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让人惊呆了

2022我在大厂负责裁员

突发!中美正式摊牌?国内突然宣布,将大规模调整经济布局!

更多地从政治和法律角度看疫情管控

“老公隔离,我约男同事”南京女幼师6分钟“桃色视频”误传业主群,小区沸腾了!

生成图片,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自由微信安卓APP发布,立即下载! | 提交文章网址
查看原文

中国的女性主义并非舶来品

T China T 中文版 2022-05-12


近期,网上热传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轶事。1970 年,杭州,工作人员合影前,有人提议让在场的女性半蹲,总理则表示,为何男同志不能蹲下。于是有了一张总理蹲在前排的珍贵合影。

有个广泛存在的错误认知:中国的女性主义是没有历史的舶来品。其实,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中国的女性运动就已开启。1942 年,周恩来还发表过《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女性解放和两性平等的角度,对「贤妻良母」的内涵、母职的社会价值及其实现、女性的社会参与等进行分析。

2021 年底,展览「未可名目的言说」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展期持续中)。该展览提出的「阴性书写」的概念,再次让人们的视线转向女性主义。作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持续性项目「青策计划」的成果之一,展览也呈现了中国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一批艺术从业者对这一话题的理解与表达。

但中国女性的生存境遇之复杂,似乎不是一场展览可以探讨的。



在法语里,所有名词都被指派了「性别」—— 饭桌是阴性,书桌是阳性。使用任意一个词,读者或听者都会留意这个词的性别。有些职业因为过去鲜有女性从事,法语中多年来没有其阴性形式,如「作家」(écrivain)「含她书写」运动在法国至少风靡了 15 年以上,运动通过改造单词拼写和句子语法,使阳性词不再「大于」阴性词,改变人们对男女性别地位的看法,促成两性间的平等。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哲学家 Jacques Derrida 将「延异」(différance,融合了法语的「différent 不同」与「deférrer 延迟」)运用到他的写作中,提出以「阴性书写」(écriture feminine)作为写作方法,开创了一种新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阴性书写」被定义成一种语言的反叛,是自由、丰富、连续、不断变化的书写。同时,它也作为一种政治性的,对男性中心话语的反抗。



正在展出的「未有名目的言说」是围绕「阴性书写」作为方法的一场练习。展览带着强烈的态度,挑战当下理性、结构性、研究性的艺术表达体系,如展览前言所写:「阴性书写」强调写作和身体的关联,将个体经验置于语言之前来抗拒理性中心主义与二元对立思维。策展人提前确立了一种非「二元对立」与非「理性中心主义」的工作方法,正如 Derrida 所言,只有「活动」存在没有任何意义上的中心的存在 —— 作品永远开放,读者的阅读也是创造过程,因此读者对本文的解读总是未完成的、不确定的。


「未有名目的言说」展览现场。


一般来说,展陈设计体现策展人如何看待展览中作品间的关系,能将展览结构可视化。策展人避免了展览成为独裁的空间治理人,现场空间被平均分配到每一件作品,以「去结构」达成非中心化的视觉效果。不知是故意塑造布局的平均,还是因为阉割「结构」本身,平均而非平等被放大了。作品之间的空间差被抹平,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难以辨析,因此作品在展览里成了一个个的个体。展墙大部分使用了柔软布料,而非传统的石膏板墙做隔断。近似于女性卧室常用的窗帘,那种半透明的纱面材质,包裹着每一件作品为它们提供遮挡。此刻,当我试图描述这种隔断时,一种悖论产生了:选择一种柔软材料来对应阴性的话题,但选择建立在一种刻板印象上。均质的空间有意避开如 Hélene Cixous 想要摆脱的结构化,仍然无法彻底逃脱。你可能会说,当我描述出这种矛盾的时刻我也在迷局中。是的,当观者试图去讨论一种为逃离二元对立而建立的对立面时,是观众补充了结构本体,使得对立成立,展览或者作者的解构才得以成立。存在不断被否定,中心不断转移,其空缺由不在场的共存填补。



