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荐书｜凡是反对某种风气的人，对其必有极深的研究
周末
荐书
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
天津人民出版社 | 领读文化，2022年8月
唐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唐诗又是唐代文学中的精华，而李白、杜甫又为唐代诗人之代表作家。自来谈文学批评或文学史的，没有不推尊李、杜的。不过在我们未讲此题之先，须将一般人对于李、杜比较的种种观念之不妥当的略加辨正。
（一）根据于地理的 以杜代表北方诗人，因为他家于河南巩县，住长安也很久，所以他的诗颇偏于写实一方面，这是北方诗人的特色，又以李代表南方诗人，以为他生于四川，后又到了湖北。所以他的诗很偏于浪漫一方面，这是南方诗人的特色。这种议论，尤以日本人之研究中国文学者为尤甚，如笹川种郎之《中国文学史》便主此说，近来颇影响到中国作文学史的人。
以地域关系来区分文学的派别，只有在交通不便，政局不合，如南北朝、五代等时代尚可适用，到了唐代，文学早已没有分南北的界限了。
（二）根据于思想的 又有人以杜甫的人生观代表儒家，说他的作品，句句都不离社会，而以李白的人生观代表道家，因为他的诗大半有超脱人世之感。这话也许有一部分是对的。杜甫的思想，也并不是儒家可以包括的。至于太白之尚理想，崇虚无，诚然带有很浓厚的道家色彩；至于他的种种飞升远举之想，那是属于神仙家的，而且不免方士化了。
其实太白又何尝完全抱着出世之想呢？人们总不能离弃社会而独立，惟其责望于人世者越大，故其对于世间之失望也越甚。到了不能“兼善天下”之时，只好逼上遁世的一条路上去。他的超出世间的思想，完全是由于他不能忘却世间的苦痛。如古之屈子、阮生均属此类。何况太白自幼便富于纵横之志，后来到处都不得意，精神渐归郁结。可见李、杜二人的思想，并不是根本上有什么分歧之处。
他们真不愧为千古的大诗人！决不易受时代及环境的影响。虽说他们在诗国的成就最伟大，但均不得意于当时之科举。他们都不是进士，他们的友谊虽然很浓密，但对其文学的主张毫不妥协。他们都能摆脱当时及从前被齐、梁所拘束之风气，各自寻找途径，出全力全智，去造就他们的艺术之王宫。
因为他们所走的路不同，我们更有比较二者之必要。大约言之：李白主张复古。他偏偏肯把他的旁逸斜出之天才，安置在古人已造好之模范以内，可说当得起建安以来古诗之一位结束的人物。杜甫主张革新。他的诗真是无所不学，但同时又能无所不弃，也不愧为元和以后诗风之开山师祖。先讲李白：
我们万不料这位被古今一般人目为大才横绝的太白，竟给我们派他一个复古派的健将的徽号，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太白之前的诗家而倾向复古的人，尚有如陈子昂、张九龄、孟浩然等人。可惜他们的天才均不及太白的伟大，所以成绩不大好。至太白便不同了。他有时颇以复古为己任而且自豪，他曾说过：“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他又以为“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这也是他的一种复古思想的表现。因为诗之最古者为四言，五言次之，七言更后出。他的《古风》五十九首，开口便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又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他断至建安为止，以外便看不上眼。这是太白论诗的大主张。
胡小石（1888—1962）
现在更从他所存留于现在的诗的形式上看来，古诗占十分之九以上，律诗不到十分之一，五律尚有七十余首，七律只得十首，而内中且有一首只六句。《凤凰台》《鹦鹉洲》二诗，都是学崔颢的《黄鹤楼诗》，但也非律诗；因为只收古诗的《唐文粹》中，也把此诗收入。自从沈约发明声病以后，作诗偏重外表，太白很不满意于这种趋向，乃推翻当时所流行之齐、梁派的诗体，而复建安时的古体。
在他所作的古体内，可以找出许多不同的来源。因为他的天才太大，分别去学古人，同时又能还出古人的本来面目。他的五古学刘桢，往往又参入阮籍的风格；七古学的是鲍照与吴均，五古山水诗学的是谢，又学到魏、晋的乐府诗，到了小谢以后，他便不再学下去了。可是魏、晋人作诗，多不大能变化，如陶、阮只善用单笔，颜、谢只长于复笔，惟太白则颇能变化，七古多用单笔，五古描写诗多用复笔。
有人在此要反问道：太白诗既复古，何以集中乐府诗竟占一百十五首之多？杜甫曾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阴铿不明明是陈人吗？不过我们可以如此回答说：凡是反对某种风气的人，对于那种风气，必有极深的研究。太白对于梁、陈以来的诗风，极有研究，所以才不满意而欲复建安之古，故李阳冰说：“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 他是真知李白之为人，而这样说的。
