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荐书 | 南北战争后的总统之死与诗人之哀
周末
荐书
[美]大卫 ·S.雷诺兹，鲁跃峰译：
《沃尔特·惠特曼的美国：一部文化传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上海贝贝特，2023年1月
沃尔特·惠特曼在被公认为美国的国民诗人，不读惠特曼，无以懂得现代美国。他的《草叶集》家喻户晓，电影《死亡诗社》中曾屡次出现惠特曼的诗作，片中学生们站上桌子为基廷老师朗诵《啊，船长，我的船长！》已经成为经典一幕。
众所周知《啊，船长，我的船长！》是惠特曼献给林肯的。正是林肯的文韬武略，带领这艘联邦制的大船驶过分裂和奴隶制的暗礁。林肯通过南北战争构筑了一个坚实而统一的美国，却不幸被戏剧演员布斯在众目睽睽之下杀害。林肯在政治军事上统一美国，而惠特曼则期望在诗歌中囊括进美国的所有，总统与诗人互相激赏，共同成为了19世纪美国文化历史上最耀眼的符号。
《沃尔特·惠特曼的美国：一部文化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惠特曼在林肯身上寄托了他所有美好的理念。总统之死，也让诗人万分哀痛。他在演讲中一次又一次地描绘林肯的遇刺与受难。除了 《啊，船长，我的船长！》外，他还写了一首《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献给总统。“惠特曼的诗歌，曾经是野性的、包罗万象的，现在却是扔在总统棺木上的一根脆弱的紫丁香。”
01
“分裂战争？
不，让我称它为联邦战争吧。”
惠特曼支持林肯政府，即使听到别人批评它时，他也心甘情愿地服从他曾经怀疑过的那种坚定而专制的政府机构。
在战争早期，总统被大家认为是“不受欢迎的林肯先生”。惠特曼曾说过，“有两三年时间，他在整个北方，在华盛顿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内心黑暗的人，受到轻蔑、怀疑。”他被大家最常诟病的是，他是一个暴君，总是把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中。
在紧急战争状态下，林肯采取了几项史无前例的果断行动。他未经国会批准就扩大了联邦军队的规模。他推动并签署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联邦所得税法案。在他的领导下，国家颁布了第一批军事草案；首先是一八六二年八月的《征召法》，然后是第二年春天的《服役法案》。最让人吃惊的（也是最臭名昭著的）是，他暂停了人身保护令，以便于逮捕那些涉嫌对联邦不忠的铜头蛇，就是那些南北战争时同情南方的北方人。一八六一年四月，官方公开宣布撤销该保护令，导致至少一万名涉嫌支持南方的北方人入狱。尽管林肯对于解放奴隶的认可较晚，但一八六二年夏天之后，他开始强烈支持这个想法，并撰写了《解放奴隶宣言》，并于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发表。
所有这些决定性行动的共同点是林肯坚定不移地献身于维护联邦的战争。对手眼中林肯身上的暴虐本性，在他们看来，最突出的就是这种自负的献身行为。其中一位铜头蛇托马斯·洛夫·尼科尔斯尖锐地指出了林肯立场上似乎是偏执的一面的真正意义。“为联邦而战！”尼科尔斯嘲笑地写道，“友爱或死亡！是做兄弟，还是让我杀了你？和我一起，不然我就消灭你！”林肯由于这种果断而被他的对手称为“暴君”，正如伊利诺伊州民主党人安德鲁·达夫在题为“专制的脚印，林肯与其他暴君的类比”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
亚伯拉罕·林肯
惠特曼支持林肯和战争事业，谴责铜头蛇，这标志着他走出战前怀旧的农业主义，开始与北方社会的工业、技术力量结盟。
“铜头蛇”主要是保守的民主党人，他们希望战争停止，以保留南方的前工业化农业社会。惠特曼本人在他一八六〇年的诗歌《磁性的南方啊！》和《欢乐之歌》中就表现出了对南方文化的眷恋。战争暴露了这种理想化的南方生活的虚幻。战争期间，北方的工业经济蓬勃发展，而南方以种植园为基础的经济则遭受重创。北方的通货膨胀率在战时保持在合理的百分之八十，但在南方却飙升至百分之九千，因为十五亿美元的邦联纸币几乎没有价值。
