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书｜生活潦草，阿乙坦荡
几副面孔交替出现。声音低迷的时候他眼眉下垂，无精打采，看起来像是遇上了什么倒霉事；讲到比较振奋的地方，他头一抬，两片唇向上一咧，短暂露出心虚而狡黠的笑容，仿佛做了笔不错的买卖。
比起 2021 年夏天我们那次见面，阿乙苍老了些。头发泛白，脸部轮廓越发松散。假如那是一件泥器，捏塑它的人定是心不在焉，改了又改。周围的人越是小心翼翼，这件「泥器」越是不动声色地逗弄那层小心，让它显得多余。
拍摄在阿乙家中进行。他在书桌边刚落座，便拉起一根绿色吸氧管插进鼻孔，说，「我平常就这么玩」；看到摄影师靠近，又主动把食指伸到桌角，探向镜头。指上夹着一个血氧仪。人走动时，显示屏上的数值跌至 80 多，静坐时，往往也不足 95。这位 47 岁的作家在谈话中留出越来越长的停顿来休息。录音整理出来，字数仅两年前采访量的一半。
但阿乙说话算话。当时他告诉我正在写一部名为《未婚妻》的自传性长篇小说，想在小说中把自己离开江西县城后全部个人经历都消化掉，写一段最终没有结婚的故事。因为「未」是人生的常见状态 —— 发生了，但最后又没成。两年来，他除了去医院，便是在家写作。北京下起 2023 年第一场雪的这天，我们再见面时，共计 24 万字、厚 358 页、橙色封皮的《未婚妻》，已经摆在了桌上。
要谈论阿乙，离不开他的疾病，要理解他亦然。阿乙多产。事实上他几乎没有停过，没有出现过成规模的瓶颈或倦怠。在一些随笔集里，他从不刻意绕开这些苦痛经历，事后如同对待课题般，老实观察、记录，并在得出结论前感慨：「我对自己的疾病一直是稀里糊涂的，我真不是一个好的自己啊。我感觉自己活到现在，就像是一个脑袋上还插着斧头的人。」前不久他应《T》编辑部邀约，以「传家之物」为主题写一篇小说。「我可能写得不那么温情，可以吗？」他没有一丝犹豫地问道，语气礼貌但坚决，随后给出关键词，「疾病」。
他的老朋友，新书《未婚妻》的编辑付如初，看到阿乙的这种举动，想必不会讶异。每每聊天，她都能清楚感觉到阿乙对自己的残忍。在她看来，人病后回想健康时的情形，多数是美好的。但阿乙不。他想到的是被悔恨填满的过往，每个挥霍和莽撞的举动都历历在目，不可原谅。对待父母，他也同样带着「启蒙式的审视」。他曾不止一次提到，自己那热衷洗衣的母亲，不过是害怕被机器取替，而大姐见面时随口的一句「你像爸爸一样」，在他听来无异于诅咒式的寒暄 —— 父亲晚年中风，是他难以摆脱的梦魇。
越亲近的人，越能频繁体会到他这份克己程度的根深蒂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近 20 年间，付如初几乎没有全盘接受过递交来的作品，面对某一类「皮实」的作者，更是直截了当 ——「我觉得哪儿哪儿不舒服，你要改。」可到了阿乙这里，一想到他在克服身体状况的同时高强度地写作，就不忍多说。
看完书稿，俩人走心地拉扯着。阿乙说：「您是专家，给我建议。」付如初明白他的谦虚，也明白他对自己的表达其实有自信，便告诫自己：编辑在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与其发表修改意见，不如给他寻找合理性，对他自成一派的风格与逻辑不断予以鼓励 —— 尽管对书中争议较大的片段，即媒人施银突然变成一匹马，她也是有所保留的。
十几年前阿乙刚开始写作时，付如初就通过《今天》杂志留意到了他。她用「名声大噪」形容当时的阿乙：「大家都在关注，那时的文坛需要身份上比较特殊的作家。他是小镇警察出身，用县城故事挖掘国民性，以及启蒙的无奈和愤怒，大家觉得是继承了鲁迅的衣钵。比起可读性，那时的文学更强调批判性，肩负着开启读者心智的责任。」
