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问题中的语言文字安全问题
《为国家安全立学》第十五章
文化安全问题中的语言文字安全问题
刘跃进
作为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语言文字安全在冷战结束后的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基于客观发展和实践需要的语言文字“安全化”，不仅使早已客观存在于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之间的“交集”开始日益明显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而且使这一“交集”逐渐成为语言文字和国家安全两个方面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虽然并非没有任何例外，但从整体上讲，语言兴衰与国家兴亡之间存在着某种正变关系，即国家的兴盛必然带来本国语言文字的兴盛，国家的衰落必然带来本国语言文字的衰落，国家的灭亡通常也伴随着本国特有语言文字的灭亡。无论是国家安全研究和工作，还是语言文字研究和工作，都不能忽略语言文字安全问题，不仅在国家安全战略中，而且在国家语言战略中，都需要重视和研究语言文字安全问题。
一、语言文字的“安全化”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安全问题，但从本质上说，只有与生物体联系起来以来，事物的安全才获得价值意义。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一种存在都有其安全问题，但这些非人主体的安全都是以人的安全为转移的。语言文字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与其他社会现象一样，也因其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而形成了安全价值关系。虽然今天的语言学特别是社会语言学关注的濒危语言和文字问题，已经是语言文字安全的一种表现，也说明了语言文字安全问题的客观存在，但这并不是国家安全意义上的语言文字安全问题。国家安全论域中的语言文字安全问题，只能是与国家安全具有不同程度关系的语言文字问题。虽然在我们构建的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中，语言文字安全并不是国家安全第一层次的构成要素，但它作为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构成要素，便成为国家安全的次级构成要素。当然，语言文字安全并不是语言文字安全问题的全部内部。在国家安全论域中，语言文字安全问题除语言文字安全外，还包括影响语言文字安全的因素、危害语言文字安全的因素、语言文字安全的维护与保障，以及语言文字安全对整个国家安全的多重影响等问题。
作为重要政治现象的国家安全，其本身也包括了语言文字问题，特别是包括了语言文字安全问题。如果说语言社会学由于对语言与社会关系的关注，对语言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认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把语言问题与国家及国家安全联系起来了，从而无意中悄悄地使语言文字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被“政治化”、“安全化”了，那么在冷战后期开始出现的各种非传统安全理论，则从安全以及国家安全的角度，已经有意和大张旗鼓地使语言文字问题被“安全化”了。事实上，语言文字的安全化来源于两个方向，一个是语言学研究，另一个是“安全研究”特别是国家安全研究。
“安全化”是哥本哈根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巴瑞••布赞和奥利•维夫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以指当代非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理论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即把以往没有进入国家安全视野的问题纳入安全和国家安全论域之中，例如把生态问题、信息问题、文化问题等纳入安全领域，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关注和研究生态问题、信息问题、文化问题等等，提出国家生态安全、国家信息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等等一系列非传统的安全概念。
在非传统安全研究把文化问题安全化，提出文化安全概念的时候，一些人也开始把作为人类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语言文字问题与安全特别是国家安全联系起来，提出了“语言文字安全”及“国家语言文字安全”这样的概念，从而使语言文字问题“安全化”了。
例如，在《北方论丛》2004年第5期发表的《解析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内容》一文，及中国政治大学2004年5月出版的《国家安全学》一书中，我们在把文化安全认定为当代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同时，又把语言文字安全放在了国家文化安全的四大基本内容之首，从而使语言文字问题“安全化”了。虽然此前把语言文字直接与国家安全及国家文化安全联系起来进行讨论的学术论著未曾见到，但在此后，一些学者也开始把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文化安全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了，语言文字“安全化”进程在国内进一步加快。
再如，在2005年3月发表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当年第2期的《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一文中，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国际文化学系潘一禾教授就认为，文化安全问题也体现为语言安全。她说：“语言从来就是政治、文化斗争的有效工具，是获取民族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保持和发展国家-民族共同文化的重要内容。”她指出，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共和国的民族精英在语言和宗教上的长期不和，造成了南斯拉夫的崩溃，在长达几十年有关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还是“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的语言性质之争后，大批克罗地亚知识分子在1996年发表了一个宣言，坚决主张克罗地亚语是一种性质不同的语言，官方应当对其做出不同对待。但这种将语言加以区分的努力被标上民族主义的标签，且遭到了强大的政治运动的镇压。
