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赳赳，气昂昂，不必跨过鸭绿江

鸭绿江从长白山天池发端，过茂密的原始森林，在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夹角处流入黄海 —— 这是我国海岸线北端的起点。辽宁省丹东市城区沿鸭绿江西北岸狭长分布，对面是朝鲜第四大城市新义州。上溯若干千年，人类文明还处于村落形态时，一山一河就是天然屏障，加上苍茫的大海，丹东 —— 旧称「安东」，或许早在成形前就已经注定了边陲的角色。这里如今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

鸭绿江比丹东市更有名。那两句深入人心的志愿军战歌歌词，反复强调着人与它的互动方式 ——「跨过」；就连「绿」这个多音字不常见的读音，在这里也不太会被念错。作为中国与朝鲜之间的界河，鸭绿江或许是中国被符号化程度最深的一条河，外人很少知道，鸭绿江十分清澈，丹东的水很好喝。

丹东市境内有三座大桥伸向鸭绿江。其中最早的一座在朝鲜战争期间为美军炸毁，断在江心；最新的一座则因迟迟未与朝鲜境内公路相接而未启用；唯有 1943 年建成的「中朝友谊大桥」输送着两国间的合法往来，朝鲜领导人若访华，必从此过。

今天的丹东因其地缘特点而成为旅游目的地，而从城市规模来看，它又更像中国千千万万的家乡 —— 一个成长的地方，一个出发的起点。

「从安东到丹东：鸭绿江上的木筏、断桥与过客」是一场由丹东籍艺术家、丹东驻地者及丹东外的观察者共同呈现的展览。边境与家乡，一个极其遥远和一个如此亲密的意象相叠加，塑造出此地、此展的气质。

策展人梁琛生在丹东，在他眼里，丹东是一座时髦的城市，一个边境的中心。20 世纪 90 年代，梁琛在这个东北亚重要的贸易口岸城市长大，浸润着来自日韩的服饰潮流与音乐文化，小学就玩起了乐队。填报高考志愿前，梁琛尽可能地研究了大学开设的全部学科内容，最终选择了建筑专业，「一个最具有文艺气质的理科专业」。这样一种「刨根问底」的思维习惯在他后来的学习和职业生涯里持续地发挥作用，在一次建筑项目的研究中，他逐渐挖掘了整个丹东的历史，成为这场展览的出发点。

孙海霆，《丹东，二〇二一年第四季度》，2021

展览中一件书籍形式的作品《阿莱夫 No.2》（2022），就是梁琛多年对自我及家乡进行追问的结果。他以自己童年居住的楼房为坐标，以十的十次方为缩放倍率，向上通往茫茫宇宙，向下鞭辟微观世界，在中间展开细腻的叙述。这不仅「测量」出梁琛的个体记忆在宇宙时空中的位置，也道出了丹东无法回避的特殊性：一个人站在丹东，就站在了鸭绿江边，站在了国界线上；当然，视线再拉远，这条线就又会隐入山林、云彩与繁星之间。

停留在地球的尺度上，人们来丹东，无不怀着对这条界线的好奇。「对岸」为清澈的鸭绿江增添了一层神秘感，丹东也因此笼罩在滤镜之下。绘造社的作品以流传于互联网的信息为蓝本，对朝鲜展开想象，制成一套镶嵌玻璃画（作品《朝鲜碎片》，2022），覆盖了展厅一层的窗户。午后，想象的光芒反射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张烁则从丹东百年来的多重文化记忆中提取色彩与文字符号，完成展览的视觉系统（作品《欢迎来到安东》，2022）。这两件作品是对丹东的符号化提炼，也代表着大多数局外人观察丹东的视角。

真正来到丹东，会发现这条以「划清」为功能的界线，最大的特点竟然是「模糊」。或许下了火车遇见的第一家朝鲜小卖部就提示了国界线的来临，但若真的行至江边，会看到市民在这里散步如常，并没有任何紧张气氛。只有电子产品的计时系统有时会发生混乱，在北京时间和平壤时间之间反复跳跃。游船在两国共有的江面上行驶，船客与岸边居民热情地相互招手，双方无限靠近但永不接触 —— 像哑剧演员一般，表演着一面无形的墙。