战争开始时，北方的工业产能占全国的百分之八十八以上，铁路密度占全国的三分之二以上，战时的繁荣为后来出现的大型企业和工业铺平了道路。惠特曼战后最著名的两首诗《向印度航行》和《展览会之歌》都歌颂了由战争加速的工业进步和技术进步。
林肯和这场战争最吸引惠特曼的是联邦的思想。惠特曼很少使用“内战”这个词。相反，他喜欢使用“分裂战争”或“联邦战争”——有时两者会同时出现，就像在林肯的演讲中对此进行低调处理时所说的：“分裂战争？不，让我称它为联邦战争吧。”
正如林肯在战争初期所做的那样，惠特曼也非常专注联邦的理念。长期以来，惠特曼一直憎恨食火党人和废奴主义者，因为他们威胁要摧毁联邦，但当战争到了紧要关头，惠特曼很高兴。“那场战争，”他明确地写道，“驱逐食火党人，驱逐废奴主义者。”在他看来，南方最大的罪过就是脱离联邦；北方人最大的美德是忠于联邦。林肯，在亨利·克莱的国家共和党的思想中成熟，忠于联邦，是惠特曼心中最大美德的缩影。从一八七九年开始，惠特曼多次发表演讲，支持林肯：“联邦主义，以其最真实、最丰富的意义，形成了林肯性格中的坚强思想核心。”
林肯对联邦战争的坚定目标只是惠特曼心中所想的一部分，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经历了五十年代的犹豫不决之后，惠特曼在联邦思想中发现了某种坚实的信念，某种在他看来就像命运一样固定的东西。“为了你古老的事业！”即使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刻，这项事业也足以让他坚持下去。
还有许多事情使他对联邦和战争始终很有信心，包括林肯对将军的选择。在他看来，伯恩赛德将军和麦克莱伦将军的战术失误被他钟爱的谢尔曼将军和格兰特将军的胜利所弥补。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位将军身上都有些林肯气质。两人都有粗犷的特点：谢尔曼总是一身皱巴巴的蓝色制服，脾气暴躁，满口脏话；格兰特总是邋里邋遢，离不开雪茄和酒。
威廉·特库赛·谢尔曼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
尽管如此，惠特曼还是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差异，并对他们两位都表示钦佩。惠特曼说，谢尔曼比格兰特更喜欢军事表演，惠特曼在一八六五年一次阅兵式上看到他沉默而庄严地骑着马，“有一种庄严、自负、傲慢的感觉”。惠特曼说，格兰特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喜欢以自己的方式，简单地反抗传统”。“战争中真正的军事人物是格兰特，一定要算上此人，”他总结道，“他举止简朴，不喜欢军事上的华而不实——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炫耀——绝对是天才。”
谢尔曼和格兰特的共同之处是这场他们为了联邦利益而献身的全面的、不屈不挠的战争。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当格兰特稳步南下时，惠特曼禁不住在信中喝彩。在一八六四年那个黑暗的春天，他写道：“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相信格兰特，相信林肯。我认为格兰特值得信任，他的工作一直在进展。”当格兰特在五月开始从侧翼攻击李将军时，惠特曼指出：“格兰特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他现在是真正的命运主宰。”
独裁者这种说法特别形象。惠特曼在林肯和他的将军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权威主义，以前他自己也是这样以联邦的名义设计出这种权威主义的诗歌人格面具。他详述了北方战争领导人的果断和指挥能力，经常忽略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缺陷。在他心目中，格兰特既是一个钢筋铁骨的领导人，又是一个凡人，而不是一个无情的军事屠夫或后来的无能总统。
用惠特曼自己的话说，谢尔曼，“像一个诺曼男爵，拥有大片土地的领主——身后有追随者，有仆人”，而不是一个喜怒无常、神经兮兮、厌恶血腥、饱受抑郁和酗酒折磨的人。另一位联邦将军菲尔·谢里登被惠特曼称为“战争中拿破仑式的人物”，忘记了谢里登在西部对大平原印第安人的战役中所犯下的种族主义的残忍暴行。
