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教育何去何从？
教育的伟大涅槃
作者|樊美筠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 三生谷柯布生态书院）
01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领军人物格里芬博士曾经说过：“人们谈论‘生态危机’已经很久了。但人们常常并不理解生态危机到底有多严重。生态危机是如此严重，以致人类文明可能会在可预见的未来终结”。
因此，柯布院士将生态危机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罗马俱乐部资深成员、前哈佛商学院教授大卫·柯藤则更是尖锐地指出：“我们已经到达了人类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除非我们能够找到一条全人类共同的、能够与地球自然系统保持均衡关系的、满足地球人口的基本物质需求的生态文明之路，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成为首个故意自我灭绝的地球物种”。
这一切绝非耸人听闻。在气温升高、冰川融化、海洋酸化，海平面上升、珊瑚礁死亡、地下水资源正在枯竭、土壤严重流失、洪水、干旱、森林大火、每天100个物种灭绝、大气层二氧化碳的含量已超过400ppm等众多触目惊心的事实面前，我们已经感受到这一危机的步步逼近。进入21世纪后，生态灾难更是层出不穷。2020年初，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小小病毒，竟然可以让整个世界人仰马翻，让火车与飞机停运，让工厂停工，让政府停摆，让学校关闭，让医院崩溃，让人们不得不呆在家里，几乎谈之色变。即使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截止美东时间8月24日，被感染的人数多达五百八十多万，死亡人数破十八万。全球被感染的人数高达二千三百七十五万，死亡人数超过八十一万多。
有许多人认为，新冠病毒只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依靠医生、药品与疫苗来解决它。但我认为它不只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更是一次生态灾难，是生态危机的一个表现。因为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人类与大自然关系日趋恶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必然产物。因此，对它的解决，避免它的再次出现，仅仅依靠咱们的医药专家们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需要一种新文明的视角，需要政治、经济、哲学、科学、教育、农业、道德、心理及生活方式等的多管齐下。
我正在是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来探讨后疫情时代下现行教育的何去何从。教育的何去何从实际上与文明的何去何从紧密相联。如果我们只打算在现代文明的框架内来讨论它的话，不管我们如何来修补它与调整它，它都注定无路可走，没有未来，因为它与现代文明共命运。随着后者的崩溃，它亦将随之退出历史的舞台。反之，如果教育将自己融入一个全新的文明体系中、一个正在破茧而出且具有勃勃生机的后现代生态文明之中，转型成为后现代有机生态教育，那么，它必然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下面这个表格是我对后现代生态教育愿景的一个表达。
现代工业文明教育 Modern Education | 后现代生态文明教育 Postmodern Education | |
哲学基础 Philosophy | 机械哲学 Philosophy of Mechanism | 有机哲学 Philosophy of Organism |
科学基础 Science | 牛顿力学 Newton Theory | 量子力学 Quantum Theory |
文明类型 Civilization | 工业文明 Industrial Civ. | 生态文明 EcoCiv |
模式 Model | 经济模式Economic | 有机模式 Organic |
重点 Focus | 城市 City | 地方 Local |
现代工业文明教育 Modern Education | 后现代生态文明教育 Postmodern Education | |
宗旨 Mission | 知识 Knowledge | 智慧 Wisdom |
目标 Aim | 专才/Specialization 学历教育 / 工作培训 | 通人/Tong Ren/生命成长 |
产品 Product | 经济人 Homo economicus | 生态人 Eco-persons |
方法 Method | 填鸭式/竞争式 Forced feeding style of teaching & Competition | 启发式与合作式 Heuristic Method & Community learning |
价值 Value | 价值中立 Value Free | 价值教育 Value Education |
现代工业文明教育 Modern Education | 后现代生态文明教育 Postmodern Education | |
学科 Discipline | 学科崇拜 Disciplinolatry | 跨学科 Transdisciplinary |
传统 Tradition | 抛弃或贬低传统 Abandonment of the tradition | 尊重传统，鼓励传统与时俱进发扬光大 respect tradition |
评估 Evaluation | 标准化 Standardization | 多元化 Pluralism |
这里，我想首先说明的是：
1. 这个表格只是想指出两者的不同，而非人为地将两者对立起来；
2.该表格也并非否认现代教育所取得的瞩目成就以及它对人类的杰出贡献；
3. 一个系统（含教育）有它独有的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此时非彼时，如果可以创造更好的，何乐而不为呢？
在这个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教育是一种重城市轻乡村的离土教育；是一种重现代轻传统的无根教育；是一种重专业轻综合的碎化教育。它本质上为市场服务、为研究服务、为城市服务，是一种为现代工业文明服务的教育体系。
