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胡适在联合国控诉斯大林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并在各个领域涌现出一批大师级人物。因此拙著《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于2010年再版后，我在一个读书沙龙上发言的主题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在那次发言中我特别强调：“这个黄金时代非常短暂，没能维持多久就被迫消失。消失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日本的侵略，二是苏联的阴谋。对于前者，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对于后者，我们的认识远远不够。”为此，我建议大家注意一下胡适所写的一篇文章——《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按：史大林通译为斯大林）。
这篇文章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写的。该文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揭露了斯大林祸害中国的阴谋与后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篇文章在大陆不容易看到，因此我想把它介绍一下。
一、初到美国他曾经痛苦不堪
1948年年底，胡适匆匆离开被围困的北平以后，于1949年4月抵达纽约。当时他虽然逃了出来，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知名学者，他觉得于公于私都没脸见人。所以他“通知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胡适年谱》第712页，曹伯言、季维龙编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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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他最担心的是美国也许会承认新生的中国政权。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就只好走人。
1950年年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对外政策的演说中，公开声明美国防线不包括韩国和台湾。这显然是向新中国示好的表示，不料话音还未落地，就遭到中国政府的当头棒喝。当时，由聂荣臻领导的北京市政府将美国驻北平领事馆和美国兵营的房屋财产全部没收，所以美国政府只好下令撤退了在中国大陆的一百二十余名外交人员。这样一来，胡适那颗悬着的心才落实下来。他认为，国际形势可能会朝着有利于台湾的方面转变。（参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第2126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民国73年5月初版，7月第二次印行）
到了4月3日，胡适在信中对沈怡说：
……我去年秋就不愿久留，特别是虑（及）美政府也许承认中共的政权，那时我如何能住下去？今年一月十四日，美国宣布撤退中共区域内的一切美国领馆人员，我才敢悬断，美国在最近一年或一年半以内，大概不会承认中共政权。（同上，第2134页）
沈怡是浙江嘉兴人。他的大姐沈亦云是蒋介石盟兄弟黄郛的妻子，她晚年所写的《亦云回忆》，被胡适给予很高的评价。沈怡的二姐沈性仁是最早将房龙作品译成中文的学者，她的丈夫陶孟和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
沈怡本人是水利专家，当时他正在担任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防洪局局长。该委员会总部设在泰国首都曼谷，而胡适的妻子和长子也在曼谷，他们一直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
由于进入美国的手续比较烦琐，因此一直拖到这一年6月，江冬秀才在沈怡的帮助下来到纽约与丈夫团聚。为此，胡适当即写信向沈怡夫妇表示感谢。在这封信中，胡适还谈到自己对历史的一点反思。他说：“这十几年中，止有国际共产党大致知道他们的目的与步骤，止有他们比较的明白他们所谓战略与策略；此外，所谓大国领袖，所谓大政治家，都不免古人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同上，第2139页，）
这里所谓大国领袖和大政治家，显然是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因为他们在雅尔塔会议上完全被斯大林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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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朝鲜战争给了他写作冲动
1950年6月25日，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因为这场战争是在斯大林导演下进行的，所以当胡适在那天夜里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很自然就联想到斯大林的阴谋与近代中国的命运。于是在那个苦热的夏天，他用了很长时间、花了很大力气，才完成《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这篇文章。
随后，他给老朋友傅斯年夫妇写了一封信，通报了夫人来到美国的情况。在这封信中，他还透露了《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的写作目的：“中国的崩溃并不像Acheson（按：即艾奇逊）等人所说的毛泽东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就不战而溃了，我要人知道这是经过廿五年苦斗以后的失败。这段廿五年的故事是值得提纲挈领说一次的。我要人知道在这廿五年的斗争里，最初二十多年处处是共产党失败，蒋介石胜利。”（同上，第2149页）
胡适在信中还说：但是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这种形势利用西安事变和雅尔塔会议得以改变。在西安事变中，斯大林命令不得伤害蒋介石，并主张和平解决。这样一来，就保全了红军并给了它无限的发展机会。在雅尔塔会议中，由于斯大林欺骗了罗斯福，抢得了中国东北和朝鲜，使红军有了一个与苏俄接壤并受其控制的基地。因此，胡适认为雅尔塔密约不仅“决定了满、韩的命运，决定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也许决定了整个亚洲的命运。”（同上，第2149页）