回过头看，付如初认为初出茅庐时的阿乙「学步还挺明显，能看出刻意深刻的痕迹」，但那是个很宝贵的阶段，每个作家都曾有过，他们真诚地认为深刻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现在的阿乙则找到了自己的方式，通过在可读性和意义之间的磨合和拉锯，阿乙已是一名成熟作家，他知道如何扬长避短，从外界故事转向个人生活。
「生活资源对他来说太匮乏了，就像博尔赫斯失明后一样，只能向内开掘，用不断地阅读学来的技巧、方法和知识，重新认识回忆里有限的资源，越来越思想化，往深处去。」付如初时常想，疾病带来的向死而生的课题，催促着阿乙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是最适合他的，甚至有可能是必然且唯一的，「没有其他可选」。
在经历了疫情期间病痛来袭时人的无力，以及日常生活被其彻底破坏的沮丧后，付如初对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疾病困扰的阿乙更加体谅。年少时，她读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有种浪漫化的文艺想象。如今她坐在办公桌前，看着自己病倒后多日没碰的瑜伽垫，愤然控诉：「什么隐喻不隐喻，疾病就是疾病好吗！」紧接着又想起阿乙早前的一番吐露：「他说自己有一段时间从床走到厕所都费劲，总想着哪天要是能走到离家不远的那段铁轨，就赶紧了断；等身体好了，得陇望蜀，又舍不得了。」
对此，当事人仍表现出剔掉了感性的坦荡，在新书《未婚妻》里如此自白：
我想到有两个我在百无聊赖地对话：
第一个我：因为难以忍受身体的崩溃，我决意轻生。
第二个我：如果你连死都不怕，为什么还要害怕身体上的这些病症。
第一个我：你的逻辑不是很严密，但是说服了我。
第二个我：再看看吧。
第一个我：再看看。
如今的作家阿乙，从高空睥睨当初的自己，看到的是一名「腹部平坦、身材匀称、眼睛放射着泉水一样光芒的青年」；而实际上，30 多岁转行写作的阿乙，在那时记下的更多是苦闷与惆怅：「认不清自己的价值，即使能认清，也不敢出来言说，因为文学是需要别人册封的事业。」
2010 年春天出现在诗人北岛主编的《今天》杂志上，是江西警察艾国柱被「册封」的第一步，标志着他作为阿乙正式出现在文坛。家中的书房门口挂着一幅字，「时间的玫瑰」，落款北岛。在一篇题为《从理想人到技术人》的旧文开头，阿乙写道：「我记得在最初发表之前，北岛先生给我打电话，说还要请李陀先生为专辑写一篇序言。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耀，更是我生命中值得怀念的重大事件。这样的际遇不是每个人都有。」
走出故乡，来到城市，阿乙像一支被暴晒的冰棍，融化的部分不知该流到何处。他向往盖茨比（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主人公）那样彻夜的纵情欢乐，无聊却从四面八方涌来。晚上 9 点早早上床，直到凌晨 1 点睡着 —— 没有蹦过迪至今仍被阿乙视作最大缺憾。他还盼望过艳遇、街道上的斗殴、火灾以及星球大战，然而什么也没发生。
阿乙早期的写作多倚赖外部喂养。脱下警服、成为编辑后的阿乙，需要主动寻找生活中的意外，惊险与刺激不再像以往那样排着队找上门来。他拎着专心致志的耳朵游荡，卖力捕捉足以启动小说的核心零件 —— 可以是一篇新闻报道的谋杀案，也可以是一次与朋友的简短聊天。
