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研究草木，他债台高筑，一生贫苦，终于成为了日本的“植物学之父”

一览扶桑

从日常开始，带你重新发现一个深度日本

从京都出发，搭乘新干线至冈山，转乘特快“南风线”，经大桥横跨濑户内海，驶入了群山起伏的四国。这里有横贯全岛的山脉，自古被近畿地区的人视为僻远的“边地”，也是聚集了诸多信仰的修行圣地。列车穿过漫长的隧道，沿着山崖之间清澈深碧的吉野川一路南行，抵达坂本龙马的故乡高知。

横跨濑户内海

沿途所见吉野川风景

高知在古代叫作土佐，大和朝廷控制此地，大概是公元五世纪的事。由于四国山路艰险，土佐不仅与近畿交通不便，与岛内其他各地的往来也很艰难，故而在文献中被称为“离天夷边之国”，并在公元724年被朝廷定为流放之地。当时朝廷运送租庸调、派遣官员的方式主要是经海路，曾任土佐守的纪贯之在《土佐日记》中记录了这段旅程：从浦户搭海船出发，沿土佐海岸航行，渡过鸣门海峡，经和歌山湾，进入大阪湾，由和泉登岸。再换小船，自淀川返回京都。在航海技术幼稚、海盗横行的年代，海路充满艰险，船上的旅人能做的只有不断向神佛祈祷。

我此行的目的地是四国境内唯一的植物园：浦户湾附近的高知县立牧野植物园。该园建成于1958年，是为纪念“日本植物学之父”牧野富太郎。1960年，园内新设“牧野文库”，接收了牧野的四万五千册藏书。其中主体部分与植物学、本草学、博物学有关，虽没有杏雨书屋藏书中那样耀眼的国宝，但仍然是日本该领域屈指可数的完整收藏。

牧野文库没有加入“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的联网计划，因此从前我并没有关注到这里的藏书。直到近来调查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之际，发现牧野文库竟网罗了道光二十八年序刊本、光绪六年山西濬文书局补刊本等几乎全部版本，这是日本其他任何一个图书馆都没有的情况，也让我对牧野藏书的热情有了初步认识。

1862年，牧野富太郎出生于高知县高知郡佐川村一户酿酒商人之家，四岁丧父，六岁失恃，七岁时祖父死去，由祖母一人抚养。童年时最喜爱在故乡山中与植物为伍，采摘、观察草木，是他一生学术、志趣的原点。十一岁入村里的寺子屋开蒙，又入当地儒者伊藤兰林（1815-1895）门下学习汉文，后求学于藩内的乡校名教馆，在那里接触到地理、物理、天文等新知。后升入新制小学，不到三年就退了学，小学肄业也是他的最终学历。然而正是在时代变革、制度未定之际，才给了他自由求索学问的空间：旧的身份制度已崩坏，不需要像前代学者那样，去外地等于出国，还需藩内批准；接受过传统汉文教育，继承了江户时代本草学、博物学的深厚传统；很早开始自学英文，“这对开拓新知极有用”（晚年自传中回忆），帮助他日后展开现代植物学研究。

十六岁时，村里的小学聘他去教书。两年后，他想去大城市见世面，就辞了小学的工作，来到高知市内，就读于五松学舍。十八岁时，结识高知师范学校的教员永沼小一郎，在永沼处接受了近代科学知识及方法论的启蒙，彼此引为至交，牧野一生都对永沼深怀感念。明治十四年（1881），二十岁的牧野第一次到东京，参观了“第二次国内劝业博览会”，顺便购买显微镜、植物学参考书归乡。三年后再次来到东京，结识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植物学教室的研究者矢田部良吉（1851-1899）与松村任三（1856-1928），并被允许使用研究室。这对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牧野而言是十分的优待，在学术圈身份制度森严的今日，恐怕难以想象。而牧野从此时开始，抱定了编纂《日本植物志》的信念——我总忍不住想起牧野的乡贤坂本龙马，他们都有奔放的性情、坚定的意志与青年时代早早确立的宏大理想。

