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着一张古典气质脸的陈苍苍是位时尚撰稿人，也是一位小红书穿搭博主。她在社交媒体上第一次看到「知识分子时髦风」的字眼是在 2022 年 10 月，随后她才发现，从那年 4 月起，平台上的这类内容就已经琳琅满目了。早期爆火的一篇帖子将美国超模 Bella Hadid 在罗马出行的几身造型总结为「知识分子风」的标志性装扮，最出圈的一套是用黑色鱼骨腰封搭配半身裙和廓形白衬衫，敞开的领口与窄框眼镜恰到好处地流淌出随意知性的气息。随着一篇篇爆文的出炉，潮人们纷纷跟风模仿创作。这一词语的影响力像滚雪球一般膨胀，等陈苍苍注意到时，知识分子时髦风已成为秋冬最火的女性着装风格。「和艺术家学穿搭」「永恒风格单品」等系列主题遍布陈苍苍的小红书主页。「女作家氛围穿搭」「侯麦女孩」「亦舒女郎」等描述在其间相映成趣。在漫不经心、低眉凝神的姿态中，她时常效仿金敏喜、张曼玉、周韵、汤唯等气质清冽的明星的着装。她说她和同类型的博主之前演绎得较多的主题是女作家的衣橱，但没有任何一种内容能像知识分子穿搭一样迅速引来关注和讨论。Swaying 针织衫，Bright by Seamew 项链穿宽松西服、衬衫和网球鞋的 Susan Sontag，海滩边身穿一条长及脚踝的拼接图案长裙的 Joan Didion，身着裹住双肩的长款开衫、颈后松松绾出拉斐尔前派式发髻的 Virginia Woolf，习惯在宽松的晨袍中写作的 Simone de Beauvoir，以纽约为大本营的讽刺作家兼马甲爱好者 Fran Lebowitz，白衬衣黑西装、不把时髦当回事的 Patti Smith …… 当下社交媒体上时兴的「时髦知识分子风」更像是新瓶装旧酒，映射出一种对异域风情和陌生感的想象。
从本质上来说，知识分子是一个源自西方的概念。「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的俄国。学者许纪霖将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解释为，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公共良知并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似乎从来没有哪位女作家的衣橱似张爱玲的这般「耸人听闻」。她创造了彼时的文坛之最，敢穿、会穿，天马行空地穿。当时有报纸刊登过一张题为《钢笔与口红》的漫画，画的是文坛上最走红的女作家：潘柳黛身上盘曲着一条蛇，苏青一手挟书稿一手拎包行色匆匆，张爱玲却身着一件古装短袄，旁书一行字 ——「奇装炫人的张爱玲」。正如同张爱玲那篇将清末以来的服装变迁、时代气氛与社会心理从容道来的《更衣记》（1943），百年间的服饰沿革亦可看作文化演变的一件外衣，这也部分解释了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在当下这股时髦风潮中的缺席。翻阅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的文章和传记，很多人都发表过对于服装的一二见解，有一套穿衣的自我主张。从这些文字里可以瞥见她们顺应时代潮流和社会风尚的一面，虽然文字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沉重的政治烙印和无法摆脱的集体潜意识，但她们的多元审美和自由意志也散落其间。Bottega Veneta 大衣、鞋子，Sportmax 裤子民国政府曾颁布一系列服制法令。《大公报》称当时的图景为「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这中间有保守的民族情绪，也有对于摒弃流风遗俗的激进主张。张爱玲是其中的一个「异类」，那个时候的报刊总要费些笔墨说说她的衣装。赞许者称之为「文化服装」，中西结合、古今并举，鄙薄者斥之为洋场产物，好莱坞式的美国噱头。张爱玲自小对服饰就有一种难言的喜好，更是个眼光独到的服装鉴赏家，衣服于她是一个人性格、心境的延伸和投射。她撰写的《更衣记》上至达官贵人、阔太太、千金小姐，下至仆佣丫鬟、舞女娼妓，衣履饰物都有详细的描摹。假如将她小说、散文中描绘过的服饰搜罗起来，便是一场相当规模的民国服装展览。但她对民国时期的时装并不倾心，更眷恋古人衣着「婉妙复杂的调和」。她的奇装异服都是自己设计的。她最出名、最经典的发明是旗袍外面罩一件古式的夹袄。旗袍不稀罕，稀罕的是那夹袄和搭配：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展的如意云头，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
