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晚上, 柏拉图对话录学习小组讨论了《高尔吉亚篇》的第二部分. 在讨论的过程中, 我们简短的聊到了柏拉图的哲人王, 以及哲人王为什么不能在现实政治中实现的问题. 在柏拉图对话录学习小组讨论完后, 我又开始进行论证共学写作. 当天所写内容, 恰好又是 "子曰: 道千乘之国" 一章, 也是在讲儒家的政治主张,  与是我又想到了儒家作为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历史中的境遇问题. 而周五的时候, 我在《直与真我》中说到我对儒家的认识大多来自冯友兰. 而冯友兰的一生, 正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面对权力的一生. 与是我就想起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专治古希腊哲学的汪子嵩所写的冯友兰的小传.

海阔天空我自飞

-- 读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

一位好心的朋友从香港买了一本冯友兰先生的《中国现代哲学史》( 即《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 ) 送我, 首先看到决先生的 "自序":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 二册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印行. 很快我就感到不满意, 遂又从头撰写, 将已出的二册作为《试稿》.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 《新编》第七册终于完成. 回顾二十多年的工作过程, 不禁感慨系之矣.

我的老妻任载坤在一九七七年去世的时候, 我也了一副挽联: "同荣辱, 共安危, 出入相扶持, 碧落黄泉君先去; 斩名关, 破利索, 俯仰无愧作, 海阔天空我自飞." 在那个时候, 我开始认识到名, 利之所以为束缚, "我自飞" 之所以为自由. 在写这本册第八十一章的时候, 我真感觉到 "海阔天空我自飞" 了.

这篇自序写于 1990 年 7 月 11 日, 四个月后冯先生自己也去世了. 冯先生直到晚年才感到真正的自由, 哲学家最终发现了自我.

从冯先生的一生, 我想到作为知识分子的哲学家命运.

我想, 有两类哲学家: 一类哲学家热衷关心人类的前途, 他的哲学是想用来济世安民的; 一类哲学家只是对哲学问题发生了兴趣, 为学术而学术, 没有其他的目的. 明显的例子是古代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的理想是让哲学为王, 以他的哲学创造出一个实现正义的理想国家. 为此目的他三次远访本本里的叙拉古城邦, 想找到一个能贯彻他思想的君王; 不但没有达到目的, 反被当奴隶出卖, 还几乎丧了命. 不得已著书立说, 在最后著作《法律篇》中还在为理想城邦制定一条条具体法律. 亚里士多德是他的学生, 却没有他老师那样的雄心. 当时远征欧, 亚, 非三洲, 建立西方历史上大帝国的马其顿王亚里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 他却没有想依靠这位学生来实现他的哲学. 他认为哲学产生于惊奇, 只是由于人对周围发生许多问题, 要想寻根究底地去解决它们, 才产生哲学和各种科学思想. 因此他以为只有这种思想本身才是目的, 如果为了其他实用目的, 在他看来是低一等的. 虽然他也研究政治学和伦理学, 却只是客观地研究各种政制和学说的是非得失, 将他自己置身事外.

在中国哲学家当中, 我很容易地想到冯先生和金岳霖先生. 他们两位都是我的老师, 上大学时听过他们的课, 但因为我自己的兴趣在西方哲学史, 对他们的哲学思想缺乏同情的了解. 1952 年院系调整后倒是有机会和他们一起工作, 但接触是偏重政治性的.

冯先生书中有一章是专门讲金先生的哲学的, 最后一段说: "因为对一件一件的事实毫无表示, 人们从《论道》得不到新的知识, 以为《论道》只是分析一些概念, 这样的分析对于实际生活没有什么用处. 听说金岳霖先生在英国剑桥大学曾有一个发言说, 哲学是概念的游戏. 他认为, 哲学本来说是这样的一问学问. 人们不禁要问, 这样的学问对于人生有什么用处, 这就牵涉到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 《新编》在第八十一章中将作详细的讨论."

