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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疫情期间，松江区广富林路1518弄369号绿地蔷薇九里社区不时有数十只貉扎堆出没，在这个社区居住的夏琳在一天晚上散步时，脚踝处被一只貉抓伤。随后，她立刻注射了狂犬疫苗。在与邻居交流时，她发现，不止人，宠物也有遭到貉的攻击。小区居民纷纷投诉，希望社区把貉赶走。

貉，是犬科貉属现存的唯一物种，长得很像狐狸，体型介于浣熊和狗之间，最大的特点是腿极其短小，常栖息于山野、森林和近水的灌木丛，昼伏夜出，杂食性，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事实上，不止貉，去年云南西双版纳州勐养子保护区的15头亚洲象，向北迁徙，进入玉溪市峨山县地界，突袭农场获取食物和水，给当地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带来影响。在三江源，当地的牧民长期与棕熊斗智斗勇，棕熊会破坏他们的房屋，会吃掉他们的粮食和牲畜。美国爱达华州“狼满为患”，猎取人类家畜……


新冠疫情的爆发，人类宅在家里，给原本远离城市的野生动物留下了生存空间，也将存在已久的人兽冲突问题再次冲上热搜。一直以来，人兽冲突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面临的最普遍和最尖锐的问题之一。随着中国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无论是东北虎伤人、金钱豹出逃，还是亚洲象北迁，都表明人兽冲突近年来有加剧的趋势，为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提出了新的课题。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去年7月发布的名为《人人共享的未来——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必要性》的报告，强调在全球范围内，冲突所引发的相关杀戮影响了世界上75%以上的野生猫科动物，以及其他陆生和海洋食肉动物物种，例如北极熊和地中海僧海豹(Mediterranean Monk Seal)，以及大象等大型食草动物。

“自1970年以来，全球野生动物的平均数量已经下降了68%。”WWF国际野生动物项目负责人玛格丽特·金奈尔德(Margaret Kinnaird)表示，“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加上其他威胁，导致一些曾经数量充沛的野生物种，其种群数量锐减，而某些数量本就稀缺的物种则被推至灭绝的边缘。此外，人兽冲突也造成了大量的民众财产损失，甚至有些威胁到民众的生命安全。如果我们不采取紧急行动，这一破坏性趋势只会进一步恶化，造成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受损，甚至会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最终受伤害的还是人类自己。”

野生动物学者刘炎林，人称“刘大牛”


野生动物学者刘炎林，人称“刘大牛”，从2004年便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结缘。他曾随著名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研究藏羚羊，也曾在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参与雪豹和棕熊的调查研究工作，还曾在中国林业科学院工作过。丰富的工作经历让他得以从NGO、政府部门以及学者等不同的角度来看野生动物保护这件事。目前，他供职于内一家猫科野生动物保护机构“猫盟CFCA”，协助设计和实施“带豹回家”——让华北豹重回北京山区，推动华北山地生态系统恢复的长期计划。

国家公园和其他类型的野生动物保护区，是被广泛报道的人兽冲突的热点地区。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的青海省，三江源国家公园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也是第一批成立的国家公园，在中国整个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地位重要、作用特殊，承担着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自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人兽冲突问题呈愈演愈烈态势。从案件数量看，三江源国家公园所涉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曲麻莱县、杂多县、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四县的人兽冲突数量从2015年的不足1千起增长到2020年近2万起，总量增长了20余倍；从肇事类型看，野生动物肇事类型主要为狼侵害家畜、棕熊入室破坏及致人伤亡等。

2011年，刘炎林参与三江源的棕熊研究工作。他的工作之一是给棕熊带上卫星跟踪颈圈，根据颈圈发送的卫星定位信息，观察和搜集棕熊的活动。他的同事开展的访谈调查发现，当地90%的牧民的房子都被棕熊给扒过。青海省雪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心人兽冲突项目负责人郭慧也表示，棕熊是青藏高原农牧民最头疼和畏惧的野生动物。人熊冲突的主要形式是破坏房屋。

