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启明 |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中国记者第一人黄远生

 
    1915年12月27日，孙中山指派中华革命党人刘北海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枪杀中国新闻记者第一人黄远生，由此开为一党之私而妨害言论自由之先河。值此黄远生遇害101年之际，特发此文以纪念之，也更加愤慨当今的言论环境之压抑。

翩跹少年轻得志，欲采苹花不自由

黄远生原名为基，字远庸，后取笔名为远生，1885年出生于江西德化（今九江县新合镇）一个书香世家。其曾祖黄凤楼是进士，叔伯父黄儒鉴、黄儒藩、黄儒镰均为举人。父亲黄儒藻，秀才出身，在宁波办过洋务。优越的家庭环境使得黄远生自幼就受到非常好的家庭教育。由于家中的藏书丰富，其人好学，故经史子集无不涉猎。在四书五经之外还跟随家里专为他聘请的一位女外籍教师学习了英语。18岁参加德化县试，考中秀才，同年秋中举，为全省第七名。次年他参加会试，高中进士。同榜进士有沈钧儒、谭延闿、叶恭绰等知名人士。这是最后一批进士，而黄远生这位“青青子衿”，尚不足二十，属最年少者。
    在外人看来此时的黄远生自是意气风发、前程似锦，但黄远生却是个爱思考、不按常理出牌的“愣头青”。本来会试之后，还有一次由皇帝亲自出题的殿试，黄远生因不愿在翰林院任职而故意“考砸”，似乎想做个知县。甚至，黄远生也不愿为县令，随后，又拒绝了河南知县的官职。

    不做仕人做报人，但开风气不为师
    马光仁先生在《上海新闻史》中，如是介绍黄远生：“他受新思潮影响，无意为官，去日本留学，攻读法律，同时对新闻时政也很有兴趣，注意研究。”
　　1904年，就在进士及第的当年，黄远生东渡日本，入中央大学学法律，6年后学成回国。也许是因为家族背景原因，他在左右徘徊中还是出仕了，历任清政府邮传部员外郎、参议厅行走、编译局纂修、法政讲习所讲员等职。但源自陶渊明以来文人与朝廷扞格不入的耿介气质，使得黄远生觉得处处受到掣肘，而生愧疚之心。
　　正在此时，黄远生的九江同乡、著名的藏书家“庐山李氏山房”李盛铎对他的建议，则起了关键作用：“吾见欧土之谙近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以君之方闻博涉，必可成为名记者。”
　　于是，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黄远生介然退出官场，与蓝公武、张君劢创办《少年中国周刊》，开始了正式的记者生涯。以其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而声名大振，遂有“新中国三少年 ”之称。后又与刘少少、丁佛言被时人称誉为“新闻界三杰”。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称其为难得的“报界奇才”。黄远生还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先后担任过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和北京《亚细亚报》特约记者，并在《东方杂志》、《论衡》杂志、《国民公报》等报刊上撰稿。著名国学大师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提到黄远生说:“远庸文章典重深厚，胎息汉魏，洞朗轩辟，辞兼庄谐，尤工通讯，幽隐毕达，都下传观，有纸贵之誉。”
　　他创造的“远生通讯”，亦庄亦谐、绘声绘色。他注重把文学性手法，自然融合于新闻报道之中，使通讯文体焕放异彩。相对于王韬、梁启超、章太炎等一大批著名的报刊政论家，方汉奇先生称黄远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名记者”。“远生通讯”堪称民国初年新闻界的第一品牌。
　　黄远生极其注重新闻的独立公正精神，他指出，作为新闻媒介“不能据为私有”，应关心民瘼，“为民生社会请命”。 在《祝之欤诅之欤》中，他指斥那些不为人民说话，而“以社会耳目口舌美誉自赞的报人”，比起农夫来，“实在是刍狗之辈”。 
　　他在《庸言》《少年中国》等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逐步阐明了自己的理念：办报应“支持政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一新政治或社会之空气”；办报应“指斥权贵”，“对于今之总统、政府、政党、议院及言论界，尽相当之忠告”，“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
    黄远生还认为，新闻应该客观公正，严格尊重事实。他在《本报之新生命》一文中指出：“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
　　因而，他主张记者要善于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反对凭空杜撰和诬陷无辜。他提出“新闻记者须有四能”，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
    同时，黄远生的报道又不失诙谐幽默，在他的笔下，政治外交的重重黑幕、统治者的专横暴戾、侵略者的凶残强悍、流亡者的痛苦迷茫、饥民的哀号绝望、妓女的辛酸无奈、走狗们的无耻卑贱……一一跃然纸上。
    如在评论袁世凯的为政手段时，黄将袁那种练就得炉火纯青的政术权谋比作小说里面的“遁甲术”。虽然社会各种力量都希望通过法律和议会来监督约束袁大总统，而袁世凯却能够如同会行遁甲术一样，只要指天画地、念念有词，顷刻间，周身的束缚蜿蜒尽解，法律和议会在他面前效力顿失。黄的这种报道手法生动而不失实，将袁世凯老奸巨滑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
    再如《外交部之厨子》一文，黄远生借对供职清末民初外交部二十多年的余厨子媚上欺下、徇私舞弊的丑态的揭露，来反映民初整个官场的黑暗。最有趣的是，黄远生通过余厨子之口，将外交部骂作“狗窑子之外务部”，不禁令人拍案叫绝。难怪有人甚至称他为“后世报告文学草创的鼻祖”。