冯先生对金先生的哲学思想的解释当然是正确的, 但他在最后一章总结中说明的哲学的性质和作用, 我以为并不是金先生所想的哲学. 金先生在《论道》等著作中做了细致的概念分析, 确实类乎概念游戏, 对人生并没有什么用处; 但是对哲学有用处, 用处在于提供一种新的哲学理论, 为后来的探开辟新的途径. 我想金先生写那些书的时候, 决没有想到要像冯先生所说的那样 "为生民立命", "为万世开太平".

我并不是说金先生没有政治热情, 他的确是一位热列的爱国者. 五十年代初期他是北大哲学系主, 我是系秘书, 亲眼看到他为当时我们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而变兴激动的许多情景, 至今还记得 1953 年听到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后, 他含着泪和我谈论世界革命会不会因此爱到影响的担心.

可是在哲学思想方面, 解放后金先生究竟接受了多少影响? 老实说, 我觉得是很难说的. 每次学术批判会上他是系主任, 总带头发言, 我记得是很简单的 "表态".1955 年他和我们合写的批判实用主义的 "经验" 的文章, 是我们推动的, 那种简单化的批判和金先生的细致分析的风格毫不相干. 对罗素的批判也是我鼓动他写的,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才写完, 可见他下笔之不易. 所以在他去世后选编他的文集者将这些文章也选编在内, 我总觉得不妥. 看到张中行先生在《读书》上写的《为魏公讳》, 对此提出意见. 我作为金先生的学生, 并且对这些批判文章负有责任, 是很感谢张先生的.

冯先生对哲学的看法和金先生完全不同. 冯先生的看法集中表述于全书最后一章 "总结" 中. 在这一章的第一部分讲 "从中国哲学史的传统看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 他首先指出哲学不是科学, 因为科学是对实际有所肯定, 而哲学是对于实际无所肯定的. 但他认为哲学是对人生作有系统的反思. 他说, "就人的实际生活说, 一组一组对于实际无所肯定的知识, 但能提高人的境界". 他以为要达到他所说的最高境界 -- 天地境界, "非经过哲学这条路不可"; 因为哲学能让你 "自同于大全", 不将 "我" 和天地万物对立起来. 他还特别指出: "哲学家不同于哲学教授. 哲学教授是从文字上了解哲学概念; 哲学家不同, 他对于哲学上的概念不只作文字上的了解, 而是作更深入的理解, 并把这样的理解融合于他的生活中. 这在中国哲学传统的话中叫作 '身体力行'". 冯先生说的确实是中国哲学的传统, 西方哲学很少这样讲.

冯先生说, "'仁' 是儒家所说的人的最高的精神境界, 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高标准. " 这个最高的精神境界和最高的标准究竟有什么内容? 冯先生最喜欢引用张载的四句话: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他称之为 "横渠四句". 在对这四句话作了解释后, 他总结说:

最合于 "人之所以为人" 标准的人, 儒家称为 "圣人". 儒家认为, 圣人最宜于做社会最高统治者, 因为他是廓然大公. 柏拉图认为, 在他的理想社会中, 最适合的统治者是哲学家, 即把哲学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所谓 "哲学王". 儒家也认为, 有圣人之德者, 才宜于居最高统治者之位, 这就是所谓 "圣王". 《庄子.天下篇》认为, 最高的学问是 "内圣外王之道"，用我们现在的话说, 就是哲学.

冯先生在自序中说在写这一章时他真感觉到自由了, 他真是 "海阔天空我自飞" 地说出他的理想 -- 要让哲学家充当社会的最高统治者.

这种理想有实现的可能么?