那些故事的主角，有莫名杀害同学的高中生，也有被误葬后在棺材内苏醒、手指因刨抓而露出白骨的醉汉。阿乙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熟悉的寂寞与无助，动笔的契机往往都是出于对这些「上帝不要的人」的深刻同情。
到了 2019 年（他多次在采访中确切说明过这个转折点），他停止了巴尔扎克式的人间白描，转向挖掘以意识流和内心独白为主体的、经自我意识改造后的世界。「就是人回归到自身来写作，从自身去发问。格非说的精神性的、半自传性的方式，给我们这些已经 40 多岁的中年作家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一种新的生机。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尽量多地经历了生活。有很多感情的经历、工作的经历，很多自己的挫败与成功，也见过了很多钱，去了很多国家，很容易回看人生，不再需要过多地利用技术去弥补自己在精力上的不足。我们的前一种写作已经衰亡了，所以这时候可以自然地转向，就像换了一个战场。」
2022 年 12 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未婚妻》便是战略改变后的实践成果。300 多页的篇幅，讲述的并不是一个轰烈曲折、甜美中带着遗憾的爱情故事。它絮叨、悠长，穿插了大量心理自白和对经典作品的引用。阿乙向我解释：「普鲁斯特说唯一真实的世界是文学世界。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真实的世界不是真实的，反而是一个贫瘠、无聊、乏味的世界。哪怕是巴黎也很无聊，相比巴黎，我的老家江西一个县级市更无聊。这个时候你就想用文字把这个世界再过一遍 …… 让它和外部世界产生历史和地理上的联系，最经典的就是文章的一些呼应和追忆。」
他在普鲁斯特、乔伊斯、但丁的作品中穿行，像在沃尔玛这样的大超市穿行。他并不奢求旁人能逐字看完他精心「采购」的那些片段，只望读者能大致明白这类情境在人类历史上永远都在重复地出现，从而获得一种辽阔感，补救自身环境的不足。阿乙认为鲁迅的小说虽然尖利，但提供不了《清明上河图》般的生活质感，缺乏「属于文学的那种创世的意义」，更能提供质感的是普鲁斯特、沈从文或者汪曾祺。
阿乙承认，自己的胜负心没有以前那么强了，不再有快速获取读者关注的功利心。这两种欲望曾驱使他寻找一些捷径，用 Christopher Nolan 或博尔赫斯的魔法口吻来讲故事，倾向于描述死亡、暴力等比较激烈的场景，玩类似于电影《看不见的客人》（Contratiempo，2016）反转再反转的结构把戏。但普鲁斯特的小说让他意识到，写作有更重要的使命：「不是给别人看一个反转的故事或是一个虚假的浪漫主义，而是要把你所过的人生，以及和你一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人的状态写出来，使读者也能够在这样的文本里尽量看得到自己。」
阅读《未婚妻》，是与一位复杂冷酷的叙述者同行。这位叙述者有时和眼下这个敬爱太太的已婚男子阿乙有点距离 —— 他怕太太对自己把外人带到家中拍摄感到不悦，又担心我们在猝不及防的降雪中受冻，边把我们领进门，边打电话向太太解释。
但有时候，《未婚妻》里的文字又是那么亲切。「朋友你知道，一个人在爱情方面稍微主观一点，就可能把自己的愿望当成外在的现实，把别人毫无意义的行为理解成爱自己，从而闹出笑话。」书中在谈及爱情时如此写道，读来简直就像坐在咖啡厅里与叙述者本人邻座闲聊那般。