植物园在一座名叫五台山的小山上，毗邻真言宗智山派竹林寺，这是“四国遍路八十八座灵场”的第三十一座寺院。据《土佐国五台山金色教院竹林寺略缘起》（文政七年〔1824〕二月）记载：

夫当山者，文殊大士应现之灵区，行基菩萨草创之胜壤也。昔圣武皇帝梦中至大唐五台山，拜谒文殊菩萨，受三解脱之法门，心感无极。则诏行基菩萨，告御梦之事，命本朝若有似震旦五台山之地，则应拟彼山，建立伽蓝。其时行基奏曰，臣僧行化，遍见诸州，土州长冈郡有奇异之灵岛，其形不异于震旦之五台山。五峰高耸，似有文殊顶之五髻；三池深湛，如示三解脱之法门……愿于此地建立伽蓝。天皇闻之，大为感叹，既敕行基神龟元年（724）甲子兴建伽蓝。

竹林寺山门下“五台山”的匾额

竹林寺正殿前祈祷的人

在牧野植物园内眺望竹林寺五重塔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土佐国五台山金色教院竹林寺略缘起》（文政七年刊）

由此可知，不论山名还是寺院，均源自中国的五台山信仰，尽管这座五台山标高只有146米。行基是奈良时代的僧人，少年时代出家，曾在近畿地区向民众宣扬佛法，开辟寺院、道场众多，并曾参与营建东大寺，在日本民间被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高知的竹林寺是四国遍路中唯一一座供奉文殊菩萨的寺院，因此在当地也有学问之寺的信仰。我错过了一小时一班的公交车，决定打车进山。车穿过青柳桥，进入五台山盘旋的山道。途中山樱、棣棠、玉兰盛开，可以望见浦户湾的烟波，彼处有著名的海滩桂浜，据说龙马曾经喜欢在那里眺望太平洋。1960年，牧野旧藏书被装入五百余个纸箱，从东京运至高知电车站，再由卡车转运至植物园。那是当年令本地人记忆深刻的大事件，县知事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运书的大卡车浩浩荡荡穿过城区，驶过青柳桥，进入五台山——与我此日的路线相同。

1960年，运书的大卡车浩浩荡荡穿过城区，驶过青柳桥，进入五台山

司机将我放在离竹林寺山门不远处的植物园南门外，提醒我下山的公交车也是一小时一班。在窗口买票时，看到柜台上摆着两三朵形态奇异的浅水绿色花朵，工作人员说：“这是我们温室花园的绿玉藤（翡翠葛），现在正在花期。”原计划直奔牧野文库，不过文库在植物园正门附近，走过去刚好需要穿过园内的主要区域，遂安心移步观花。温室入口是一座九米高的圆柱形建筑，名“绿之塔”。塔外种植气根发达的雀榕，紧紧裹住塔身；塔内洒落天光，内墙种满莲座蕨、蚌壳蕨、葡萄藤，像童话里的巨木城堡。穿过覆满绿藤、兰科植物的拱门，就进入了温室。温室地形高低错落，模拟沙漠、雨林等不同气候特征，植物种类极丰富。正是各种兰科植物盛开的时候，也见到了盛花期的绿玉藤。然而大部分我都叫不出名字，只认识一朵倒垂的绛色香蕉花。植物名牌上记录和名与拉丁名，日本现代植物的学名表记均用片假名，对我而言不很容易记住，特别是从拉丁文音译来的名字。

温室的绿色入口

硕大的香蕉花

从奈良时代本草学传入日本开始，将中文文献中的植物汉名与日本本土的植物逐一对应，是本草学家的基础工作。比如日文叫“ふじ”（fuji）的，就对应作中文的“紫藤”，径写作“藤”；如日文叫“よもぎ”（yomogi）的，对应中文的“艾”。但日本本草学家们也留意到，并非所有中文本草名都能找到日本本土相对应的植物，也不是所有日本植物都能在中文典籍中找到名称。如“香椿”是中国传入，故日文中读作汉文音译的“ちゃんちん”（chanchin）；日文汉字“椿”（tsubaki）“萩”（hagi）分别指汉文中的山茶、胡枝子，而汉文中的“椿”是椿树，“萩”是一种蒿类植物。宝永六年（1709），贝原益轩刊刻《大和本草》，《凡例》有两条即可说明这一问题：