三、斯大林对中国犯下的六宗罪
那么，《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究竟有哪些内容呢？
文章共六个部分。胡适在第一部分中说，自二战结束以后，斯大林对亚洲的攫取与东欧的方式一模一样，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不仅要在这些国家建立一个依附于苏联的组织，还要让这个组织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第二，为了向全世界提供革命基地，并且用武力征服邻近国家，需要把苏联建成一个武力大国。
第三，这个依附于苏联的组织要与本国“民主”的、“反法西斯”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以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
第四，他牢记列宁的教导：“我们必须应用好奸诈、违反法律、压制和隐藏真理等等的手段。”（同上，第2142页，参见《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第3-4页，胡适纪念馆民国五十六年十二月出版，国民六十三年四月再版）
在第二部分中，胡适进一步指出斯大林继承列宁的衣钵，不断支持发生在中国的排外活动。其中由林伯渠主使的1927年南京事件，“似乎是一串有计划的排外运动的最后一节”（《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第14页》）
胡适在第三部分指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立，“是受命于克里姆林宫的，所以亦即是史大林策略的一部分”（同上，第17页）。他认为红军的长征也可以“归功于斯大林所教的‘退却战略’。”（同上，第23页）
文章的第四部分涉及到西安事变。在谈到张学良的时候，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个‘少帅’张学良，……是一个因纵容而变坏的竖子；他的理解力从没有成熟过。生于有钱有势的家庭，他是野心而自负的。因为富于爱国心而且有激烈的反日情绪，他很容易的被救国会派和学生团体所说服，而来支持抗日的游说和示威的工作。”胡适还说：当时张学良已经“陷入夜郎自大的地步。幻想他可以成为反日反蒋的‘联合阵线’的领袖。”（同上，第28页）
至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胡适认为这“又是斯大林的策略！”其理由显而易见：“为了自身安全的缘故，俄国要中国能够向日本作战。”也就是说，当时克里姆林宫也明明知道，在中国蒋介石比任何势力，包括高喊着“立刻以武力抵抗日本”的“叛乱团体”，都更具有抵抗日本的能力（同上，第33-34页）。所以在斯大林的干预下，蒋介石才没有被杀害。这也许正是历史的吊诡和迷人之处。
在文章的第五部分，胡适通过对红军力量的分析，指出它在抗日战争中不但没有遭受重大损失，反而从最初的2.5万人，发展到了1946年的120万、1947年的270万、1948年的300万、1949年的400万和1950年的500万。这其实与斯大林“策略的一种最狡黠最凶狠的手法”密切相关（同上，第41-42页）。
最后，胡适在第六部分总结说：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的阴谋“可能永不会在中国成功”（同上，第47页）。
四、一篇文章的影响和意义
文章完成以后，胡适把它寄给美国《外交季刊》，发表在1950年第十期上。随后，著名作家聂华苓以《史大林雄图下的中国》为题，迅速把它译成中文，从10月19日起连续三天刊登在《中央日报》上。在11月出版的《自由中国》杂志上，也发表了毛子水的长篇评论，标题是《史大林怎样攫取中国的大陆国土？》。作为胡适的学生，毛先生不仅详细介绍了文章的内容，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历史的知识，是构成人类文化重要的质素。一个民族有较准确的历史知识，这个民族的文化便较高。反过来说，文化水准愈高的民族，一定会寻求准确性较大的历史。求真和求善是有同样的动机，求真和求美亦是有同样的动机。”
他还说：“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但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我们虽然有不忍卒读的心情，但我们又不能不仔仔细细的一读。……这篇文字，非特我们爱好自由的国民读了可以得到前车之鉴，就是共产党人读了亦可以知道苏俄的狡诈而迅速回头。在学术上，这是一种出自大师的杰作；在历史教育上，这是一篇最着实的文章。”（《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附录一）
紧接着，《美国新闻周刊与世界报导》专门采访了胡适，并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做了广泛的讨论。1951年1月29日，《中央日报》以《主战场在亚洲》为题，翻译并刊登了这次采访。
1957年9月，胡适出席了第十二届联合国大会，就大陆正在开展的反右运动发表演说。为了聆听他的发言，大会尚未开始，旁听席就已经坐满了人。有报导说：“胡代表演说历时四十五分钟，以其丰富的情感与感人的力量，使全场始终凝视贯注静听，当他演说完毕步下讲坛，台下立即响起如雷般的掌声。”（同上，附录二）
1967年，胡适纪念馆把上述三篇文章汇集成册，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出版，书名定为《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该书由毛子水作序。因为他准确而简练地概括了该书的内容和命运，故将第一段抄录如下：
胡适之先生于民国三十九年十月在美国《外交季刊》所发表的《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一文，以忧时忧国的心情，写阴谋诡计的事实。四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胡先生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演说，义正词严，博得当世明智人士的赞誉。他在四十年一月对答《美国新闻周刊与世界报导》周刊的访问，尤能利用自己的声望以替国家说话。这些文章和议论，都可做学人报国的模范。（《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序）
毛先生还说，到了1966年4月，当时正在担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访问台湾时，曾向中央研究院胡适研究馆索取《外交季刊》的抽印本。于是胡夫人江冬秀提议将这三篇文字和有关图片编辑成册，供世人研究。
对中国祸害最大的，莫过于苏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