旗袍在 20 世纪初叶的服装史上没有明显的断档。无论是所谓「女着男装」，或是改良旗装，都是新时期中国女性追求解放的手段和宣言。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民国新服制，摒弃了繁缛的封建规章，有了些许现代民主社会的思想意识，规定女性礼服为改良后的传统旗女之袍（未用旗袍称谓）和袄裙，旗袍终于被确立为现代中国女性的「国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话题之一是解放妇女，承认男女平等，批判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而 1934 年的「新生活」运动使得学堂女生的装扮成为「摩登」的象征，年轻、有朝气、有文化的女学生成为代表新文化、新生活的重要群体，此时的知识界是传播新生活方式的中坚力量。时人称：民国时期的上海女子，只有两种打扮 —— 旧派学堂里的优伶，新派女学生。Yirantian 连身裙
随着新式学堂的出现，识字的女学生成为清末民初新女性的代表。在燕京大学在校生谢婉莹笔下，一个理想的女学生衣裙颜色要「雅素的」，言行上要稳健，要常去参加学术演讲会，读有价值的书和杂志，关注世界的新潮流，培养庄严优美的感情，注意家事实习。后来，谢婉莹有了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冰心，以知识妇女身份自居的她，字里行间对学生身份看得很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2010）中提到，在 1927 年之前，冰心所有小说里的「我」都是冰心姐姐的形象，她笔下的女学生衣着素淡，态度活泼，爱思索，但是看向镜子里的自我却是匆匆地。她更在意的是她的「思想」。这些女学生是「去情欲化」的，并不是视觉的，她们并不以被观看的尤物姿态出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女学生时尚是一缕穿透世俗污浊的、年轻健康的空气。1927 年后，当茅盾、丁玲笔下的新女性出现时，冰心和她的文学作品里的那些美开始过时，社会对新女性形象的期许发生了变化。
在沈从文的追忆中，17 岁的丁玲天真烂漫、特立独行，处处近似男孩子，头发照流行的解放女子习气剪得极短，衣服穿得简便，行动洒脱，出门不穿裙子的次数也一定不少，「既不像什么学生，又不像某一种女人」。那时节女人若在装扮上极力模仿风月女子，家中虽不奖励，社会却很同意。但若是行为洒脱如男子，家中社会皆将用稀奇眼光来估计了。一张黑白相片记录了 1930 年身处北平的萧红。她一身垂坠的西装，立领衬衫，短发，一只手插兜。在这个洋货洋装的地位日渐上升的年代，西式服饰是知识女性的代表性穿戴，被视作追求新思想、新文化的外化符号，这完全不同于那些洋派摩登女郎定义西装的心理。在《女子装饰的心理》（1936）里，萧红写道：「虽然近年来有男女平等的法律，但在父权制度之下，女子仍然是受动的。装饰主要的用意，大都是一方以取悦于男性，一方足以表示自己的高贵。」张爱玲对于好友苏青穿着的评价与《女子装饰的心理》如出一辙，它代表了一些女性知识精英的实用主义倾向：一件考究的衣服就是一件考究的衣服；于她自己，是得用；于众人，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于她立意要吸引的人，是吸引。那个时期的女性知识分子往往是接受了留洋教育或者上过新兴女子学校的大家闺秀，本就是精英阶层的代表。1934 年，林徽因曾在《窗子以外》中反省这些学者的精英作派，她所说的这扇「窗」代表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区隔：「奢侈是不能给你愉快的，它只有要加增你的戒惧烦恼。每一尺好看点的纱料，每一件新鲜点的工艺品！」中国传统士大夫知识阶层倾向于维护赋予自己显要地位、使等级制神圣化的理论学说，在政治上一向依附性较强。而在民国以来频繁的政治运动下，他们的审美逐渐趋同，具有服从性。衣装成为明哲保身的伪装。