江水里的国界线看不见也摸不着，却又切实存在，或许正是这样一种荒诞感在人心中不断激起「越过」的欲望。从展览来看，至少有三具疲惫的身体曾在不同时间尝试过对抗这条特殊的江 —— 不出于任何实际目的。2017 年，何翔宇戴着黄色泳帽（作品《黄色泳帽》，2017）两次横渡鸭绿江，第一次被武装士兵押送回境，第二次则在九里岛成功上岸，完成了一次「逆脱北」。触岸时，何翔宇因全身冻僵，竟没意识到自己露出了笑容。今年年初，黄文亚提着几个家用暖水瓶踏上结冰的鸭绿江江面，在厚厚的冰层上凿出一个洞，再将开水反复浇入洞口（作品《潜流》，2022）。张推推则将一条 21 米长的绿布撕成了两截，又用明亮的黄线一点点将两部分缝合在一起，耗时 3 小时 48 分钟（作品《绿江》，2022），整个过程中，她俯身在地上缝缝停停，累了便横跨界线两侧，躺下来休息。

大部分的游人只能用目光越过江面。鸭绿江断桥尽头曾有一台眺望对岸的收费望远镜，梁琛将它搬到展厅（作品《阿莱夫No.1》，2022），用来播放一段时长 49 分钟的双频影像。没有哪个观众会弓着腰看完全片，正如所有的过客来到丹东，也只是匆匆截取一块对岸的生活碎片。

何翔宇《黄色泳帽》 ，2017，单频录像（彩色，有声）

对丹东人来说，与对岸共处是一种日常。只要观看的时间足够长，彼岸的生活也会成为此岸生活的一部分。纪录片导演赵亮生于丹东，他在家中长期拍摄江对岸一个普通的朝鲜村口，人们在江边取水、沐浴、洗衣、玩耍 …… 这些行为赋予了鸭绿江一种罕见的亲密感，几乎令人感到江水的凉爽或温暖。在作品《远方的目光 （之二）》中，我们看到一个约莫 10 岁的朝鲜女孩头顶水桶，一步步小心地走在雪地上，当她突然滑倒的瞬间 —— 那桶刚刚打来的江水立刻融进雪地里 —— 心中难免猛地抽紧。这时人们会意识到，人类普遍的情感连接以更为强劲的力量，粉碎了对于他者的猎奇式想象 —— 这是边界的另一种动人之处。

「北京时间下午 3:07，鸭绿江边的滨江公路，落日拉出了竖而斜长、触角般的影子；这是东北的南方 —— 冬日，漫长橙黄色氛围的开始。这一情境在手表的指针上会持续近 3 个小时 —— 直到 5:53（太阳）落入大地、树林、山峦或河口的弧形尽头。」今年初，驻地丹东的策展人龙奕瑭这样写道，他所描述的冬日气氛，将鸭绿江两岸笼罩在一起。

孙海霆，《丹东，二〇二一年第四季度》，摄影，2021

多年前，鸭绿江上曾有一条白色的轮船让艺术家张推推印象深刻。据说那是一条赌船，常年停留在江面中央，夜里，有摆渡船往来接送岸上的人。当时读初中的张推推若心情不好，便会到江边一块隐秘的沙滩上，看江水、海鸥和那条白船。那个时期的张推推也爱看电视里播放的《MTV 天籁村》，为五彩斑斓的音乐电影而着迷；多年后，她放弃了自己本专业的对口工作，到北京学习电影。白船不知停泊了几年，带着张推推的青春心事一起开走了，这次展览上，她在摄影作品《悲伤的历史系列》（2022）中还原了这个画面。那是她私人的丹东历史，她自己的鸭绿江。