如果说这种论述还具有附带性质，那么彭文波发表于《出版科学》2006年第5期的《对国际版权贸易的文化安全思考》一文，则根据当前版权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从保持民族语言纯洁性的角度对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作了更多的论述。作者认为，在版权引进和输出逆差现象日益严重的趋势下，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威胁主要包括价值观上的功利主义、信仰上的多元化、行为方式上的崇外主义、内容原创力被漠视、语言文字纯洁性被污染等。在具体论述中，他首先引用了潘一禾的上述论文中的一段话：“语言从来就是政治、文化斗争的有效工具，是获取民族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保持和发展国家-民族共同文化的重要内容。”接着，作者指出，外语对汉语的侵袭，有如外来物种对本土物种的侵袭，导致汉语的美感、意蕴正在不断消失。近年来，从国外引进的学术读本和学术文章越来越多，但是，句法错误甚至不知所云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有些文章明明是中国人写的，读起来却像外国人写的；明明个个汉字都认得，组合起来却不知所云；新词组合迭出，句型就像外国人说中国话或中国人说外国话。作者引用中西文俱佳的吕叔湘先生的话说，这些新名词、新句法“一望而知不是汉语里面的东西，而是从国外‘引进’的。既是从外国引进的，那就应该很容易翻成外文，可偏偏总是翻不过去。如果照字面硬翻，外国人看了也不懂。”作者还指出，高新技术带来出版产业革命为国家文化安全提出新的命题。在网络上，英语是主导性语言，“英语文化”在网上取得了最高的文化霸权地位。英语传播造成了文化认同和文化同化的现象，最终影响我国文化安全。针对这一问题，作者提出了“利用汉语特点，强化文化认同，构筑语言安全防线”的对策。他说，语言文化涉及更高层面的安全，如信息和思维向度问题；更深层次的安全，即如何理解和看待世界问题。他还引用赫尔穆特·施密的话说：“保护本国语言传统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原因在于，如果本国的语言日趋消失，或者在几代之后遭到彻底侵蚀，那么本国文化中的一大部分内容也会消失，本国特性的一些组成部分也会变没。”作者认为，强调汉语文化的认同对构筑国家文化安全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汉语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汉语言群体虽然主要集中在亚洲，但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分布了不同数量的汉语言人群，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蕴藏着极大的商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我国的图书版权贸易将会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同时，还要善于用现代高科技成果，促进文化遗产数字化，加快中文信息资源建设，逐步扩大汉语文化的影响力。
更有意思的是，2006年分别发表在《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4期和《文教资料》7月号下旬刊的《关于我国文化安全问题的辩证思考》一文，虽然由于署名分别是叶建辉和丘有阳，显然有版权问题存在，但该文却通过引文涉及到了语言文字安全问题，把语言文字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内容来看待。
此外，张云筝在发表于《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的《国家安全的文化与文化安全》一文中，通过引用潘一禾的前述论文，也承认了“语言安全”这一概念。
2007年2月出版的《韶关学院学报》第2期刊登的该院严兴文《试论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特点和作用》一文，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是由语言文字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价值观念安全、生活方式安全等内容构成”。文中指出：“语言从来就是政治、文化斗争的有效工具，是获取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保持和发展民族国家文化的重要内容。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符号系统。它不仅是思想交流的工具，而且是特定文化的载体，‘接触到某种语言时，也就接触到其中蕴涵的文化’，同时还是特定文化中最基本、最稳定、最持久的构成部分，因此，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持久稳定的标志和符号。一旦一个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字丧失，那么这个民族国家的国民的后代将无法欣赏其祖先留下的文化典籍，从而导致这个民族在文化上成为一个无根的民族，这将是文化最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前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强调：‘保护本国语言传统是生死枚关的问题，原因在于，如果本国的语言日趋消失，或者在几代之后遭到彻底侵蚀，那么本国文化中的一大部分内容也会消失，本国特性的一些组成部分也会变没。’”
2007年4月出版的《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刊登的齐琳《编辑工作与国家文化安全》一文，通过引用本人和潘一禾的观点，把语言文字作为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并以此为基点论证了编辑工作在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特别是语言文字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这篇文章指出，“如果说语言文字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基础内容，那么语言文字的编辑加工也对国家文化安全起着基础性的作用。……编辑工作在语言文字安全领域的作用极其关键和重要，它不但发挥着维护国家文化主权的尊严及完整、抵御各种外部因素对本国语言文字进行侵蚀的作用，而且发挥着维护本国语言文字的纯洁性、连续性和发展性的作用；不但发挥着保障文化环境积极良性运转的作用,而且发挥着提升本国家的文字、文化产品的生命力和竞争力的作用。”
