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玫瑰少年」的第 23 个纪念日。2000 年 4 月 20 日，中国台湾屏东县 15 岁初中生叶永志被发现在学校厕所身亡。生前，作为男生的叶永志因行为举止近似女孩，持续遭到校园霸凌和网络暴力。歌手蔡依林于 2018 年发表歌曲《玫瑰少年》纪念他，同时对那些仍在争取社会公平的性别流动（gender fluid）人士表示支持，4 月 20 日也从此被称作「玫瑰少年」纪念日。虽然选择与 LGBTQ 群体站在一起的人越来越多，但「玫瑰少年」的遭遇却仍在全球各地重演。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2022 年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高达 82% 的跨性别人士有过自杀念头，其中至少 40% 曾试图自杀，而所有年龄层中，青少年占比最高。本篇文章的主角熊以沫是一名出生于 2001 年的跨性别男性（出生时生理性别为女，但心理性别为男）。14 岁那年，熊以沫从中国来到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某寄宿制高中读书。同年，他的好友、学姐 Emelia 在学校后山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Emelia 是一名跨性别女性，生前已经出柜，以女性身份生活。当地媒体对她的报道，虽然言语间满是悲痛与唏嘘，但新闻标题却泄露出对于跨性别人群的认知缺失和有失尊重：「The high school junior killed himself」（一位高四男学生自杀了）。
中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跨儿」会经历不同
程度的「性别焦虑」，这种焦虑不一定是针对全身，
而是对某个特定的身体部位感到不安或不适。
《T》中文版邀请插画师郭建琦为本篇报道提供
「Me-Body!」系列画作，作为配图。
郭建琦于今年年初创作了这个系列，试图籍此直面自己
不满意的身体部位，打破被他者凝视的羞耻感。
学姐的遭遇让熊以沫觉得，那些令生者窒息的社会偏见，对死者亦有「平等」的残忍：「你被你反对的东西杀死，又被你反对的东西埋葬。」18 岁那年，他在中国和美国先后接受了一系列跨性别手术，并将身份证上的性别改为男性。然而跨性别者所能获取的医疗资源在世界范围内都十分受限，像熊以沫这样顺利完成手术的人，称得上是「幸运儿」。刚收到采访邀约时，他自认不是最典型的采访对象，建议我们去采访那些没那么有『特权』的酷儿朋友：「虽然我并不是很想用『特权』这个词 —— 所谓的『特权』，本就是我生而为人应有的权益。」最终他还是决定讲述自己的故事。他想用这段「幸运儿」的经历说明，仅仅是发声还不够。只要所谓的「边缘群体」尚未获得平等的社会资源，只要人们对这一群体缺乏充分认知、缺乏了解的渠道，「玫瑰少年」的遭遇就会一再重复。很多人都会问我：「你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一个男孩是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在我这里并不成立。我认为人本身没有性别，而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性别。既然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性别化的社会，我就会选择自己内心更认同的那个性别身份。所以说，「意识到自己是男孩」是从小到大循序渐进的过程，没有一个精确的时间点。从小我就喜欢模仿男孩的行为习惯。我会研究男人的走路姿势，学他们的样子，或者像绅士一样帮妈妈提东西，给女孩开门。如果有女孩给我开门，我会因为觉得自己「不够男人」而难受。尽管意识到这些做法本身也是在巩固男性刻板印象，但我那时尚未明了自己心目中的「男性」是什么样的，只能尝试通过模仿与借鉴社会期待的男性形象，来探索自己的性别。13 岁进入青春期后，我的性别焦虑（Gender Dysphoria，简称 GD，指一个人因生理性别与性别认同不一致，而感到的不适或压力）愈发严重。一个有性别认知障碍（Disorder of Gender Identity，简称 DOGI）的人，往往不会对自己的整个身体都感到不适，焦虑症状可能只针对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具体的身体部位。比如，我会为青春期胸部发育而困扰。为了尽可能让胸部不那么明显，我每天都穿束胸紧身运动内衣。