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期间，Walt Whitman 一跃成为美国国民诗人：他与这个为之神伤而又深爱不已的脆弱国家一样，既矛盾，又充满热情。如今，在另一场吞噬一切的国家危机中，他的作品不仅恰合时宜，更是厘清自我身份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Walt Whitman 是美国精神的绝佳代表。当内战的第一阵枪声在南卡罗来纳州萨姆特堡（Fort Sumter）响起 6 天后，Whitman 做出了一个决定：控制饮食。他在笔记本上匆匆写下了自己的计划：「只喝水和纯牛奶」，不吃含脂肪的肉类，避免晚餐吃得过晚。他想让自己有一副「好身体」，一副「干净、纯洁、有灵性、充满活力的身体」。他决定尽可能不像过去那样消磨晚上的时间，之前他常去一家名为 Pfaff's 的波希米亚小酒馆（位于今天曼哈顿的 NoHo 街区），但这并不是为了进入战备状态。当时，Whitman 虽然身强力壮，但 41 岁的年纪也确实不小了，而他又像自己口中一般过于「游手好闲」，实在无法为联邦军效力。他不仅试图身体力行地表现自己理想中的活力状态，毕竟过去，他也经常以文字形式进行表达：所有超脱世俗的语言在本质上都与肉体有关。1858 年，Whitman 以笔名 Mose Velsor 在报纸上连载了一系列作品，共 13 篇，以男性健康为主题，包含许多警句名言 ——「胡子能够很好地保证喉咙的卫生」「我们反对吃土豆」—— 但那些长篇大论看起来就像无意为之的男同性恋色情片一样。
当然，他以真名发表的那些长篇大论亦是如此。在内战打响的 6 年前，也就是 1855 年 6 月，Whitman 出版了《草叶集》（Leaves of Grass）第一版。直到 1892 年去世（享年 72 岁）前，他一直在不断打磨修改这本诗集，如同修剪巨大的灌木一般精雕细琢。在他看来，这部杰作不仅属于他本人，也属于整个美国，而美国人民对此也毫无异议。翻阅这本诗集，阅读的体验会将你扔进一条时空隧道，这显得格外不可思议：我们是在古希腊吗？这些诗句的韵律和典故都是那般古老。我们是在伊甸园吗？是在旧金山海特 - 阿什伯利区（Haight-Ashbury）的「爱之夏」（Summer of Love）运动中吗？是在被哥伦布发现之前的美洲大陆上吗？抑或是在 Grindr 交友网件上度过的良宵？其他 19 世纪的作品很少满页都是「同志」之间的亲吻、抚摸睾丸的场景（「the sensitive, orbic, underlapp'd brothers」）、射出温热的精液（「the pent-up rivers of myself」）。即便这些场景不太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都是 Whitman 的想象，却真切地充满了渴望的气息。《草叶集》第一版的卷首插图是作者自己挑选的：那是一幅 Whitman 的版画肖像，他的臀部、帽子和眉毛都歪斜着，瘦长的身体懒洋洋的，任何一个布鲁克林高地（我就住在距离为这本诗集排版的出版社 400 多米远的地方）的男同性恋都会将这种姿势看作是一种邀约、诱惑或是自我欣赏。
作为现代人，我们总是被警告不要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过去的世界，或者不要用我们当下的观点审视过去。如果不是那么迫切地想要把这些伟大的前人从历史的尘埃中拯救出来，那么这些警告其实并无必要。尽管 Whitman 有缺点，但毫无疑问，他也是一位英雄：他不仅是「白发苍苍的优秀诗人」（出自他的学生 William Douglas O'Connor）或美学激进分子（他在诗歌中的尝试开启了一种新的美国艺术形式），更是嬉皮士世界、妇女解放运动、自我实现、环保主义、同志骄傲运动和布鲁克林蓄胡潮流的试金石。