赵亮常去的地方是城市西侧的锦江山。学美术时，他常背着汽水、面包在山上画风景，一画就是一天，累了便往山后看，想象云彩从何处来。从锦江山下山，过了锦江桥，就是九纬路，路旁栽满银杏，当地人称为「白果树」。秋天，银杏叶厚厚地落满一地，赵亮骑着自行车将两只脚插在落叶中，划出两道印子，像金色的雪堆。

赵亮家当时住在二经街，也就是江边南北向的第二条路。丹东老城四四方方，道路以经纬和编号命名，这是日本人仿照中国唐代的里坊制规划城区的结果。虽然现在的丹东更以「朝鲜风情」著称，但这座城市现在的样子其实受日本的影响更大。艺术家贾蔼力小时候常在家中的地梁上涂鸦，后来才知道，这些地梁是原本的日式住房拆除了榻榻米之后留下的。这一段涂鸦记忆最后成了此次展览中的一件大幅绘画（《节界的凝视》，2022）。1904 年日俄战争开始时，日本人从朝鲜入侵当时还叫「安东」的丹东，驱赶旧城原居民，铺设铁路，修建跨江大桥，从此深入东北腹地，也建设了安东城区的雏形。九纬路上的银杏树和锦江山上的大量樱花树，都是日本人移栽的。安东从此逐渐成为开埠城市，迎来了各国过客，从教堂、孤儿院和医院里的丹麦传教士，到接管海关的英国人，无不在城中留下痕迹，今日已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由当地知识分子组成的民间文化组织「铁笔山房」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安东的城市历史，据考证，今日城中的几座医院、邮局都还在曾经的原址上，只是建筑已几经变化。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伪满洲国落幕，日本人才从安东撤出中国土地。朝鲜战争爆发后，安东作为大后方，迎接全国各地的志愿军抗美援朝，此后更名为「丹东」，寓意红色东方。「这是一个多重边界构成的城市。」「方志小说」的发起人芬雷说。

孙海霆试图以鸭绿江为地理线索，通过静态影像去观察丹东与界河之间的彼此影响

「我 1964 年来到安东，第二年就改名为现在的丹东，镇江山改名为锦江山。那时的丹东没有高楼大厦，市中心基本上是日本人占据老安东时留下的建筑，二三层高，整个城市是透明的，从各个角度都能看到锦江山和鸭绿江。」朝鲜族学者尹吉男这样回忆自己读大学前的丹东（《说说我的鸭绿江》，2022）。如今，市中心的日式住宅楼仅存一小块，摄影师孙海霆拍下四周的沿街商铺，大多是建材店与门窗制造生意。

谭振邦的纪录片《夫妻不是同林鸟》（2019）聚焦今日丹东一对普通的离异夫妇 —— 他自己的父母 —— 各自再婚后的生活，同时将 20 多年前丹东北边太平湾镇的家庭影像穿插其中，后者是谭振邦父亲未实现的电影梦想残篇。个体的时间与城市的时间在这里意外地重叠了。青年时期的谭父是太平湾发电厂的工人，他爱跳舞、爱运动，一心只想拍电影，觉得「再上班人就要爆炸了」。这样喷薄的生命力与向外探索的欲望就如同 20 世纪 90 年代潮流丹东的缩影；彼时的谭母亦衣着时髦，如同挂历上的模特，神情中不时划过一种年轻人特有的不知所措。此后，随着全国范围内商品与信息快速涌入，丹东作为一个贸易城市的优势逐渐被拉平，谭振邦的父母也进入中年，搬到丹东市区，分别组建了新的家庭。面对谭振邦的镜头，二人已能够用平静的心情讲述自己对爱情和婚姻的认识。丹东市对谭振邦来说意味着不快乐的高中三年，他最终离开丹东到北京进修电影，现在一边做生意，一边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拍片时的诚实状态，毕竟挣钱还是为了做作品。