有一件我特别喜欢的渐变色 Polo 衫，因为这件衣服上半部分是深色，下半部分过度到浅色，穿上后我的胸就看起来不那么明显，会让我感觉更「passing」（过关，在跨性别语境中，指让个体的外表或性别角色和表达能够融入顺性别群体，被视为顺性别者）。再比如，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上公共厕所是一件不需要思考的事：男人进男厕所，女人进女厕所。然而，我还没做跨性别的医疗手术（medical transition）的时候，每一次面对公共厕所的男性与女性标识，都是一个事关「遵从内在的身份认同」还是「服从外在的社会约束」的两难窘境。具体选择「男」还是「女」，取决于我那天有多「passing」。单就内心感受而言，我自然想去男厕所。有一次逛商场，去男厕所，里头没有单间，有个男人进来时看见了我，我当下就有种被暴露的不适感。但比起在男厕所被发现的风险，我更不想违心地使用女厕所。我高中是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当时和一位新认识的西班牙同学聊到 Pronouns（人称代词）。她说，你想让别人用什么代词来称呼你都可以。我动了念头，问她：「那你能用 he / him （男性的「他」）来称呼我吗？」她很自然地答应了。当我真的开始以 he / him 被提及时，忽然感觉到这比 she / her（女性的「她」）要舒服很多。虽然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多么革命性的举动，更多是出于「为什么不呢？」的自然心态，但我内心也的确有点发怵，感到自己是在「危险的边缘小心试探」，会自问：这个改变会不会太突然，太激进了？也有人问，是不是因为我去美国后接触了更多关于跨儿的信息与知识，才在一定程度上让我决定做跨儿手术。我妈之前也问，是不是美国改变了我？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性别焦虑更多是生理性，而非社会性的。即便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机会接触到任何相关信息，这也不会改变我是跨性别男性的事实，不会阻止我尝试在外形上更「像」男性；反之，如果我作为一个跨儿却没有任何渠道接触相关信息，只会更抑郁。诸如此类的提问，说明至今仍有许多人觉得跨性别是一个「外国的东西」，是社交圈子或社会环境给人带来的外在影响。然而从古至今，每个社会中都有跨儿的存在，各个文化对跨性别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无论我在哪个文化环境中成长，都不会改变我是跨性别的事实。在我就读的那所高中，有一位心理老师非常细心。他见我总穿男性化的衣服，便把我引荐给了一位高年级的跨性别学姐 Emelia。学姐当时已经在学校出柜，大部分学生和老师都非常支持她，她本人也很受欢迎。她告诉我，自己正在考虑要不要开始化妆。我听到她这么说也特别兴奋，鼓励她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决定。她死得很突然。有个周末她邀请我去听她的乐队演出，在台上唱《Gimme Some Lovin’》（给我一些爱，英国老牌乐队 Spencer Davis Group 于 1966 年发布的单曲），声音特别美。表演结束后的第二天，她本来要在下午 3 点和同学一起去参加一个体育比赛，但却没有出现。直到当天下午 5 点，有人在学校后山的一棵树上找到了她的尸体。当时我正在自习室写作业。忽然有两个学长闯进来，对我说：「有人在学校后院的树上吊了，你猜猜是谁。」我不敢相信，对他们戏谑的态度也很不耐烦。对方提示我，是高年级的学生。不知道为什么，有个直觉冒出来：「会不会是 Emelia？」大约过了两小时，学校宣布在教堂举办悼念活动。去悼念会的路上，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一定不是她，不可能。直到我走到教堂，眼前的一切印证了我的答案：教堂里坐满了前来悼念的学生和老师，校长在台上向大家宣布了 Emelia 自杀的消息。隔着人群，数学课上认识的一位学长眼睛通红地看着我。和他眼神相接的那一刻，我也忍不住了。悼念会进行了一小时，我瘫倒在一把凳子上也哭了一小时。那种感觉就是，你认识了一个很好的人，如果有机会与她多相处，我们或许能成为最好的朋友。但突然之间，人就没了。Emelia 去世后，熊以沫参照 Emelia 生前唱歌
的图片，画了一幅肖像素描，在背面写着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you，Emelia.」
并做成了纪念卡片，送给 Emelia 的朋友和父母。