作为酷儿界的代表人物，Whitman 的影响力会不时被否定，仿佛同性恋在历史的墓穴里搜寻了一通，最后挖出了错误的尸体。几十年来，异性恋批评家们总是把同性恋相关的文章视作一种隐喻，或者就像 Harold Bloom 一样，声称这些相爱的同志其实只是柏拉图式的密友。（Bloom 把 Whitman 的性行为称作「自慰」。）正如 Justin Kaplan 在 1980 年出版的传记《沃尔特 · 惠特曼的一生》（Walt Whitman: A Life）中所描述的，虽然晚年的 Whitman 确实若无其事地 —— 甚至是残忍地 —— 罔顾一个痛苦的助手的请求，拒绝承认现实生活中的性影响了他作品中那些抽象的性（他在 1890 年的一封信中回应道，这种「病态推断」「不被接受」也「十分无理」），但这并没有阻碍解放后的男同志们颂扬真实的情况，并让 Whitman 成为了圈中的代表人物。毕竟，勃起能有多抽象呢？（在 1856 年版《草叶集》的序言中，Whitman 就承诺要重现那些「因为自身属性曾被驱逐出文学界」的「欲望、充满活力的画面、器官和行为」。）他有时会声称自己是 6 个孩子的父亲 —— 不管真实情况是否如此，虽然据我们所知，孩子是不能随传单附赠或是祝祷而来的 —— 但这不能说明什么：现在许多男同性恋也有妻儿，而且 Whitman 甚至把一个很可能是他爱人的年轻男子称为「亲爱的儿子」。
Craig Green for Adidas Originals 鞋履不过，即便你否认作为男人的 Whitman 和男性发生过关系，你也必须承认作为诗人的他的确这么做了。他的诗歌具有「酷儿气质」，肉体在他看来至关重要：他在《横过布鲁克林渡口》[Crossing Brooklyn Ferry，1856 年首次发表时名为《落日吟》（Sun-Down Poem）]中写道，「我也是凭借我的肉体获得了自我」。至少在最初几版《草叶集》出版的那几年里，他就已经成熟地认清了自己在性方面的需求。「我所达到的最大成就据我看来是空虚而可疑的」，他在同一首诗中承认道，「我曾经在大街上、渡船上或公共集会上看见我所爱的人，可是对他们一句话也没讲」。虽然这些早期的作品看似热情（毫无疑问也极为生动）地拥抱广阔的世界，但它们还是与高中文艺青年为了高中体育生在日记中黯然神伤的画面非常相似。相较于勇敢地直接表达，他们更期待对方的回应。当然，Mose Velsor 这个笔名也不是偶尔为之；Whitman 在 12 岁那年成为了一名印刷工学徒，那时，他就将「some lovers」的字母顺序重新排列了一番，作为自己的笔名。
Velsor 也是 Whitman 母亲的名字，全名为 Louisa Van Velsor。她养育 Whitman 的方法被一位批评家称作是在「弱化子女对父母的束缚」。但 Whitman 真的维持这种状态了吗？（母亲去世后，年近54岁的 Whitman 搬进了她的房间，睡在了她的床上。）无论如何，当你明白了他心中那无法弥合的裂痕后，也就能够理解他对于装卸工人、农场工人和公车司机「友谊和情感羁绊」的需求了。这稚嫩的笔触来自一个普通男人，一个母亲的乖儿子，一个戏剧迷，一个和 Oscar Wilde 共饮接骨木酒的狂热歌剧爱好者。他代表的是美国 —— 这个国家当时不清楚自身的命运，以及找到命运之路的方法 —— Whitman 也像一个不知道该成为别人还是做自己的青少年一样。所以，他控制饮食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行为：为日后的伟大作品锤炼自己的身体。这是件好事，因为「饿其体肤」会让他和美国明白命运何为。
纽约首例因新冠肺炎去世的病人是一位来自布鲁克林的 82 岁老妇，19 天后，一家设于曼哈顿中央公园的野战医院低调地投入使用。透过社交隔离的浓雾，你是否还记得在那之前的一切？14 顶白色帐篷在东梅多地区（East Meadow）拔地而起，内设 68 张病床和 10 台呼吸机。穿过第五大道就是西奈山（Mount Sinai）医院，负责野战医院的运转。医院从里到外都像极了一个战时营地，外围用路障围成了椭圆形，一顶顶帐篷犹如士兵的营房般排列其中。帐篷顶上有一枚奇怪的标志：一个亮蓝色十字架，形似一把剑，被绿色的斜勾围住。历史上的医疗机构都与宗教有些许联系：西奈山医院建于 1855 年，当时是一座犹太医院。中央公园内搭建的帐篷都是用卡车从北卡罗来纳州运来的，似乎也是为了延续这一传统。这些帐篷都来自撒玛利亚救援会（Samaritan's Purse），作为一个基督教福音派慈善组织，它的名字源于《新约》中的一个故事：一个人差点死在路边，「邻居」恰好路过，停下来救了他。但与《圣经》故事中不同的是，北卡罗来纳州的邻居提供的帮助是有条件的。为撒玛利亚救援会工作的医生、护士和其他医疗人员必须宣誓忠于同一个信仰，其中一条是「上帝只准允婚姻关系中的性行为」。这个宣言将婚姻定义为「只允许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的结合」。