近两年来，还有其他一些讨论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论文和著作，也把语言文字问题上升到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然后另一方面也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语言研究和语言工作领域，也有一些人开始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或工作对象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研究和认识。例如，访著名语言学家、南开大学马庆株教授在主题为“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的“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2004年10月16日-18日，北京，中国传媒大学）上做大会发言时，就把“双语教学”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看待，认为英汉双语教学危害国家安全，并希望制止英汉“双语教学”以语言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语言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民族用它生活和进行信息交流、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和主权。教学语言是国家主权的重要方面，这方面主权的丧失将导致国家整个主权的丧失。在基础教育中实行汉语和英语双语教学，就是要放弃国家通用语言作为教学语言的法定地位，从而逐渐向只使用英语过渡。这不是中国人自己把语言主权让出来，自己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吗？”他认为，“跟国际接轨，是要学习国际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文化，而不是要牺牲国家和民族的语言及其文化。”他举例说，“以色列为了维护国家形象，已经消失的民族语言希伯莱语都破例被恢复了。我们怎么能够反过来主动放弃自己的国家通用语言呢？提高外语水平不能放弃教学语言主权。”他还举例说：“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在外国接受诺贝尔奖的时候,不是用英语,而是用自己祖国的语言汉语发表讲话。不久前,在中国召开的‘世界华人物理大会’居然规定英语是惟一的会议语言。又是丁肇中先生违背禁令使用汉语发言。把坚持使用汉语的丁肇中先生跟放弃汉语的‘世界华人物理大会’的主办者比较一下,值得我们深思。”
再如，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建勤教授，在《美国国家语言战略与我国语言文化安全对策》一文中，既介绍了美国国家语言战略中的国家安全意识，又提出我国需要从国家安全的高度认识和对待语言问题。他认为，我国缺少预防威胁国家语言文化安全的应对策略和预警机制。中国虽然是英语学习的大国，但对那些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语言”却没有制定相关的外语政策和国家语言战略，也没有建立预防威胁国家语言文化安全的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和监控机制。他指出：“国家语言与文化安全问题是国家安全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由于研究的滞后，我们对语言文化安全对国家的稳定繁荣的战略意义缺少深刻的认识。对域外语言文化对我国语言文化危害和侵蚀的现实认识不足。”因此，“国家应该尽快建立语言文化安全预警机制和监控机制，加强国家语言文化安全研究，预防威胁国家语言文化安全的突发事件，做到防患于未然。以保证国家的语言文字的主导地位不受侵害，保证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安全不受外来文化的侵蚀和渗透。特别要加强网络、信息和大众媒体以及语言传播中的意识形态的渗透的监控和预防。”
2011年4月，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主办还在扬州举办了主题为“语言与国家的安全和发展”的学术论坛，专门讨论了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在讲话中指出，语言文字对国家的兴旺发展、对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对国家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安全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要让国家安全的理念深入到老百姓当中去。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和教育部、国家语委一起召开论坛，是很好的尝试，也是很好的模式。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会长巴忠倓强调，语言问题对我国国内稳定、边海防维权、国家利益拓展、军事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李卫红发表《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的讲话。她指出，中国的经济腾飞与和平发展，已经使中国走向了世界的前台，一个人口大国，一个经济大国，也应该成为语言大国，成为语言强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迅速提升国家语言能力，以应对全球化给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带来的各种挑战。要制定科学的外语规划，增强国家外语语种能力；制定科学的语言传播战略，让汉语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全面提升公民语言能力，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努力发展现代语言技术，构建安全有序的虚拟语言生活；提高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构建和谐语言生活。
在学术界关注和研究语言文字国家安全之间关系，把语言文字“安全化”的同时，一些国家的政府机构和领导人，也已经把语言问题提供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例如，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语言对美国当前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府文件，从国家安全的高度规划国家语言战略。2003年8月，美国国会议员RushHolt向议会提交“国家安全语言法案”（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act）时指出，“如果我们不致力于学习世界各重要地区的语言与文化，我们将无法再保持国家的安全。我们在海外的军队和国内人民的安全要求我们迅速行动起来，以解决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人才短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不仅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是危险的。”