它正如小约翰·柯布院士所指出的那样：“目前，美国采取的是帝国主义政策而且引领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我们的大学对此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批评性的异议被边缘化。大学如今成了支配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金融-军事-工业-政府-大学综合体的一部分。” 这种教育制度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要求。资本家的假定是：“如果我们让每个人都完全随心所欲地追求经济增长，那结果一定是好的。而支持这一观点的高等教育体系就是理想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布院士痛心地说，“我们的社会正在走入迷途，而学校显然也参与其中，” 他认为，“现代西方大学的知识结构是灾难性的。”大学教授们“对将世界引向灾难而不是从灾难中引开贡献更大”。在2018年10月的中国行中，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中，柯布博士多次指出，“目前世界最负盛名的各所大学、它们的教学内容，以及它们对价值中立的强调都与生态文明的推进背道而驰。”据此，柯布也对中国教育中盲目模仿美国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说：“我也发现中国的一些大学正在大力仿效美国的教育模式。”他问道：“中国怎么能根据资本主义教育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呢？” 同理，我们怎么能根据服务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教育体系来打造生态文明呢？
既然现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为资本主义服务而建立，服务于现代工业文明，因此，正如柯布的学生，著名过程教育家马尔库塞·福特教授（Marcus Ford） 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今天的全球危机特别是生态危机，现代大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认为“现代大学并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换句话说，现代大学已经过时了，时代需要一种新型大学。”即需要一种服务于生态文明的教育，服务于生态文明的大学。
02
这种因生态文明而起并服务于生态文明的新型教育是什么呢？在上表中，我对此也有简单的描述。概括地说来，它建立在后现代有机哲学之上，是一种热土教育、有根教育、智慧教育与整合教育。
作为一种热土教育，它不拒绝城市，但更强调乡村；它包括远方，但也更在意当下。它不是象现代教育那样，为成千上万的孩子毕业后离乡背井奔赴远方作准备，也不是让他们志在通过学业成功跳出“农门”去城市打工作准备，而是更强调地方与乡村，因为在它看来，“在下一代和可预见的未来，农业将是最重要的领域，这也将是最困难的。” 由于现代农业文明造成的土壤的严重退化与表土的大量流失，由于全球变暖日益严重，要想在日益减少的耕地上种出更多的粮食，未来的农民需要非常多的信息和技能的支持。“需要大量关于土壤、种子、化学肥料和气候的信息。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创造性和想象力。”因此，教育必须转向，“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支持农村人民的教育体系。这将加强他们对土地的热爱，支持他们有道德意识地使用土地，并教给他们需要知道的东西，以尽可能地使他们获得丰收和食物。”而这一切并不是通过对目前的学科进行微调就可以做到的。柯布院士指出：“增加与农业有关的学科并不能解决实质的问题。我们需要一种价值负荷的教育观，一种能够激发农民热爱土地和生活在土地上的生物的教育观，一种热爱农民，敬畏粮食的教育观。”
因此，与现代教育鼓励学生逃离乡村、为他们以后的城市生活做准备相反，生态文明教育却鼓励年轻人立足当地，热爱故乡，重建乡村共同体，因为“农民们需要学会一起共同合作，互相学习什么实验起作用，如何起作用，为什么起作用。在应对他们面临的巨大挑战时，他们需要一种强烈的团结意识。” 总之，教育首先应该是一种热土教育与有根教育。
其次，生态教育包含着知识的传授，但更强调知识的运用，是一种智慧教育。在美国著名的过程哲学家怀特海眼里，这是一个比传授知识更加伟大、因而也更有重要意义的目的。知识是智慧的基础，但知识不等于智慧。不掌握某些知识就不可能有智慧，但人们也可能很容易地获得知识却仍没有智慧。何谓智慧？在怀特海看来，智慧就是对知识的掌握或掌握知识的方式。显然，智慧高于知识。而现代教育把知识和智慧对立起来，只注重知识的灌输，忽视智慧的启迪，导致大量的书呆子和空泛无益、琐碎无聊、缺乏创新的死知识，甚至根本无知识可言。换言之，当我们不是成为知识的奴隶，而学会了积极地创造知识和运用知识的时候，我们才最终拥有了智慧。所谓拥有智慧，就是一种将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就是整体把握事物的能力。这也是许多后现代教育家追求的“洞见—想象的教育”。所谓“洞见—想象的教育”就是“寻求整体”的教育。就是要既见树木，也见森林。
其三，生态教育包含着技能的培训，但更致力于培养心中有梦想，胸中有情怀、手上有本事的的生态人，亦即后现代的通人。教育的最终产品不应是经济人、消费机器及单面人，教育不能被经济主义绑架，而是上述整体发展的生态人即“通人”的生成。在生态教育的视域下，学生的身体既包含着肉体也包含着精神。我们面前的学生不是身心灵分离的，身是身，心是心，灵是灵，而是身心灵一体的，他们是“整合成一体的存在”。因此，整合教育强调对学生身体的重视，强调学生身心愉悦对学习的重要性。因为人的身心灵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因此之故，怀特海主张，“当教师进入课堂的时候，他首先要做的第一件是使他的班级的学生高兴在那儿。”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曾呼吁“把儿童健康当做幼儿园里的第一重要的事情”,强调教师应当做“健康之神”。无法设想，一个身心灵分裂的学生如何能“快乐地”学习、能长大成才。而整合教育则以学生身心灵的健康发展为目的，以学生的幸福快乐为旨归、以学生的“成人”（成为一个生态人）为使命。