20 世纪 60 年代的 8 亿中国人几乎是清一色的蓝衣军。在一系列的反右倾潮流中，人们形成了大一统的服装观念，朴素无华的蓝灰黑一度取代了缤纷的色彩。服饰本身特有的审美被其衍生的政治属性压倒，服饰的制式化和模式化也在高度统一的民众思想中走向了极致，连「摩登」这个词本身都需要批判。服饰成了「革命」的标尺。「文革」否定了包括形制、礼仪、装饰在内中国的传统服饰文化，割裂了民族文化的传统。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反帝反修」使得人们既丢开苏式服装，也拒绝外来的现代服饰样式。在中国服装领域里，既不用历史传统，又不「拿来」，无「源」无「流」，服装变得苍白单调。泛政治化及高度的大一统削弱了人们的独立审美能力，这几乎是中国现当代服饰研究的底色。不同于西方服装史中的无性别服装，「文革」时期特有的「无性差服饰」植根于社会深层的封建伦理纲常。中国传统服饰侧重对人体的遮蔽，强调性别的隐藏而不是张扬。「文革」时期，服饰的女性特征尤其被有意识地弱化，否则穿着者就有可能被认为是思想不纯、作风不正：一位女性如果身着一条的确良的白裙子，往往会被视为不学好的「浪女」。Ruo Han 外套，Swaying 针织衫
Ying Pei Studio 裤子，Grabriele Colangelo 腰链
女人的青春如夏天般短暂。与革命无关的衣服老老实实地蹲在箱底，只是每年夏天被拿出来晾晒一次，见见久违的天日。这一代女性身处扼杀一切美好事物和个人意志的年代，被迫放弃了女性审美，损失了十多年的美丽时光。这一时期对领袖服饰的崇拜，导致社会民众纷纷追随和效仿领袖的外观形象，老三样（中山装、军便装、人民装）和老三色（蓝、绿、灰）风靡一时。「不爱红装」的女民兵服饰在此时受到追捧：穿着简朴的素色中式上衣，佩戴主席像章，腰间缠绕子弹袋，手握钢笔。第一次穿裙子的时候，戴锦华已经 20 多岁了。她成长于这个强调「男女都一样」的时代，认为这一代女性的成长是一个获得性别意识、建构第二性的过程。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声也因此与西方完全相反。西方的女性主义在倡导「我们和男人一样」时，中国女性主义的声音是：我们和男人不同，我们应当有做女人的权利。
20 世纪 70 年代末短缺经济尚未改善，民众脑海中的思维惯性和僵化思想依然残存。衣着的解放必须依托观念的解放。人们自我封闭太久了，变想穿为敢穿，再变敢穿为会穿，这需要时间。于是人们开始乱穿。饥不择食的时代里，花哨艳俗、毫无章法的服装被人们穿戴在身招摇过市，「工农兵学商，人人倒衣服。」作家残雪也是这股做服装生意的早期个体户大潮中的一员。1980 年，她退出街道工厂，和丈夫一道自学缝纫、量体裁衣，开起了裁缝店。这是那个年代的女人最常见的履历。她偏爱「红」装，对于红色有着一种近乎虔诚的热忱。儿时的她就偏爱红色，尤其喜欢煤火烧出的金红色，火焰深处仿佛有挣脱地狱钳制的生命力。最能代表她的渴望的是火烧云，它红得是那么不顾一切。而令她心底战栗的，「还有某种理念的庄严」。这种庄严或许流淌出一个时代浪漫主义的底色。在物资紧缺的时代，残雪没有挑选衣服的自由，身体被包裹在灰溜溜的、不合身的服装里头，再难看也得穿。家里从不给她买红色的衣服和用品，她揣测也许他们觉得「扎眼」。Yirantian 连身裙，Gabriele Colangelo 三角巾对于妖冶热烈的红色衣裳，1964 年出生的东北作家迟子建也觉着扎眼，始终心存警惕。她不喜欢红色的床盖、窗帘和衣服，「眼睛会疼」。近 20 年来，红色的衣服在她的衣橱中几乎绝迹了。她始终钟爱黑白、灰色和咖啡色。每年除夕，家人大红大紫地装扮自己的时候，她依然素衣素服。直到 2007 年元旦后逛商场时，她看到一件枣红色的羊绒开衫，软软地搭在衣架上，懒洋洋的。那红是一种收敛的红，红得有分寸，有气质，不张扬、不造作，她遂动了心买下，站在镜子面前，觉得自己身披霞光。从本能的抗拒到逐步接纳，迟子建身体里某种根深蒂固的自我禁锢似乎一点点消融了。在上世纪 80 年代知青文学作家王安忆的笔下，作为一种大众消费的服装是绝大多数人塑造个性的方式，但形式大都脱离内容。真正够得上谈吐文雅、内涵丰富，谈得上有精神生活、有个性魅力的着装者寥寥，因为要获得这些，需要大量投资：教育、阅读、学习等。过去的「蓝海洋灰海洋」在王安忆眼里是磨灭个性，如今的姹紫嫣红万种风流，却也是磨灭个性，不如以不变应万变，不去想自己的形象当是如何，也不想世人的形象当如何规避，只凭着喜不喜欢，反倒省心。打动她的衣服倒不是那类赏心悦目的，须是有趣的，还有点戏剧性的。