02
诗人口中的总统之死
鉴于惠特曼赋予林肯的近乎神话般的地位，诗人和总统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一个神话，这也许是恰当的。
在《亚伯拉罕·林肯的个人反思》中，亨利·B.兰金讲述了一八五七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律师事务所里，林肯拿起一本《草叶集》，自己开始轻声读起来，变得欣喜若狂，过了半个小时，他又重新开始读，这次是大声朗读给同事们听。另一则轶事，最初载于一八六五年林肯助手的一封信中，惠特曼的追随者也多次提到这件事，林肯凝视着白宫的窗户，看到了那个精神矍铄、留着大胡子的惠特曼走过，于是惊呼：“啊，他看上去好有男子气概。”
这两个故事我们都没有办法证实，可能它们都是虚构的。林肯对惠特曼或他的诗歌的反应，如果有的话，我们是不清楚的。但如果我们从惠特曼对林肯的种种反应来判断，这些故事暗示的精神亲缘关系是非常真实的。在林肯的一生中，惠特曼看到了他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的那种综合的、无所不包的灵魂。在林肯的死亡事件中，惠特曼看到了一场伟大的悲剧，预示着美国最终的净化和统一。
惠特曼和林肯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人都出身卑微，都是自学成才。两者的文化品味都很广泛，从高雅到通俗，应有尽有。
和惠特曼一样，林肯喜欢背诵莎士比亚的作品，也喜欢听大咏叹调，但他也喜欢吟游诗人的表演和斯蒂芬·福斯特的歌曲。一八六〇年，惠特曼最喜欢的哈钦森合唱团在共和党的集会上演出，为林肯助选总统。战争期间，他们还为联邦军队提供慰问演出。
总统和诗人都喜欢戏剧，即使是廉价的情节剧和闹剧也很喜欢。两人在气质上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性情平静的人，偶尔会爆发——惠特曼爆发愤怒，林肯爆发笑声。两人都喜欢粗俗的幽默和俚语。两人都对唯灵论有一种有趣的好奇心：惠特曼在六十年代参加了灵媒查尔斯·Ｈ.福斯特举办的降神会，林肯在儿子威利于一八六二年去世后，参加了他妻子玛丽在白宫安排的降神会。惠特曼最喜欢的两位演说家卡修斯·克莱和约翰·黑尔都成了林肯政府的一员，前者是驻俄罗斯公使，后者是驻西班牙公使。
最重要的是，惠特曼和林肯都试图通过演讲来解决美国的问题。惠特曼的精粹之作《草叶集》是一部杂乱无章的诗集，汇集了各种各样和独特的文化意象。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是一个简洁的二百六十二个字的演说，超越了具体情况，进入了政治的抽象超然境界。它们都是以统一、平等和文化复兴的名义写成的。
惠特曼在华盛顿看见过林肯大约有二三十次之多。这并不意外。如今，普通公民除了在大众媒体上看到总统的形象外，几乎无法接触到他们，而当时与现在不同的是，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随时见到总统。即使是林肯，因为死亡威胁和战争形势而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人们也可以在白宫或城市以北三英里的避暑胜地“士兵之家”中，亲眼看到他的本尊并与之交谈。
惠特曼没有和林肯会过面，但他经常会看到总统在华盛顿出差或游玩。“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总统。”他在一八六三年的夏天写道，当时他住在林肯进出白宫的一条路附近。林肯在他看来很普通，但令人印象深刻，舒适地骑在一匹随和的灰马上，或者乘坐一辆敞篷四轮马车，由二十来名扛着马刀，穿着黄条纹夹克的骑兵护卫着。
有几个下午，惠特曼看见总统和他的妻子，都穿着黑色衣服，乘坐着普通的两匹马的马车，愉快地出游，身边没有护卫。惠特曼在谈到林肯时写道：“我们彼此鞠躬致意，而且非常亲切。”林肯曾经久久地直视着惠特曼，惠特曼可以感到他们友好的眼神，但却带着莫名的忧伤。“他的脸就像印第安纳州的米歇尔·安杰洛，”惠特曼写道，“丑陋得可怕，却又因此变得魅力非凡，奇怪的嘴，嘴咧得很大，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纵横交错的线条，还有油炸甜面圈色彩般的皮肤。”惠特曼继续盯着林肯那张布满了深深的皱纹的苍白的脸，看着这位因战争而过度操劳变得疲惫不堪的总统乘坐着嘎嘎作响的马车离去，就像一八六四年三月那样，那是在乏味的第二次就职典礼的仪式结束之后的场景。