    声名益盛，而仇者忌者益滋
    黄远生的泚笔直书、直言快语招致了当时社会多种政治势力的忌恨，他曾叹道：“余自问为记者若干年，亦一大作孽之事也。以今法作报，可将一无辜良善之人，凭空诬陷，即可陷其人于举国皆曰可杀之中。盖一人杜撰，万报誊写，社会心理薄弱，最易欺蒙也。至于凭臆造论，吠影吠声，败坏国家大事，更易为矣。”况且“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作为一名具有职业操守的记者，其“论治不能无低昂，论人不能无臧否，以故名益盛，而仇者忌者益滋”。
    黄远生为文横肆锋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中包括北洋政府党争之内幕、孙中山得到日本财阀资助、袁世凯称帝，以及民初外蒙独立、张振武案、宋教仁案、中日交涉等经过，“无不尽情摘发，报导翔实，以是人争传诵，声名籍甚”，由此招来袁世凯和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的嫉恨。
    黄远生本身并无明确的政治立场，可谓“超然不党之人”。民初政潮迭起，党会纷立，其主要势力分为三股：一为袁世凯所卵翼之北洋军阀官僚派，二为孙文、宋教仁、黄克强所领导的国民党，三是梁启超、汤化龙所领导的进步党。在国会，进步党的席位仅次于国民党。黄远生在清末，曾与友人创“宪友会”，民国成立，隶共和党，然惟其党见不深，对上述三大势力均有不满，曾撰《对于三大势力之警告》一文，奉告袁世凯“勿专从操纵政党上着想”，告诫国民党“勿专从对待袁氏个人着想”，希望进步党“勿专从对待国民党着想”，而是大众齐心一致，“各自殉其所信以尽瘁焉，各自输其诚以相容纳焉，则国步庶有几希之幸耳”。如此谏言，终未得三方面所接受，仍复相互排击，黄内心失望，乃于1913年登报声明，“自今而后，余之名字，誓与一切党会断绝连贯的关系”，并在《少年中国》周刊发表《不党之言》，严词抨击“以权势小利诱人入党”、“非其党者不得任官”等扩张党势之种种手段，并公诸于众，可见其对此厌恶之深矣！
    黄远生亦无明确的政治理念和思想。他曾在《少年中国之自白》 一文中表明了自己对袁世凯的态度： “袁总统之魄力经验，中国今日无可比拟，维持危亡，惟斯人任之。亦记者所承认也。”
  但是，年纪轻轻的记者黄远生，怎么看得透那个已经五十五岁且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就在黄远生到处写文章，用语恳切，拥护偏袒袁世凯的时候，老狐狸袁世凯却在积极策划复辟帝制。
    1915年，袁世凯为称帝造势，收买了一批社会名流为自己鼓吹。由于黄远生在担任《时报》和《申报》北京通讯记者的时候，在新闻界的名气很大，袁世凯便设法聘请黄远生担任他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报》的总编辑，并说只要他能写一篇赞成帝制的文章，就可以得到十万块钱的润笔费，并有一个部长的职位相送。
    客观地说，黄远生的心里矛盾过，一连七八天思想斗争很激烈，赞成帝制的文章虽然一直没有写，也一直没说不写。最后他还是写了一篇似是而非的文章，并且开口就说：国体问题在法律上不得讨论。
    梁漱溟后来回忆看到这篇文章时的感受是，黄远生就国体问题两面立论，语意模糊，态度似模棱两可，既不言反对帝制亦未见拥护，读后且有顾左右而言他之感。正是这种暧昧的态度，让国民党因此认定黄远生和袁世凯是一派的。
    但是1915年8月，梁启超发表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明确表示反对帝制之后，黄远生的态度也开始变得鲜明起来，他匆忙离开北京去上海，在途中发出了《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
    袁世凯感到自己被黄远生忽悠了一把，当然他也不能让黄远生轻易洗清名誉，《亚细亚报》仍然将黄远生的名字列为总编辑，并四处抓捕黄远生。黄远生只得连续七天宣布解除上海《亚细亚报》总撰述身份，声明与《亚细亚报》划清界限。为躲避袁党的追逼，黄远生于1915年10月24日乘坐日本轮船，离开上海到美国去了。

