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虚构的角色，和一个中国版「楚门的世界」

「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 / 我来给你唱毛毛 / 到底我们身上都有些什么毛 / 我来唱给你们知道 ……」

当张帝这首《毛毛歌》从寒风中的手机里传出时，我和门卫之间的氛围变得有些尴尬。这是艺术家胡尹萍的微信彩铃，在北京 T3 国际艺术区的大门外，作为外来人员的我被拦下，只能打电话求助于她。

胡尹萍一开始没接到，她的微信头像被放大到整个手机屏幕上，让现场的尴尬更吊诡了。我不太确定那是不是她本人，抹了摩丝的头帘像韭菜叶子一样分开，浓妆艳抹，还有点企业家的正襟危坐。

门卫将信将疑地问我：「你认识人家吗？」

我说：「我正在认识她的路上。」

在探访胡尹萍工作室的路上，我想起了她的一件名为《VIP》（2014）的作品。原本这是一个邀人参观艺术家工作室的项目，但当时胡尹萍的工作室没什么可展示的，于是她决定为来访者提供一趟特殊旅行。这是一场参观人不知晓目的地的旅行，在胡尹萍的安排下，司机载着来访者从地下车库出发，途径高速公路、城乡接合部、城市工地、闹市中心，最后开往火葬场。胡尹萍觉得，一个人不管是不是VIP，最终都要被送进火葬场。 

幸运的是，这次拜访，她并没有把我「愉悦送走」。因为临近春节，从朝阳到顺义一路畅通。明确的门牌号，不复杂的园区格局，我很快就找到了她的工作室。在工作室，我见到卡萨，它很黑，安静地趴在黑色沙发上，一下子被「稀释」了，不经主人提醒，很难注意。

卡萨曾在胡尹萍的作品《卡萨自由宣言》（2018）中出现过。2009 年，胡尹萍在北京捡到它，但一直无法完全圈养这条狗。它的流浪天性与「被圈养」之间有一种奇怪的博弈，多次离家出走又回来，如此反复地过了 10 年。胡尹萍曾跟踪过卡萨，发现它其实并无去处，只是在草地上呆呆地看天。

胡尹萍在她的工作室内

在正式待客之前，空气里是有点火药味的。

「我不是说过这个早点发，早点包吗？快过年了。」

「我这不是在包吗？在发吗？」

这是胡尹萍与助手的对话，有点互怼的意思。能看出他们的相处模式：熟、不拘着、有话直说。直接、自然，没有太多规规矩矩和考究 —— 这是明当代美术馆的策展人钱诗怡对胡尹萍的评价。

胡尹萍是位「小镇青年」，家乡在哪里是个谜，问她也不会说，只知道在四川，还有条河。这条河在她出生的那年发过大水，妈妈总说她是那个时候被捡来的，描述得很具体，比如那年如何发大水，妈妈如何从河边的篮子里发现她，最后又如何收养她云云。这些古早的挫折教育总是让胡尹萍对自己的真实身份将信将疑。

胡尹萍不想提及家乡具体地点的主要原因，还是与作品有关 —— 一个名为《小芳》（2015 年—）的艺术项目，我们可将称其为一个项目，或者一个作品。它一直在持续中，并还将继续。《小芳》的初始阶段像一则温情故事，很多媒体将其描述成「为妈妈讲一个善意的谎言」：2015 年初，胡尹萍发现母亲和老家的女人都在编织一种劣质的毛线帽子，然后这些帽子被廉价收购。胡尹萍很受震动，「我母亲的时间在被廉价地收割。」回北京后，她找一位朋友扮演「小芳」，并为小芳编造了一个身份：某法国公司的管理者，然后小芳出面用较高的价格收购母亲的帽子。此后一年，母亲创造了一百多种造型奇怪的帽子。胡母的「好运」也传开了，镇里的女人开始陆续参与，逐渐发展成了由 50 余位女性组成的编织共同体。

自 2015 年后的 7 年时间里，这群来自四川小镇的妇女源源不断为「小芳」这家虚构的欧洲公司编织各种帽子。这些帽子越来越怪：全国人难以启齿「绿帽子」，悍匪式套头帽，鲇鱼一般撇出两根长须子来。

胡尹萍用更多的点子去维持、运转这个「楚门的世界」。

为上海明当代美术馆的个展准备的毛线编织作品

她编造过一场法国的比基尼泳装大赛，让阿姨用毛线编织比基尼，一群生活在内陆的阿姨会认真地想象一片海。还有的点子来自胡尹萍的真实遭遇：2015 年 5 月，黑桥，深夜睡梦中，她的工作室被闯入拆除。她让小芳去问阿姨：「如果有坏人闯入你家，你会用什么方式去保护自己和家人不受伤害？」阿姨们中织制了一批「防御武器」。两年半后，小芳又请让阿姨把她们心目的坏人也织制了出来。「两面三刀」的人，长着两张脸、背上插着刀的；人面兽心的人；抽着烟、戴着墨镜、跷着二郎腿的美艳女郎 …… 胡尹萍还收到了一把大笤帚，「如果坏人来了，我就用大笤帚把他赶走。」

