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川教授：谈谈互联网时代的电影人才培养

谈谈互联网时代的电影人才培养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王一川）

摘要：影片《无形杀》显示互联网已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方式及其内容并直接左右其命运。中国电影发展主流与互联网的关联度已变得如此密切以致无法与互联网须臾分离。从电影投融资、营销、创作及影像世界的新力量看，互联网已成为中国电影与之不可须臾分离的日常平台，甚至成为中国人的电影生活方式的基础，从而对电影专业人才培养构成新挑战。电影人才培养机构及其专家需共同探讨互联网时代电影专业人才培养的新课题，及时回应互联网嵌入电影后所引发的新挑战。同样需要发挥多种电影人才培养机构的不同专长，形成各自不同的电影专业人才培养特色。不应只是跟在互联网发展浪潮后面亦步亦趋，而应着眼于培育电影专业学子的跨学科拓展素养和综合潜能。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电影专业人才培养；中国电影新力量；跨学科拓展素养

在北京电影学院探讨互联网时代电影专业人才培养是适宜的，因为这个全球知名电影学府本身就能为这个话题的深入持续的交流，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

正是在由这所学校的教师王竞执导的影片《无形杀》（编剧谢晓东、吴放、王竞，2009）中，国际互联网（以下简称互联网）已经展现出其强大的能量，以致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该片取材于现实生活中轰动一时的“铜须门”事件（2006），讲述了一个与互联网的“人肉搜索”紧密相关的“偷情门”故事，可以让我们想见互联网平台的传播自由和网民之间的几乎无限的双向互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影片始于一段网络“人肉搜索”画面，随后展开以刑警张瑶为代表的警方的犯罪追踪过程，仿佛就是一部犯罪悬疑片。影片交织着两条破案线索：一条是刑警张瑶等实施的警方破案行动，迅速牵扯出“偷情门”事件的男主角高飞；而另一条则是由两位网民自发追踪逃亡的“偷情门”事件的男女当事人所构成的线索。这两条线索交织成一则故事：警方发现一具无头女尸，将凶手锁定为嫌疑人高飞。但经讯问，高飞却并非凶手，但也并非绝无干系。死者名叫林燕，嫁给外企高管程涛后辞职在家。她于百无聊赖中沉迷于网上，在网络游戏中碰巧与高飞相识，很快成为“知音”，从网上走到网下，产生了婚外情。有趣的是，激动中的高飞竟将两人的做爱过程拍摄下来。不想这段视频后来竟成为程涛讨伐妻子偷情的罪证。这位愤怒的“戴绿帽”者想到了到自由的传媒平台互联网上讨回公道。于是，他化名在网上公开讨伐同样是化名的罪人，以匿名对匿名，一时间引来网络舆情激奋，迅速发酵成为全国性公共事件。而富有正义感的网友们群起而动，纷纷以网络正义的名义，以“人肉搜索”方式找出了真实的林燕和高飞的生活信息，并公布于网上，并对他们发起了愤怒的“网络通缉令”。其后果是，两位男女当事人因此而迅即身败名裂，分别在家庭中遭遇妻子和丈夫的愤怒追究，事态难以收拾。正是巨大而无形的网络通缉令，逼迫他们中断了正常的生活，分别开始了逃避：高飞选择隐姓埋名，携带买来的身份证四处避祸，惶惶不可终日；而林燕在逃跑途中遭遇网民的无情指认、歧视和声讨，眼见走投无路，索性在与不良网民的激烈搏斗中选择投水自杀（这个情节可比肩于现实生活中的“铜须门”事件）。

在我看来，这部影片的最值得注意的人物并非两名“通奸”者或“婚外情”当事人，也非破案的刑警，而是那两位网民追踪者。他们中，一个代表网站为谋利而行使假正义的伪善面孔，另一个代表充满正义感但又不辨是非、跟风说话的普通网民，无论如何，都以媒体自由、公平、民主、正义等堂皇名义，自发地对两位“偷情门”事件主角展开追杀。

其实，他们也非事件的真正主角。真正的主角，应当是互联网这个传媒平台本身，也即号称自由、公平、正义的网络平台本身，或者就是互联网时代环境，它以似乎无限制的绝对的网络暴力而成为公民日常生活中的“无形杀手”。

刑警张瑶是这整个“偷情门”事件的调查人和目击者，透过她的追踪与反思的目光，观众能从这场闹剧中反思什么？不妨想想影片结尾处，张瑶特意让高飞看林燕生前最后发给他的短信：“我会在一个没有网络的地方和过去告别，愿你幸福。”当今世界，可以到哪里去寻找“一个没有网络的地方”？由此看，这部影片实际上可以让我们形象地和深入地反思互联网这一特大艺术传媒平台，及其在当今艺术公共领域建构中的作用。一方面，它似乎可以提供无限制的自由，也就是跨越国家意志和个人意愿之上的宽阔无边的自由；但另一方面，这种自由又往往可以无视乃至毁灭当事人应有的正当权利和自由，以及与此相关的他人的正当权利和自由。试想，当这个平台的网络暴力可以凌驾于道德准则和社会法律之上时，这个艺术公共领域、乃至这个日常生活世界，还能完整地存在并运行吗？一旦没有了社会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想象的那张可以让人们围坐而平等对话的桌子，艺术的公共自由就不再有了。重要的是探究如何确立特定的规则以保障艺术公共领域的健康和稳定运行。