2004年6月，美国国防部召开由美国政府、企业、学术界和语言协会领导人参加的“全国语言大会”，目的是“要通过提高外语能力增进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和尊重，改善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会后，又很快于2005年1月发布了《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书》白皮书，号召美国公民学习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2005年5月，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利伯曼和共和党参议员亚力山大向参议院提交了《2005年美中文化交流法案》，要求5年内从联邦资金中拨款13亿美元，用于美国学校开展中文教学，以改善与中国的贸易和文化关系。2006年1月5日，美国教育部、国防部联合召开全美大学校长国际教育峰会，美国总统布什在会上提出“国家安全语言倡议”，明确了美国鼓励公民学习国家需要的8种“关键语言”的政策，并决定拨款1.14亿美元资助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国家旗舰语言项目”，其中包括“中文旗舰项目”，目的在于培养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的高级人才。[9]
如上事实说明，在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今天，语言文字问题也已经被“安全化”了，成为当今广泛的国家安全问题中的一个方面。
对于“语言文字”来说，一方面它本身作为独立主体就有一个安全问题（其实任何主体都有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它作为国家存在的组成部分也可能成为国家安全领域的一个问题，即被安全化。脱离国家安全的语言文字安全问题，至今还没有被人们给予足够的关注，至少还没有用“安全”一词来描述客观存在的语言文字安全问题。但是，作为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语言文字安全却在冷战结束后的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如果用哥本哈根学派的术语来说，这就是语言文字被“安全化”了。
二、语言文字安全化的事实根据与价值需要
从冷战后期开始，安全化的进程却大大加快，一方面，一些原本早已存在而长期没有被纳入安全议程的安全要素，如“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国民安全”等，在这个时期被集中地、大量地、迅速地安全化了；另一方面，一些不久才在人类社会出现同时也是刚刚才成为国家安全内容的“新生要素”，如“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几乎是在其客观上成为国家安全要素的同时，就被研究人员或实践部门安全化了，成了研究者的研究课题和实践者的实践议程。当然，从认识论和逻辑可能性上看，也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即安全化在先，客观出现在后。这当然就需要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具有较强的预见性。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即有些社会要素，在客观上确实不属于安全问题，却被某些人在主观上安全化了，甚至成为研究的课题。这就是一种绝对的过度安全化。但时至今日，这种情况对于安全问题来说没有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因而基本上还不值得我们给予太多的关注。
在从理论上做了如上论述后，我们要指出的是，当前已经出现的语言文字的安全化，既有其客观依据，又有认识和实践上的需要。这里所谓的客观依据，首先在于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基本构成部分，国家文化安全在客观上就包括了语言文字安全问题，同时语言文字还有超越文化的广泛的社会功能，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都不可没有的基本构成要素，国家安全在逻辑和实际上都直接包括了存在于国家内部的语言文字的安全。这里所谓的认识与实践上的需要，一方面是指对于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文化安全中客观地包含着的语言文字安全，既有必要在理论上给予充分而科学的认识，更有必要在实践上给予充分而合理的维护和保障，另一方面是指语言文字研究和工作本身，也需要通过把语言文字问题安全化来加深对语言文字的认识，拓展语言文字工作的道路，获得更多支持和更丰富的可用资源。因此，语言文字安全化在当代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基于客观发展和实践需要的语言文字的安全化进程，不仅使早已客观存在于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之间的“交集”，开始日益明显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而且还使这一“交集”逐渐成为语言文字和国家安全两个方面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
三、语言文字与国家及国家安全的现实关联
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之间“交集”的存在，是语言文字问题安全化的客观基础，这一交集无论包括了一些什么内容，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则都必然包括“国家语言文字安全”问题。
语言文字与国家具有多种复杂关系，但无论何种关系，都无法排除语言文字与国家的特殊联系，从而也无法排除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的特殊关系。
由于任何国家都要使用特定的语言文字，时至今日也不存在一种全球通用的世界语，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使用着世界上的所有语言，因而可以肯定地说，当代世界正常使用的任何语言文字，都具有一定民族性和国家性。
具体来说，现实的语言文字与国家之间，在空间上具有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相容关系，有的是全同关系，有的是包容关系，有的是交叉关系，但没有任何一种语言不被任何国家使用，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使用任何一种语言。
（1）具有全同关系的语言与国家。日语与日本国，在空间分布上就是全同关系：日语只在日本被作为国语使用，日本的国语也只有日语。