纽约当时正面临着一场危机：「攻击」「突袭」和「入侵」这些战争术语被用来形容不断攀升的病例数量。尽管带着军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色彩，这些帐篷和停泊在哈得孙河的海军医疗船安慰号（Comfort）一样，起初都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从某种角度上讲，自 Whitman 时代以来，这种为多样化身份喝彩的想法已经在慢慢壮大，让纽约居民很难长期忍受一个慈善组织的根基竟然是以爱的名义行谴责之实的教条。雪上加霜的是，撒玛利亚救援会会长、福音传道者 Billy Graham 之子 Franklin Graham 将同性父母的领养行为看作招聘，将跨性别者与恋童癖等量齐观。因此，尽管西奈山医院自己也签署了一个「平等待人」的誓约，它还是宣布这个只接收了 190 名患者的野战医院将于 5 月 4 日关闭。据称，随着入院人数激增，医院也快无法支撑下去了。几天后，这些帐篷荡然无存，就像鬼魂一般被驱逐殆尽。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从消失的新冠医疗帐篷区步行 3 分钟就来到了中央公园的蝴蝶花园旁：1862 年至 1865 年间，这里也曾有过一个内战时期的野战医院。当战争快要走过第 4 个冬天时，Whitman 于感恩节次日来到了这个由慈善修女会（Sisters of Charity）成立的医院。「这里看起来一切都井井有条。」他轻描淡写道，尽管他并不认为修女们可以胜任护士这个职业。他提到，受伤的士兵许多都「在 15 到 20 岁之间」—— 而要照顾他们，母亲才是最佳人选，因为她们可以给伤员带来「家的回忆」以及「双手充满吸引力的抚摸」。或许，母亲不一定是绝佳人选。虽然饮食计划半途而废，但 Whitman 确实让自己在战争期间变成了某种救死扶伤的天使 —— 而战争让他一跃成为美国的国民诗人。
无论 Whitman 的联邦主义情绪有多炽热，他始终是一个冷漠的废奴主义者。[在《我歌唱那带电的肉体》（I Sing the Body Electric）较晚的版本中，Whitman 写道：「一个男人的肉体在拍卖，我常去奴隶市场观看」；这首诗在 1855 年版的《草叶集》中以无题诗的形式首次出现。]你可以说当时和现在一样，种族歧视的观念广泛存在于被认为比较进步的北方白人中：Whitman 的祖辈是荷兰与英国移民，于 17 世纪在长岛定居并逐渐发迹，他们就有奴隶。生活的无序、没有远见的投机行为和父亲的酗酒让 Whitman 家族及 Van Velsor 家族失去了财富，但并没有让他们变得开明。11 岁左右，Whitman 就开始做办公室的勤杂工。父亲的工作总是不稳定，因此在 Whitman 短暂的年少时期，他大部分时候都不得不跟母亲和 7 个兄弟姐妹一起，走遍布鲁克林的每家每户寻找工作 —— 这让他像当下许多社会阶级下滑的白人一样，抱有类似的自反性种族歧视。
不过，当一个人设想出一个平等主义的天堂时，人们就会期待他能持更加开明的态度。与女性不同，被解放的奴隶并没有进入他笔下这个被净化的美国。Whitman 在 1874 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奴隶的）智力和才干就像狒狒一样。」尽管 Whitman 赞美了这片土地的名字（这些名字是当地土著起的）—— 他称曼哈顿为「Mannahatta」，长岛为「Paumanok」——就好像他是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个世纪的莱纳佩人（Lenape）一样，但他毫不犹豫、满怀信心，甚至没有丝毫后悔地预测他们终将被「清除」。这种矛盾 —— 他有一句名诗「我包罗万象」—— 抱有类似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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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ne Studios 长裤、紧身裤及手链（用作颈饰）这个男人让美国注意到了自己的生存环境有多么宏伟，但同时也成为了帝国主义的帮凶，他们谋杀了本就已经生存在这个环境里的人。写下「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的 Whitman 并未注意到，有些原子是被奴役的。这也使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认为，Whitman 是一个心胸宽广却又异常善变的人，因此他启发了许多不同的艺术家（其中大多是男同性恋者）。