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身「云上」，这是中国独立电影的一次社会学实验
「今天没运炸药吗？」
「今天肯定不运炸药，今天搞整顿。」
这是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的第一个镜头。单刀直入的真实贯穿始终，没有壮丽的河山，没有跌宕的剧情，它的「外观」是粗粝的。导演蒋能杰在这部 82 分钟的纪录片里，把镜头对准湘西南土地上的百姓，一拍就是将近 10 年。非法采矿炸山是影片的开头，也是这片土地上多数人生存的逻辑，这些矿民、马夫、百姓遵循着「活下去」的逻辑，最终把自己的苦难书写得明明白白。
不同于传统的影院公映或跑电影节的方式，蒋能杰曾在豆瓣上推广这部影片，只要有人标注「想看」，他就会把下载链接私信给对方（目前由于标记人数过多，他已停止这一行为，可自行搜索获取资源）。目前，超过 1.9 万名观众最终给这部纪录片打出豆瓣评分 8.5 的评价，曾位列电影一周口碑榜榜首。
选择把影片放上网盘，这是蒋能杰在内的很多独立电影导演的新选择。当这些选择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电影行业的一场社会学实验也在悄然铺开，主题是如何抵达观众。
传统的电影工业体系中，创作者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是通过影院公映的方式，一是借助电影节，这两种不同的节奏背后都是一种创作者深谙的逻辑 —— 符合「规范」。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规范遭遇着冲击，也强化着自我，这以在视频网站上传长片要受到严格审查，甚至需要「龙标」为生动体现。
搬上网盘成为了当下给创作者们带来的一条新路径，而这种路径也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创作者们的探索，最终以一种成规模的「网盘导演」概念出现在这个疫情之下的社交网络。
走上「网盘」之路，是在一步步探索中逐渐明晰的。蒋能杰导演告诉我，片子出来，他会给一些同行或媒体记者看，他们有的粉丝多，推了一下，有些说想看，自己就直接给了链接。慢慢地，他为豆瓣标记「想看」的网友们发了很多链接，成为这次「网盘导演」集体符号的先导者。
「我希望我的片子打破公众对一些东西的固有认知」，蒋能杰导演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初衷。真正促使他走进纪录片这个行业的原因，是十几年前有一个政策叫撤点并校，就是把村里面的学校拆掉，集中到镇上办学。这些留守儿童的境遇，让他产生了记录下来的想法，大学时代看了很多影片、自己也想去拍。
属于蒋能杰大学时代的环境，还是相对宽松的。「那时候没想过怎么播放、怎么抵达观众面前」，蒋能杰导演回忆，当时通过视频网站公开还没有这么严格，他想做独立纪录片，当时对路径的考虑是「大不了在网上公开，至少可以去投电影节」。
时间无言，滑向十年后的今天，这个蒋能杰们没能预想到的时代。大概从 2017 年开始，审查收紧，在视频网站放映也需要「龙标」，曾经北京宋庄有个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七八年前就已经不在了。中国的独立纪录片，这些年的发展举步维艰。
独立纪录片的推广路径，在传统的两条路径之外，也不止于网盘。蒋能杰拍摄这类题材十多年时间，每部片子出来都会通过多种方式去推广，5 年前，他可以去线下推，高校、咖啡馆、书店、甚至电影院，都是可供选择的。
大概是从 2017 年，蒋能杰感受到了「艰难，收得越来越紧」。他回忆，2014 年的时候，他去放一个片子，表明是关注留守儿童的纪录片，对方都不会要求看片；但如今，「说要看片的，都算是在给机会，很多（地方）连看片的机会都没有」。