实际上，无论是边境口岸还是东北小城，无论是依山傍水的美丽家乡还是「不堪回首」之地，年轻人总是想往外走的。只是中国许多像丹东这样的城市并不等待，它们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复杂的变化，现在正急于换上一副崭新的面貌。生活在柏林的景观设计师梁睿出生于丹东下辖的凤城市一个军区大院，父亲是军人，母亲是造纸厂的技术工人。如今看见东柏林的城市建筑，她还会想起童年的集体生活以及冬季空气中飘浮的煤烟味。这次展览上，她将 448 个一模一样的银色铝制饭盒整齐地叠放起来，里面盛着烧黑的煤炭（作品《#1 ‘’‘’‘’‘’》，2022）。装置看上去倒有些像「新陈代谢派」的建筑作品，而它所代表的回忆最终也被城市的新鲜血液「代谢」掉了。

2015 年，丹东市开通了高铁，自大学以来每次回家时迎接张推推的「丹东站」手写体老站牌也随之被换掉。站前的主席像还在，张推推拍下一只扬起的雕像手臂，其后，红布合拢，彩纸纷飞，一段生活就此落幕。

高铁通到丹东，朝鲜驻外饭店也在鸭绿江边拔地而起；与此同时，工业与经济走向衰败的东北开始在抖音和快手上复兴。随着历史进入流量时代，丹东重新找到了「网红旅游城市」的名片，「边境」符号进一步加强。个人与城市的历史都被慢慢折叠到更深处，可能是一块被砌进了新墙的老砖，也可能是说话时流露的乡音。

丹东人说话有胶东半岛的口音，这是闯关东的山东人带来的，而「闯关东」又勾连出一段清朝廷为防止满人汉化，修建「柳条边」以划出八旗保留地的历史。「柳条边」的一个重要节点就在凤凰城（凤城旧称），今天，凤城和宽甸满族自治县都还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梁睿还记得上学时一个班里都是满族、朝鲜族或回族学生，汉族人反而是零星少数，每逢家中摆席请客，孩子们便抛羊骨玩耍，「不知道是不是满族传统」。

丹东的第一个经济标签是「木都」，鸭绿江上游原始森林里的木材顺流而下，在丹东进行交易，聚集起第一批人口。山东人则为丹东带来了柞蚕养殖与纺织技术，使之一度成为全国闻名的丝绸产地，在铁笔山房收集的几件「满族柞蚕丝绸刺绣枕头顶」中，我们还能看到当时的工艺。年初，方志小说工作组去丹东驻地，发现曾经容纳几万人的纺织厂厂房如今还在，但是机器早已搬空，所有的门也都被拆除，徒留一排排水泥承重柱、房梁和高悬的玻璃窗。

何翔宇，《证据》，2017，录像

年轻人向外探索的同时，家乡也在试图接近大城市的样子。在这一点上，丹东与许多中国城市相似。现在，人们来丹东寻找一种想象中的异域风情，最终实现为朝鲜冷面、烧烤与望远镜里交叠的圆形画幅。加拿大地理学家 Edward C. Relph 曾在上世纪 70 年代提出过「地方」（place）与「无地方」（placelessness）这对概念。按照他的说法，无论是完全为功能而建的新城镇，还是走向「博物馆化」的历史城市，其景观都会逐渐与人的认同感脱离，从具有本真性的「地方」变成「无地方」，沦为一块生活的「背景板」。这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家乡命运。本次展览中，摄影师孙海霆几次来丹东，拍下一所 30 年来没有变化过的普通住宅，又沿鸭绿江逆行，追溯了丹东这座城市时空尺度的「上游」；铁笔山房的研究者投身资料和遗迹中；成长在丹东的艺术家用个体的经历和记忆对家乡进行扩写，与之发生关系；方志小说的驻地艺术家则以这座边境城市为基础，虚构出「一部小说」（此次展览的展中展）：对城市来说，他们都是匆匆过客，对他们 —— 至少其中一部分人 —— 来说，丹东则与独特的生命经验交织在一起。

回忆在丹东的成长经历，赵亮还想起一些情景。上学时，他们一帮同学常跟隔壁的朝鲜族中学学生踢足球，老输，输了就打架。如今，赵亮的母校已经拆了。他每年还会回到丹东住上一个月左右，出门得用导航，「不然找不到自己的家。」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