诗人 Mark Doty[《什么是草：我生命中的沃尔特 · 惠特曼》（What Is the Grass:Walt Whitman in My Life）]和 Jericho Brown[《传统》（The Tradition）]、小说家 Michael Cunningham[《试验年代》（Specimen Days）]、剧作家 Donald S. Olson[《奥斯卡与沃尔特》（Oscar & Walt）]及摄影师 John Dugdale[《延长夜晚来临前的阴影》（Lengthening Shadows Before Nightfall）]…… 除了 Whitman 之外，他们在 21 世纪的作品没有其他相似点，但 Whitman 一个人就担任了多重角色：诗人、摄影爱好者（自己也经常出镜）、间或出现在剧院的观影者、印刷工，甚至是不甚成功的小说家。
自诩「包罗万象」也许并不是在吹嘘，而是在抱怨；有时他就像是一个媒介，许多不同的灵魂都想通过他来表达些什么。他的人生就是美国摇摆不定的缩影，作品从各种互斥的角度将这一点展现得淋漓尽致。对外，他朝着人们渴求的灵魂航行；对内，则面对难以名状的内心需求。但作品似乎以某种方式让 Whitman 的矛盾成为了可能，甚至在道德上充满勇气。这些概念是 19 世纪的美国，是 Ralph Waldo Emerson 的超验主义，是 Edgar Allan Poe 的感性，也是 Herman Melville 执着的自我结合。但 Whitman 拒绝在肉体和灵魂之间做出选择；1 个世纪后，这个国家才又诞生了一位文学大师 James Baldwin，他既是独行的英雄，也是国家的良知。
Baldwin 表达得更加连贯；在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黑人的身份让他的思想有条有理。但 Whitman 却存在认知失调的倾向。他有着自由的思想，毕生都在文学创作及其他方面完善自我，不光是出于艺术创作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草叶集》历经长达数十年的修订调整，而他的公众形象也并非树立于一朝一夕；鉴于他内心的偏见可能有些过度膨胀了，如果他不减少一点下流的描述，那就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好诗人」。如果要说他否认自己同性恋的身份 —— 如同否认黑人和美洲土著的完整人格一样 —— 并不是未经省察的偏见或自我推销的话，那依然是不可能的。
出生 201 年后，Whitman 的形象依然无比鲜活，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得益于他不明确的态度。我们了解他。他谈论的和我们谈论的一样。他有时对，有时错，大部分时候秉持着同样的原则，同时又总是充满热情。因此，尽管当下如此艰难，Whitman 也格外有吸引力，起码让人无法回避。否则，当罗格斯大学卡姆登分校一些反种族歧视的学生请愿移除学生中心前的 Whitman 雕像时，摩洛哥同性恋艺术家 Soufiane Ababri 为什么要在一系列偶像的肖像照中表达对他的尊敬？那幅肖像的配文是：「我和 Walter Whitman 一样是同性恋。」
但在 Whitman 的年代，他的人生轨迹只有一个方向：作为一个备受美学精英（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追捧的艺术怪胎，一路成长为一名广受欢迎的诗人。1865 年内战结束时，他即将拥有更伟大的身份，那就是作为这个国家最著名的记录者，记录牺牲的蜕变性力量。让他产生蜕变的主要是他亲眼所见、亲身寻觅的惨烈景象。从 1862 年 12 月起，两年时间内，根据 Whitman 自己的说法，他往来各家医院和战地（一般都在华盛顿附近）600 余次，当时他还是军队薪资发放办公室的一名兼职工作人员。「在 8 万至 10 万名伤病员中」，其中大多是北方联邦军，当然也有一小部分邦联军俘虏和为了保卫北方而受伤的黑人 —— 他就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予他们精神和身体上的些微支撑」。