作家林白同样与时髦刻意保留着距离。对她而言，时装「一闪而过」，是一种不能抵达的事物。她对一切时髦的东西感到陌生，却愿意遐想心仪的衣裳穿在一个自己虚构的女人身上。时装之所以吸引她，正是因为它永远穿不到自己身上，它固有的美因距离而被加倍放大。她笃信实用是艺术的大敌，不喜欢时装的日常性。把古怪的抽屉变成口袋的 Schiaparelli，头顶长出红色灯笼、身上长出绿色植物的奇思妙想，倒是令她着迷 —— 因为女人的身体通过时装得到了无限延伸。
20 世纪 80 年代国门开放，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在西方接受教育，从八角帽到比基尼，西方的时装霸权也在冲击和重塑着他们的审美。留美作家建英笔下的 Versace，像是从中世纪幻景里走出来的魔术师，浑身满是飞扬跋扈的色彩、气味和线条，总有一股野蛮的俗艳，浓烈、张扬，华丽得不真实、不长久。相比之下，她更欣赏 Giorgio Armani：低调、微妙、优雅，骨子里其实也挥霍，但挥霍得不露痕迹，富有理性。
洪晃曾被西方媒体誉为「中国的设计师教母」，她认为当下的中国时尚跟风欧美，并没有明显的中国意识；中国的女性知识分子与国内时尚圈也没有特别多的互动，似乎也没有意愿去争取穿衣风格上的话语权。她眼里的当代知识分子「都穿得挺好的」，不仅了解自己适合什么风格，会搭配，乐于搭配，很是体面。只不过，穿出风格的不多，穿什么的都有，无法规范成一个统一的「知识分子风」。「知识分子嘛，统一服装和统一意识一样困难。」洪晃告诉《T》编辑部。洪晃此前并没有听说过「时髦知识分子风」，特地在淘宝搜了一下。映入她眼帘的尽是些当今流行的超大码服装，有风衣、条纹衬衫，色调以黑、蓝、灰、白为主，以及各种不同程度的咖啡色 ——「从意大利浓缩到 Flat White」。「说白了就是比较通勤吧，也许说是知识分子比通勤高级一点？不懂。」
「知识分子穿搭是对这类风格的提炼和概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传播符号。比起我之前产出的内容标签，它更具有传播性。」陈苍苍说。
她口中的这类风格是指文学、电影中的时尚形象。一直以来，她的创作大都从文学和电影里的文艺女性形象汲取灵感。这是她的审美偏好，也和她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相契合。传媒专业毕业的陈苍苍之前从事文学电子化出版和影视改编。前几年，她会在公众号写文章分析 Didion、Francoise Sagan、Beauvoir 等人的形象和穿搭风格，也写过 Phoebe Philo 时期的 Celine。Didion 在她眼里是一个经典文化符号，国内引进的有关 Didion 的著述她都读过，并特意找来纪录片了解这位女作家具体的创作观点和生活经历，关注对方离不开的单品、出门会打包哪些衣物，以及她贴在冰箱上的清单中罗列了哪些能够让她迅速出门的物件。
在英国资深时尚媒体人 Terry Newman 看来，奢侈品牌同样经常在文学作品和文学才俊中挖掘想法，并寻找背书。喜欢描眉涂红、穿艳丽衣服的 Quentin Crisp，普利策小说奖获得者 Donna Tartt，美国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 Hunter S. Thompson，以及 Woolf 和她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都为 T 台提供了启示。漫不经心且冷静的着装品位是 Didion 的名片，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将服装作为文化考量维度的描述性分析。Woolf 把毛衣和在花园劳作时穿的裙子、印花家居服和皮草坎肩、扣襻鞋和披肩混搭在一块，她所属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已成为若无其事、不过分修饰和无拘无束的高雅风格的同义词。