在惠特曼看来，没有什么人能像林肯那样具有多面性。他几乎把所有的美好品质都归功于总统了。他说，林肯有“谨慎的精明头脑”和“常识”，这可以从他讲的那些让人信服的朴实故事中看出。他看上去是个普通的美国人，外表单调，性情幽默，带着谷仓和酒吧间的味道。惠特曼说林肯“有点生锈、有点土灰色”的外表，他“在衣着等方面看起来和最普通的人一样平凡”。他很高兴能有一个他称之为“最普通人的化身——一个劈木头的和开平船的人来做总统！”他指出，林肯的农村出身，使他成为地道的美国人。而他的其他文化英雄就有点相形见绌了。相比之下，华盛顿似乎是“第一个撒克逊人”，富兰克林是“英国贵族”，而林肯则是“完全充满西部风情的”，喜欢草原和户外生活。
惠特曼认为，林肯平凡而神秘的面孔以前从来没有被摄影师或艺术家捕捉到过——事实上，不可能，因为它就像生活本身一样不可言喻。尽管林肯本人风趣随和，但他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悲伤，惠特曼写道：“他的表情中隐藏着一种深深的悲伤。”他既随和又强硬：“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通常非常随和，灵活，宽容，几乎可以说是懒散”，但在极少数情况下，涉及重大问题时，他会“不屈不挠（甚至固执己见）”，比如在命令他的将军们不惜以任何代价赢得某些战役时。尽管扎根于现实生活中，他却有着惠特曼在他身上看到的那种深刻的宗教特质。他的“无形的基本气质”是“神秘的、抽象的、道德的和精神的”，他的“宗教性质”是“最博大、最根深蒂固、最崇高的”。惠特曼把林肯概括为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好、最有个性、最有艺术和道德的人格”。
简而言之，在惠特曼看来，林肯实际上是《草叶集》中那个“我”活生生的化身。他是“一个粗犷的人”，但对惠特曼来说，他也是一个“宇宙”，拥有这个词所包含的全部品质。如果《草叶集》和内战是一体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们在林肯身上以特别的方式合而为一了。
尽管林肯在世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的死对惠特曼来说代表了美国文化生活中超越而关键的时刻。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日，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在华盛顿的福特剧院谋杀了林肯，这对惠特曼来说是历史上的一个巅峰时刻。惠特曼有充分的理由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二年里一遍又一遍地进行他的“亚伯拉罕·林肯之死”的演讲。他开始专注于他所说的“［林肯之］死的悲剧光辉，净化，照亮了一切”。他宣称，这次暗杀对共和国的形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
杀害林肯的凶手朱尼乌斯·布鲁图斯·布斯
他是一个戏剧演员，图为他在饰演理查三世
在马里兰长大的布斯认为，联邦是一种骗局，林肯是一个贪婪的暴君，奴隶制是一种正面的善。他是一个狂热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对黑人的劣根性坚信不疑。
在众多的社会问题中，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危机的黑色阴影一如既往地萦绕在惠特曼心头。他在进行以林肯为题目的演讲的开始，回顾了林肯当选前的十年中艰难的社会状况。“南方的热情，”惠特曼回忆道，“——北部的惰性、怀疑、和意识的力量的奇怪的混合——到处煽风点火的废奴主义者——政客们的恶行和控制，远远超过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再加上“菲尔莫总统和布坎南的总统这些年的所作所为”证明“民选统治者的弱点和邪恶”。