这种支撑包括什么？Whitman 在 1864 年 12 月 11 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描述自己工作的文章，占据了整整 5 页专栏。他有时只去一两个小时，有时整日或整夜都在。他就像是一个「有着自己风格的独立传教士」，在病房间来回穿梭，尽可能与每个人都建立联系。有时是对话，有时是倾听，有时则是递上信纸和邮票，好让他们给「家里人」写封信。碰上那些从战场上下来又身无分文的人，Whitman 便会把从有钱朋友那里得来的救济品送给他们。当时，由于食物极度匮乏，布鲁克林一家医院的周日晚餐只有米饭和糖浆，他却为大家带来了橙子、莓果、桃子、姜饼、冰淇淋、柠檬水，还有以他自诩「非常有见地」的方式弄来的烟草。
Bottega Veneta 毛衣、马甲（放于地上）及裤子他会拉着伤病员的手，整晚守夜，也会为众人大声朗读，但要「小心翼翼地坐得离重病或伤势很重的人们远一些」。像莎士比亚那样慷慨激昂的诗歌很受欢迎，Pfaff's 酒馆内另一位笔名为 Miles O'Reilly 的常客对内战的幽默描述也是如此。或许 Whitman 竭力避免向伤患展示自己的诗歌，毕竟那时，他的作品依然被认为有些大不敬。[一篇对《草叶集》1860 版的书评建议应该把书名改为《猪叫集》（Squeals From the Sty）]因为有幸走进伤员们的心扉，Whitman 自己的心也被融化了，这消解了他对于自己品位和意识形态的迷恋。他愿意为了这些伤员、为了美国，竭尽所能。当纽约州第 154 步兵团的士兵 Oscar F. Wilber 请求 Whitman 为他朗读《新约》时，这位不算无神论者的怀疑主义诗人读了一篇描述十字架上的基督的篇章，虽然 Whitman 从小浸泡在贵格会（Quaker）教义的环境下，但他其实更相信人类自己而非上帝。然后：这个瘦弱可怜的小伙子让我为他读接下来的那一章，关于基督是如何复活的。我读得很慢，因为 Oscar 十分虚弱。他很高兴，眼里盛满了泪水。他问我是否信教。我回答说：「可能不算信吧，孩子，如果是你说的那个意思，但可能也是信的吧，都是一样的。」他继续说道：「它就是我最大的支柱。」接着他谈起了死亡，他说他不怕死。我问：「为什么？Oscar，你不觉得自己会好起来吗？」他说：「也许会吧，但不太可能了。」他说起自己的身体状况时非常镇定。他伤得很重，伤口还在化脓。腹泻使得他愈发虚弱，我感觉他那时跟死了差不多。但他始终表现得很有男子气概，非常热忱。我离开时吻了他一下，他回吻了我四下。
不管吻了多少次，这个吻都与之前的不同。例如，Whitman 在 1860 年版《草叶集》中首次收录的《芦笛》（Calamus）组诗中就描写过男性之间的爱，就像这种爱本身就是民主一样：一种有约束力（或是「附着力」）、适合这个年轻国家的哲学思想。他在一首看起来像在赞美自己胸毛的诗歌《我胸脯上的香草》（Scented Herbage of My Breast）中写道：「我要在合众国给恋人们一个榜样，建树永远的形象和意志」。
如此言论对于虔诚的同性恋而言无异于异端邪说，我必须承认我并不喜欢这些诗；它们将渴望变成了浮夸的大话，用紧紧的拥抱让你窒息。（该组诗首版有 45 首。）如果在修正主义同性恋学术研究的帮助下读这些诗，尤其是 Jonathan Ned Katz 于 2001 年出版的《爱情故事：同性恋之前的男性之爱》（Love Stories: Sex Between Men Before Homosexuality），你会发现那里面有 Whitman 自己的影子。19 世纪 50 年代末，Whitman 与小自己 20 岁的百老汇马车夫 Fred Vaughan 有过一段故事。他们在布鲁克林同居，一起去 Pfaff's 酒馆吃饭，还经历了一些足以改变人生的事；《芦笛》中的《我长期以为只有知识才能充实我》（Long I Thought That Knowledge Alone Would Suffice）一诗的灵感便来自 Vaughan，字里行间充满了清晰的、抑制不住的迷恋：
这样的爱，切断了所有其他情感和使命的维系，因此注定是要耗尽心力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Vaughan 是个酒鬼，听从了社会让人们在婚姻中安定下来的呼吁，所以 Whitman 从随后的版本中删掉了这首诗。现在看来，他的饮食计划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解读：向过分放纵的习惯道别。而后战争打响了，Whitman 亲眼目睹了杀戮与牺牲。在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cksburg）战场附近的一个树桩上，他看见了「一堆被截掉的脚、腿、胳膊和手等等，大概能装整整一马车」。在斯波特瑟尔维尼亚（Spotsylvania）的一所野战医院，他注意到因为交通问题，很多士兵很晚才被送达救治，他们不光伤痕累累，「很多伤口里还爬满了蛆虫」。这些蛆虫显然也爬进了 Whitman 的伤口。1864 年 6 月，他似乎情绪崩溃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地病了，而就在夏季结束前，内科医生命令我回到北方去。」