这部影片显示，互联网不仅已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方式及其内容，而且还可以直接左右其生活命运。这一点想必已无需争辩地成为人们的一种社会共识。同样需要看到的是，随着近年来中国电影新力量的强势冲击，中国电影发展主流与互联网的关联度已经变得如此密切，以致无法与互联网须臾分离了。首先，电影投融资越来越依赖于大型互联网产业如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的有力加入，而且网络众筹模式也已成为电影投融资的新时尚。重要的是，这些新兴的电影资本力量所真正在意的往往并非电影艺术事业本身，而是非艺术的意图，例如拉动股市。其次，电影营销和宣传也大力依赖于社交新媒体平台的便利。再次，电影创作的新锐多是一批批深谙互联网之道的青年网民，其原始范本多来自于网络人气作品，IP电影成为票房的生力军。最后，影片的影像世界的形式与意义多表现为视听感官盛宴的享受，轻喜剧性及平面化或非深度性表达，适应一代代网民观众的特定趣味。这也表明，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与之不可须臾分离的日常平台，甚至成为中国人的电影生活方式的基础及其特色所在。

在互联网已成为人们的电影生活方式的基础及其特色的当前，电影专业人才培养不可回避地面临着新挑战。对此可以有若干不同的选择。这里仅仅谈点初步设想。

首先，面对当前互联网时代对电影产业及电影生活的越来越深入和无止境的形塑作用所引发的诸多挑战，电影人才培养机构及其专家有必要多加协商和对话，共同探讨互联网时代电影专业人才培养的新课题，及时回应互联网深刻地嵌入电影后所引发的一系列新挑战。或许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网民业已能够从互联网及相关社会环境中获取电影专业人才成长和成才所需的诸多资源和养料了，甚至一些互联网站本身就已能通过网络共享课或“慕课”来更好地承担新的知识传授乃至知识创新的任务了，如此，像电影专业院校或综合大学中的电影学科专业这样的电影专业人才培养机构所能做的事，势必正变得越来越少或越来越窄。那么，还要我们这些电影人才培养机构及其专家吗？我的看法简括起来就是，诚然……但是……。诚然互联网平台正带给青少年电影人才成长和成才以极大的便利，但是，真正的电影专业人才的成长和成才却是需要专业素养的，而这种专业素养的养成依旧依赖于电影专业人才培养机构的特殊的形塑作用。青少年当然可以从互联网平台获取诸多电影专业技术或技能甚至专业灵感，但基于人类历史的艺术史素养、基于更宽厚的人类社会文化传统的美学眼光以及基于未来人类发展的原创思想表达等，都依赖于大学电影专业这类电影专业人才培养机构的作用。因此，北京电影学院来牵头组织这样的交流，在当前是很恰当的。

其次，前来参加交流的有来自多种不同种类高校的电影专业机构。我觉得这是好事。需要发挥各自的电影人才培养机构的不同专长和特色，利用各自不同学科专业的独特环境资源，去共同化解上述新挑战的冲击，吸纳上述新挑战的成果，服务于各自的电影专业人才培养，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电影专业人才培养特色。例如，专业电影院校、全科艺术大学电影专业、传媒学科电影专业、综合大学电影专业及高职高专电影专业等不同的电影专业人才培养机构，应当各自发挥所长，各显本领，从而显示互联网时代电影专业人才培养的多元路径。当然，及时地将互联网平台的网络共享课或“慕课”等网络教育技术新探索成果有取舍地吸收进来，丰富和促进大学电影专业人才培养手段，同样是有必要的。

最后，在当前世界各国大学共同面临的知识融会及创新速度加快、跨学科或跨专业成为学科常态、艺术领域的跨媒介或跨界也变得平常等新形势下，电影专业人才培养不应只是跟在互联网发展浪潮后面亦步亦趋，而应着眼于重点培育电影专业学子的跨媒介及跨学科拓展素养和综合潜能。跨媒介素养，是把电影艺术视为一种由电影与其他多种艺术门类相互跨越和融合而成的综合艺术的能力。跨学科素养，是把电影学学科专业视为由电影学与其他多种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等的相互融合构成的学科专业的能力。我相信，即使电影艺术随时随地处在激变与重组的过程之中，但我们的青年电影专业人才只要有了这种“双跨”素养和潜能，就能够在未来的新生活变化及新电影艺术浪潮面前，不断伸展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应对电影和人生中的种种新问题的挑战，从而在自己的电影及人生中不断推演出新的精彩来。

（本文为作者在第二届电影教育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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