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1910.11—1998.12.19)，中国著名学者、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文学史家、古典文学研究家。钱钟书无论是日常谈话还是平时写作，他那机智风趣的幽默话语总是脱口而出。无怪乎当年一位外国记者动情地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 文学大师钱钟书最怕被宣传，更不愿在报刊上露脸。有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求见他，他执意谢绝，在电话中，他对那位女士说：“小姐，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 1942年4月，周而复先生与王郓女士在上海举行订婚仪式。周而复请钱钟书先生当证婚人，由于他俩交情深厚，钱钟书欣然同意。 在订婚仪式上，钱钟书致辞说：“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文学家。一个真一个美。这桩婚姻是真善美！” 钱钟书的一席话赢得了满堂喝彩。 钱钟书的证婚辞只有三句话，巧妙地依据男女双方的职业特点进行即兴发挥：新娘是医生，是搞科学的，科学讲究真；新郎周而复是作家，是搞文学的，文学讲究美。真与美的结合，就是善。钱钟书由此说出“一个真一个美。这桩婚姻是真善美！”既是赞扬又是祝贺，妙语天成，简洁明了。同时又与订婚仪式的气氛格调特别切合，所以这段精彩的祝词，被传为佳话。 1985年，香港记者林湄小姐采访了很多文坛名人，唯独没有见到钱钟书，颇觉遗憾。于是，就请《文艺报》编辑吴泰昌帮忙，代她同钱钟书电话联系。钱钟书在电话里说：“这分明是引蛇出洞嘛！请你转告她，谢谢她的好意，这次免了。”谁知林小姐不甘心，又邀吴泰昌搞突然袭击，径直找上门来，“闯”入钱先生家中。钱钟书哈哈大笑道：“泰昌，你没有能引蛇出洞，却又来瓮中捉鳖了？！” 一天，有个青年问钱钟书先生，怎样才能像他一样使自己的作品被图书馆收藏。
钱钟书先生风趣地回答说：“要想自己的作品能够收列在图书馆里，得先把图书馆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 一次访美，钱先生买了一只烟斗。回国后送给一位吸烟的朋友。 他说：“我不吸烟，这就好比古时宫里的太监为皇帝选妃子，合适与否我就不知道了。” 1989年《钱钟书研究》编委会成立，他对这事却极力反对，曾向发起人之一、第一个称赞钱钟书为“文化昆仑”的学者舒展抗议：“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说：“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 钱钟书80岁那年，他所在的中国社科院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者学术讨论会。对于此类活动，他坚决不同意。 钱先生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庠的话。” 钱钟书童心未泯，幽默无比。他爱看儿童动画片和电视剧。先生看《西游记》，边看边学着比划，手舞足蹈，非常快乐。看后不过瘾，还挑毛病找刺写下几篇短评，最后再模仿小学生的字体寄往《新民晚报》。编辑接信后大惊：“这小孩儿怎么连个地址都没写？稿费寄给谁？” 1994年10月30日，是夏衍先生的生日。当时，钱钟书和他一样，也因病住院了。夏衍便让女儿给钱钟书送去一块蛋糕。钱先生胃口大开，兴致勃勃地坐在病床上吃蛋糕。偏巧在这个时刻，一名摄影记者悄悄溜进病房，跪姿偷拍。开始拍时，钱先生背对记者，没有理会，大嚼如初。
渐渐地，这名记者胆大起来，转到钱先生的正面拍摄。措手不及的钱先生为了保护尊容，撩起被子，连头带蛋糕一起捂进去，全然不管奶油弄得满被子，惹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一次座谈会上，一名记者见到崇拜已久的钱钟书，便不失时机地提问。关于《围城》，他问道：“为什么《围城》中的唐晓芙下落不明？”
钱先生笑着答道：“人生不多的是‘下落不明’的情形吗？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首碰面，明天各分东西，而我的影像，在你们的脑中逐渐模糊，不就是‘淡出’的一个例子吗？”
这名记者追问：“《围城》中每一角色，都被冷嘲热讽过，唯独唐小姐例外，偏偏她又是‘淡出’的，这两者中间，有什么关系吗？”
钱先生忙不迭地说：“难道你的意思是说，唐晓芙是我的梦中情人吗？”逗得满堂开怀大笑。
钱钟书在清华大学求学时，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叫许振德。当时，许振德爱慕班上一个漂亮的女同学，上课时，眼睛总随姑娘的身影而转动，暗递秋波。这种情景，被钱钟书发现。他便提笔，在笔记本上画上许多许振德向不同方向观看的眼神变化图，题名为《许眼变化图》，没等下课，即将此画递给其他同学，一时成为笑谈。 钱钟书先生一生爱猫。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养了一只猫，认为此猫有灵性，特别珍爱。平日里，猫与猫之间一旦相聚，便会打闹，钱先生准备了一根长竹竿，倚在门后，无论春夏秋冬，只要听见自家的猫叫唤，他就急忙从被窝或房中出来，拿起竹竿去帮自己的爱猫打架。他因而获得了“护猫将军”的称号。 《围城》重印后，夫人杨绛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的滋味可不好。我宁恨勿悔。”