实际上, 社会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除了由民主选举产生以外, 不是由武力夺取的, 便是通守残酷的政治斗争获得的, 他们的后代则是世袭的. 所以哲学家是当不了统治者的. 即使孔子自己生前也只能带着一群弟子, 往来奔走, 周游列国, 想求得一官半职, 让他有施展才能的机会, 未能如愿. 只是到他死后几百年才被人发现, 原来他的学说中也有可以为统治者所用的, 才被推崇起来, 而且一再拨高, 成为 "至圣先师", 皇帝也要亲自祭祀他. 孔子偶尔也会被打倒, 便不久仍会被尊崇, 历久不衰.

至于冯先生所说的有德才的哲学家或有安邦治国才能的知识分子, 是只能做毛泽东称之为 "粱上君子的", 只能依附于某个统治者或统治集团, 因此他们的命运总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上. 一个有才能的人如果不愿意做唯唯诺诺的应声虫, 便不容于当朝, 不被认为是 "忤逆", 也要被怀疑为有篡位的 "野心", 总之是落得没有好下场. 范蠡和张良是职明人, 功成之后赶快急流勇退, 才保全了性命, 没有遭到文种和韩信那样的结局. 近来广为流传的历史小说《曾国藩》, 作者根据日记和书信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将曾国藩攻破天京立下盖世功绩以后, 却遇到来自上下各方的种种猜忌, 刻画得入木三分. 这类人中命运最好的似乎要数诸葛亮, 可是也别看在小说中, 在舞台和电视屏上他那样羽扇纶巾, 瀟洒自如, 实际上我看他也有说不出的苦处: 单说白帝城托孤一幕, 与其说刘备真是那么仁慈忠厚, 肯于 "让贤", 不如说他是担心害怕, 耍权术逼着孔明先生作出承诺, 即使是对那 "扶不起的阿斗", 他也只能是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对于某些政治家的这种委曲求全, 忍辱负重的行为, 后人又何必要求苛求责备呢?

在中国历史上, 从古至今这类事情可说的实在太多, 冯先生自己的经历又如何呢? 他在晚年, 1984 年出版的《三松堂自序》中对他一生的经历和学术思想作了比较详尽的记述. 他在"《自序》之自序" 中说: "名曰《自序》, 非一书之序, 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 世之知人论世, 知我罪我者, 以观览焉". 正因为他是抱着要将自己的一生留给世人评说的目的, 所以即使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也直言不讳地写了出来. 好像冯先生的这份苦心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现在主根据书中的原话, 将其中痕迹作点简单勾画.

1923 年冯先生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回国, 在故乡河南中州大学任教授和文科主任. 他开始面临前途选择: 是事功呢还是从事学术? 在事功方面他的 "抱负不大, 只想办好一个大学", 因此他向校长提出要求, 让他当校务主任管理这所大学. 校长没有同意, 他就离开了. 冯先生的岳家是有革命传统的, 1925 年他来到广州, 本来是想去看看当时这个革命根据地的，可是他看到和听到的尽是国共的分裂和斗争, 他只呆了半年就离开了. 来到北京后在清华大家做到校务会议主席, 他说是找到了 "安身立命之地". 1934 年他应邀去英国讲中国文化, 第二年在欧洲游历法国, 瑞士, 德国以后又去了前苏联, 是想了解革命后的情况的. 他在前苏联看到那里并不像资本主义国家宣传的那样 "没有宗教", "不要家庭" 了, 而且大事宣传劳动模范先进人物, 符合冯先生的 "尚贤" 理想, 所以 "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好感". 归国以后他作了两次演讲, 讲他所见的前苏联情况和他所了解的唯物史观. 群众纷纷议论 "冯生先变了". 却给他引来一场灾难: 他被国民党警察带上手铐, 押送到保定蒋介石行营中关了一夜. 第二天是何应钦发来电报, 说他 "无重大嫌疑, 着即释放". 冯先生说: "我在这个时候好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 我可以乘此机会和南京政府决裂, 大闹一场, 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行列. 或者继续我那个样子, 更加谨小慎微, 以避免特务的注意." 在这个第二次也是更重要的选择时, 他选择了后者, "冯先生没有变过来".