这里再转过来谈杜甫。他不惟不满意于齐、梁，而且不一定以太白之学汉、魏为然。以为永明、建安都是过去了的时代，说是古体，均差不多，又何必厚彼薄此？而且每代有每代之胜，又何必苦苦宗那一代呢？所以他说：“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列，历代各清规。”他一方面既不轻看古人，对于自己作诗，又总以求新为贵。所以他又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他并非完全不学古人。可以说在他的眼光中看来，从来没有一家不好，但同时又没有一家尽好。所以他学习许多的古人，但同时又推翻他所学习的古人。他正是一位诗国的革命家，从以下几种特点，可以看出：
（一）用字 古诗最重情致，而略于练字。最初有佳篇而后有佳句，再后有佳字。即如太白的诗，多为一气呵成。至于工部用字，极重锻炼的功夫。他颇有自知之明，他自己批评自己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又说：“新诗改罢自长吟。”他很佩服阴铿及何逊，因为六朝的诗人，到了阴、何最讲求炼字。少陵有时且直用阴、何的成语。（黄伯思《东观余论》曾举出许多证据来。）可见“颇学阴、何苦用心”之句不是假话。相传李白也曾调笑他说：“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来作诗苦。”杜诗中炼字最注意于动词，如“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之“悬”字，“爽携卑湿地，声拔洞庭湖”之“拔”字，都用得十分恰当而生动。
胡小石书法
（二）内容 杜诗的内容，约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描写时事，一种是输入议论。唐以前人作诗的内容，不外抒情、谈玄，或描写山水，藻绘宫闺。但用诗以咏叹时事的并不多，不过仅留蔡琰的《悲愤诗》、王粲的《七哀诗》、庾子山的《咏怀诗》等寥寥数种而已。至于在诗中大发议论的，尤为少见。以诗描写时事，为诗之历史化；以诗发抒议论，乃诗之散文化。把诗的领土扩大，不愧“诗史”的称呼，而又善于融化散文的风格的，不能不推子美为第一人。此类最重要的作品，如《奉先咏怀》《北征》等均是。
元和时代的韩愈很受了他的大影响。到了宋代黄庭坚、陈与义诸人，更推波助澜，达于极点了。他的七古更能上下千古，议论纵横，远胜于前。在他以前的纯粹七言诗，如《燕歌》《白纻》用以抒情，《行路难》用以谈玄，到唐代李颀、李白亦更张鲍照之旗帜而发扬之。杜甫的七古亦然，且能兼有二李之长。他能将无论粗语细语，都装在他的诗内，而且没有不雅的。宋人学他的，有时便现出粗犷之相。他的五律作得很有名的，如《秦州杂诗》二十首之类，可认为是从庾信的《咏怀诗》化出的，这也是一条唐人所未走过之路。
（三）声调 自从齐、梁声病之说盛行以后，古诗即变为律调，开元、天宝间诗人，又生出了一种反响。但太白还是爱作乐府诗，竟占有三卷之多。子美不作乐府，他把诗和乐的性质完全分离。且看王渔洋的《古诗平仄论》，及赵秋谷的《声调谱》，渔洋发现古诗的平仄，自以为是“独得之秘”。他们的结论是：凡七古用平韵的，末后三字，必是平声，尤以第五字为最要。
且随便举例，如昌黎诗：“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环镇嵩当中。”东坡诗：“春江绿涨葡萄醅，武昌官柳知谁栽。”若改第五字平声为仄，便变成律调了。东坡的七古，本学韩退之的，又学杜。然最初发生此种变调的，要算王昌龄的《箜篌引》，惟到工部时更加尽量引用。
又说七绝的声调，此种体裁之最早作家，为释汤惠休的《秋思引》：“秋寒依依风过河，白雪萧萧洞庭波。思君末光光已灭，渺渺悲望如思何？”梁人七绝更多。隋代有无名诗人所作的“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均属声调和谐。太白七绝，受此等诗的影响甚大，故去拗调子极为铿锵悦耳。惟《山中问答》一首句句用拗体为例外。至于老杜的七绝，则以拗体的占十分之九以上。而如《江南逢李龟年》之声调和谐的作品，反算是例外。我从前曾作过《杜诗声调谱》，得一定例如下：就是他的七绝，全首以前二句拗者居多，前二句中又以第一句拗者为多。此种调门，后来黄山谷、李空同最喜欢学他。
总之，子美的诗，无论内容及声律各方面，都极力避去前人已经走过的路，所谓用一调即变一……尚能得他的善变之处，至于明代人，只学得他的高腔大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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