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李山（Alessandro Rolandi）于 2001 年在伯纳德控制设备工厂内成立了社会敏感性研发部（The Social Sensibility Institute），定期聘请艺术家在工厂内进行驻地创作，旨在通过艺术项目在工作环境中创建一个活跃的共享空间，以非正式的互动调节工人、管理层和艺术家的关系。在这场实验中，艺术家积极介入社会现实，艺术家独立创作、艺术家与工人共同创作和工人创作的艺术作品也逐渐汇聚于此。现在，10 年过去了。当被问及「社会敏感性研发部成立十年，工人们成为艺术家了吗？」这个问题时，工人们有相似的答案：「不是，我哪儿能被称作艺术家。」但伯纳德控制设备工厂的墙壁上，他们的艺术作品正像植物般生长 …… 短暂身份转换间，种种创造，是工人们对「何为艺术」的回声。前往伯纳德控制设备工厂 —— 这一特殊的艺术驻地，就像是一场逃离城市之旅：乘 440 路公交车从北京二环向东南方向行驶，毛细血管般熙攘的街道逐渐变得宽旷。南五环外，视线开阔，植被稀疏，行人罕见。地图上，土地被一座座方正的轻工业园区占据。专事生产电动阀门执行器的伯纳德设备控制有限公司，就坐落在大兴区一所工业园内。艺术家马永峰的作品《新「大字报」》之一，挂在伯纳德车间的墙上。
这座远离市区各大艺术区的工厂，却孕育了一场跨越十年的艺术实践。步入伯纳德内部，能轻易感受到这家工厂的不同：墙壁更像是艺术作品的展示墙。楼梯走廊上贴着工人「语录」：咱们整个车间都离不开手。推开进入厂房的小门，是宽敞的生产车间。10 米高的房顶悬挂着巨幅幕布，幕布上草丛绿叶舒展，工人抬头便可看到流水线上方的这片绿色天空。车间高墙上是「大字报」式的涂鸦作品：想让阳光在皮肤上停留一会儿。门口的冰箱上放置着暖橘色灯箱，正方体的各立面拼凑出一颗柿子从冰冻到融化的过程。在流水线上的每个工位，除了摆放着收纳不同型号零件的蓝盒子，工位上还有鱼缸，也有绿植。下午 2 点，不同区域的工人用自己的小音响播放着不同的音乐。鱼缸是驻厂艺术家天汲送给工人们的，当初的空鱼缸在不同主人的照料下已呈现出不同的生态面貌。工作时间聆听音乐的权利则是另一位艺术家李心路为工人争取的。卫生间，会议室，办公室的玻璃墙，户外吸烟棚和车棚 …… 与传统工厂的板正单调不同，伯纳德的每个角落似乎都有耐人寻味的艺术踪迹。
艺术入驻工厂，最早可追溯至 2001 年，李山的社会敏感性研发部。作为集团内部的艺术家部门，该部门为艺术家提供平台，允许艺术家在工厂内持续进行创作。随着艺术项目的开展，作为旁观者的工人，逐渐变成了实践者。武淑清就是最早参与艺术实践的工人之一。积极参与其中的原因，与想要逃离乏善可陈的工厂生活有关。「我们生活很受局限，工作家庭，两点一线。」武淑清说。工作的 8 小时内，她在不足一米的工位上重复着相同的动作：拧螺丝钉、对齐穿过穿垫片、扎带、绑线，每天经手的执行器以「百」来计算。自 2011 年 3 月入职以来，这样的工作武淑清做了 10 余年。即使戴着棉布挂胶手套，她也能准确地捏起最小的垫片。不同型号的蜗轮、蜗杆、螺丝钉有不同的重量、温度和触感，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武淑清辨别它们的方式。每个产品和零件都有一串数字作为代号，武淑清熟悉它们，就像熟悉自己的名字。
