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想过为什么每一代人都看不上下一代吗？因为这种「代际划分法」本身就漏洞百出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人因此失业，或收入下滑。微博上有一条中国某南方城市的求职现场视频，招聘方拿着喇叭喊着：「工资待遇按 2200 的底薪来算，我们这里是两班倒，一个月转一次班，没有长白班。」听上去，这并不是一份「待遇尚可」的工作，但围绕这名招聘者的，是数十个年轻人。他们围成好几圈，戴着口罩，眼神木然。

有人转发评论，「这些算后浪吗？我以为后浪都得玩跳伞，冲浪啥的呢」。Bilibili（以下简称 B 站）的宣传片《后浪》成功出圈了，但并未打动我，广告片中的「后浪」根本代表不了当下的年轻人，微博上那个真实的求职现场佐证了这一点。

最近在与朋友交流中，他进一步提醒了我，类似「后浪」的群体性命名存在着很大的遮蔽性。尽管「后浪」略显文气，但如果说起「80后」「90后」「Z 世代」，相信我们都不会陌生 —— 群体性命名的背后，是根深蒂固的代际划分思维。

代，更也，从人弋声，徒耐切。在《说文解字》中它有更迭、更替之意。但「代际」这一说法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从西方引入中国的，它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指涉的是思想和行为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和冲突的不同世代。代际划分（按不同世代划分人群）首先在文艺圈得到了实践，早在 1990 年代，电影圈就出现了「第五代导演」的提法。

而作为出生于 1980 年代末期的中文系学生，在我读中学时，媒体和学界围绕着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红极一时的「80 后作家」，展开了沸沸扬扬的讨论。时下的少男少女如果阅读那些作品或许觉得稀松平常了，但在当时，「80 后作家」被视为一类异质性的存在，他们的自我、叛逆、多愁善感，给文学界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80 后作家」的命名成型，从此文坛的「后」开始泛滥。不仅有「80 后作家」，还有「60 后作家」「70 后作家」。「后」也出现了一些变体，比如「中生代作家」「新生代作家」。慢慢地，「后」的命名也由文坛蔓延至社会，「作家」的后缀消失，人们开始习惯于以「70 后」「80 后」「90 后」称呼不同世代的人。有一度，「后」式命名成为一种学术摩登。

应该承认，代际划分并非全无依据。表面上看，它是以生物学的自然属性作为划分基础的，但最终还是立足于社会文化视野。支持代际划分的人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社会阶段和现实环境，这是客观存在的差异。而人是社会性动物，必然受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浸染，最终体现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语言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情感喜好等方面。同属于一个世代就会体现出某种共性，不同世代之间因为社会文化自身的内在嬗变，也会体现出差异。

美国人类学家 Margaret Mead 在她著名的《代沟》中曾以 1960 年代的全球文化背景作为依据，认为美国的反战运动、西德青年的抗议和示威、法国的「五月风暴」都表明了「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之中，年轻人和老年人 —— 青少年和所有比他们年长的人 —— 隔着一条深沟在互相望着」，不同代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形，对于 1960 年代生人来说，「文革」是他们的成长背景；对于出生于 1970 年代的人而言，粉碎「四人帮」、反思「文革」与改革开放构成了他们主要的成长记忆；而对于出生在 1980 年代的人来说，一个全新的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时代在慢慢展开。

作为一个群体性、社会性概念，代际划分有其合理性。但代际划分同样存在着一个刺眼缺陷 —— 它看到了不同世代之间的差异，却无暇顾及或者有意忽略了具体个体之间的差异。导演娄烨的说法给人带来启发：「这些都忽略了一个视角，那就是个人，就是在大的环境中时代中的个人的差异性。就是人和人的不同，即使在大环境趋同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所以『代』的概念实际上是对个体的消解。」

就如同在 B 站的《后浪》里，它定义的「后浪」是「你们拥有了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你们正在把传统的变成现代的、把经典的变成流行的、把学术的变成大众的、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 但从宣传片的剪影中，我们看不到小镇青年，看不到在流水线上艰难谋生的年轻人。这些鲜活的个体，不仅被「后浪」这个命名剔除，更被这个命名遮蔽。