此路不通便只能走另一条路. 清华校长梅贻琦要他同去南京, "叫他们看看你这个 '共产党' 是什么样子." 他也就去了. 抗战开始, 清华和北大, 南开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大, 冯先生任文学院长. 当时重庆教育部规定大家院长以上的人必须是国民党党员， 冯先生考虑到 "已经有过被逮捕那段事情, 再不加入, 怕被说成不合作, 只好默认". 以后蒋介石办的中央训练团和国民党的中央政治校讲学, 接受蒋介石的宴请, 并在蒋介石待从室出钱办的中国哲学研究会担任主任委员. 1945 年春天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冯先生被河南省选为出席代表. 他以第一流学者身份去参加大会, 被选入主席团并内定要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 当蒋介石亲自和他谈话时, 他说: "我要是当了中央委员, 再对青年讲话就不方便了", 这才作罢.

抗战结束后, 冯先生应邀去美国讲学, 回国时国民党的败局已定, 他有位参加革命的亲戚建议他们全家可以乘飞机去延安. 冯先生作了决定: "反正我们是不走的, 解放军也快打到北京了, 我们在这里等着他们吧. 当时我的态度是: 无论什么党派当权, 只要他能把中国治理好, 我都拥护." 解放前夕, 南京派飞机来北平接教授们南下, 冯先生和许多教授一样, 都没有去. 梅贻琦走了以后, 清华校务会议成员自动集合， 商量善后事宜, 推冯先生再一次当校务会议主席. 解放军进驻清华, 文管会发布命令, 成立清华校务委员会, 以原校务会议成员为委员, 任命冯先生为主任委员. 冯先生随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 宣告 "清华现在是人民的清华了".

但是不久以后, 军管会派来军代表, 实际主持校务, 冯先生被搁在一边. 五月宣布校务委员会改组, 不再是冯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他就写了一封信, 要求不再担任校务委员和文学院长, 理由是 "能力不胜". 有人告诉他不能写能力不胜, 应该写政治上的理由; 他就另写了一信说 "参加过国民党, 行动言论错误实多, 请辞去一切兼职." 得到批准, "真是 '无官一身轻'". 冯先生又面临要作第三次选择了. 当年十月向毛泽东写信表态, 大意是 "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 帮了国民党的忙, 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 学习马克思主义, 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很快得到毛泽东亲笔回信: "像你这样的人, 过去犯过错误, 现在准备改正错误, 如果能实践, 那是好的. 也不要急于求效, 可以慢慢地改, 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冯先生所作的这次选择, 为他着想, 大概是他当时能作的唯一选择, 后来证明也是对人最有利的选择. 至少在以后几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中, 冯先生都出人意料地幸免于难. 他以主动接受改造的方法避免了被强迫改造. 1964 年《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 ( 即冯先生在自序中说他 "很快就感到不满意", 只能作为 "试稿" 的 ) 出版时, 冯先生亲笔在卷首写了一首 "题词": "望道便惊天地宽, 南针廿载溯延安; 小言亦可润洪业, 新作应需代旧刊. 始悟顔回叹孔氏, 不为余子学邯郸. 此关换骨脱胎事, 莫当寻常著述看." 这首诗很受欣赏, 据说康生见到冯先生时立即将它背诵出来. 大约正是因此, "文革" 中冯先生虽然也和别人一样遭批斗, 进牛棚, 但他所受的待遇, 以他的名声和地位说, 实在算是很客气的. 以致到 "文革" 后期竟演出了那一幕, 为冯先生一生留下污点, 一时的虚荣成为终身的耻辱.