在蒋能杰看来，公益题材的纪录片，只有去放映、传播，才有影响力，让人们了解真实的社会，让大家去看到另一面。而这些题材，关注者边缘群体，也让创作者们游走在边缘地带，他们没有遵循成熟的电影工业秩序，在坚持着创作自由的同时，也饱受自由的反噬 —— 无法成为主流，只能一直游离。
这种游离也反过来造成了影片的先天不足，钱是最直接的呈现方式。蒋能杰没有钱，他的纪录片真实，但被质疑镜头粗糙。一个创作者当然知道，如何在技术层面做到最好，但他没钱，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着表达自由。如果说创作自由的主体根植于真实的题材，那表达自由的羽翼则依赖于更广泛的推广路径，让它传播更为广远。
长久以来，蒋能杰平衡创作与表达自由的方式，来自于他「两条腿走路」。他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是拍摄商业视频，比如婚礼、年会，赚到一些钱；另外一部分则是创作自由的一部分 —— 拍他想拍的纪录片，记录真实的世界，「光靠纪录片活命，早饿死了」。
导演蝉鸣知了对于这句话，进行了一种荒诞而真实的诠释。在蒋能杰之后，他把影片《擦一擦你那满腹经纶的道貌岸然》放上「网盘」，这部影片最初在豆瓣上只有 300 人标记想看，通过网盘上映的方式，目前豆瓣显示 4400 多人看过该片，另有 3900 多人标记想看。这部影片曾入选第 13 届 FIRST 青年影展和南方影展，但最终的抵达观众的方式也是「网盘上映」，没能与大众在更传统的路径上相遇。
「电影大半年来遇到的不开心的人事，一半来于影展，一半来于审查」，蝉鸣知了在豆瓣电影的作者自述中这样写道，因为这部电影，他投入了 30 万左右，资金来自于刷信用卡，目前每个月最低还款 8000 元，利滚利，本金不变，靠着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维持一种相对的体面。
这部电影的豆瓣评分停留在 5.9，两级分化严重，蝉鸣知了一度会被恶评困扰，但他慢慢想清楚了，「观众有买账和不买帐的，有的会喜欢，有的不喜欢，作者型的导演至少需要两部作品来确定他的风格，只有一部作品就会被诟病。」
蝉鸣知了正在筹拍自己的下一步电影，他说自己多年来写了很多剧本，即使每年拍一部也可以拍到死，而目前制约下一部影片很大的障碍来自于资金，他没有钱了。朋友们戏称他为「了导」，蝉鸣知了的了，谐音是「潦倒」，蝉鸣知了不在意，他对自己的定位明确，两个字「导演」，他不喜欢「网盘导演」、「第几代导演」的说法，「我就是一个拍自己电影的导演，现在是第一部，以后还会有。」
他在作者自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来阐释目前的处境：「繁花落尽，会有后来人。总有人会在黑暗中手持烛火。很喜欢网上的一句话，若路上没有灯，就点燃自己的头颅。是啊，在光明和正义都还未来到前，站街的人需要先点燃自己的头颅。」
和蒋能杰的出圈，蝉鸣知了作品两极分化的广泛讨论不同，「95 后」电影导演邵然把影片《郁川浮游》传上网盘后，没能取得和蒋能杰一样的「出圈」效应，目前只有 450 多人标记想看，因观看人数过少暂无豆瓣评分。但在一些媒体和行业内，邵然已经凭借这部作品，走到了大众视野之内。
电影时长 99 分钟 59 秒，关于千岛湖，关于尘肺病，「影片氛围压抑至极，声画质量粗糙有余，介意的朋友请勿点开」，这段对影片的介绍来自于是邵然自己。
邵然是千岛湖人，以前家便住在湖底，跟随移民队伍搬到了出生、长大的地方。他的三姑姑十几岁随姑父移民到了丽水与福建交界的地方，即使过了五十多年，她还说着一口淳安方言，奶奶去世以后，她总嚷嚷以后老了走不动了要回来，落叶归根。