也许是因为当时的内科医生见过太多像他这样充满诗意的绅士来分发糖果、亲吻伤员。（不久后，Whitman 就因为创作被视为淫秽作品的诗歌丢掉了工职。）又或许是医生们担心这样容易共情的人早晚有一天也会成为伤员。总之，被送回布鲁克林后，他开始准备将在医院这些年里笔耕不辍组诗《桴鼓集》（Drum-Taps）发表出来，包含 53 首描写战争、牺牲和死亡的诗歌。
《桴鼓集》出版于 1865 年 5 月。由此，Whitman 以「Whitman 式文学」闻名于世。他全面延伸的视角终于显得完全合宜，与他想展现的悲剧范畴一致。他亲眼所见的事物足够宏大，为他的夸张描述提供了正当的理由。这种夸张在他巧妙的编排下有所收敛，这在第一节中尤为明显：头韵和具有冲击力的效果就像视线中升起的一座座山峰，缓和了几乎宛如散文的紧绷长句。在绷紧的鼓面上轻轻敲响我对我那城市感到的骄傲和欣慰，你是怎样跃起的——你是怎样用那只毫不在意的手脱掉那身和平时期的服装的，你那柔和的歌剧音乐是怎样变调的，换上的是鼓和横笛，你是怎样走向战争，（起了我们那首前奏曲的作用，士兵们的歌，）
这就是 Whitman 经典的华丽风格：短词相接，叹词有力，如同歌剧与军歌的结合，刚柔并济。《桴鼓集》运用了明显的现代风格，在开头就向每个人发出号召；语法上也是如此，在短短的几句中就用了第一人称（「我那城市」）、第二人称（「你 …… 跃起」）和第三人称（「她 …… 引导」），就如同组织了一场游行。所以他的诗与其他同时代，甚至其他美国诗人的作品都不一样，但 Emily Dickinson 除外 —— 她的作品同样极具开拓精神和酷儿气质，直到她 1886 年去世后才广为人知。Whitman 的诗歌不再采用五音步诗的沉重韵律，相反，他改进了当时的风格，塑造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由诗体。它朗读起来更自然，摒弃了欧洲人风格的影响，选择了 Whitman 认为自己的国家应该采纳的方式。但更大的改变其实在于诗中的视角：作为场景的记录者，Whitman 没有去争夺主导地位，而是选择拥抱这个世界。这就是共情的特点，也是 Whitman 不管走得多远都始终保留下来的品质。他仿佛飘浮在一个恰当的高度，既能俯瞰众生，同时又保留着与每个人的联系。
这种感觉与悲伤一道，让美国人逐渐把 Whitman 视为国民诗人，直到今天，它们依然能让我们心神激荡。这个国家需要一种理解失败的方式，而它在 Whitman 平缓、漫长的视角中找到了慰藉。他的爱也很稳固、恒定，尤其是与《芦笛》相较而言，更是如此。他对于同志的感情虽然更加强烈，却少了些理性；这种感情更加谦卑、实在，充满了牺牲精神。在《裹伤者》（The Wound-Dresser）一诗中，当他去给士兵们清理、包扎战争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印记时，他的「膝盖是僵硬的」「手是稳健的」—— 四十多岁的他终于成熟而专业。有一个伤员用恳求的眼光对我看着 —— 可怜的孩子！这是一种全新的解读方式。如果 Whitman 现在奉献自己，去照顾而非占有他的所爱之人，这是因为他曾亲眼见过，仇恨如何使他们变得伤痕累累。
Darnella Frazier 的律师说 Frazier 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青少年，「有男朋友，在商场里打工。」我看过几张她的照片，其中一张，她穿着印有被谋杀的特加诺（Tejano）音乐歌手 Selena 的 T 恤，还戴着夸张的假睫毛。通过这些，人们在事后更清晰地意识到，这个小姑娘背负了多大的压力。5 月在明尼阿波利斯一个闷热潮湿的夜晚，17 岁的 Frazier 碰巧亲眼目睹了 George Floyd 在人行道上被一名警察用膝盖扼喉的恐怖场面，于是她拿出紫色的手机录下了整个过程。视频的第 6 分钟左右，Floyd 在失去意识前，一遍遍地哭喊着「求求你了」「我没法呼吸了」，然后和许多战死沙场的士兵一样，在临死前喊出了令人心碎的字眼：「妈妈。」