「7 年来，不是我为《小芳》做了什么，而是《小芳》在带着我走。」胡尹萍说。

在美术馆里描述艺术项目《小芳》是一回事，而现实中参与《小芳》是另一回事。许多艺术系统之外的问题摆在眼前：比如，收购帽子的钱从哪来？谁来组织阿姨工作？收购价格怎么谈判？阿姨之间迅速抄袭，快速复制「摆烂」的时候又怎么办？财力和人力管理的压力充斥在整个项目中。同时，艺术系统内部的疑问也接踵而来：艺术家没有亲手制作，而亲自参与制作的人也不了解项目的全貌，那《小芳》算不算是胡尹萍的作品呢？

如今，胡尹萍的工作室被堆得满满当当，很多都是为 2022 年 4 月在上海明当代美术馆个展准备的作品。除了帽子，还有毛线编织的交通标志、路牌、锤子、化肥袋子、腊肉 …… 触摸这些毛线编织作品时，很难不为这群阿姨汪洋恣肆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折服，更不得不为《小芳》这一项目 7 年的坚持赞叹：扮演「小芳」的朋友在项目日益复杂后辞掉了稳定的工作，投身「虚拟身份」的构建；胡尹萍为销售帽子成立的北京胡小芳当代艺术文化有限公司也在构建着真实的快递、发票和店铺。《小芳》无疑是走入毛细血管最末端的艺术作品，它不从文本中构建宏大的想象，也不在北京到小镇的距离中施舍滥情，而是与社会系统去真实碰撞。

2016 年，《小芳》在「箭厂空间」第一次展出。这个空间坐落在北京市区中心的一条小胡同里，近 15 平方米，改造自一家原有的临街店面，定期组织特定现场装置和艺术项目展出。该空间消失于 2019 年秋天，像是一个当代艺术与社会架构的隐喻。

胡尹萍作品的意义是通过与既定社会背景下预先存在的社会结构互动而营造的，她采用了一种策略，令社会框架和社会关系并非其作品的背景，而是作品的构成部分。

「我一直认为《小芳》最好的展示不是一个展览，它最好的展示应该是一部电影。」胡尹萍说。而如果《小芳》是场电影，那她一定是个善用间离效果的导演 —— 让观众只是看戏，但并不融入剧情。这是她最常用的工作方法，虚构一个包装自己的身份。

胡尹萍的微信头像也是一件作品。2012 年上半年，朋友给胡尹萍发了一张陌生女人的照片，「说胡尹萍与这个女人很像，但我觉得她很丑，一点不像我。」起初，胡尹萍在极度厌恶的心态下审视照片中的女人，后来逐渐放下厌恶，产生好奇，并用自己的方式研究、接受甚至模仿，除了在生理、体形上努力与这个陌生人趋同，也逐渐产生心理联结。

与 2022 年初发生的徐州事件相似，一个人的身份往往很难凭图像、屏幕和像素得到确认。个人肖像照在现实层面 —— 比如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照 —— 能确定一个人的身份。胡尹萍试图回到对儿时挫折教育的个人认知、身份与社会关系中的错位和误读里，探求内在自我的真实。

为上海明当代美术馆的个展准备的毛线编织作品

其实胡尹萍还有一个更鲜为人知的身份：在即将于明当代美术馆二层展出的项目中，她是一位雕塑艺术家。这位艺术家一边创作着另一种套路的作品，一边参加着与当代艺术系统平行或者交叉的展览。

如果要问胡尹萍究竟是谁，答案可能永远是动态的。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具体时间不详），张帝有次在印度尼西亚的海洋夜总会演出，有个喝醉酒的男子发酒疯说：「你既然被人称为急智歌王，那你可不可以唱出人体上所有的毛？」张帝想了一会儿，在几分钟之内，创作出了《毛毛歌》。

胡尹萍的反应也总是即时的，她在自己的简介中写「周遭的环境和际遇是胡尹萍作品的土壤」，这会让人想到李小龙的「Be water」式哲学（「Be water my friend」是李小龙在 1971 年的访谈节目中所谈论思想的概要）。那些即时形塑的东西，往往延伸出意想不到的样态。胡尹萍还会将许多作品的材质一栏，描述为「事情」，好像微不足道，掠过就消失了；但在创作时间上，胡尹萍又会将其界定为「永远」。从 2020 年开始到永远，从 2017 年开始到永远，而《小芳》也是从 2015 年到「永远」。这是一个该怎样界定的时间？说胡尹萍是一位艺术家，她更像一位艺术情景的构建者，她为某种社会运转的机理打上发条，这套系统就会叮叮当当地运转起来。即使许多作品她并未真正地亲手制作，那谁又更有资格来认领这些艺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