流水线生产的电动阀门执行器看起来都一模一样，但在武淑清眼中，器械的细节被放大，每个执行器都不尽相同。根据绞线的长度、扎线位置和穿线方向等细节，她能一眼辨出产品出自哪位工人之手。「人家是爱一行干一行，我是干一行爱一行。」武淑清说。固定重复的劳动里，她探索着其中的变化。观察工人做工时，天汲注意到了武淑清，后者的熟练和精细在天汲看来「很神奇」。「咱们整个车间都离不开手，以手为主。」2016 年，与天汲聊天时，武淑清这样告诉她。用手捏起零件，用手拿改锥和钳子 —— 武淑清的手指在工作台上快速翻飞，划出昆虫飞行般的轨迹。天汲被她的指尖变幻吸引，萌生了创作的想法，艺术作品的主角，便是武淑清的这双手。脱掉手套，腿上铺着黑布，武淑清时而搓拍手掌，时而弹动手指，时而捏起指尖，「想象着自己正在洗脸，想象着手上有个螺丝钉和垫片，我正把它们固定在一起。」天汲拍下了武淑清这双手的移动。在约 15 分钟长的视频里，武淑清在空无一物中缓慢地想象着，以另一种方式重现自己的一天。
这是武淑清参与的第一件艺术作品。「手很关键。手有时胜过身体，是爱的升华。」武淑清说。她建议将作品命名为《指尖的性爱》，「攥着他的小手，搂着他的肩膀」，她回忆起自己抚摸孩子时手指与皮肤摩擦的沙沙声。「性爱」这个词在她看来略显招摇，但也意味着某种可望不可及的自由。工作流程依然固定：拧螺丝钉、对齐穿过垫片、扎带、绑线。手套里，武淑清有一双美丽的手，指甲上涂着她最爱的大红色指甲油。像看待月球般重新看待自己所在的生活 —— 李山和天汲帮武淑清拓展了视域。她也积极拥抱了这种变化，动了创作的心思。因为长时间保持低头的工作坐姿，武淑清时常感到脖子僵直，颈背疼痛，偶尔起身时，眩晕感夹杂着恶心让人天旋地转。
武淑清正抬头看着厂房顶上的幕布，那是她的作品《童年》。
有的工人则需要全天站着工作。颈椎的疼，几乎是每一位做工的人都要忍受的痛苦。「外国的教堂不都有很漂亮的屋顶吗？要是能时常抬抬头看看屋顶，脖子肯定会舒服些。」武淑清与天汲商量道。她在北京边郊的农村长大，熟悉庄稼地里的各种作物和草木。土地和绿色让武淑清感到安全，她想到自己拍过的一张照片：一个清晨，田垄前毛毛草长得茂密葱郁，叶片上挂着剔透的一滴滴露珠。天汲帮助武淑清实现了想法。这张湿润，带着轻盈呼吸感的照片被放大，印在幕布上，悬挂于生产车间的房顶。这件名为《童年》的作品诞生后，工人们也拥有了美丽的屋顶。无论何时，只要从繁重的工作中抬头，他们就能浸润在绿色的喘息之中。但武淑清在工人中仍属于异类。在回答「什么是艺术」这个问题时，不少工人以一个似乎永远不会出错的理念作为答案，「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
「高于生活」的、具有崇高性的艺术，游离在多数工人的生活之外。机械作业要求精细，工人们需要保持注意力集中，不能有片刻懈怠。在伯纳德工作的工人多数已经成家生子，9 小时工作结束后，他们或是为 1.5 倍的加班费留下来，或骑着电动车和摩托车奔赴家庭。孩子的课业，洗衣做饭等无法回避的家务劳动，北京生活所需的高昂费用 ……「生存」与「生活」，是每日睁眼就悬在头顶的压力。「艺术」对他们来说，是个遥远的词汇。「遗憾的是工人们的参与度并不高。像武淑清、李占这样的人是少数。我们这里有 50 多位工人，参加艺术（项目）的工人不超过 10 个。」伯纳德工厂的生产主管赵亮说。志强就是一名对艺术持观望态度的工人。「人只有在安适了以后才能想着创造，只有真正无忧无虑的人才会享受艺术呢！」他感叹。作为装配工的志强位于流水线末端，他需要把从前端传来的、配件组装成电动阀门执行器。他的工位在工厂最深处的角落，多数时候，他遥遥地看着艺术家们出现在工厂与工人聊天，「从工位上叫走，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在志强看来，这是与艺术亲近的最大好处 —— 有一两个小时不用做工了。