这些都是《草叶集》要解决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惠特曼相信只有这位救世主总统的死亡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在林肯遇刺案中，他宣称，“一长串不同的矛盾事件最终达到了它的最高的、诗意的、独一无二的、主要的、形象的结局”。分裂时期一切复杂的、令人困惑的、各种各样的漩涡终于冲垮了堤坝，汇集成一道闪电——形成了简单而猛烈的暴动。
惠特曼讲述了这个故事，其中涉及的远不止政治。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流行的庆祝活动、表演和戏剧、音乐、观众参与、暴民暴力——几乎所有对《草叶集》的文化影响都在他的复述中体现出来了，那就是谋杀的那天。这是华盛顿一个令人愉快的春日。在联邦战胜南方之后，这座城市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惠特曼回忆说，那天下午，华盛顿广受欢迎的日报《晚星报》“在第三页上到处都是广告，以一种耸人听闻的方式，上百个不同的地方飞舞着广告画面，说总统和他的夫人今晚将去剧院”。整个事件都充满了十九世纪美国典型的炒作和轰动效应。那天晚上在福特剧院的场景也很典型，像往常一样喧闹的人群，“像往常一样的一簇煤气灯，像往常一样那么多的人形成的磁场，到处是欢乐的气氛，空气中弥漫着香水的味道，小提琴和长笛演奏起音乐”，每个人都为“联邦的胜利”感到高兴。这就是煤气灯下的华盛顿，许多内战前的记者，包括惠特曼在内，都详细描述过的城市奇观。
另外一个特色是，总统是来看一场闹剧的，汤姆·泰勒的《我们的美国表亲》，讲的是一个美国乡巴佬成为英国财产继承人的故事。惠特曼说，在这出荒谬的戏剧中，发生了“最主要的事情，真正地谋杀”了“真实历史舞台上最狂暴的戏剧中的男主角”。一声低沉的枪声响起，一名男子翻过总统的包厢栏杆，跳了下来，他的脚后跟被一面悬挂着的国旗绊了一下，从十二英尺高的地方掉到舞台上，摔断了一条腿。然后，黑发的布斯，“他的眼睛像疯了的动物一样闪烁着光芒和决心，但又带着一种奇怪的平静，”面对着人群，坚定地喊道：“暴君永远命该如此。”他走下舞台，接着混乱就爆发了。林肯夫人大声哀号，人群蜂拥向前，把椅子弄得支离破碎，在惊慌失措的演员中间混乱地涌上舞台，就像在上演一场“可怕的狂欢节”。总统的警卫终于驱散了人群。在剧院外，疯狂的暴徒差点就要杀死几个无辜的人，其中包括一名险些被私刑处死的男子，幸好当时警察赶来了。
惠特曼喜欢对这一事件进行反思，因为其中牵涉太多的个人和文化线索。他在自己的系列林肯演讲中对它进行一次次复述，那确实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重塑，因为他提到的很多细节，顶多和谋杀只有一点边际关联。但是，五十年代的这些危机、哗众取巧、剧院观众的参与、表演风格、演讲术，暴民的暴力等，迷住了惠特曼，也加持了《草叶集》，他把这些写进了自己的故事里。好多时候，他夸大了事实真相。例如，他没有提到，福特剧院的枪击事件是布斯原计划受阻后临时起意，他原本计划绑架林肯，让国家陷入公开革命的状态中。
但对惠特曼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暗杀是一个戏剧性事件，其主角和背景都与戏剧有关，因为戏剧和观众是他塑造自己的重要部分。对他来说，这是一部终极的暴力美国情景剧，其反面人物是对于拙劣表演的滑稽讽刺的模仿，其受害者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戏剧中的英雄，其影响是大规模的观众狂热。对惠特曼来说，戏剧性这种外部装饰，就像事件的其他方面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所有这些可怕的场面……所有这一切，当时都是空白，布斯事先不是已经为此事排练过了吗？”
惠特曼原来在《草叶集》中试图驾驭和引导的许多暴力、矛盾的文化元素，现在都在这一场重大悲剧事件中找到了位置，他始终相信这一重大悲剧事件为社会统一提供了一个模式。谈到林肯的气势，他宣称：“有一种适合全体人民的凝聚力，比成文的宪法、法庭或军队中的任何东西都更微妙、更重要。”他指出，对林肯之死的纪念“属于所有这些州——不只是北方，还有南方——也许南方对总统逝世的思念更为温柔，更为忠诚”。林肯出生在肯塔基州，因此惠特曼称他为“南方作出的一个贡献”，他在战争期间也曾对南方表示了善意——例如，惠特曼注意到，他在演讲中一直都避免使用“敌人”这个词。他手下的几位将军，包括谢尔曼和格兰特，都与南方有联系。林肯死后成为最重要的烈士，受到他许多昔日敌人的敬仰。