女性如果不是来自第三者凝视而产生的被动客体,那么以肯定的方式去建构(形成结构)一个女性身份是否会产生新的压迫?女性身份的成立避免不了回到共同体(共同体的核心是权力的转让)之问:个体把自己的全部权利都转让给「女性身份」,因此个人服从集体的「公意」,也就是服从自己,女性身份成为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主权者。既然两种都会形成不同的压迫,害怕差异所带来新的等级或优劣之分,最后必然要走向差异哲学(philosophy of difference,Derrida 理论,主张在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中没有总体性,只有差异和重复的增生)式的游戏里,这也最终体现在 Cixous 无限的另类「同质化」游戏中。同时,Cixous 的诗性书写带有强烈的元语言的二元性,她将这种语言定义为有别于象征界的一个特异空间,显然是在构造一种令人怀疑的「真实的外部 / 异界」。


日本哲学家柄谷行人认为,解构只有在彻底结构化之后才成为可能,否则它就会止步于语言游戏的层面。只有通过彻底的建筑化、形式化,才能来到他的「外面」。这场展览显得过于强调理论和方法,急于确立自身而忽略了「在地」和「田野」—— 大部分作品都成了塑造了关于自我的语言游戏。Cixous 曾设想了数百万只鼹鼠在我们世界观的表层以下挖掘隧道的场景,如果表层开始崩溃会怎样?Cixous 并未作答。


徐思行,《铃声》,2021,钢笔于信纸上、混凝纸、纸黏土、丙烯、石墨、不锈钢、音响。


20 世纪 70 年代起,作为隐喻的文本替代了构筑,占据了统治地位。它诞生的十年内对文学的解构式阅读已在西方成为主流。Roland Barthes 将文本与作品加以区分,他认为作品等同于建筑,那里存在着贯穿整体的意义,还包括管理作者-主体。作为隐喻的结构日益被作为隐喻的文本所取代,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文学理论,非但不是超越专业划分的大胆介入运动,相反还后退到「文本性」的迷宫中去了。柄谷行人在著作《作为隐喻的建筑》中写道:在一种解构主义式力量时刻发挥着作用的文化土壤上从事文艺批评,是没有批评的意义的。其中道出了他在这套方法体系下的无力感,对于解构的批评,无异于在 Cixous 的鼹鼠洞里挖洞。



西方女权运动的第四次浪潮被标记在 2012 年,互联网的普及以及著名的 #Metoo 运动,打击并清理了针对女性的骚扰和暴力。近十年,女权运动在欧美社会改变了形式,从体制外抗争到体制内参与决策的性质变化,性别平权视角通过政策变成一种常规操作。2015~2020 年间,前所未有的数量的女性,作为一种理性的决策者角色,登上世界政治舞台。社会对女性尊重上升到共识的层面,同欧美情况类似,不少中国的年轻一代的女性认为性别平等已经实现,母亲们极力争取的「婚姻自由」「同工同酬」「机会平等」是自然而然的。同时,独生子女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性别区隔,「望子成龙」的期望也会投射到女性身上。


阚辛,《戴黄色帽子的少女》(1 / 4 局部),2021,丝网印刷。


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替代集体化生产之后,国家从社会、私人领域部分性地退出,妇联在政府部门严重边缘化,公共性别体制向家庭性别体制逆转,中国的女性角色从劳动者的身份中抽离,获得了自由的选择权,继续工作或者回归家庭。国内女性主义同时需要面对:家庭性别体制的复辟、国家女权主义的式微、反女权保守派的攻击等诸多问题。然而被原子化的女性个体,唯一能够借来为自己赋权的是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中点缀的「女权」元素。


如学者董一格提到的,由于对革命史的去性别化理解,和对「国家」空洞抽象的理解,当下舆论普遍忽视,甚至否认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对性别平权的贡献,错误地认为中国的女性主义是没有历史的舶来品。而这一场由年轻艺术工作者策展、参与的的展览,似乎放弃了中国女性的生存境遇的叙事,而转而进入另一套语言游戏。柄谷行人上世纪 80 年代从文化批评到理论研究的转折,来自相似的自我认知,他说:「我是非西方的『外国人』,虽然这套方法在西方语言内具有必然性,我却无法加入西方语言游戏,也没有此必要。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