电视台拟定制作大型纪录片《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钟书名列其中。摄制组几次与钱先生商议，均遭拒绝。后来，摄制组了解到，只要能做通杨绛工作，事成大半也。他们给杨绛打电话，一打便是一个多小时。可时间再长，得到的回复仍然是两个字：不行。
组织者在电话中说：“被录制的文化名人，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
钱先生立即从旁插话道：“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这钱吗？”
钱先生的藏书虽然不多，但其中有一本很有价值，那是他长期使用的《牛津大辞典》。这本书中，密密麻麻布满了钱先生的批注，惹得牛津大学以巨款求购。钱钟书仍是那句老话：“我姓了一辈子钱，还迷信钱吗？” 钱钟书的记忆力超群，在美国耶鲁大学为他举办的茶话会上，他应付自如，迷倒了所有与会者。
据一位参加这次茶话会的学者回忆：“会场上，最出风头的要算钱钟书。钱钟书博闻强记，出口成章，把许多美国人都唬着了。他在茶话会中，提及一位英语诗人，就用优美的英语背诵一段这位诗人的诗作；提及另一位德国诗人，就用德语背诵了他的一篇作品；再提及一位拉丁诗人，又用拉丁语背诵一段其作品。这些诗人不见得是什么大诗人，提及的作品也未必是他们的名篇，但钱钟书都能流利地背出。”
国外曾有人说，如果把诺贝尔奖授予中国作家，只有钱钟书当之无愧。当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著名汉学家马悦然真的向钱钟书谈及此事。钱钟书却对马悦然说：“你跑到这儿来神气什么，你不就仗着我们中国混你这碗饭吗？在瑞典，你是中国文学专家，到中国来你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专家，你在外面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巴金的书译成那样，欺负巴金不懂英文是不是？那种烂译本谁会给奖？中国作品就非得译为英文才能参加评奖，别的国家都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这有道理吗？” 后来，钱锺书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笔谈式文章历数“诺奖委”的误评、错评与漏评。在《灵感》一文中，钱锺书更深入评价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 他写道：“（有的中国作家）对文学上的贡献由公认而被官认。他是国定的天才，他的代表作由政府聘专家组织委员会来翻译为世界语，能向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同时，他再次讥讽诺贝尔文学奖在语言选择上的不足。他写道：“诺贝尔奖金的裁判人都是些陈腐得发霉的老古董，只认识英、法、德、意、俄等国语言，还有希腊文和拉丁文，偏没有人懂世界语。他们把夹鼻老花眼镜，擦了又擦，总看不明白我们这位作家送来审查的杰作。” 1985年冬，《文艺报》副主编吴泰昌与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记者林湄登门采访钱锺书。言谈间，引出钱锺书对诺贝尔文学奖一番议论。他先是问记者是否知道萧伯纳的话：“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的危害更大。”“当然，萧伯纳后来也领取了这个奖。其实咱们对这个奖不必过于重视。只要想一想，不说活着的，在已故得奖者中有格拉齐娅·黛莱达（意大利小说家）、保罗·海泽（德国作家）、鲁道夫·奥伊肯（法国哲学家）、泼尔·布克（赛珍珠，美国作家）之流，就可见这个奖的意义是否重大了。” 说着，他从书架上取了一本巴黎出版的《新观察杂志二十年采访选》，翻到博尔赫斯因为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而耿耿于怀的一节，说道：“这表示他对自己缺乏信念，而对评奖委员会似乎太看重了。” 钱钟书就是这样的一位大学者，他的博学和才华不仅被写进书里，还在现实生活中时时流溢出来。他在散文《说笑》中说：“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为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他确实践行了自己的幽默观，不愧为一代幽默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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