总有不同的艺术作品出现在工厂的各个角落，志强每日与它们错肩，却很少停留。「关键是我们不懂。」志强说。2019 年，刚进入伯纳德工厂工作时，他注意到门口有一个装置，「一不通电，二不发光，三不发热。弄不明白。」琢磨了几天，和工友熟悉了几分，志强终于忍不住问：「那是干吗的？」继续追问下去，谁都无法解释其中深意。比起思考艺术作品的含义，志强更在意的是每天两次、每次 15 分钟的休息时间。这是他唯二能放松的机会。志强通常去厂房外的休息区抽根烟，刷一会儿短视频，偶尔什么也不想。有时，工厂里会有艺术家表演，其他工人会看，但对志强而言，这是多出来的另一个 15 分钟，他的选择依旧是去户外晒太阳，抽上一支烟。
难以揣测的艺术品似乎并没有走进工人的生活。「不懂」带来的割裂感也始终无法缝合。当初让志强困惑的，至今未得到解答：「既然是放在工厂的艺术作品，就应该让工人能够看懂，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不然，它做出来只是为了艺术家的自我满足吗？」入职伯纳德之前，志强在北京的一家电子厂工作。谈起那段日子，已经 30 岁的他仍心有余悸。那是一条严酷的流水线，志强的工作是检查手机的液晶显示屏，看是否有明显的划痕，若没有，传递给下一个人，若有，挑拣出来放在一旁。每天，志强需要检查六七千台手机，眼睛和手配合着快速扫动，「机器不等人，不能有一下掉以轻心。」志强的经历也是多数工厂一线工人们的真实生活：在流水线上高效地重复同一动作，稍微慢半刻就会导致一系列的事故，轻则造成产品堆积，影响下游，严重时则会伤及自身。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一个月休息一到两天，收入只有五千块人民币。机械作业吞噬着志强的精力，也吞噬着他对生活其他可能的想象。
与身体的极度疲劳一起到来的，是生命的贫乏。志强叹气，「把人当机器使，人时间长了也像是机器。」相比之下，伯纳德的工作让志强有「苏醒感」，他感到自己终于作为一个人在劳动：他可以学习他想了解的其他技术，而不仅仅是被固定在岗位上的工具。绿植、音乐、抬头就能看到的熟悉的庄稼地幕布 —— 这些都让他感到轻松。志强提到了鱼缸，在众人的照料下，艺术家送给工人的 10 个一模一样的空鱼缸，已焕发出不同的生机：有的鱼缸里是攻击性很强的观赏河豚，有的是乌龟，有的是美丽的孔雀鱼。「虽然我们都是工人，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志强说。另一位工人赵涛，也是慢慢地才把艺术当作自己的出口。2004 年来北京前，赵涛在河北老家卖过水果，卖过菜，在工厂打过工。来北京后，他做过汽车喷漆工和个体户。2014 年，赵涛来到伯纳德。往后的 7 年，他做着同样的工作 —— 给组装好的电子执行器喷漆，喷成统一的「伯纳德蓝」。艺术家马永峰的作品《新「大字报」》之二，挂在伯纳德车间的墙上。喷漆室气味刺鼻，油漆中的甲苯和二甲苯，对皮肤，眼睛和呼吸道都有刺激。裹着严严实实的防护服，带好防毒面具，赵涛每天在蓝色的喷漆室里至少待 3 个小时。根据执行器凹凸不平的曲线变化，赵涛弯下腰、下蹲、转圈。