（2）具有包容关系的语言与国家。阿拉伯语与埃及、英语与英国、法语与法国等，都是包容关系，因为阿拉伯语的国语国除埃及外还有其他国家，但埃及除了把阿拉伯语作为为国语外不把其他语言作为国语；英语的国语国除英国外也有其他国家，但英国除把英语作为国语外也不把其他语言作为国语；法语的国语国除法国外同样有其他国家，而法国也没有第二国语。同时，某些老殖民地国家、多民族国家、特殊历史国家等，与其传统民族语言或主体民族语言之间，也是一种包容关系，如印度与印地语、俄国与俄罗斯语、以色列与希伯莱语等，就都是包容关系：印度除把传统的印地语作为国语外，还把其殖民地时代被英国强制推行的英语作为国语，因而在印度官方语言不等同其传统语言印地语的同时，印地语也没有在其他国家被作为官方语言。
（3）具有交叉关系的语言与国家。除全同与包容关系外，当代世界的语言与国家之间大量的交叉关系，即某种语言在被某个国家使用甚至作为法定语言的同时，还被其他国家使用甚至作为法定语言，而某个国家在使用这一语言的同时，还使用着其他语言甚至把其他语言也作为法定语言。例如，法语与加拿大是交叉关系，法语在加拿大被作为国语使用，但法语同时还有其他国家被作为国语使用；加拿大把法语作为国语，但同时也把其他语言作为国语。
语言文字与国家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使我们在研究语言文字安全问题时，必须考虑多种情况。一般来说，语言与民族之间联系的密切性，要大于语言与国家之间联系的密切性。虽然在人类起源问题上科学家迄今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人们也还难以肯定分散于地球不同区域的人类究竞是同一时间起源于同一地区，还是多处同时起源，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以往历史的多数时间里，地理条件和空间距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习俗，使人类被分割在地球表面的不同区域中，而不同区域之间的交往又非常有限，因而使他们在分割的状态下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文字、宗教、文化，最后成为不同的民族，这就使语言、文字和文化一样，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性。此外还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和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在历史和现实中都并不具有全同关系，亦即一个国家可以由多个不同民族组成，一个民族也可能分立为不同国家或分布在不同国家之中。如果政治力量不足以使内部相同民族或不同民族长期统一于一个国家之中，那么，国家的解体则可能使不同民族组成不同国家，甚至使同一民族分立为不同国家。但是，由文化这种软实力联系起来的民族共同体，在由政治这种硬实力维系着的国家共同体的统治下，其所在的国家共同体如果能够持久统治，并且能够有效地借助国家政治、经济等实力推行具有国家特征的国家共同体的文化，那么这种文化甚至语言文字就可能逐渐消蚀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甚至语言差异，最终形成一种新共同文化甚至共同语言，从而形成一个以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为新核心的新的民族共同体，甚至成为新的民族。在中华文明史上，汉民族可以说就是借助历史上不间断的国家共同体的政治统治，进而达到语言文化上的趋同，最后逐渐形成的，因而是民族融合的结果。现代的中华民族，可以说也正处于这种形成过程中。虽然我们不能从道德上肯定早期人类通过国家机器的残酷和血腥暴力手段实现民族融合与统一（包括秦始皇统一中国），更必须坚决反对在当代世界进行任何形式的强迫性民族融合，但对于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具有更大包容性的新民族却只能作为既成事实予以接受，对于全球化时代民族甚至国家之间的客观存在的融合趋势则更不可强硬抗拒。
虽然一些近思想家提出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理念，力图实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这一理想只是建立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历史之上，而缺乏对世界其他更多广大区域中国家与民族关系复杂性的考虑，而且即使在欧洲，这一理想也是脱离现实的，并没有完全实现，而当代的民族与国家关系，呈现出多种不同情况的复杂局面，既有少数虽不完全是但基本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情况，也有更多的多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情况，还有一个民族多个国家的情况。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国家来说，其民族语言的安全与国家的安全具有高度一致性，国家安全直接影响着这种单一民族国家民族语言的安全。但是，对于其他类型的民族与国家关系来说，语言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就复杂得多。就中国来说，它本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些民族基本上仅生活于国内，如汉族、满族、壮族等，有些民族则是跨境民族，而跨境民族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生活在两个以上国家的民族，另一种是不仅生活于两个以上国家而且有以本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如朝鲜族、蒙古族等。同时，这些民族有的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如藏族、蒙古族等，有些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还有些民族完全使用汉语和汉字。由于这种复杂性，不同语言和文字的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也是不相同的。有些语言文字的生存与安全，对国家安全的依赖性较大；有些语言文字的生存与安全，对国家安全的依赖性则较小。但是无论依赖较大还是较小，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文字与所在国家的安全没有任何关系。
语言文字与国家的现实关联，是语言文字安全化的客观基础，也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研究语言安全的重点所在。
四、语言兴衰与国家兴亡
通观历史和现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语言兴衰与国家兴亡之间存在着严格的正变关系，即国家的兴盛必然带来本国语言文字的兴盛，国家的衰落必然带来本国语言文字的衰落，国家的灭亡时常伴随着本国特有语言文字的灭亡。