被棕熊破坏后的当地牧民的房子


在解决人熊冲突方面，当地政府采用了“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方案。这个政策的逻辑是：野生动物破坏人类的牲畜或房屋，政府给受损的居民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以减少居民对野生动物的敌对情绪和报复行动。

这类补偿类方案正在全球被广泛应用。美国黄石公园的“野生动物守护者”补偿计划由私人资金支持。该计划从1987年运作至今，为重新引入野狼扫清了来自当地农场主的障碍。中国也在积极探索野生动物致害的多渠道筹措补偿资金，建立了野生动物伤人救济补助政策。福建将野猪造成经济作物损失纳入农业保险。广东积极探索致害补偿管理制度体系，并推动将野生动物危害补偿纳入林业、农业政策保险制度。陕西将野生动物伤人医疗纳入居民合作医疗报销范围，并制定了民政救助措施，对野生动物致伤、致害导致居民生活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的群众实施民政救助。

“保护野生动物,不应以损害当地居民的利益为代价。”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蒋志刚说,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以及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让当地居民从野生动物保护中获益,吸引他们主动参与,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然而，该类方案存在天然缺陷。其中补偿的额度问题最为醒目。刘炎林说，在人熊冲突中，当地政府会赔偿那些被棕熊破坏了房屋和家畜的居民，但是藏羚羊吃了居民家畜的草，导致家畜无草可吃。这个损失很难计算。如果当地居民无法预估损失，就有可能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甚至谎报损失以骗取补偿。

刘炎林认为，要解决人兽冲突，不仅要解决人与兽之间的关系，更关键的调整是人和人的关系。“在牧民，NGO以及政府组织眼中，动物的角色是不一致。如果只是从生态学角度出发，就会把问题简单化，无法有效实现野生动物保护的目的。”刘炎林说。作为《众神的怪兽：在历史和思想丛林里的食人动物》一书的译者，他从该书作者美国科学、自然和旅行作家戴维·奎曼（David Quammen）的描述中得到启发：一套多样化的管理体制必不可少。他支持因地制宜的多样化管理制度，因为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在承认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承认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刘炎林以人熊冲突为例，对于已经发生的冲突，单靠事后的经济补偿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一个综合性的措施，既能管好棕熊，也能管好牧民，还要管好他们共同生存的环境。”刘炎林说，“这很难，但确实是解决人兽冲突的重要保障。”

此外，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猪防控专家组成员、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兼种群调控委员会主任王洪杰发现，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制度在各地落实的情况不平衡，“有的地方落实的好一点，有的地方落实的不是特别好，这对老百姓的确会造成损失，影响他们保护野生动物的积极性。”王洪杰认为，当务之急，对地方政府而言，要尽快地根据法律建立和完善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制度，采取不同的救济方法来妥善解决老百姓受到损失的问题。

保护野生动物是一件需要花费人力物力财力的事，如何促进相关利益方公平地承担成本，公平地享受收益，是需要提前考虑进去的事。在享受收益方面，刘炎林以三江源措池村为例，当地牧民在2007年推出了首届乡村生态文化节，通过生态文化节，将传统的文化平台和赛马节，注入现代的生态保护理念和内容，通过设立“快乐牧人”活动。这种靠野生动物资源而发起的生态旅游项目，让野生动物为当地居民创造经济效益，在弥补当地牧民损失、主动提升收益方面有不错的表现。

如今，措池草原上的野生动物、牲畜、牧民，构成了完整的生态系统，藏野驴和野牦牛频繁出现，措池草原也从动物天堂到草原退化再到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腹地。“自然保护没有永恒的胜利，研究者必须与那些摄人心魄的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持各种联系，持续关注它们，使它们免遭毁灭的命运。”乔治·夏勒说。

撰文：万慧
编辑：冯艳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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