喷一遍小的执行器大概耗时 6 分钟，大的则需要 20 分钟。按照客户的要求，有时只需薄薄喷一层，有时则需要反复喷四五次。介于天蓝色和深蓝色之间的伯纳德蓝，是赵涛最熟悉的颜色。日复一日，赵涛在防护服里大汗淋漓，淹没在视线里的一片蓝色之中。但因为社会敏感性研发部，伯纳德在赵涛眼中与其他工厂不同：「在其他的厂就是我给你钱，你给我努力干活。其他的工厂哪有艺术家！」最初接触到李山时，赵涛脑子里蹦出一句话：「这工厂不错，有意思！」
有意思的艺术家给赵涛带去了更多的色彩。李山和天汲听赵涛讲述自己的经历，鼓励他从个人经验出发进行创造，并不做过多的建议和干涉。喷漆工序隔壁是包装工序，赵涛注意到工人在包装时使用的一种聚氨酯发泡保温材料（以下简称 AB 料），混合过的 AB 料经高压喷涂会形成致密的硬泡保温层，包装时可以隔开执行器，减少运输中的碰撞损坏。拳头大小的材料经打发，膨胀三四十倍，就像山的形状。赵涛想起那座家乡的山，想起自己离开多年的家乡 —— 张家口宣化区后洼村。家乡的命运与多数中国农村的命运相似：采矿造成山林破坏，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孩子，和比人更多的猫狗共同留守。相邻的村子已经被推平，赵涛心里恐惧：自己的村庄或许有一天也会消失，也会死去。赵涛想用自己的方式留住村子：用 AB 料反复打发，家乡的山脉开始绵延，巨石般的形状摞出赤裸的贫瘠；再用自喷漆上色 —— 他选择了黑色和红色 —— 童年时绿色的村庄早已不复存在，被过度开采的家乡在回忆里是灾难般的黑与红。
赵涛的作品《穷山恶水》，曾于 2016 年在北京市独立艺术空间 —— 箭厂空间展出，现挂于伯纳德厂房的墙壁上。
《穷山恶水》，是赵涛给这个作品取的名字。这个作品被天汲收入「干，活」系列，于 2016 年在北京市东城区的独立艺术空间 —— 箭厂空间展出。同在箭厂空间展出过自己的艺术作品的，还有李占。执行检验员的工作时，李占会留下一些本该丢弃的、不符合规定尺寸的螺丝钉。她把这些收集的螺丝钉用在作品《我就喜欢圆的》中，螺丝钉从墙壁的右下角蜿蜒而上，至右上角，形成一条狭窄且崎岖的道路。「就像我从小到大走过的路，一步一个坎儿。」钉子在房顶汇聚，李占也走到了她人生中的此时此刻。房顶的钉子上挂着一条又一条彩色毛线，细长的彩线被拉直固定在地面。「进入社会的这么多年，我见到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世界以一种绚烂的姿态向李占展开，也让她在多彩中迷茫：「如果经济允许的情况下我不想上班，我想做自己喜欢的事。可是这么多种不同的人生，我该做什么好呢？」思考的答案以影子的方式投射到墙上。在作品中，彩线在墙壁上投射出同样色彩的倒影 —— 李占用 11 瓶不同颜色的指甲油在墙上画出 11 条线，模拟出毛线扇形的影子。
「那个方向就是我的孩子。」9 岁孩子的母亲李占说。箭厂空间的地面上，除了固定毛线，李占把毛线的筒芯、圆形橡皮泥、切成圆片的柠檬、猕猴桃、莲藕等杂乱地铺在地面上。「我平时很爱干净，很整洁的一个人，布置时却特别想要那种凌乱的感觉。」或许在那一刻，李占抛却了自己的社会身份，只是听从内心的选择。就像她的作品名字，仅仅因为她自己，「就是喜欢圆的。」从 2016 年开始，李占在北京的箭厂空间、798 艺术区、上海当代艺术馆相继展出了自己的作品。第一次在箭厂空间展出时，与李山、天汲的激动和兴奋不同，李占并没有多少骄傲感与满足感，她形容那种感觉是知足，「（以前）没有人支持我，也没有人给我时间，给我展厅这个空间让我做我想做的事情。这是以往想都不敢想的事，我已经很知足了。」