历史上，伴随唐朝的兴盛，汉语汉字在东亚的地位也得到显著提高，像日本这样一些国家，其知识阶层甚至统治阶层，把学习汉语作为一种时尚，甚至用汉字来构建或改造本国本民族的文字。但是，当近代中国开始衰败，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崛起后，日本等亚洲国家得开始疏远中国，甚至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不再崇尚中国文化及其语言文字，而是开始更多地学习运用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及其语言文字，其突出表现就是日语中来源于以英文为主的西方语言文字的外来语和外来字词开始多了起来，而来源于汉语的外来语和术语则相对减少了。不仅如此，由于长期积贫积弱，被动挨打，中国人自己也开始地自己的传统文化发生了怀疑，甚至对本民族已经用了几千年的汉语汉字发生了怀疑，在提出“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等口号的同时，还提出了“废除汉字”“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的主张，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实质上也是把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的联系了起来，但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联系了起来。但由此能够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国家的兴衰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造成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国家安全对语言文字安全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决定作用。这是因为，语言文字是任何国家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的构成要素，语言文字安全是国家安全基本要素。
另外，如果考察一下英语在当代世界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就能够更进一步得到国家兴盛对其语言文字的决定性作用了。由于英国在的近代的崛起及其在全世界的扩张，使英语与其殖民地一样遍布于世界各地，在其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同时，英语也成了“日不落语”——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大量使用英语的人。后来，英国的地位虽然降低了，但在现代世界迅速崛起的美国却接过了英语的接力棒，通过其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力的扩张，把英语带给了全世界更多的地区和更多的人，使英语几乎成为当代的世界语。
当然，更有说明问题的是以色列民族的兴衰对希伯莱语的影响。希伯莱语是犹太民族的语言，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公元前70年，罗马人毁掉了犹太人的都城耶路撒冷，犹太人被逐出家园流落世界各地，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地使用寄居国的语言，因而希伯莱虽然作为书面语继续存在，但作为口语却逐渐消失了，这使希伯莱语曾几乎变成一种“死亡”的语言。但是，19世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后，希伯莱语开始“复活”。19世纪后半叶，一个叫埃里泽·本·耶胡达的立陶宛犹太青年决心复活希伯莱语，并在1879年发表的《事关大局的问题》一文中，认为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家园，是犹太民族存在的必要条件，为了保证民族延续和民族复兴，犹太人必须重说希伯莱语。虽然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学校还在讲授希伯莱语，但仅仅是把它作为一种了解宗教和经书的古语来讲授，而不是作为日常用语来讲授和使用。但是，耶胡达要求的把希伯莱语作为祖居圣地犹太人的日常生活用语来使用。为此，他和一些追随者开始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希伯莱语教育体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巴勒斯坦地区全部使用希伯莱语的幼儿园、中小学和专业学校已达64所。据1916-1917年间统计，巴勒斯坦地区8.5万犹太人中有3.4万人把希伯莱语当作第一用语或日常用语，希伯莱语由此得以延续。1923年9月29日，英国托管当局承认了希伯莱语的地位，阿拉伯语、英语和希伯莱语为该地区的官方语言。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希伯莱语也被定为以色列正式的官方语言之一，政府开始大规模推行希伯莱语教学。2004年时，已有大约510万人口使用。已经消失了近两千年的希伯莱语，在以色列建国后得到全面复活，这充分说明了国家存亡对语言存废的重大影响。
当然，我们在以色列复国与希伯莱复活的互动中，也可以看到语言文字对国家兴盛的重大反作用。早期的希伯莱复活运动，既是以色列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也对积极推动着以色列复国运动的发展。在以色列建国后，希伯莱语的发展和推广，不仅推动了以色列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展，而且由此增强了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在直接提高国家软实力的同时，也间接地推动着国家硬实力的提高。事实上，语言文字与国家兴衰的这种互动作用，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都有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表现，而在全球化时代则有更突出的表现。当代世界各国的竞争，既包括了经济政治的竞争，也包括了语言文化的竞争。经济、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可以转化为语言文化上的优势；语言文化上的优势，也必然强化经济、政治及军事上的优势。当前美国在世界的霸主地位，是英语能够在世界文化中取得霸主地位的决定因素，而英语在世界语言文化上的霸主地位，又在维持和强化着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这样一种良性互动，使美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中占尽了便宜，也使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和崛起时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劣势地位，因而就必然要付出更多更大的努力甚至牺牲。