Lebowitz 钟情于西服套装，它能让人穿得舒适，同时保持彬彬有礼。从某种意义上说，帽子所体现的翩翩风度，是其他任何时尚物件无法比拟的：功能性不是必要的，但加上它往往就会产生妙不可言的效果。戴眼镜是思想深邃的浓缩表达。尽管眼镜是学者的经典装饰物，但它们成了真正的时尚配饰。西方时尚杂志历来是高雅文化的一部分，和知识分子界、文学圈保持着密切的联动关系。20 世纪 20 年代，Woolf 曾为英国版《Vogue》写过文章。彼时，杂志的第二任主编 Dorothy Todd 已经把《Vogue》改造成一份前卫的出版物，刊登美国小说家 Gertrude Stein 的稿件，以及哲学家 Aldous Huxley 等人的巴黎时装秀报道。Stein 对艺术和文化有着无可挑剔的鉴赏力，曾跨界指导时尚设计师，Balmain 的创始人在巴黎初试身手时，就曾得到过她的支持。Didion 在美国版《Vogue》干了 8 年。Lebowitz 的衣橱备受《名利场》（Vanity Fair）的推崇，2008 年她首次登上了最佳着装国际名人榜。Saint Laurent by Anthony Vaccarello 大衣西式精英文化漂洋过海，在令人眼花缭乱碎片化信息中被重新诠释。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现任教于曼彻斯特时尚学院，研究时尚艺术文化的王喆博士在小红书和抖音上刷到「知识分子风」「老钱风」等字眼时，觉得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她从英文词源的角度解释道，知识分子风没有严谨的学术概念与之对应，一定要找的话，只能说和「智性时尚」（intellectual fashion）有些许关联，而提到这个概念，就离不开对文化研究中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和通俗文化（low culture）之间关系的探讨。在「知识分子风」这一最近被创造出来的流行趋势背后，更多是对 20 世纪欧洲上流社会，或者说高雅文化群体穿搭方式的回溯。19 世纪的纨绔子弟发明了一种针对传统男装的「反时尚」，被定义为永不引人注意的优雅、轻描淡写的简约。这正是摄政时期男士时尚的引领者 Beau Brummell 发明的。这种「反时尚」尝试了一种不受时代约束的风格。如今受过教育的精英更喜欢营造自然无序的环境，粗粝的服装对于他们意味着真实和美德。20 世纪 70 年代的嬉皮士和 80 年代的雅痞在又一个 10 年后衍生为布波族 [ 布尔乔亚式的波希米亚人（bourgeois bohemian）的简称 ] ，这些中上到上层阶级的新型高级知识分子必须穿法兰绒衬衫而非真丝衬衫，衣领要宽松而非浆得硬挺，选择亚麻的宽松裤子，大理石纹的罩衫，秘鲁的民族编织衫，麻制棒球帽 …… 还有剑麻内衣，力求「不赶时髦」。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奢侈品牌的广告大片都在打造一种接近于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它们所强调的，是贵族的成长背景赋予这些有钱有闲阶层的审美和文化能力，以及对生活中所有无关紧要之事的完美要求。他们还会在其中加入性格、权力和等级的表达。「个人认为，它（知识分子风）其实是带了一点点高雅文化对通俗文化充满优越感的凝视的。」王喆告诉《T》编辑部。在前工业时代，衣服是等级、职位或者行业的象征。随着阶级的碎片化和流动性加剧，服装的社会阶层、年龄甚至性别划分也已经没有以前那么严格了，变得更加微妙。消费文化秉承的「衣如其人」（You are what you wear）在对智性时尚风潮追捧的当下，似乎进化成了「读什么与穿什么一样重要」。王喆提到，时尚文化研究领域里强调的衣服和人的形体以及社会身份之间的关联，是复杂且受到诸多因素影响的，比如一个人接受的教育、经历和职业都会对其本身散发出来的气质产生很深的影响。