离家不远的这家书店是阿乙与一群青年作家的长期据点。拍摄结束后，我们的采访转移到书店进行。作家孙一圣、青年批评家刘绍禹、记者宋宇也来了。几人有一搭没一搭各言心事。宋宇的胳膊上挎着一只白色塑料袋，装了些药盒。「这个病啊」，刘绍禹张口，常以此开头。「病」指新冠阳性，他拒绝使用流行语「阳了」。阿乙不太发言。除了采访，他便像往常那样，绕书架遛弯，最后挑了一本法国学者 Élisabeth Roudinesco 的《精神分析私人词典》。
阿乙坐在客厅朝南的窗前写作，
桌上陈设简单：一台 Mac Air 笔记本电脑，
一个写着草稿和手记的本子。
本来还有些杂物，他匆匆都收了起来。
拍摄这天，北京下起 2023 年的第一场雪。
常在书店会面的作家，有的已搬离北京，有的有了孩子。剩下最固定的班底是阿乙和孙一圣。俩人来此一同看书 —— 通常阿乙读什么孙一圣就跟着读，阿乙看完《追忆逝水年华》时孙一圣还停留在第一卷；去年阿乙开始看《尤利西斯》，孙一圣也翻来看了一阵，最后又跟丢了。
码字 —— 狭小的餐桌前面对面坐下，也不怎么说话，彼此问得最多的是「今天写了多少字」？他们日复一日玩着没有奖惩的游戏，定好每天写多少字，谁先写完谁先走。有时太太一来，阿乙立马起身，提前离席：「对不起了小孙，我先走啦。」
作为嘉宾参加文学活动讲座 —— 有阿乙在场时孙一圣总感到很放心，因为他「输出很好，很好笑，不说脱口秀可惜了」；活动结束后阿乙往往会没来由地嘟囔一句：「哎，今天话太多了，有点后悔。」
对于阿乙的《未婚妻》，孙一圣感触最深的是对心理状态尽量真实的描绘，「不推诿，不塑造成高尚的人，不自我感动，对这种廉价性的感情随时警惕。」即便书里时常出现「朋友啊你们知道」这类仿佛扯着读者袖管倾诉的语句，但在孙一圣看来，这种表达不过是一种附属，小说的主题还是关于内省。
2010 年年末，第二本短篇小说集《鸟，看见我了》出版时，阿乙对《南都周刊》解释过这种自省的逻辑：「某种程度上，我自感像加缪笔下的暴君加里古拉，在向人们传递一些悲惨的真相，这真相里最大的是死亡，我时刻不忘记提醒人会死这一现实 …… 人们善待了讨好的喜鹊，却驱赶带来凶讯的乌鸦。可是乌鸦走了，不幸还是照样降临。而且，我恰恰觉得，人们只有对自己的内心坦诚，去认清那些本就存在的结局、宿命，才会在绝望中清醒，才能走上自我找寻的道路。在这点上，我是加缪的信徒。」
他一再暴露自己的「病态」，某个可怕后果但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便挥之不去。过往采访中他曾提到，会在噩梦里遇见一些因为不是走在文学道路上而落魄、悲哀的自己。面对外界也是如此。进入高楼门首前，他会留意上空，以确保自己不被高空坠物选中；离家时，会偷偷把电切断，太太要是看见，少不了一顿数落。他向我形容，自己就是这样一个「谨小慎微的可怜虫」：「我曾经和一帮朋友去安徽郊外玩，他们坐在高高的桥沿上甩腿，我想的全部是他们掉下去的话是在哪里，我的腿都打抖，不敢往那边看。剪刀也是这样，当年我们老家有个人，他用剪刀挑粽子时把自己眼睛戳瞎了。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冲击。所以我用剪刀的时候总是非常谨慎，甚至排斥剪刀，我不想看见剪刀，尽管（这事）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这种人适合去写作，天生多疑。」
任由这些想法发散后，阿乙在写《未婚妻》时写得格外顺畅：「你有很多可选的，你永远不慌。就像鲁尔福一样，只要是走在路上，自己就冒出一大堆，你只需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倒出来就行。不再像过去一样，像一个编剧或者是一个敬业的故事作家一样，需要构思很久。」只是要保持这种写作状态，阿乙需要每天在字数上压制自己，只写 800 到 1000 字，在写到尽兴前停笔。
