别是在当今社会，我们需要一种能制衡校正现有文化的道德。这就要求我们要非常认真地对待正确生活的责任，并强烈地意识到“对”与“错”是截然不同的。但这也要求我们对那些界定应为与不可为的规则抱有同样强烈的怀疑。它要求一种激进的、无关法律的道德，一种将整套既有秩序的健康运行置于任何规章和制度之上的道德。
我是从耶稣（简化优化实践化了旧约十诫的价值精神）和保䘵（以旧约学者最优的认知能力认可了耶稣的创新并做了大量将之组织化制度化理论化的工作）的行迹中学到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哪怕只是同样好的老师，但我知道，从其他传统中，也能学到非常相似的教导。我相信，一个可持续的文明会鼓励产生前君士坦丁教会那样的能制衡、改变当时文化现实的伦理思想。这样就会与后来那些号召人们服务教会并成为保守道德卫道者的教会截然不同。
2017年10月13日柯布院士及其团队与许嘉璐副委员长对话"生态文明与中华民族复兴"
重新定义我们的使命
只要重新定义我们的集体使命，个人、当地社区、科学、传统道德、宗教和欢乐就都有了存续的一席之地。只要质疑上述五个假设，我们成为整全民族的能力和包容性就会变得丰富。而只要探索新的可能性，我们就会给行将就木的旧文明注入新的生命力。
我们需要超越个体小我的执着，找到作为这个小小星球上众多生灵中的一种“我们”的使命。现代社会个体主义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们认为使命召唤总是个体性的。使命召唤也可以是集体性的。我们可能生活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北美或大洋洲，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年轻，或年老，或者介于两者之间的年龄。我们就从我们可以开始的地方开始，从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唯一一天——“今天”开始。只要我们今天有勇气挑战现代思维，人类的明天就有希望。
作者简介：
小约翰·柯布院士系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生态经济学家，过程哲学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创院院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首位外籍咨询专家。柯布院士多年来一直从事过程哲学, 后现代文化和生态文明研究,发表著作50余部，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后现代思想家，他既是世界第一部生态哲学专著（《是否太晚？》）的作者，也是西方世界最早提出“绿色GDP”的思想家之一。 他与世界著名生态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首席经济顾问赫尔曼∙达利合著的《21世纪生态经济学》（For the Common Good）一书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该书的中文版2015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译者简介：
译者张海燕为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生态文明实践项目负责人。
关于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
Institute for Post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a (IPDC)
于2004年在美国西海岸著名的生态城克莱蒙成立，是全球进行生态文明、后现代研究和过程思想研究的核心学术机构和智库，汇聚了当代最卓越的过程哲学家、后现代思想大师：小约翰·柯布院士是IPDC的创院院长；菲利普·克莱顿博士、大卫·格里芬博士等是主要成员，安乐哲、白诗朗、巴坎南、盖尔等过程哲学家长期担任IPDC顾问。
据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哲学系主任、《环境伦理学》杂志主编哈格洛夫教授考证，“最早详细讨论哲学与环境的著作是1972 年小约翰·柯布的《是否太晚? 》”
早在法国后现代主义诞生以前，20世纪六十年代柯布与格里芬等人就已经基于怀特海哲学提出并使用“后现代”一词。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被认为是“后现代”的鼻祖之后，格里芬提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区别于法国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
世界上第一个有关生态危机的学术会议，Out of Ashes of Disaster，于1971年在克莱蒙召开。
IPDC倡导一种建立在有机整体和内在联系概念之上的过程思维和有机思维，旨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创院院长小约翰·柯布是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怀特海过程哲学的第三代传人、西方社会绿色GDP的提出者之一、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