语言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说明语言文字的安全化并不是主观上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泛化，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在国家安全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肯定，语言文字安全是既是国家文化安全直接包含的内容，也是国家安全必然包含的内容，是整个国家安全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国家安全意义上的语言文字安全，虽然也包括其使用的语言文字安全生存下去的问题，但主要还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选择和使用语言的权力的有效保障和顺利实现。这样一个层次上的语言文字安全问题，与当前语言学界正从事的濒危语言保护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差别。具体来说，濒危语言的保护，在不同程度上与国家文化安全相关，甚至可能成为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因而可能成为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内容。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濒危语言的保护的主要意义体现在社会学和文化学方面，而不是体现在政治学方面，因而与具有强烈政治性的国家安全问题又有一定区别。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存在，对这一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是多方面的，除了本国语言文字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之外，本国或他国的语言文字还对国家安全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甚至成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无论是在战争对抗中，还是在和平竞争时，了解和掌握对象国语言文字对于保障本国安全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陆续出台的《国家安全语言法案》、《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书》等，就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强调了学习他国语言特别那些“关键语言”的重要性。我国现在以“孔子学院”的这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汉语教学，也是一项具有国家安全意义的文化战略。
五、国家安全体系中的语言文字问题
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现实来看，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密切联系和互动关系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存在，而不仅仅是主观上“安全化”的结果。为此，把语言文字问题提升到国家安全高度来认识，使其进入“安全议程”，无论是对国家安全研究和实践来说，还是对语言文字研究和实践来说，都是必要的、合理的、可行的。
在建立国家安全学科的过程中，我们曾对国家安全体系作过全面分析，认为整体国家安全体系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国家安全本身及其构成要素，二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三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四是国家安全保障体系。（1）国家安全本身包括国民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等10大要素；（2）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被分为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其中人为因素又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3）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也分为自然（天灾）和人为（人祸）两个方面，其中人祸被分为“内忧”（内部因素）和“外患”（外部因素）；（4）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则分为保障机制和保障活动两个方面，其中保障机制既包括以军政机构、情报部门等专职机关为主的硬件，也包括以法规政策、安全战略等为内容的软件，而保障活动则被分为基于硬手段的活动和基于软手段的活动。但是，“语言文字”在这个图示中却没有出现。那么，在这一个既包括传统安全问题又包括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体系中，语言文字问题处于什么位置呢？
首先，从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来看，国家文化安全中包括着语言文字安全，语言文字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构成要素。《北方论丛》2004年第5期发表的《解析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内容》一文，及中国政治大学2004年5月出版的《国家安全学》一书，都在阐述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时，把语言文字安全作为其第一构成要素，其他三个构成要素依次为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生活方式安全。
其次，从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来看，语言文字对国家安全的影响难以归结到现有图示的任何一个因素之中，但却在许多因素中都有体现，同时还可能独立地发挥自己独特的影响作用。例如，作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的“国民素质”，就包括了国民的文化素质，其中就包括了国民的语言文字素质，与国民对本语言和文字的掌握程度密切相关。在特定历史阶段上，一个文盲和半文盲占多数的国家，其安全必然受到这一因素的负面影响，而同时代的一个基本消灭文盲的国家，这一因素则会对其安全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三，在危害国家安全因素所包括的“文化渗透”中，以及在历史上屡屡发生的“文化侵略”和当代世界突出存在的“文化霸权”中，同样存在着语言文字的“渗透”、“侵略”、“霸权”问题。在近代西方列强对东方国家的侵略中，以及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中，都曾经广泛地存在着“语言侵略”现象，从而危害了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语言文字安全，并由此进一步危害了这些国家的文化安全及整体上的国家安全。