一、 天下之品物无穷，《本草纲目》所载，止一千八百余名而已，其所不载亦甚多。而《本草》之外，群书之中所记载之品物亦居多矣。……凡《本草》所不载而群书之所载者，予有志于收载之焉久矣。故用心涉猎搜索，多历年所随所闻见，拣采而辑录之，以备观览而已。……且中华群书之不载，吾邦之所在，愚之尝所亲观，听民俗所称谓品物之名称形状，亦粗记之，以助稽考。……

一、 不用汉字、而书之以国字者，予之衰拙，不善文词，恐不能为文理，而观者却难理会，欲使人易晓也。

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宝永六年（1709）刊贝原益轩著《大和本草》凡例

也就是说，贝原益轩注意到日本有中国典籍中不曾记载的品物名称，他将自己亲眼见过的、民俗中也有名字的品物名称、形状都记录下来。有的直接写片假名而不用汉字，是因担心自己无法选用合适的汉字词，直接记音可方便读者辨识。他在《凡例》中也指出日文“椿”（tsubaki）、“杜若”（kakitsubata）这样的“错训”（日文所指与汉文所指并非一物）不在少数，“妄谬甚多”；并将“鳕”“鰆”“鰯”等日文汉字评价为“国俗不知正字，而妄作倭字者多矣”。可知在贝原益轩的年代，日本学者在表记植物名称时，皆以汉字为准。能找到日文中对应植物的，便训以和音；如是中华独有的物产，便多以华音径读之。江户时期，兰学兴盛，但兰学家们并没有想过废弃汉名，而是在传统的汉名、和名之外别记兰名。如天保八年（1837，道光十七年）横井璨刊行《泰西药名早引》一书，就将兰名、拉丁名（罗甸名）的片假名音译与汉文对照，并在汉文旁标注和名。

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天保八年（1837）横井璨《泰西药名早引》卷一首页，兰名、拉丁名片假名音译与汉文对照，并在汉文旁标注和名

统一以片假名标记植物学名的做法，是明治年代之后的事，而牧野富太郎更是当中的激进派。且看二战结束后，八十四岁高龄的他撰写的专栏短文《日本植物名的叫法、写法》：

日本的草木之名若均以假名书写，那么毫无问题，如今这么做，反而非常合理、便利，亦适于时势。マツ（松）就写作マツ，スギ（杉）就写作スギ，サクラ（桜，樱）就写作サクラ，イネ（稲，稻）就写作イネ，ムギ（麦）就写作ムギ，ダイコン（大根，萝卜）就写作ダイコン，カブ（蕪，芜菁）就写作カブ，ナス（茄子）就写作ナス，ネギ（葱）就写作ネギ，キビ（黍）就写作キビ，ジャガイモ（马铃薯）就写作ジャガイモ，キャベツ（甘藍，卷心菜）就写作キャベツ，如此就好。

特地写成汉字的松、杉、樱、稻、麦、马铃薯、甘蓝等等，费此麻烦，全无必要。本来用汉字表记的植物名——即所谓汉名有很多，汉名是中国的名称，用别国文字来表记我国植物，我不认为有这种必要。因此，沿袭过去的习惯使用汉字，已经落后于时代。过去的时代这么写也不要紧，如今世间局面已完全转变，必须理解旧舞台已变成新舞台的现实。东方日已出，若仍上演点灯的愚蠢，则徒惹人笑。

几十年来，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植物学教室在表记植物日本名时，均写作假名。但世间远比大学落后，无法脱离过去的习惯，不能褪去旧壳。这将如何妨碍日本文化的进步？真令人寒心至极。自己国家分明有很好的名字，却要用他国文字，并以之称呼，实在是令人轻蔑的见识、缺乏独立思想的行为，这完全亵渎了自己的良心。要被人说是自取其辱，也无从辩解。因此必须尽早——不，立刻改掉这种卑屈的旧习，脱离这种没有见识的旧习，看清眼下的时势，努力不落后于今日的进步。但世间墨守陋习者甚多，但这绝不是文化的、科学的做法。（牧野富太郎《植物一日一題》ちくま学芸文庫，2008年，140-141页）