Craig Green for Adidas Originals 鞋履当晚，同为黑人的 Frazier 将这段长达 10 分钟的视频上传到了 Facebook 上；第二天，由于她提供了非常确凿的证据，视频中的白人警察 Derek Chauvin 以及另外 3 名警官被勒令辞退。Frazier 非常勇敢，当时她曾被 Chauvin 用警棍恐吓，随后还被网络暴力，一些人指责她当时为何不阻止这一切 —— 就好像她欠这个世界的不止一双眼睛，还有整个身体。在过去几年间，许多人都曾记录下黑人死在警察手里的画面。这些人是拍摄者的配偶、女朋友甚至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黑人在车中、停车场和地铁站台惨遭杀害 —— 即便当时他们已经被戴上了手铐。还有很多男男女女，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顺性别还是跨性别，在没有目击证据的情况下，不幸死在杂货店或自家卧室里。疫情原本就已经让美国人开始改变看待死亡的方式，而 Frazier 的视频重新点燃了那些曾以失败告终的运动。很多人 —— 我的意思是像我一样的白人，因为黑人和棕色人种早就深知这一切 —— 别无选择，只能通过 Frazier 清澈的双眸，去看仇恨对美国人的身体做了什么。
这是 Robert E. Lee 在阿波马托克斯法院向 Ulysses S.Grant 投降后的第 5 天。美国内战已经结束。林肯在观看英国滑稽戏《我们的美国亲戚》（Our American Cousin）第三幕时被暗杀身亡。当晚，21 岁的爱尔兰移民 Peter Doyle 也坐在福特剧院的观众席，他曾在南方邦联军服役 17 个月，目前在华盛顿做着铁匠助手及马车夫两份工作。Doyle 听见了枪响，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他也没听清 John Wilkes Booth 高喊的那句「这就是暴君的下场」究竟是什么。Doyle 是这件惊天大案的不完美证人，没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但没关系；Whitman 能做得更好，他会把 Doyle 的叙述写进散文，或间接地写成诗歌。二人于当年年初相识，当时，45 岁的 Whitman 在一场暴风雨中碰巧坐上了 Doyle 的马车。他被这位车夫深深吸引不足为奇：根据一个熟人的说法，Doyle 就像是「年轻的阿波罗」「不学无术，却帅气无比」。Doyle 的侄女后来称他为「同性恋者」，因此他为 Whitman 着迷这件事也是可信的。「我们一见如故，」Doyle 说，「从我把手放到他膝上的那一刻起，我们就都明白了。」
尽管起初也存在矛盾心理，但 Whitman 还是将林肯视为偶像，所以林肯的死对他来说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但同时也可以理解：这一击是为了给在这场战争中受苦受难的成千上万人讨回公道。这两场灾难，一场打击深重，一场难以名状，让他内心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果其中一场未曾发生都不至如此。照顾伤员的那段经历让他的自恋情绪收敛了许多 —— 在 10 年前，他会在阳光下的东河边「看着漾开的美丽光晕环绕着我的倒影」，仿佛他是耶稣，或还未建成的自由女神像。但林肯曾将美国从分裂危机中拯救出来，他的去世，不仅被这个国家的山山水水所铭记，更让每一个美国人铭记。
在林肯被刺杀的那年秋天，仓促成集的《桴鼓集续集》（Sequel to Drum-Taps）正式问世，增加了两首写给林肯的挽歌。这本书多年来一直位列 Whitman 代表作的前 10 名。那首《哦，船长，我的船长》（O Captain! My Captain!）广受欢迎，这不难理解：它短小精悍，是一首标准的颂歌，在 Whitman 的作品中不常见，至少这种韵律是罕见的。（「我们的船已安全抛锚碇泊，已经结束了它的航程，胜利的船从险恶的旅途归来，我们寻求的已赢得手中。」）它虽然兼顾了得与失，却在收获上着墨更多 ——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几十年后，当他已功成名就，每场讲座的观众都要求他读这首诗时，他会说自己「几乎后悔」写下了它。另一首《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When Lilacs Last in the Dooryard Bloom'd）写得很美，但读来有些怪异阴沉，它的流行就让人有点难以理解。不过，当你了解到这场内战使得 75 万人，也就是当时美国人口的 2.4%（相当于如今的 800 万人）丧生时，疑虑便烟消云散了。（截至 8 月中旬，新冠肺炎已造成近 17 万美国人死亡。）这首16小节的诗歌没有规律，也毫不押韵，它用优美的描摹对遍地的尸体进行了美化，暗示当人们目睹太多死亡的情景时，心痛的感觉便不复存在。