因为这些家乡的记忆，在《郁川浮游》里这位年轻导演放了很多自己的想法，试图去联系这些历史变迁。想讨论的，不过是人与人的关系，人的记忆，人对故乡那些苦难的记忆是永远不可能忘记掉的，即使背井离乡。「故乡山川日新月异，而被困在山水里的人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这是邵然创作的初衷，但就电影的技术层面而言，这位年轻导演也有着自己的不确定。邵然告诉我，他直到高中毕业才有机会走进电影院。至电影拍摄前，看过的片子可能不到一百部，通过这一年来的恶补，也不过三百余的阅片量。
让他敢去拍片的，是几年前看到关于马凯导演的《中邪》报道，意识到「原来没钱没经验没技术也可以拍电影」。
2018 年的暑假是邵然大学时代最后一个长假期，往后就得去实习工作，于是这个夏天便成了把故事拍出来的最后机会。剧组 9 个人，其中最专业的是摄影师，他两个月前刚刚买了台相机，学校许多社团活动拍照都叫他。
就这样，邵然的第一部作品问世。发上网盘，是他没有办法的办法。他报过电影节，没有人脉只能通过中介。受到蒋能杰导演的鼓舞，邵然选择把电影放上网盘，「电影放在那里一直是自己的心病，所以一定要放出来，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
网盘电影导演不是正规军的说法，也随着网盘电影的「出圈」而被广泛讨论，邵然身上最能体现这种双面积压。邵然坦言，看片少确实会带来一些自我怀疑，尤其是怀疑自己的专业性。但是他的电影都是来自生活里的故事，对他们很熟悉，这就减少了很多顾虑。
去年下半年邵然去北影蹭课，抱着朝圣的态度去却很失望，「他们当然很专业，但是感觉脱离了生活，和底层大众相隔很远」。
这种关注点的偏离也让网盘导演们与电影工业体系下的另外一些人，有着越来越多的分歧。所谓「网盘导演」，作品更多是关注现实、关注边缘地带，而这种关注点也让其作品先天不符合无风险、受欢迎的「院线片」、「爆米花电影」标准，让创作者本身游离于边缘地带。
邵然认为，科班出身可以说是正规军，或者说在这个行业，从技术开始做起，做了很多年，那也可以算是正规军吧 …… 这些离自己都挺遥远的，「总之我不是」。
《郁川浮游》过后，有一些投资人给这位年轻的「95 后」导演伸出橄榄枝，但还没有谈到太细节的地方，他的下部片子还在前期准备中，邵然想走创投的路，「下一部电影当然要走正规流程，走创投，然后去找投资，有一个像样一点的班底来制作」。
蝉鸣知了和拍片时间更久的蒋能杰导演，则没有这么乐观的情绪。蒋能杰已经坚定地走独立纪录片道路走了 10 年，未来还会走下去，有人会欣赏他拍的作品，「最多没有超过 2 万块钱的」，但这已经让他足够感动。创作自由是他坚守的底线，在蒋能杰看来，中国独立纪录片不是市场行为，不具备商品属性。
导演娄烨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表达了对「戴着镣铐跳舞」的看法，他直言：「我是反对这个说法的，这是一个什么词？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犬儒之词，这是一个自嘲，因为你不敢戴镣铐，然后你又不敢尽情地跳舞，于是乎你发明了一个词是戴着镣铐跳舞，你认为这样既高于戴着镣铐的人，又高于跳舞的人。这是一个虚幻的概念，这是你自己骗自己。这个词本身就带有表演性，戴着镣铐跳舞，你是要显示什么呢？跳舞给谁看呢？对我来说，戴着镣铐跳舞，就是你失去了跳舞的快乐，也失去了面对镣铐的沉重和尊严。我觉得这是你自己骗自己。很难接受这个说法。」
这可能是有关当下中国独立导演们生存现状的最为真实的阐释。他们关注着边缘地带，也因此让自己游离于边缘地带。但在一次又一次浪潮来袭的时候，借着短暂的窗口期，他们会一次次尽量抵达观众，正如这次的「网盘上映」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