接下来两周，我整个人都崩塌了，不停地哭，不仅是在悼念她的死，也是在恨自己为什么没能及时察觉她的异样，及时去帮她。就在自杀的几周前，Emelia 刚在全校面前发表了一段鼓舞人心的出柜演讲：「我是一位跨性别者。每一天我都会困惑，为什么我生来就是一名男性…… 如果一切顺利，几年后我的外貌会很不同。」（I am transgender. I puzzle every day about why I came out a boy … if everything goes to plan, I'll look very different in a couple of years. ）
大家之所以对她的离世如此意外，是因为 Emelia 本已决定次年 3 月就开始接受跨性别荷尔蒙治疗，谁也没想到她会在 12 月就选择离开。荷尔蒙治疗是跨性别手术前的准备环节，而手术对于有性别焦虑的跨儿而言，就像「天堂之门」。打开这扇门，就可以进入新生活。她已经凭自己的努力站在了门口，为什么会选择离开？
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很早就把用来上吊的绳子放在了宿舍的床下。生前，Emelia 一直希望从男生宿舍搬到女生宿舍，也有好几个女生主动提议成为 Emelia 的室友；由于学校规定的男女校服是非常性别化的，比如男生必须穿西装，女生必须打领带，Emelia 一直希望学校能够提供中性校服。但直到她离世之前，学校因考虑到家长和捐赠人的抗议，拒绝了她对于实质改变的每一个请求。有人在 Emelia 去世后和我说，学姐因为是跨性别所以自杀了，他们希望我作为跨儿，不会也因此受到太大影响。但我对学姐的共情之处，并不源于我们都是跨儿的身份共性，而纯粹是源于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死亡的悲伤。对我而言，她就是人。我们虽然不清楚她是因为什么心理或者社会原因自杀，但终究不应先入为主地把她的自杀与她的跨儿身份这两件不一定有直接关联的事，绑定在一起。这些后续反应让我意识到，一个人活着时，旁观者无法通过共情替她承担其自身的挣扎与孤独；一个人死后，歧视的尺度也未必能因之缩短几分。至少，当地媒体在报道这起事件时，如此措辞：「这位男高中生在宣布自己成为女性后自杀。」（The high school junior killed himself after revealing he was transitioning to become a female.）学姐去世后，校内只有我一个跨儿，之后我也未能有机会在现实中结识任何其它跨儿。在校 4 年间，我每年都向学校申请从女生宿舍搬到男生宿舍，但校方一直没有同意。他们向我提供的帮助，是让我每个月都见一次驻校的心理咨询师，而咨询师所能做的就是反复聆听我的迷惑与遭遇。其实不止是我，许多同学都不愿向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担心咨询师会将自己的心理问题或者困境转述给校方，导致自己被劝退学。我真正需要的也不是心理咨询，而是有一个人或者渠道能够帮助我系统地了解跨性别医疗干预的相关信息。但关于这件事，当时没有人告诉我该做什么，该去找谁，该去哪里。我只能自己在网上搜集信息。后来我才了解到，如果一个跨儿想要寻求医疗干预来完成性别过渡，首先需要与一位内分泌医生面诊，通过测评获取一个「性别焦虑」诊断证明，而后才能接受荷尔蒙治疗或者性别重置手术。
高三那年，我一个人从康涅狄格州坐了两个半小时的车，去纽约看内分泌科医生。当时我尚未满 18 岁，需要监护人同意，医生才能给我开具诊断证明。但父母又要求，我至少要拿到 4 位不同医生的诊断，他们才愿意支持我接受干预治疗。于是我只能一遍遍地去见医生。2 年间，我一共与不同的医生面诊了 8 次。每次面诊的对话内容，基本就是我不断重述自己的性别焦虑症状，而对方几乎从未给我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整个诊断过程回忆起来，可以说是自相矛盾。我想在外观上从女转男，但为了证明「我真的是男性」，医生期待我向他展现的形象也是非常刻板意义上的「男性化」。比如，医生会不停追问我平时的兴趣爱好是什么（虽然我认为这对于我的诊断而言完全是无关信息）。「我喜欢画画。」我对医生说。她却即刻对我的回答表示质疑：「只有女生才喜欢画画。」为了成功拿到性别焦虑的证明，我需要迎合医生对于男性的偏见，刻意向对方展示自己拥有一连串男性普遍会有的爱好，比如打篮球、打游戏，才能说服他将我「诊断」为男性。熊以沫在 2020 年创作的油画肖像。
画中人物 Marsha P. Johnson（1945-1992）
是一位黑人跨性别女性，也是同性恋解放运动
前线（Gay LiberationFront，兴起于美国
1960 年代后期鼓励同性恋者采取激进的
直接行动）的领导人之一。