当时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意识到林肯之死所带来的统一效应。在林肯遇刺九天后的一次布道中，亨利·沃德·比彻说：“任何纪念碑都比不上现在这种普遍的、自发的、崇高的悲伤，这种巨大的悲伤在一瞬间席卷了各行各业和各党各派，掩盖了仇恨，一个小时内使一个分裂的民族带着不同的痛苦，为了同样的悲伤团结在了一起。”
03
我的船长与紫丁香花开
在惠特曼看来，在生死关头，林肯完成了他以前为《草叶集》设计的净化和统一任务。惠特曼的作品在战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并不奇怪。他再也没有写出像《自己之歌》或《睡眠的人们》这样包罗万象的诗歌，因为他相信所有的文化材料都被林肯和战争所涵盖。虽然战后新的社会问题促使他继续坚持诗人的重要社会角色，但他自己再也没有大规模地继续创作可以反映这一使命的诗歌。他的诗歌创作减少了，他把他看到的问题留给了其他“吟游诗人”来解决。
一八六〇年版《草叶集》宣传册
《草叶集印记》的正封
他的诗歌的声音在战后被自己压抑了，因此，他经常使用一些沉默的意象来描述对林肯之死的反思，毫无疑问，这样做是恰当的。林肯遇刺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布鲁克林的家中，休假两周。他的母亲端上了准备好的早餐，但谁都没有吃任何东西，而且大家“一整天都没说一句话”。他当时还听说了一个类似的沉默故事，后来他把这个故事融入《典型的日子》里。谢尔曼的部队从佐治亚战役凯旋，士兵们一路欢天喜地，大吼大叫。听到林肯的死讯后，他们全都沉默了，一个礼拜都没有人说话。惠特曼的四首林肯诗中有一首就描绘了这些极度悲伤的士兵沉默哀伤的情境。
在惠特曼最著名的《啊，船长！我的船长！》和《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这两首林肯诗歌中，他对从前那个富有诗意的自我的压抑显得尤为明显。乍一看，这些诗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啊，船长！我的船长！》是一首朗朗上口的戏剧诗，采用了传统的韵律和格律。在这首诗中，林肯被描绘成一名倒下的船长，这艘象征着国家的大船，正是在他的带领下，才得以穿过他们所遭遇到的国家分裂的狂风暴雨，安全进入港湾。《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是一首自由体诗歌，其中有三个形象——金星（林肯）、唱歌的画眉（诗人）和丁香（诗歌形式的悼词）——交织着对死亡和战争的沉思。
尽管它们在风格和语气上有差异，这两首诗都标志着惠特曼昔日那种风格的诗已成为明日黄花。林肯，作为“我的船长”和永恒的金星，是一个具体化的、独裁的自我，那曾经是惠特曼诗歌中的那个“我”曾经代表的形象，但后来被转移到美国最重要的烈士，现在这个国家的最重要的统一象征林肯身上了。
这两首诗都强调了林肯，边缘化了惠特曼，预示了诗人晚年对林肯的痴迷。在《我的船长》中，在庆祝那艘大船返回港口的时候，“我”当时无情地盯着甲板上林肯那具血淋漓、苍白的尸体，这一幕情景可以看出惠特曼对于林肯的这种执着痴迷。在《丁香花》这首诗中，诗人称自己为“无力反抗的我——啊，我那无助的灵魂”，并通过“羞怯的、喜欢自己藏起来的鸟儿”用“啼血的喉咙”歌唱死亡的象征来边缘化自己。惠特曼诗歌中那位傲慢的“我”不再以回答者的身份出现，也不再以“野蛮的叫喊”来唤醒读者。在战争和林肯身上，当美国的许多最紧迫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尽管过程很痛苦，此后诗人的角色不再是想象中的美国领袖，而是变成美国真正领袖的歌颂赞美者。
在这两首诗中，即便是《丁香花》重演了美国的核心悲剧，但它却与以前那些自传体的各种声音产生了最强烈的共鸣。刺杀事件发生的一个月前，在华盛顿的一个三月的晚上，惠特曼被金星坠落在西边地平线上的奇异美景所震撼。那一年春天异常温暖，紫丁香开得很早。喜欢隐身的画眉也有现实生活的参照物，因为它是惠特曼土生土长的长岛上的一种常见鸟；惠特曼从他的博物学家朋友约翰·伯罗斯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这种鸟的知识。