李占的作品，她的家人从没看过。日常高压似乎让人失去了耐心，也失去了对新事物的宽容。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回家后李占还要做家务、辅导孩子课业。本就分身乏术的她有时想着创造些什么，便会立即被家里的老人数落，「又不挣钱，还得倒贴钱，耽误这个时间干什么！」李占的困境或许是工人普遍的桎梏。2017 年末，赵涛的母亲被诊断出直肠癌，因无法支付高昂的治疗费用，赵涛几乎想放弃治疗。「2018 年，我没有一天开心过。怎么能不愁呢。」赵涛拧着眉头说。在赵涛看来，北京的生活就像是令人窒息的雾霾天气，他不掩饰自己的不安全感：房价高企，生活成本飙升，孩子教育，父母养老 …… 实现阶级晋升像是一场幻梦。赵涛说，「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在北京闯。但没办法，上有老下有小。」
艺术让赵涛从得以喘息，但也只是片刻。在这样的生存现状里，工人对未来的愿景更加模糊，热爱艺术的工人也不被周遭理解。艺术走进工厂，真的能改变社会结构性的问题，能重塑固有观念，能改变工人们的生活吗？李山在采访中回答：「社会敏感性研发部的各个项目都试图激发参与者的想象力，让他们看到一份具有多样性的未来与另一种现实的可能。即便这些念头只是暂时的，但它依然有改变参与者固有价值观的可能性。」在《上班时间：低薪工作对我的影响及其如何逼疯美国》一书中，Emily Guendelsberger 和 Steve Fraser 写道：如今的雇主，「要的是可以像人类一样思考、言说、感受和捡起东西的劳动力 —— 如同机器人一般除了工作之外别无所求 …… 雇主坚称工人应摒弃各种凡夫俗子的杂念 —— 家人朋友、衣食住行与喜怒哀乐。」作为一名管理者，生产主管赵亮确信社会敏感性研发部站在这种现实的反面。与传统工厂内工人与管理者紧张的关系不同，赵亮认为艺术入驻工厂，伯纳德因此更加开放，工作氛围也相对融洽。前排：赵涛，后排从左至右依次为：赵亮、李占，武淑清。
「社会敏感性研发部成立十年，工人们成为艺术家了吗？」「不是，我哪儿能被称作艺术家呢。」工人们给出否定的答案。但对于另一个问题，「艺术走进工厂，真的改变了工人的生活吗？」工人们的回答则是肯定的。除却薪资待遇，社会敏感性研发部关切着工人的精神利益。这一「解放工人的不自由」的艺术实践，确实以它的方式寻回了工人的尊严与价值。在受限的空间中，在重复执行的严格工序外，社会敏感性研发部为工人提供了一种想象的可能，一个喘息的机会，一条通往诗性的路。如同设备间外的一片青草地，机构存在、成长，直至浸润工人的生活。喷漆工序上，赵涛依旧全副武装，在喷漆时他会播放一些电子音乐，动感的音乐声盖过了车间里所有小音响的声音。执行器在慢慢变蓝，他随音乐扭动着身体，像是在跳舞。不足一米长的工位上，武淑清也依然在劳动着，面前是高高堆起的线板，时间如往常一样紧张。但视线里除了伯纳德蓝，还有其他的色彩。工位上的小鱼缸里，武淑清养了 20 条小鱼 —— 3 条红绿灯，4 条樱桃红，两条斑马鱼，剩下的是孔雀鱼，还有两只蜗牛。工作累了，她会出神地望着鱼缸里的鱼，「它们多么悠游，多么自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