内分泌科医生也期待我展现出自己因为性别焦虑而产生的内在痛苦。然而如果我被心理医生诊断出患有精神类疾病，没有获得心理健康的证明，就无法继续跨性别诊断与手术。也就是说，除开经济上的门槛，如果我想通过手术在外形上成为男性，我至少得经过两位不同科室医生的认证，得是一个（被确诊）有性别焦虑、但（被判定）心理健康、言行也符合刻板男性形象的人。哪怕是现在，离接受跨性别手术已经过去两年，我依旧对这个认定过程非常不服气。由他人依据你的行为举止，来「判定」你的性别，对我来说，就像孩子在幼儿园里尿裤子，老师就如同掌握罪证一样拿着裤子站在教室中央当众教训，给孩子的品行定了性。然而至少在中国和美国，这个过程是每一位想要接受手术的跨性别者必然要经历的。
但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只是有人来告诉我，荷尔蒙注射、跨性别手术等项目有哪些注意事项，「跨儿」在接受手术之后的生活会是怎样的。从这个角度而言，「知情同意模型」（Informed Consent Model）更合理：医生就跨性别手术的准备、过程与后果，给跨性别者提供尽可能充足的的知识，而把决定权留给本人；医生的作用不是「诊断」和「治疗」性别焦虑，而是帮助跨性别者充分知情。拿到性别焦虑的证明后，我正式开始接受医疗干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选择接受医疗变性的跨性别男性，每两周或至少每个月都要注射睾丸酮针剂。由于注射频率非常高，为了节省时间，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学习给自己打针。第一次打针前，我去了学校镇上的一个诊所，向一位护士请教如何在自己的大腿侧肌上注射睾丸酮针剂。过程其实类似于普通的疫苗注射，具体操作并不困难，后来我常常晚上一个人在家给自己打针。虽然我本人不害怕打针，但不排除有跨性别男性害怕针头，也有人会因为当地医疗资源缺乏或者经济问题，无处获得睾丸酮的注射剂，选择自制睾丸酮的外用药膏，在皮肤上涂抹。
我在美国完成了上身手术，术后的两三周里只能躺在床上，无法起身。手术费非常昂贵，医院容许的住院期比我所希望的更短，再加上疫情影响，高中毕业后，我向大学请假一年，决定回国继续完成下身手术。即便回国，手术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承担的。我一开始去的是北京协和医院的特需门诊。医生告诉我，子宫切除手术现在已经很成熟，恢复时间为一个月（这种沟通方式其实就属于「知情同意模型」），但他也表示自己不敢给跨儿做手术，推荐我去北医三院找一位叫潘柏林的跨儿手术专家，线上问诊。潘医生随后又向我推荐了另一位能够执行手术的医生。每一次开具跨儿证明、线上问诊、挂号费、办理公证证明，花销都有几百块钱。这当然不是任何一位医生的问题，每一位医生都在履行他们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但一个跨儿想要接受手术，且不谈及流程上的繁复困难，光是经济原因就可以将大部分人挡在门外。哪怕是在真正进行手术之前，我就已经花了好几千块。一个外地人到北京来做手术，如果没有中间人的帮助，可能要跑更多的医院，消耗的金钱与时间成本也会更多。
更重要的是，正如我在获得性别焦虑证明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那样，异性恋本位（Heteronormative）的文化霸权之下，现有医疗程序中的大多数环节，似乎都是在向我强调，跨儿是一个多么边缘化的、「错误」的身份。我其实已经算比较顺利，但术后仍有许多不快经历。按照医嘱，我需要到协和医院妇科复查，而妇科门口自然写着「男士禁止入内」。当时我已经在派出所把身份证上的性别改为男性了，所以当我拿着复查单，向护士解释我的情况，却被对方反复质问：「你如果是男的，为什么要看妇科？你究竟是男是女？」无论是尚未完成变性手术就选择离世的 Emelia，还是已经完成了整套手术的我，都在经历难以向外界准确描述的挫折和痛苦。幸运的是，如果说 13 岁的我还在试图贴近传统意义上「男性」（或是女性）的形象，那么现在的我已经完全摒弃了对「男性」的执念，也不会再把男性 / 女性这样二元化的社会性别分类，强加到个人的审美标准之上。我反而特别被那些挑战二元化性别的人所吸引：无论是男生开始穿裙子、涂口红，还是女生练出了矫健的肌肉线条，都令人忍不住发自内心地感到欣赏 。唯一的遗憾是，即便对于 LGBTQ 相关的议题、理论和实践积累了多少阅读和思考，我依旧会想到 7 年前的那个下午，想到那个 14 岁的我未能给予学姐足够的关注和支持。我仍然无法从理论层面系统分析她的死，无法为这个无解的问题，找出一个具象的解答。应受访者要求，熊以沫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