许多文章都将冯友兰和梁漱溟作对比, 一贬一褒是很清楚的. 我想, 他们的作为不同有个人性格方面的原因: 梁先生认为只有他才掌握了真理, 所以他 "狂", 可以不向任何压力低头. 冯先生自称谨小慎微, 在政治风浪中只能随波逐流; 特别是后来, 他说出的话只要有人表示不同意, 他便赶快修正检讨, 竟有人认为他是 "从善如流". 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梁先生在抗战初期就访问过延安, 一直作为民主人士调解国共和谈, 后来发起组织民主同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 梁先生有的这些 "政治资本", 冯先生不但没有, 而且正好相反. 我看到千家驹先生写的《从梁漱溟, 冯友兰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厄运》, 文章主要是记述梁先生的遭遇的, 千先生对冯先生不大了解, 但是他在最后抄引 1988 年梁先生去世时冯先生送的挽联: "钩玄决疑, 百年尽瘁, 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 一代直声, 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冯先生的悼文写得更明白: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 知识分子对于皇帝敢于犯顔直谏, 不怕贬官, 不怕充军, 也不怕廷杖, 认为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是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美德, 梁先生继承了这种美德." 千先生文章还提到: 冯先生在 "文革" 后虽然还保留着政协委员和常委的身份, 但他一次也没有出席会议 "可以冯老的情绪之恶劣和内疚之深了."

我想, 冯先生晚年确实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反思. 在《三松堂自序》中将自己的一生经历都写了出来, 知我罪我, 任人评说, 将 "安危", "荣辱" 置于度外. 所以他说的 "斩名关, 破利索", 并不是一般人说的名缰利索, 而是将他原来的种种顾虑担忧统统抛到一边, 我就是我, 我要说什么就说什么, 恢复了自我, 不必再说那些违心的话, 可以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人. "俯仰无愧作", 又何必再受那样的速缚和限制呢? 这时候, 冯先生才真正认识到 "'我自飞' 之所以自由".

在他认为 "我真感觉到 '海阔天空我自飞' 的自由" 的那最后一章总结中, 除了陈述上面说的他对地哲学的作用和看法外, 在哲学理论上他只简单说了两点: 第一, 他对 "内圣外王" 作了解释, 引用孟子说的王者 "以德服人", 霸者 "以力服人"， 说 "中国历代王朝都是用武力征服来建立和维持其统治, 这都是霸. 至于以德服人的, 则还没有". 第二, 在辩证法的统一和斗争两个方面, 他说马克思主义将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 而中国古典哲学是将统一放在第一位的. 冯先生主张用张载所说的 "仇必和而解", 反对 "仇必仇到底". 也有朋友人认为冯先生说的这两点都是老生常谈. 但我以为, 如果将这两点意思和冯先生一生遭遇, 还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以及几十年来我们国家社会的实际情况, 加上当今世界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民族矛盾, 宗教矛盾, 领土主权矛盾以及意识形态矛盾等等情况联系起来, 就可以看到: 这点简点的道理却是这位哲学家为了实践他的内圣外王之道, 最后留给后人类的智慧 -- 哲学. 对于这样一位饱经人间疾苦, 已逾九十高龄的哲学家, 我们还奢求什么呢?

不过, 冯先生虽然取得了主观上的自由, 却还是不能摆脱客观上的不自由. 他在这篇 "自序" 中像是已经有了预感, 所以写道: "在写第八十一章的时候, 我确是照我所见的写的. 并且对朋友说， '如果有人不以为然, 因之不能出版, 吾其为王船山矣'. 船山在深山著书达数百卷, 没有人为他出版; 几百年以后, 终于出版了, 引所谓 '文章自有命, 不仗史笔垂'." 不幸, 冯先生预料的事情还是出现了, 这本《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 不能和他前面六册一样在同一个出版社出版. 可是现在终究不是王船山那个时代, 所以不久以后它在香港出版了, 只是将书名改为《中国现代哲学史》.

这样就有一些朋友 -- 许多是冯先生的学生, 说他们至今还没有看到这本书, 因此我作这点介绍, 同时也谈我现在对冯先的这点看法. 因为在和冯先生接触的那几年里, 由于我的 "左", 对他有许多不敬之处, 谈我现在的认识, 以表示我对老师的负疚之情, 也以此纪念冯先生百岁寿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