在当代，由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从军事政治到科技文化的霸主地位，其语言也就同时成为全世界的“语言霸主”，并且由于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一直在利用这种特殊的语言优势来扩大自己的利益和安全，而从来不会主动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安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和危害着发展中国家的语言文字安全。如果说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是用枪炮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文化和语言，用血腥的高压政策逼迫占领地或殖民地国家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字，接受这些侵略国的语言文字，那么到了今天，像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则在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优势，来推行、强化英语特别是美式英语在世界范围的霸主地位，反过来又利用英语的优势地位来无限扩大其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利益，强化自己的安全，由此对其他国家和民族语言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和危害，并进一步对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安全造成了深刻而持久的威胁和危害。
第四，在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中，虽然也无法直接看到“语言文字”，但无论是在保障机制中，还是在保障活动中，语言文字都有其特殊的地位，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我们认为，国家安全保障既需要军事情报等专门机构的专门工作，也需要文化教育等非专门机构的协作配合，语言文字工作就是国家安全保障中文化工作的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提出的“国家安全语言法案”、“国家安全语言倡议”等，就是看到了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中语言工作的缺陷，以及语言工作对当前美国国家安全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当然，美国政府这里强调的还仅仅是语言工作的一部分，即对象国语言学习和掌握对保障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还没有看到对其受到侵略、威胁、压迫、控制的国家来说更为重要的本国语言文字安全问题。其实，语言文字对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性并不是在今天才突出出来的，而是在历史上早已存在并受到人们广泛关注和重视的问题。历史上无论是军事统帅，还是情报首脑，大多都十分清楚翻译人员在不同语言体作战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当代世界各国情报部门，都有大量外语人才从事包括无线电波、电话、互联网等方面的监听监视工作，在默默无闻中为保障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语言文字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因而无论是国家安全研究和工作，还是语言文字研究和工作，都不能忽略语言文字安全问题。为此，不仅在国家安全战略中，而且在国家语言战略中，都需要把语言文字安全问题作为一项内容加以重视和强调。就目前情况下来说，我们在战略研究、规划和实施中，一要把语言文字工作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充分语言文字安全化的必要性；二要准确把握语言文字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准确定位语言文字安全问题，三要充分关注并认真研究我国语言文字安全的现状和可能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当前面临的挑战和危机，对其做出具有科学根据的准确判断；四要提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国家安全语言工作的战略性措施；五要积极发挥语言文字工作在国家安全中的积极作用。
潘一禾：《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2期，第14页。
转引自彭文波：《对国际版权贸易的文化安全思考》，出版科学，2006年第5期，第31页。
彭文波：《对国际版权贸易的文化安全思考》，出版科学，2006年第5期，第31页。
同上，第32页。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4-65页。
严兴文：《试论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特点和作用》，《韶关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138页。
马维野：《全球化背景下关于中国文化安全的思考》，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4-65页。
严兴文：《试论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特点和作用》，《韶关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139页。
齐琳：《编辑工作与国家文化安全》，《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93页。
彭泽润：《制止英汉“双语教学”以语言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访著名语言学家、南开大学马庆株教授》，《现代语文》，2005年第1期，第10页。
彭泽润：《“英汉双语教学”跟“国家汉语战略”矛盾——语言学家、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马庆株教授访谈录》，《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第2期，第26页。
王建勤：《美国国家语言战略与我国语言文化安全对策》，。
教育部语信司：《“扬州论坛：语言与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召开》，。
转引自王建勤：《美国国家语言战略与我国语言文化安全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