这种主题或自传式的形象在惠特曼的诗歌中一直很常见，但在这里它们被纳入对林肯的悼词，他的死为诗人和整个国家提供了一个关注点。惠特曼在第三行宣布他“将与不断归来的春天一起哀悼”——这是一个准确的预测，许多年后他说，每一个春天林肯都会在他的脑海中复活。
在描述这个国家对这位倒下的船长的迷恋时，他用了很长的篇幅对林肯的葬礼火车作了富于诗意的描述。这个意象很恰当，因为葬礼火车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公共现象。林肯的灵柩由一列黑色的九节车厢组成列车运送，穿越一千六百六十二英里，从华盛顿到斯普林菲尔德，途经美国许多城市，包括巴尔的摩、费城、纽约、奥尔巴尼、克利夫兰、印第安纳波利斯和芝加哥。当它在巡回途中缓慢前行时，七百多万美国人瞻仰了林肯的送葬火车；当林肯的遗体最终被安放在斯普林菲尔德时，有四百五十万人瞻仰了他的遗体。
惠特曼将人们瞻仰林肯的葬礼的过程变成了一种引人入胜的仪式，就像大自然本身一样重要和永恒：
您的灵柩穿过大街小巷，
走过白天黑夜，
灵柩火车喷出黑暗的烟云弥漫在大地上，
到处旌旗如云，猎猎作响，
黑纱把城市蒙上，
每个州看上去都像是蒙着黑纱的女人，
站立一旁，
长长的送葬队伍，伴着黑暗中的火炬，
蜿蜒走向前方，
无数只火把点亮，
无数个脱帽行礼的头颅、脸庞，
像沉默的大海一样，
等待中的火车站、即将到达的灵柩、
还有那些忧郁的脸庞，
［……］
丧钟一遍又一遍地缓缓鸣响，
从这儿缓缓经过的灵柩啊，
我向您献上那一枝小小的紫丁香。
在惠特曼早期的诗歌中，美国大众的形象生动，个性鲜明，在这里，他们却变成那种面部毫无区别的“无数个脱帽行礼的头颅、脸庞，像沉默的大海一样”，全都默默地面朝林肯的葬礼列车致敬。惠特曼的诗歌，曾经是野性的、包罗万象的，现在却是扔在总统棺木上的一根脆弱的紫丁香。自信的个性转化为不愿张扬的悲伤。这首诗被赋予了抽象性和概括性的特征；甚至连林肯的名字都没有提到，也没有对林肯进行相关描述。
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战争中丧生，国家领导人被谋杀，这促使惠特曼开始认真思考死亡。“这不是给你的，不是要仅仅献给你，”他写道，“我带来繁花绿枝，献给所有的阵亡身躯。”他特别想到了战争中的死难者：“我看见了战场上尸横遍地，／我看见年轻人的白骨堆积，／我看见残垣断壁，看见阵亡士兵们的残肢断臂。”
在他战前的诗歌中，对死亡的思考激发出的是一些消极的诗句，比如在《从永久摇荡着的摇篮里》中，悲伤的鸟儿的歌声让听者怀疑生命是否只是“一片混沌”。而现在，死亡和自然虽然仍然神秘，但比以前有了更完整的指称，因为战争已经澄清了它们。士兵的死亡和林肯的死亡是个人和文化的参照点，就像大自然的节奏一样永恒。惠特曼最后重申了林肯的中心地位，并将这三个象征结合在一起。他歌唱道：
为了最甜美最睿智的那个人，
那是我毕生全国仅见———
就是为了对他的爱恋，
紫丁香、金星和画眉鸟
与我的灵魂赞美诗相互交缠，
沉浸于松树的香气，柏树的幽暗。
“紫丁香”所肯定的统一性在惠特曼的第四首林肯诗歌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这首诗只有四行：
这一尘土以前就是人中的那个，
文静温柔、朴实无华、公正正直、决断决行，用小心谨慎的计策，
对抗了历史上任何地方任何年代都从未有过的最可耻的邪恶，
从而拯救了这个由若干州组成的联邦国。
以一个朴实无华、具有各种品质的人来拯救这个“由若干州组成的联邦国”，这一直都是惠特曼最初的诗歌目标，而最终由林肯成功地实现了。
或许我们还要问一下，实现了吗？尽管对惠特曼来说，林肯和战争永远是卓越的理想，但他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理想与战后美国的现实并不匹配。与此相反，工业化和集权结构的发展给诗人拯救社会的意图带来了新的挑战。
（节选自《沃尔特·惠特曼的美国：一部文化传记》，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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