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所长的学阀之路
科研能力的比拼不是仅仅局限在芯片领域，医药领域同样适用。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抗新冠病毒的新药伦地西韦（Remdesivir）真的是振奋人心，我们国内有没有类似的顶尖核心科研机构呢？
答案是Yes！
【1、武H病毒所简介】
成立于1956年的中国科学院武H病毒研究所，是一家专业从事病毒学基础研究及相关技术创新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定位是“依托中国科学院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平台”，旨在“突破新发和烈性传染病病原研究的前沿科学问题”，在重大疫情来临时具备“提升新发和突发传染病应急反应的科技支撑能力”。
武汉病毒所有多么牛逼呢？它拥有目前国内唯一的一家P4实验室。
作为目前最高等级的生物安全实验室，P4实验室被誉为病毒学研究领域的“航空母舰”。它是专用于烈性传染病研究的，诸如埃博拉病毒等对人体具有高度危险性、但尚无预防和治疗方法的病毒必须在P4实验室中进行研究。除中国外，目前全球公开拥有P4实验室的仅有德国、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美国、英国、瑞典和南非等国。根据国际惯例,这是人类目前唯一可对埃博拉等活体病毒做实验的安全场所。
简而言之，这是中国唯一、世界范围内也屈指可数的P4级别病毒实验室。
【2、蝙蝠女侠的SARS病毒起源追踪】
说到武汉病毒所，就不得不提起人称“蝙蝠女侠”的石正丽。她领衔的团队在对SARS病毒溯源的研究中，证实了蝙蝠是SARS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而本次新冠疫情爆发后，能快速找到病毒或来源于蝙蝠，和一个人以及她的团队有很大关系。
2004年，团队首次采集了广东和广西的果蝠，把样品在实验室进行遗传物质检测，结果8个月下来什么也没发现。后来，在广西和湖北的三种菊头蝠体内发现了SARS病毒的抗体，她们又顺藤摸瓜，在这三种蝙蝠体内检测到了冠状病毒。
2005年，石正丽和她的团队把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但在仔细比较以后发现，2005年发现的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和SARS病毒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在决定病毒感染能力和致病性方面最为关键的一个基因并不相同。
再后来，他们持续在全国各地找，不管南方还是北方，中部还是西部，只要听说有蝙蝠的地方都会去，足迹遍布了我国28个省市，像大海捞针一样。
2011年，石正丽和她的团队在云南一个山洞里分离并检测到了和SARS病毒高度同源的SARS样冠状病毒，除了进化关系近，在功能上面也非常相近。
她们在这个洞里进行了五年的监测，每年取样两次，结果发现了十多株不同类型的SARS样冠状病毒。尽管没有发现和SARS病毒完全一模一样的病毒，但发现了一个SARS病毒的天然基因库。经过13年的追踪，他们最终确定了SARS病毒的蝙蝠起源。
2019年1月份，由石正丽牵头完成的“中国蝙蝠携带重要病毒研究”项目，获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月29日，美国微生物科学院公布了2019年度美国微生物科学院Fellows入选名单，石正丽当选。
【3、罕见的80后所长】
石正丽团队所取得的瞩目成绩，真的是举世瞩目，她本人也因为这13年的辛勤科研工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美国微生物科学院Fellows。这是很大的科研成就了。
拥有如此强大科研能力的武H病毒所，为什么会在几天前匪夷所思的和上海药物所联系在一起，并联合发布有关双黄连治疗新冠病毒的消息呢？这出闹剧缘自何方？
我刚开始百思不得其解，但当我看到历任所长名单时，顿时就恍然大悟了。石正丽团队主要成绩，是在前面两任所长胡志红和陈新文的带领下取得的。
那么，现任的所长是谁呢？是从2018年10月开始接任的王博士。
自2018年10月起执掌这一重要实验室的王博士，生于1981年，是一位当时年仅37岁的巾帼才俊。能在如此年龄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绝对应当是学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双优，必有所长。
【4、学术经历特点】
带着好奇的心情，我梳理了一下王博士和她配偶共同的学习工作的经历，想了解这对年龄跨度14岁的科研伉俪，在科技高峰攀登过程中的共同成长之路。
下面是王博士的教育和工作经历，也对比了同时期的她配偶的经历。信息全部来自于中科院的主页和武汉大学主页的公开信息。
http://people.ucas.ac.cn/~0019716
https://www.whu.edu.cn/info/1545/11890.htm
对比完学习和工作经历，我们再看一下王博士的学术造诣，主要从论文入手。这里科普一下，涉计多个作者的论文，一般是按照贡献排序。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普遍关注第一作者。而最后的通讯作者，一般是导师或项目负责人这样的把关性的人物。
梳理的对象是来自王博士在中科院的个人主页中罗列的23篇论文，这些应该都是她自己筛选的期刊论文。其中的第1至17篇，王博士都谦虚的统称是第11作者。
王博士的学术生涯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2004至2010年，求学阶段，所有期刊论文都是由舒博士作为通讯作者(即boss位置)。
第二阶段：2011至2014年，教职向领导过渡阶段，王博士主要作通讯作者，舒博士主要作倒数第二作者。这让人觉得是让出了通讯作者位置，或者是共同通讯作者。唯一的例外，是2014年的一篇只有他们俩的综述性论文。
第三阶段：2015年至今，病毒所领导阶段，王博士全部作为通讯作者。这个也是显而易见的，扶上马送一程的阶段结束了，王博士已经成为病毒所的主要领导，坐拥病毒所的豪华研究团队，舒博士的合作力度有所下降，9篇中合作了3篇。
纵观王博士的学术经历，我们发现有几个特点：
第一，她只以第一作者发布过3篇期刊论文，而且这三篇全部都是由舒博士作为通讯作者，其中第一篇还是本科阶段的文章。这显得王博士在科研一线的工作经历并不具有说服力。
第二，在快速跻身于项目领导者的位置后，王博士发了大量作为通讯作者的文章。从行政管理能力上看，博士毕业后基本上一年一个台阶，直至担任病毒所的副所长，跻身核心领导。
第三，不到3年即升任病毒所正职，担任镇国重器，中国唯一的P4病毒实验室第一负责人，局外人无法看出其成长和历练。
夫妻两个人，工作的领域如此接近，一方的求学轨迹和另一方完全重合，学术贡献上又如此雷同。在这样年轻的年纪，执掌中国最重要的病毒研究机构，是不是我堂堂华夏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我看病毒所明明是人才济济，精英辈出的地方，现任的几个副所长的履历也都非常优秀嘛。
其实类似的情况，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不鲜见。前有复旦科研妖姬李敏躺赚5篇SCI，后有交大美女博士钱璐璐连换三任丈夫、11年时间博得MIT正教授的教职。女博士凭借人生的第二次投胎，换取科研生涯乃至仕途的飞黄腾达，已成为一条潜规则。
大疫当前，身处防疫科研一线、国内最重要的病毒实验室，让这样善于走捷径的科研领导执掌，还搞出双黄连的闹剧。与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相比，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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