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女性主义并非舶来品
在法语里，所有名词都被指派了「性别」—— 饭桌是阴性，书桌是阳性。使用任意一个词，读者或听者都会留意这个词的性别。有些职业因为过去鲜有女性从事，法语中多年来没有其阴性形式，如「作家」（écrivain）。「含她书写」运动在法国至少风靡了 15 年以上，运动通过改造单词拼写和句子语法，使阳性词不再「大于」阴性词，改变人们对男女性别地位的看法，促成两性间的平等。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哲学家 Jacques Derrida 将「延异」（différance，融合了法语的「différent 不同」与「deférrer 延迟」）运用到他的写作中，提出以「阴性书写」（écriture feminine）作为写作方法，开创了一种新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阴性书写」被定义成一种语言的反叛，是自由、丰富、连续、不断变化的书写。同时，它也作为一种政治性的，对男性中心话语的反抗。
正在展出的「未有名目的言说」是围绕「阴性书写」作为方法的一场练习。展览带着强烈的态度，挑战当下理性、结构性、研究性的艺术表达体系，如展览前言所写：「阴性书写」强调写作和身体的关联，将个体经验置于语言之前来抗拒理性中心主义与二元对立思维。策展人提前确立了一种非「二元对立」与非「理性中心主义」的工作方法，正如 Derrida 所言，只有「活动」存在没有任何意义上的中心的存在 —— 作品永远开放，读者的阅读也是创造过程，因此读者对本文的解读总是未完成的、不确定的。
一般来说，展陈设计体现策展人如何看待展览中作品间的关系，能将展览结构可视化。策展人避免了展览成为独裁的空间治理人，现场空间被平均分配到每一件作品，以「去结构」达成非中心化的视觉效果。不知是故意塑造布局的平均，还是因为阉割「结构」本身，平均而非平等被放大了。作品之间的空间差被抹平，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难以辨析，因此作品在展览里成了一个个的个体。展墙大部分使用了柔软布料，而非传统的石膏板墙做隔断。近似于女性卧室常用的窗帘，那种半透明的纱面材质，包裹着每一件作品为它们提供遮挡。此刻，当我试图描述这种隔断时，一种悖论产生了：选择一种柔软材料来对应阴性的话题，但选择建立在一种刻板印象上。均质的空间有意避开如 Hélene Cixous 想要摆脱的结构化，仍然无法彻底逃脱。你可能会说，当我描述出这种矛盾的时刻我也在迷局中。是的，当观者试图去讨论一种为逃离二元对立而建立的对立面时，是观众补充了结构本体，使得对立成立，展览或者作者的解构才得以成立。存在不断被否定，中心不断转移，其空缺由不在场的共存填补。
女性如果不是来自第三者凝视而产生的被动客体，那么以肯定的方式去建构（形成结构）一个女性身份是否会产生新的压迫？女性身份的成立避免不了回到共同体（共同体的核心是权力的转让）之问：个体把自己的全部权利都转让给「女性身份」，因此个人服从集体的「公意」，也就是服从自己，女性身份成为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主权者。既然两种都会形成不同的压迫，害怕差异所带来新的等级或优劣之分，最后必然要走向差异哲学（philosophy of difference，Derrida 理论，主张在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中没有总体性，只有差异和重复的增生）式的游戏里，这也最终体现在 Cixous 无限的另类「同质化」游戏中。同时，Cixous 的诗性书写带有强烈的元语言的二元性，她将这种语言定义为有别于象征界的一个特异空间，显然是在构造一种令人怀疑的「真实的外部 / 异界」。
日本哲学家柄谷行人认为，解构只有在彻底结构化之后才成为可能，否则它就会止步于语言游戏的层面。只有通过彻底的建筑化、形式化，才能来到他的「外面」。这场展览显得过于强调理论和方法，急于确立自身而忽略了「在地」和「田野」—— 大部分作品都成了塑造了关于自我的语言游戏。Cixous 曾设想了数百万只鼹鼠在我们世界观的表层以下挖掘隧道的场景，如果表层开始崩溃会怎样？Cixous 并未作答。
徐思行，《铃声》，2021，钢笔于信纸上、混凝纸、纸黏土、丙烯、石墨、不锈钢、音响。
20 世纪 70 年代起，作为隐喻的文本替代了构筑，占据了统治地位。它诞生的十年内对文学的解构式阅读已在西方成为主流。Roland Barthes 将文本与作品加以区分，他认为作品等同于建筑，那里存在着贯穿整体的意义，还包括管理作者-主体。作为隐喻的结构日益被作为隐喻的文本所取代，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文学理论，非但不是超越专业划分的大胆介入运动，相反还后退到「文本性」的迷宫中去了。柄谷行人在著作《作为隐喻的建筑》中写道：在一种解构主义式力量时刻发挥着作用的文化土壤上从事文艺批评，是没有批评的意义的。其中道出了他在这套方法体系下的无力感，对于解构的批评，无异于在 Cixous 的鼹鼠洞里挖洞。
西方女权运动的第四次浪潮被标记在 2012 年，互联网的普及以及著名的 #Metoo 运动，打击并清理了针对女性的骚扰和暴力。近十年，女权运动在欧美社会改变了形式，从体制外抗争到体制内参与决策的性质变化，性别平权视角通过政策变成一种常规操作。2015~2020 年间，前所未有的数量的女性，作为一种理性的决策者角色，登上世界政治舞台。社会对女性尊重上升到共识的层面，同欧美情况类似，不少中国的年轻一代的女性认为性别平等已经实现，母亲们极力争取的「婚姻自由」「同工同酬」「机会平等」是自然而然的。同时，独生子女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性别区隔，「望子成龙」的期望也会投射到女性身上。
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替代集体化生产之后，国家从社会、私人领域部分性地退出，妇联在政府部门严重边缘化，公共性别体制向家庭性别体制逆转，中国的女性角色从劳动者的身份中抽离，获得了自由的选择权，继续工作或者回归家庭。国内女性主义同时需要面对：家庭性别体制的复辟、国家女权主义的式微、反女权保守派的攻击等诸多问题。然而被原子化的女性个体，唯一能够借来为自己赋权的是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中点缀的「女权」元素。
如学者董一格提到的，由于对革命史的去性别化理解，和对「国家」空洞抽象的理解，当下舆论普遍忽视，甚至否认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对性别平权的贡献，错误地认为中国的女性主义是没有历史的舶来品。而这一场由年轻艺术工作者策展、参与的的展览，似乎放弃了中国女性的生存境遇的叙事，而转而进入另一套语言游戏。柄谷行人上世纪 80 年代从文化批评到理论研究的转折，来自相似的自我认知，他说：「我是非西方的『外国人』，虽然这套方法在西方语言内具有必然性，我却无法加入西方语言游戏，也没有此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