因为不追求情节起伏，他写作抓大放小，「依赖于一个有自己脾气的记忆之神」，而不依赖于事实本身。「记忆不是像复写纸那样去复印我们的历史，而是对历史挑挑拣拣，继而对拣出来的东西进行歪曲。我的写作体现的就是这样的原则。因此可以说，我并不是自己人生的史学家，而只是记忆这个怪物的走狗，是它意志的执笔者。」
回想过去 —— 阿乙为我们做了示范，原来清晰的记忆不是必需。书中不乏类似「店门由十六块樟木板组成」的具体描述 —— 不同于某些作家在重现场景时前往实地考察，或向相关人士求证走访的做法，阿乙引以为据的是为数不多的日记、预估、推算。他在试探一种写作的边界。
午后飘起了雪，他抬头看了看窗外，低声道：「就跟下雪一样，以前你只知道雪下了，就去迎接它。现在你知道是因为冷空气交流，才有了雪。」过了许多年，真相不紧不慢地逐渐显现。撕开荷尔蒙的糖衣，他看到了曾经视而不见的准岳母，读懂了那些来路不明的热络和曲折心思，明白了她的撮合，也许不过是看中了自己在县城做公安的好工作。他越来越愿意在作品中展示生活那复杂、缠混但是真实的部分，而不是将之刈除。「生活是潦草的，但记忆会试探它里面的那种细微的东西。」
时空彻底更换后的追忆，有时需要隔岸观火的清醒，有时则需要对现实的加工。
同为作家的刘按看完《未婚妻》，最喜欢被塑造成「马人」的媒婆角色。在他的印象中，有人写过类似的意象，但很少被放在极其日常的情形中。他有过相近的构思，但从未深想马人在日常中是怎么具体生活的，因此看到阿乙细致地写「它」如何爬楼梯、喝水、咳嗽、咽东西时，一下就被特异形象嵌入平凡场景后凸显出的戏剧性和描述过程中的微妙笔触打动。
从第一本《灰故事》开始，阿乙至今所有的作品刘按悉数读过，他喜欢那些流畅的语调和带有探索性的先锋叙事。按他的理解，阿乙之所以变着花样重现回忆、向内书写，身体情况的约束是一方面，同时也与他个人的志趣有关：「阿乙虽然很现实主义，但阿乙的想象力其实是非常棒的，不太可能局限于写现实主义。他的能力在这里，很难不被诱惑，如果没有『马人』这样一个形象，《未婚妻》就是一部现实主义的长篇，夸张点来讲，中国至少有 100 个作家可以写。因此我不认为马人是可有可无的。」
已然获得主流文学界认可的情况下仍不断做文学实验，这是同行视角中阿乙能称得上「了不起」的地方。提到阿乙 2021 年出版的《骗子来到南方》时，刘按直呼：「太他妈好了！」多数小说集，在他看来不过是许多文学期刊作品打包的产物，总散发着一股规训的味道，「但阿乙写了很多不可能在期刊发表的小故事，不是为了取悦谁，就是自己喜欢」。
从确定意识流写法的那一刻起，阿乙就知道，《未婚妻》不是一次精打细算的创作。他难免有犹豫，「行文还是应该简洁一些，没有必要给读者造成不必要的信息干扰」。但从父亲处继承的「驴一样的愚直」又会立刻冒出来，占了上风。他说，正在创作中的姊妹篇《未婚夫》，「更冒犯，更没有规矩。体裁是一个长篇大论的议论，作者自己出来议论，接连数万字的议论都会有」。
面对作者的「得寸进尺」，付如初照旧给予充分尊重。当她得知这种面向自我的写作吸引到很多「不会放弃自我批判」的心理学或法学的跨界读者时，也更感珍贵。
她愿意加入阿乙的一意孤行：「喧嚣的时代，夸大其词、哗众取宠，可能更容易成事，作家当然也渴望销量，但是对阿乙而言，在喘一口气都很难的时候，考虑这些毫无意义。读者需要热闹的作品，也需要《未婚妻》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