这篇短文的主旨与贝原益轩批评的“妄作倭字”等语，差别不啻天渊，说明牧野的植物学思想已完全脱去传统本草学的“旧壳”。这种“脱去”，并非完全抛弃传统本草学的知识、全盘使用本土名或拉丁名，而是考察日本全境的每一种植物，厘清其出自，是原产中国，还是原产日本，属于何科，有何亚种。这是牧野要实现植物学现代化的强烈意愿，而定名是其中基础又关键的一步。且留心日本植物园内的说明牌，基本格式都是写出拉丁学名、片假名和名、科属、植物概要、植物编号。牧野植物园的说明牌也是如此，还在正在开花的植物旁加上白底绿字的小圆牌，提醒人们驻足：“正在开放。”若是牧野曾经绘制过线图的植物，会专设一张“牧野富太郎植物图”的说明，一侧是图谱，一侧是植物名、概要，这在通往正门附近的牧野富太郎纪念馆本馆的长廊两侧最为多见。

牧野植物园内的植物说明牌“正在开放”

我在长廊南侧树林下的草坡上看到一张说明牌，附有明治二十五年（1892）四月，29岁的牧野从东京回到故乡时画下的五叶黄连（Coptis quinquefolia），和名バイカオウレン，写成汉字即“梅花黄连”。说明云：“牧野幼年时代，特别喜爱旧家后山开放的此花，去东京后，这寄托了对故乡土佐思念的植物，一直是特别的存在。……有一则逸话，说晚年高知有人去探望他，带去了此花。他说有故乡的气息，擎在手里，紧紧贴在脸上，非常喜悦。”而说明牌旁边刚好有“正在开放”的提示，不由驻足寻觅，果然找到一茎小小的白花。旁边正在洒扫的工作人员笑说：“这是今年的第一朵，你真幸运。”

牧野植物园内今春第一朵五叶黄连，牧野富太郎的乡愁之花

牧野青年时代所绘五叶黄连

长廊的尽头就到了牧野富太郎纪念馆本馆，这是著名建筑设计师内藤广在1999年完成的作品，隐于植物园的密林中，直到走得很近才突然看见真容：椭圆弧形的两层回廊建筑，二楼是餐厅与展馆，椭圆的出口就是植物园正门。非常有安全感的空间，自然采光充足，随处都可以见到植物：中庭种植竹丛，纪念品商店门外售卖小盆栽，展厅内的插花错落有致。餐厅每一张桌上也安置小瓶插花，并附手写植物名卡片，标注产地，全是“高知”，满是地域之爱与植物园的底气。

牧野植物园餐厅小桌上的瓶插，花材均为高知产

牧野文库在纪念馆本馆一楼，阅览需事先提交书面申请，或许因为特殊时期的缘故，阅览室目前仅供一人使用。牧野文库的书目整理工作从1962年开始，1981年完成《牧野文库藏书目录》（洋书之部），1983年、1986年陆续完成“邦文图书之部”（日文图书之部）与“和书、汉籍之部”。加上2002年出版的《牧野富太郎藏书的世界：牧野文库贵重书解题》，可以略窥文库概况。

明治十三年（1880），十九岁的牧野在故乡一位叫西村尚贞的医师家见到了小野兰山的《本草纲目启蒙》写本，深感兴趣，便借回家抄写。之后决定干脆购买一部，这是牧野藏书的起点。而偏僻的高知原本不是汉籍的主要流通地，也没有什么传统深厚的古书店，若要买书，就得拜托本地的“洋品屋”（进货商店）从大阪或东京进货。好在当时交通已远比古代便利，没过多久，正与友人散步山中的牧野看见另外一位友人远远跑过来，大喊说：“《重订启蒙》已经到货了！”牧野匆忙下山，奔往店里，得到了人生第一部称得上收藏的书籍：来自大阪书肆的《重订本草纲目启蒙》。