陈苍苍并不认为必须是个知识分子才能穿知识分子风，知识分子穿的衣服也未必就是知识分子风。眼下的知识分子风是一个热门的大众穿衣风格，不再局限于一个狭义群体之内，也不再局限于以往的文艺女性。当下很多年轻女孩都会这么穿，只要喜欢都可以向这种风格靠拢，每一个人表现出来的具体特质也不一样。在英国文化研究者 Elizabeth Wilson 笔下，以往的美国私立预科学院风（preppy style）、英国的 Sloane Ranger 风 [ 以伦敦切尔西区斯隆尼广场（Sloane Square）的名字命名，那里住着上流社会的年轻男女 ] 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自我模仿。曾经，这样的风格虽然属于经典时尚（classic chic），却默默无闻。而在如今的时尚乱象下，经典时尚似乎已不复存在，对「时尚」的模仿与演绎四处泛滥：装作毫不费力，装作没有想要留下好印象。在后现代时期，已经不再有某一种风格占据绝对主导，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尝试重建某种氛围，一种对于过去无目的的挪用，像是一尊眼神空洞的雕像，是一种空白的戏仿。
这种「氛围感」的复刻在王喆口中，对应的不是一种美学概念，更多地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营销手段。因为从美学上讲，风格的定义有排他性，即两种美学风格之间，可能会相似，但一般不会发生核心设计元素的重叠。但从品牌营销的角度，它力求包罗万象，更像是多种美学风格排列组合的打包产品，是为了打造出某种氛围感，并以此激发消费者的参与感，引起对不属于自身生活方式的畅想，从而诱发购买欲。「知识分子风，从我的观察来看，可能是极简加森系加牛津学院风，全部给你糅在一块了。」王喆说。与此同时，追求风格一致性的陈苍苍不觉得这个新风潮和自己以往的调性有具体的差异，她以前一直把自己定义为文艺女青年风格，现在，她又可以形容自己为知识分子风，「知识分子风是一个可以从年轻穿到老的风格」。
在国内穿搭博主对于知识分子时髦风的品牌推荐里，Jill Sander、The Row、Lemaire 等品牌频繁出现。它们也出现在陈苍苍的小红书账号中。在她看来，西方对知识分子风的演绎与国内没有太大差异，人们欣赏的对象、跟随的品牌、选择的单品都趋于同质化，受影响的文化因素也是一样的 —— 区别仅仅在于这个词是国内独创的。陈苍苍认为，国内似乎还没有可以和 Didion 比肩的时髦女知识分子形象。在这股流行浪潮中，她观察到中式风格元素和国内自主品牌比较少，有些品牌有一些和知识分子气质交汇的地方，比如 Uma Wang、Ms Min。对此王喆感到可惜。作为研究者的她希望在这股流行潮流中看到大家更多对于国内自主品牌的推荐，同时也希望有时尚博主可以做到融合中国的文化底色并加以变通，把知识分子风塑造得更立体，更多元化一点。
从「氛围感」到「松弛感」，再到去年的「知识分子风」，陈苍苍和她身边的穿搭博主在造词游戏中试图触摸潮流的脉搏。一个个热门词汇在流量的加持下指数级升温，所有人都在参与讨论，正的、反的、侧面的，360 度探讨。如今再提「氛围感」这样的标签，她察觉人们已经没有太多的点击欲望，普遍产生了厌倦和抵触心理，「现在你再去谈松弛感，反而是一件不时髦的事情。」对于时尚博主来说，一旦某个风格流行，大家就会一拥而上，一起自发策划和产出内容。小红书官方的流量助推则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2022 年 10 月，在小红书「时尚薯」官方账号发起主题活动的一个月里，陈苍苍给自己的创作内容加上了「知识分子风」标签，那些内容后来被官方精选为优质内容，给了她十来万流量。在她本人创作的这一类内容中，最多达到了 100 多万的单篇浏览量，一些与此风格调性契合的品牌纷纷向她发来合作邀请。
时尚的循环潮起潮落，已过而立之年的陈苍苍认为知识分子风是一个比风格更为阶段性的东西。她自己观察到很少有像她这样多年专注于「智性」领域的博主，「普遍都会比较有流行性，时尚感强一点。」她对这类流行于某一平台的穿搭风格的担忧是，一个词火了以后，过不了几个月，又被另外一个流行趋势替代了，她不知道这个风格还能流行多久。在知识分子风发酵了一年后，目前这个标签的热度已经下降了。从时装风格史的角度考量，王喆认为当下这股风潮没有新东西 —— 之前就存在的风格在现代社会语境里，通过营销手段的加持，产生了微小的变化，但是这些微小的变化不足以构成一个新风格。它是一种历史回潮。