如果要以现代人的视角去审视我们的先辈，后辈又将如何审视我们？在我拜读过的所有诗人中，Whitman 最注重回顾历史，并把诗直接写给未来的读者。他看到我们 ——「你们这一代或距今多少代的男人和女人」—— 走过他曾走过的街道，看他曾看过的海鸥，坐上他曾坐过的渡轮。所以，我们常常会感觉他似乎又回来了。在疫情爆发前，我和丈夫曾去富尔顿渡轮码头一起吃冰淇淋，看那里的海鸥和潮水，就站在他写《横过布鲁克林渡口》时的地点。甚至连那份 Ample Hills Creamery 公司生产的冰淇淋也与 Whitman 有关 —— 它的名字也取自 Whitman 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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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裙、项链及袜子为造型师私物
我之前就说过，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但历史是一切的根基。Whitman 曾说，我们脚下的土地是先辈的遗产；我们献在坟前的花朵来自埋葬于此的人。如果内战中北方联邦军的胜利是以牺牲一代年轻人为代价换来的，如果他对于伟大的美国人民 —— 没有阶级之分、民主的美国人民 —— 的看法来自于爱，就如同对 Doyle 的爱一样，那么他会活得更久。而花朵，或者说至少是草叶，是从他们的坟前长出的。现在，我们正面临又一场内战，也是上一场战争遗留下来的未竟之事。我们的敌人 —— 不公、残忍和仇恨 —— 都似曾相识，它们是无爱的骑士。像 Whitman 一样，我们被提醒要集中注意力：「现在再次成为见证者吧。」他写道，「艰苦的战斗、规模巨大的围困，哪一桩让你印象最深？」
如果诗歌是 Whitman 时代的社交媒体，那么 Frazier 的 Facebook 视频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掀起了这场或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权运动。这次运动还发生在疫情期间，更让人觉得成功在望 —— 而且这并不是巧合，就像林肯的死与内战的关系也不是。有时，遭受苦难会让我们对他人感同身受，没错，现在我们的身体陷于苦难之中。我这里说的「我们的」身体是基于 Whitman 的坚持：我们彼此「交融」。如果我们不是 Oscar F. Wilber，不是 Floyd，不是 3 月因新冠肺炎去世的 82 岁布鲁克林老太太，那我们究竟是谁？当我们从社交隔离中解放出来 —— 一副「干净、纯洁、有灵性、充满活力」的样子 —— 我们还愿意爱多少人？文中的这组大片拍摄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纽约格伦科夫（Glen Cove）圣若撒法修道院。本文作者与《T》编辑部分别从 Whitman 的诗歌里选取了各自最喜欢的篇章（1891 至 1892 年版《草叶集》中的节选刊登于上文），摄影师、造型师和模特从诗歌中汲取了丰富灵感。
模特：Malik Anderson at Society Management、Somali Findlay at IMG Models、Alden Nichols at New York Model Management & Huxley Kuhlmann at DNA Model Management发型：Tamas Tuzes at L’Atelier NYC化妆：Emi Kaneko at Bryant Artists置景设计：Jesse Kaufmann at Frank Reps选角：Rachel Chandler at Midland Agency。制片：Hen’s Tooth Productions摄影助理：Max Dworkin、Ariel Sadok & Chen Xiangy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