《牧野文库藏书目录》中收录了四种《重订本草纲目启蒙》，分别是弘化四年（1847，道光二十七年）刊本两种（其一钤“岸藩文库”印）、弘化四年刊后印本、嘉永三年（1850，道光三十年）印本。据《牧野文库贵重书解题》介绍，牧野青年时代从大阪书肆购得的这部，后来赠与高山植物研究者、登山家武田久吉（1883-1972），不知今存何处。《本草纲目启蒙》是小野兰山据晚年在江户幕府医学馆授课的笔记整理而来，最初的草稿名曰“本草纲目译说考证”，先后有刊本四种：享和三年（1803）至文化二年（1805）刊行初版（48卷27册），文化八年（1811）至文政十二年（1829）刊行第二版（48卷27册），弘化元年（1844）京都人梯南洋增订出版《重修本草纲目启蒙》（35卷36册），弘化四年（1847）井口望之校订的《重订本草纲目启蒙》（48卷20册）。其中初版、再版版木屡经火灾，烧毁无存；由山本亡羊的弟子梯南洋增订的版本未经小野家与江户医学馆的出版许可，严格意义上属于盗版，不过增订内容颇有价值；第四版由岸和田藩出资刊行，故初印本刊记有“岸和田邸学藏版”字样，后印本有“江户诚格堂和泉屋善兵卫”等新增版元的标记。

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弘化四年（1847）刊小野兰山著、井口望之校订《重订本草纲目启蒙》后印本封面

翻检牧野文库目录，多见同一书籍的多个版本或同一版本的多部，其中包括大量重复的普通本，这种购书法不是藏书家式的买法，全出于研究的目的，而非为享用藏书趣味。牧野在二十岁时，曾写下题为《赭鞭一挞》的座右铭，共十五条，试译诸条目如下：

○要忍耐

○要精密

○要博览草木

○要博览书籍

○与植学有关的学科都要学习

○要讲授洋书

○应学习准确的绘图

○应有良师

○吝财者不得成为植学者

○勿厌跋涉之劳

○要有植物园

○可博交同志

○要考察迩言

○不可以书为家，应以书为友

○勿信造物主

回顾牧野生涯，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借居东大植物学研究室，发表学术论文；足迹遍及日本国内的山川，采集、整理植物标本无数，绘制万千精确优美的植物科学线图；散尽家财购书、研究、出版植物学杂志与专著，以致债台高筑，全家人都在贫穷窘迫中度过。但他不以为苦，永远有旺盛的热情——终其一生都践行了青年时代定下的人生准则，成就了非常独特、难以复制的“牧野植物学”。且看“要博览书籍”条的细则：

大凡书籍，若是植物记载（所载之意也）之书，即便是鸡肋之观，亦要全部涉猎、阅读。故欲以植学鸣者，非吝财者所能为也。

由此可以揣想，牧野文库的庞大收藏是如何积累而成。当然，对于家庭其他成员而言，牧野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他的妻子为养家、育儿牺牲巨大。他二十九岁时与东京一家点心店的女儿小泽寿卫子结婚，育有十三名子女。以他在东大做非正式助手的薄薪，养家非常艰难。故乡的祖产早已卖去，日常总在到处借钱。1928年，五十五岁的寿卫子夫人积劳成疾，病故于东京。牧野将自己在仙台新发现的矮竹品种定名为“寿卫子笹”，寄托哀思。不过根据后来的研究，这一品种并不算新种，因此“寿卫子笹”未能成为学名，只是别名。

不过，仅靠借钱当然无法维持如此庞大的收藏。1916年，五十五岁的牧野因欠下三万巨款（相当于现在的2000万日元，约120万人民币），为了还债，不得不考虑将自己多年来搜集的植物标本卖给国外藏家。牧野友人渡边忠吾在《朝日新闻》上刊出一则记事，呼吁有识之士能资助牧野，以免标本流往国外。很快，还在京都帝国大学法科专业读书的富豪之子池长孟（1891-1955）出面，表示愿帮牧野还清债务，并支持牧野此后的研究工作。池长孟是神户人，当时刚接受了父亲的巨额遗产，他痛感日本一般民众对科学兴趣贫弱，立志开设平民研究所，扶持本国的科学研究。他如约为牧野还清积债，是牧野到晚年都念念不忘的恩人。作为报偿，牧野将自己收藏的大部分植物标本寄赠池长孟建立的“池长植物研究所”。当时，牧野频繁前往神户，同时在京阪神地区的旧书店为新设的研究所购买了大量书籍。