每一种风格的回潮都会与当下的时代对话，增加一些新的造型元素和小点缀。而全球范围内的「智性时尚」则以 Alessandro Michele 在 Gucci 掀起的营销风潮为典型。Michele 会在营销中有意识地联结更深层次的哲学、艺术和历史。比如美国学者 Donna Haraway 在《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1985）中构筑的人机合体的乌托邦，就以一套套具象的服装造型，出现在了 Gucci 2018 秋冬系列的秀场上。在关于另类全球化运动的著述《No Logo: No Space, No Choice, No Jobs》（1999）中，Naomi Klein 记录了品牌营销方式的转轨。传统市场营销的目的在于卖货，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则变成了兜售产品背后的想法、概念、世界观和生活方式，以形而上的姿态持续在消费者内心深处发酵。当越来越多的时尚媒体内容出现在公众视野，潮流中的消费者摇身变为观众，时装品牌更像是一个个流行叙事制造机器和一家家传媒公司。在当下的时尚类电影和跨媒介叙事里，消费的乐趣不再局限于必须购买什么，而是强调在一种沉浸式的感官体验中消费和制造「意义」。
如果说知识分子风代表了通俗文化对于高雅文化的模仿与想象，在更深的维度上，时尚与艺术也有高低之分。历史上作为语言和媒介的时尚本身，也曾被长久地视为一种劣于艺术的通俗文化：它浅薄、易逝，具有物质性。但自从上世纪 60 年代 Andy Warhol 和他代表的通俗艺术兴盛以来，艺术和时尚之间不再仅仅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与此同时，Sontag 表示，任何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区隔都是一种幻觉。Pierre Bourdieu 也表示，谈及高级定制服装，离不开背后的文化。时尚不再被视为一种低劣的通俗文化，时尚的品味也不仅仅取决于财富。文化和符号资本同样重要，何况如今艺术本身也成为市场营销策略的一部分。曾经作为上流精英追求的高品位休闲活动的现代艺术，与更加主流的电影、戏剧、旅游等娱乐之间的界限正在日益模糊。
一切都在迅疾变化的时代下更容易产生怀旧情绪。王喆认为，「知识分子风」这个词在当下被制造出来，让之前就有的风格和造型再次流行，和整体的全球经下行有关。人们注重给生活做减法，慢下来，在服装上也会趋于保守，更加倾向于简单、省心，追求一种清冷的气质：柔软舒适的面料、简单的颜色，极简利落的剪裁，没有攻击性的服装结构。「很像一场反映在人们平时穿衣风格上的斯多葛式（Stoicism）的躺平风潮，这是非常典型的经济下行形势下文化和社会情绪在着装上的反映。」
这种简约的实用主义服装，或者说更符合陈规的「好」的服装，就如同学院派艺术，是保守的表现。但按照这样的逻辑，寻找审美上令人赏心悦目的实用型服装，却背离了时尚的本义。真正的时尚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类似，应该不断革新形式、自我批判，用衣着来表达和探索人们更先锋大胆的抱负，同时尊重那些用时尚来掩盖个人不足之处或者依靠时尚来寻找自尊的人。在这个维度上，张爱玲或许可以为当下的人们带来一种更贴近知识分子风格本质的启示。在《更衣记》结尾，一个小孩骑车卖弄本领，双手脱把飞掠而过。满街人在那一刻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张爱玲传》（1993）的作者余斌写道，「衣服对她不仅是衣服。于她自己那是小规模的创造，是尽情的游戏，是生活的艺术，是艺术的生活；于众人，那是她个性、气质、心境的流露，是她希望制造的效果。尽管一再声称她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的衣着却拒人千里，划出与他们之间的适当距离。在社交场合，衣装又是她攻防的堑壕。她敏于思讷于言，不善交际，但是她的衣着让她此时无声胜有声，无言中亦自咄咄逼人。自信让她穿出惊世骇俗的服装，这服装也在增强她的自信。她的奇装异服是她为自己创造的一个贴身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