第四，它因此必然要求教育超越学科的界限，打破学校与生活的隔阂。在它看来，生态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应该是一个有机整体，而非各个学科的简单叠加。因为教育正如怀特海所说的那样：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五彩缤纷的生活。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将人类面临的紧迫的问题与自身联系起来，真正对社会有所帮助。大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仅要强调非学科化的跨学科研究，而且要用一种有机思维来组织实施这种研究。如果说，在机械论基础之上产生的大学模式必然出现“学科崇拜”，导致不同学科画地为牢的结果，致使知识远离生活之根、自然之根与传统之根，成为无源之水与无根之木的话，那么，按照有机思维所组织的生态文明的大学必然强调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强调知识的整体性。不如此，大学便不能实现其作为一个整体的理想。
可见，如何进行跨学科的整合研究以应对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是新型大学的一个重要任务。例如，面对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我们的大学可以就此问题组织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由于该问题涉及族群、疫苗、药物、生活方式、全球秩序、经济政策、道德价值、人类健康、国际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教授们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和能力，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整合性的研究。在这里，以往每一个学科都可以有所贡献，但都有局限。要突破其局限，真正解决问题的话，不同学科的教授与学者们需要坐到一起来，需要从自己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并与其它领域的学者们相互讨论，比较反思综合以后，方有可能拿出一个积极可行的综合性的方案来,从而造福于人类，造福于整个星球。
总之，生态教育的蓝图美好且复杂，它涉及到学校的重组、课程的设计、方法的改变与师资的培训等多个方面。如果说现代教育体系正在为一个即将死去的文明培养人才的话，那么，生态教育则在开始为一个全新的文明培养与准备其所需要的人才。这是教育的一个伟大冒险，是将自己置于死地之后的新生，是教育的一个凤凰涅槃，显然任重道远。如果今天的老师、学生、家长与政府官员都能积极地参与其中，在自己所在的领域中，尝试
热土教育：对现代教育重城市轻乡村说“不”；
有根教育：对现代教育重现代轻传统说“不”；
智慧教育：对现代教育重知识轻智慧说“不”；
整合教育：对现代教育重专业轻综合说“不”；
践行教育：对现代教育重书本轻实践说“不”；
通人教育：对现代教育重经济轻人文说“不”。
那么，我们将无愧于此生，也无愧于这个时代！
本文系作者2020 年6月7日在“中美生态文明建设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原题为《新冠疫情后的教育何去何从?》，载《世界文化论坛报》2020年7月22日）。
作者简介
樊美筠，博士，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项目主任，柯布研究院董事会成员，三生谷柯布生态书院院长，《世界文化论坛报》主编。主要研究兴趣：中国传统美学、生态美学、过程哲学与过程教育。发表《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等专著6部，《第二次启蒙》等合著6部。在中国《哲学研究》，美国《东西方哲学》，《美国经济学与社会学杂志》，波兰《可持续发展研究》，保加利亚《巴尔干哲学杂志》等杂志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
Email: meijun@ctr4process.org
关于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
Institute for Post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a (IPDC)
于2004年在美国西海岸著名的生态城克莱蒙成立，是全球进行生态文明、后现代研究和过程思想研究的核心学术机构和智库，汇聚了当代最卓越的过程哲学家、后现代思想大师：小约翰·柯布院士是IPDC的创院院长；菲利普·克莱顿博士、大卫·格里芬博士等是主要成员，安乐哲、白诗朗、巴坎南、盖尔等过程哲学家长期担任IPDC顾问。
据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哲学系主任、《环境伦理学》杂志主编哈格洛夫教授考证，“最早详细讨论哲学与环境的著作是1972 年小约翰·柯布的《是否太晚? 》”
早在法国后现代主义诞生以前，20世纪六十年代柯布与格里芬等人就已经基于怀特海哲学提出并使用“后现代”一词。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被认为是“后现代”的鼻祖之后，格里芬提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区别于法国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
世界上第一个有关生态危机的学术会议，Out of Ashes of Disaster，于1971年在克莱蒙召开。
IPDC倡导一种建立在有机整体和内在联系概念之上的过程思维和有机思维，旨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创院院长小约翰·柯布是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怀特海过程哲学的第三代传人、西方社会绿色GDP的提出者之一、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