在山本正江、田中伸幸编纂的《牧野富太郎植物采集行动录》中，留下不少牧野购书的记录。这一时期记录尤多，试拣数例：1916年5月31日：“预约，日本桥通三丁目书肆武阳堂，《佛教大辞典》第三卷。”同年6月29日：“《春秋七草考》2，《毛诗品物图考》3，《联珠诗挌》10，《诗经名物辩解》4，《闽书南产志》2，《秘传花镜》6，《江户名所花历》4，《救荒本草》8，《改正救荒本草》9，《物类品骘》6，《本草纲目启蒙》36，《本草纲目》39，同 唐本 50，《长崎见闻录》5，《救荒本草启蒙》5，右十五部。”1918年3月29日：“赴古书展览会。”之后的6月27日、28日，连日都去东京的古书展览会。这是日本古书业界的同业盛会，延续至今。神田神保町自然是他最常去的地方；关西地区最常去的是大阪的鹿田松云堂、尚古堂，京都的细川书店；新书、洋书多购自东京的丸善书店。

时移世易，池长孟对牧野资助了若干年，二人因理念、人事关系等问题，最终结束了合作。分袂之际，池长孟风度依旧，1941年，他将牧野旧藏标本、新购图书几乎全部无偿返还给牧野，关闭了池长植物研究所。这些标本如今收藏于首都大学东京牧野标本馆，书籍则大多数藏于牧野文库。

由于时间不充裕，此行我仅申请了八种书目，包括《植物名实图考》的各种版本，以及咸丰七年（1857）墨海书馆刊《植物学》。书库在阅览室隔壁，馆员按照申请的书目顺次从库内取出盛装书籍的防虫纸盒，任我翻阅。看完一种便交回库内，取出下一种。牧野旧藏中，李善兰译墨海书馆本《植物学》至少有四部，另有庆应三年（1867）足利学校求道馆翻刻本十部，训点本四种（其中两种为灌花园藏版）。有一部墨海书馆本《植物学》最值得关注，封面有几行钢笔书迹：

Kootoo Omoto

With the compliments

D. J. Macgowan

Williamson Botany

又有墨书细字：“尾本公同/持有此书者（非医者也）。”似为牧野笔迹，“非医者也”一语不确，说明牧野对尾本事迹不甚了解。内封天头有署名：D. J. Macgowan。栏外右上方墨书云：“花旗医士玛高温敬送/尾本公同。”正是封面钢笔书迹的译文。

玛高温即美北浸礼会派遣来华的医疗传教士Daniel Jerome Macgowan（1814-1893），1843年抵达香港，同年秋来到宁波，开办医院。其后往来于香港、澳门、厦门、名博、舟山多地。1862年回到美国，1867年再次返回中国，在上海行医。他曾参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工作，与华蘅芳合作译出《金石识别》《地学浅释》《防海新论》《御风要术》等矿物学、地理学、气象学方面的西学著作。1893年，他在上海去世，医疗传教的五十年间，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度过，其间也曾三度访问日本。第一次是1859年，曾在长崎停留一个多月。第二次是1867年，在横浜停留两月有余，是为代表东印度电气公司向幕府申请在江户、横浜之间敷设电信线，但遭幕府拒绝。第三次是1892年8月到1893年4月之间，又至长崎考察。那么，这册墨海书馆本《植物学》，是何时赠给尾本公同的呢？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中国历史影像数据库（University of Bristol -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藏玛高温（Dr. Daniel Jerome MacGowan）肖像，摄于上海