    宁鸣而远异国死，不默而生魂归来
    1915年12月27日，下午6时许，天色阴沉，寒风瑟瑟。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黄远生正在默默地用着晚餐。他戴一副黑边眼镜，脸上微露倦色，神色忧郁，但骨子里的那种智慧与勇毅仍然清晰可见。此时，熙来攘往的客人虽然吵闹繁多，而他似乎视若无物，充塞在他脑海中的完全是远在地球另一边的现实:袁世凯的复辟闹剧正在紧锣密鼓地上演，芸芸众生或被蒙蔽欺骗或无力挣扎；经过民初几年瞬息万变的动荡，进步力量似已无力回天。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将何去何从？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自己满腔热血，一颗赤心，非但不能有效地阻止这场民族的灾难，反而沦落天涯，徒有雄心，一筹莫展。殊不知，死神正一步步向他逼近，就在他心潮翻涌之际，突然从背后射过来两颗罪恶的子弹，穿透了他的心脏，黄远生还没来得及从忧国忧民的思绪中回过神来，便仆倒在地，鲜血染红了地板。在那一瞬间，他带着惊恐，更带着不解与愤怒，死不瞑目地去了。
　　消息传回国内，黄远生生前好友纷纷指责袁世凯利用不成，竟然杀人泄愤。后来，再曝他是被爱国华侨当作帝制余孽而被杀，黄远生之死因此成了一场“误杀”。当黄远生抵达美洲后，当地的报纸便报道中国名记者Yuan－Yung Huang抵美的消息。Yuan－Yung Huang本来是“黄远庸”的音译，而“远”又与“袁”刚巧同音。华侨中反袁人士便奔走相告，说是袁世凯的本家来了，于是误杀之。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年刺杀黄远生的凶手刘北海，在台湾临终前，才道出了实情：中华革命党（国民党改组后的名称）美洲总支部负责人、后来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经孙中山授意直接指派刘北海枪杀了黄远生。
    那么孙中山为什么要暗杀黄远生呢？现在大多研究者认为黄远生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冷嘲热讽，因黄远生文笔了得，在海内华人中的影响广泛，从而影响了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的政治根基和革命资金来源，孙大为恚忿，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无意中达成一石二鸟的效果，即剪除了眼中钉黄远生消声钳口，还让袁世凯替他背了 70多年的黑锅，维护了自己的光辉形象。
    我以为，黄远生其实并无明确的政治倾向，但他在袁世凯称帝前含糊其辞的表述，造成了国民党人认定他是袁世凯的帝制支持者。虽然他后来公开声明反对帝制，脱离《亚细亚报》，但依然难以让国民党人信服。因此即使他逃到了海外，国民党人依然谋杀之。
    无论如何，以一党之私，甚至以党魁一人声望之私，暗杀一“超然不党之记者”，孙中山可谓是始作俑者。其后邵飘萍、林白水等名记均遭暗杀而横死，就是这一败坏风气流毒所至，而因此也愈显得“独立至尊”之可贵难得。
　 1916年初，黄远生的遗骸，由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运回上海，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梁启超、严复等各界名流，纷纷撰写挽联志哀。当时黄远生的好友、一度担任过《民国报》记者的大学者梁漱溟闻讯，大受刺激，深陷痛苦之中。
　　事后，亲属将其骨灰运回九江，安葬于莲花镇桂家垅之殷家坳山。多年后，九江市迁修的黄远生新墓，在九江贺嘉山陵园名人园落成。1917年，林志钧搜集黄远生所刊著之论说、时评、杂著等近五十万言，辑成《远生遗著》一书，凡四册，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黄远生如流星一般划过历史的天空，但他对于后世的影响，却十分深远。黄远生不仅是中国新闻第一人，他的新闻报道成为后学的范本；黄远生更是一个追求自由的先贤，他信奉独立公正的精神，不受制于任何党见，秉笔直书，将现代文明精神传播开来，启迪民智，并影响众多知识分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陈寅恪评论王国维的那句话，用在黄远生身上，也许更加适合：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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