戴锦华教授曾谈到她的一个困惑 —— 某问答社区有人提问，「今天还有穷人么？如果有的话为什么我没看见呢？」这个问题让她震动不已。她说：「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一样，在经济高速增长，生活与全球同步同轨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快速地经历社会分化的过程。随着富人数量的增加，更大数量的穷人也在增加。我相信这个发问者是个中产阶级，他诚恳地发出『真的有穷人么』的疑问。」如果我们眼里只有面目模糊的群体，而看不到真实个体的差异，看不到弱者的窘迫和困境，久而久之，我们将丧失对弱者的同理心，对世界的认知亦是残破碎裂的。

代际划分常常忽略弱者，它又常常便宜了「恶者」。代际划分的合法性依据之一是进化论，它也衍生出「一代胜过一代」的盲目乐观情绪，并滋生了对长者的厌倦。但诚如鲁迅的自我反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

环顾时下微博上流行的举报风气，我发现那些未曾经历过「文革」的孩子们，却延续着「文革」遗风。但当他们躲在「后浪」的称谓下时，我们就会忽略隐藏在社会肌理深处、人性深处的恶。若缺乏及时的省思，恐酿成更大的恶果。这些在提醒着我们：需要留心那些群体性的命名，需要把更多目光注视在具体的个体身上。但现实生活中，代际划分已然成为不言自明的前提，以群体取代个人的命名随处可见。

这首先是一种智识上的懒惰。代际划分就如同贴标签，它是懒人认知世界最方便、最快捷的方式，直接将不同的人装进不同的格子，套上不同世代的社会背景。你是「80 后」，那么你是叛逆的一代、是独生子女一代；你是「90 后」，你就是「网生代」…… 千姿百态的人拥有同一个包装盒，千姿百态的人最终都成了同一种人。

其次，我们也不应忽略代际划分背后消费主义的推波助澜。这在「Z 世代」的命名中体现得尤为明显。「Z 世代」，泛指 1990 年代中叶至 2000 年后出生的年轻人。从绝对数量上看，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Z 世代」群体。我在无数关于「Z 世代」的报告中看到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无不高声赞扬「Z 世代」庞大的消费能力，同时「Z 世代」这一命名本身的落脚点也在于消费主义。比如凯度和腾讯发布的《「Z 世代」消费力白皮书》显示，「Z 世代」每月可支配收入远远高于全国居民人均月可支配收入。研究机构 Barclays Research 预计在今年，「Z 世代」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群体，将占消费市场的 40% 份额。阿里巴巴的《青年文娱消费大数据报告》也说明，「95 后」已成为文娱消费的第一主力 ……

如果你是「95 后」，那么你就被归入了「Z 世代」；而作为「Z 世代」，你们确证自我、认知自我的方式就是消费 …… 如果你不愿意消费、你没能力消费，那么你就会成为「Z 世代」的「他者」，你游移于群体之外。很多人为了获得这一群体的修饰而加入消费的队伍 —— 哪怕经济能力并不允许。「Z 世代」是充满暗示和定位的规约，是消费主义的「招安」—— 做一个崇拜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个体，投入消费主义敞开的怀抱，在温柔乡里酣睡。B 站对「后浪」的定义，同样带有强烈的消费主义属性 —— 不是 B 站会员，怎么能当好「后浪」？

时至今日，再强调代际划分，显然会阻断个人对生活本身整体性和广阔性的拥抱。然而，依然有年轻一代在规规矩矩地恪守着代际本分，沦为消费主义的信徒。是时候打破那个整齐划一、周期循环的代际魔方了，除了时代可能给人留下的共通印记外，不同个体面对相同的境遇所产生的不同感受方式、反应方式和行为方式才更值得书写。换句话说，你从来就不必因为某个命名而画地为牢、自我束缚，你始终是你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