尾本公同（1821-1897）生于三河国吉田（今爱知县丰桥），号淡海，16岁学习西洋医学，后游学江户，入幕府医师、兰学家大槻俊斋（1806-1862）门下，并向被称为“洋兵之开祖”的炮术家高岛秋帆学习西洋枪炮术。弘化二年（1845）游学西国，嘉永元年（1848）来到大村藩（今长崎县大村市），因种痘医术出众，深受当地医师赞赏。嘉永五年（1852）正式担任大村藩侍医。文久二年（1862），幕府派出考察上海的官船千岁丸，尾本以侍医身份随行。对于当时日本关心海外知识人而言，墨海书馆是非常有名的地方，故而千岁丸此行众人也曾参观墨海书馆，不过此时玛高温并不在中国。因此，这册《植物学》应该是1857年玛高温访问长崎时赠与尾本，可知墨海书馆本《植物学》在出版当年，就传入了日本。

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咸丰七年（1857）墨海书馆刊《植物学》封面

庆应三年（1867），儒学重镇足利学校求道馆翻刻了此书，这在足利学校翻刻的书籍中甚为特别，因为儒学经典才是足利学校的核心。主持工作的是求道馆教头今井晦堂（1830-1877），版木今存史迹足利学校，樱木刻成，共五十五张，保存状态极善。此书在日本的普及，令“植物学”这一译语逐渐代替了江户时代兰学家们翻译的“植学”一词。牧野富太郎非常重视此书价值，在订立植物学术语时亦多有参考。

庆应三年（1867）足利学校求道馆翻刻《植物学》封面及刊记

1927年，六十六岁的牧野富太郎以论文《日本植物考察》获得东京帝国大学的理学博士学位。他虽在东大工作了大半生，但学院内培养的研究者更多还是将“牧野植物学”视为接近名物考据、博物学的学问，认为他在学术方面贡献不多。牧野性情豪迈，沉醉于植物学的世界，与东大同僚龃龉似乎不少。但不能否认的是，他对日本现代植物学——特别是在植物分类学、大众普及等方面有无可替代的功绩。他在传统本草学基础之上，跨越了新旧学问的过渡期，完成了日本现代植物学的奠基事业。而他非凡的精力、充沛的书写热情与对大众普及的坚持，与学术机构圈养的研究者有很大区别，正如他常喜自称“草木精灵”，而对“理学博士”的头衔不以为然。他的长寿也继承了江户时期博物学家的传统——江户时代的观点认为，博物学家通晓自然万物，精通养生、疗病，因而多寿。

资料考察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工作完毕，趁着闭馆前的一点时间饱看看了植物园的风景。园中植物蓊郁，占地面积虽比京都府立植物园小不少，但因巧妙利用地形，气势十分开阔。正是牧野所喜爱的磅礴生态，这种品位大概由太平洋温暖的黑潮、四国起伏的山地塑造。就好比他曾建议，应该彻底大面积种植樱花，春天时整个国土都要被樱花覆盖，坐飞机在天上，要看到底下真正的连绵花海：“小里小气地种几株，怎么好意思叫樱之国度呢？”

顺利搭乘末班公交下山，夜晚在车站附近的酒家吃饭。店里客人很少，店主问我是不是来旅游，去了什么地方。我说连日都在牧野植物园。店主惊诧：“不去别的地方么？我们高知有那么好地方！”又喜道，“你也知道牧野先生？”

“坂本龙马，牧野富太郎，是我最佩服的两个人。”他补充说。

高知的春天比京都来得更早，乘着南风，提前领略了山樱遍开、辛夷盛放的景色，感慨所见所闻，多与“自由来自土佐山间”（土佐是近代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发祥地，这是高知县的代表性语句，所谓“县词”）的名言相符。要理解某一人物，若不熟悉其成长的故土与见过的风景，似乎总缺乏直觉与底气。回到春寒料峭的京都，我意识到，高知初春的软风、五台山上望见的海湾，植物园丰茂的花树，都已成为我理解牧野其人的重要线索。

高知市内“自由来自土佐山间”纪念石碑

苏枕书专栏丨北白川畔

苏枕书

客居京都

爱好养花种菜

著有《有鹿来》等作品

（本文为作者原创稿，原题《植物园面朝大海》，转载请留言获得授权。除特别注明外，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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