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 | 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之歌》，是怎样写成的？
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之歌》，是怎样写成的？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 2019年06月28日 14版），作者武新军，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内容有删减
《青春之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第一部描述革命知识分子成长史的
优秀长篇小说，
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中
激起了巨大反响。
林道静、卢嘉川、林红、江华……
这一个个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鲜明形象，
定格在人们心中，
启示着年轻读者：
一个人的一生应当如何度过，
个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如何与时代相连接，
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联系？
《青春之歌》闪耀着青春和理想的光辉，
深深印刻在中国青年的记忆中，
在几代中国人的青春岁月里，
都有《青春之歌》的旋律在回响。
杨沫设想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
创作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
《青春之歌》从酝酿到完成，历时六年。
1950年，36岁的杨沫频繁因病休养，在病痛与孤寂中，抗战时期的记忆经常浮现在她的脑海。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有时回忆过去，回忆那些牺牲的战友、老百姓；也回忆我自己年轻时（包括小时候）的生活、经历，这些生活万花筒似的时常在我眼前晃动、缭绕，我恨不得一下子把它们从心上移到纸上。”
“假如有一天，有一本渗透着自己的心灵，打着个人生活、斗争的烙印，也荡漾着青春的火焰的书出现在世上，我想，我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幸福的人！”
杨沫设想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这就是《青春之歌》创作的缘起。
△1942年晋察冀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前排左四为杨沫
在当时的年轻革命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中，杨沫的经历是有代表性的。
1931年，杨沫为抗婚离家出走，走上社会，当过小学教员、书店店员。1936年，杨沫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她在冀中一带参加抗日战争，之后参加解放战争，先后担任过县妇救会主任、抗联会宣传部长、报社编辑等。
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地区，干部伤亡率非常高，许多与杨沫有着深厚友谊的战友，三两天前还在一起工作、谈笑，忽然就牺牲了，牺牲时往往二十来岁。
杨沫曾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回忆他们：《黎明报》刻字员马敦来，圆圆的脸总含着温和的笑；区委书记吕烽，常在夜间与杨沫一起穿行于敌人的心脏，找到群众开展工作；敌工科科长李守正，喜欢文学，与杨沫碰面总有说不完的话；区长王泰，子弹打光后牺牲在熊熊烈火中，就在牺牲前两三天，还送给杨沫一只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精致的小怀表……
烈士们为国家和民族舍生取义的精神，使杨沫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渴望把烈士们的丰碑搬到广大群众面前，“这思想像命令似的在我心里轰响着”。
1951年8月，杨沫明确了以女主人公的成长来建构长篇小说的想法，这就是《青春之歌》的主人公林道静。
作品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塑造了林道静这一觉醒、成长的革命青年形象，将林道静的人生经历融入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宏大叙事。
林道静从个人反抗融入集体斗争、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软弱变为坚强的成长过程，呈现的正是杨沫以及与她有过共同经历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杨沫形成了革命工作至上的观念，并以此确立自我的价值和意义，她渴望在奉献社会的过程中获得自由，拥有波澜壮阔的人生。
为参加抗战，杨沫先后把还在吃奶的女儿、刚出生的儿子寄养出去，“我跳出了感情的牢笼，走出了狭窄的家庭，投身到一个伟大的集体中来了！我知道等待我的是危险甚至死亡，也许我将永不能见到我的女儿，比起一个革命青年对于革命事业的向往，那算得了什么呢？”
而作品中，林道静所遇到的各个人物，她最初的恋人余永泽、引领她走上革命道路的“精神导师”卢嘉川、她最终的革命伴侣江华、温柔而坚定的女共产党人林红等，都有着杨沫人生各个阶段的影子。
1951年9月，经过一年多的酝酿，杨沫开始动笔写作，小说初名为《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最终在出版时定名为《青春之歌》。
经过六七次重写、修改，小说初稿终于在1955年4月底全部完成。
读者来信络绎不绝，
《青春之歌》的出版过程充满波折。
由于小说主要描写知识分子生活，与写工农兵的文学主潮有些游离，中国青年出版社拿到初稿后举棋不定，要求杨沫自己找名作家写审读意见，如果被专家肯定，小说就可以马上出版。
杨沫通过妹妹、著名演员白杨介绍，请中国文联秘书长阳翰笙审读，阳翰笙抽不出时间，就把稿子转给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鲁迅研究专家欧阳凡海。
欧阳凡海写来6000字的长信，提出非常细致的修改意见，由于分析缺点比较多，中国青年出版社不再主动与杨沫联系。
在出版无望的情况下，杨沫想起过去的老同事秦兆阳，请他把书稿介绍给作家出版社。由于秦兆阳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说话有分量，作家出版社决定尽快出版，但因为外部社会因素、纸张严重紧缺等原因，小说的出版一再延宕，中国青年出版社也想趁机拿回小说的出版权。
几经周折，《青春之歌》终于在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小说《青春之歌》第一版，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令杨沫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小说出版后很快成为畅销书，短短半年时间就发行39万册，至1959年6月共印刷13次，发行121万册。到1990年止，累计发行500万册。
短短几个月时间，杨沫从默默无闻的普通干部变成在报纸上经常出现的知名人物。
青年学生是《青春之歌》主要的读者群。北京大学生物系三年级学生曾排队轮流看小说，大家都很急切，有个同学生病住院，“我们把看书的优先权给了他，这被认为是最好的关怀和很大的幸运”。有些同学好不容易拿到小说，“晚饭也不吃饱或者干脆不吃就到参考室去占座，一看就是一个晚上”。
《青春之歌》在许多工厂也很流行。北京市电子管厂一号车间二工段乙班的30位青年，竟然有27人看过《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
知识女性也是《青春之歌》的重要读者。当时成千上万的知识女性，与林道静有着大致相同的遭遇、思想和情感，从寻求个人出路而走上了革命道路，她们能够从林道静的成长过程中看到自己，从而成为小说的忠实读者。
读者来信络绎不绝，询问林道静、卢嘉川等书中人物是否还活着。
有一个战士来信表示，一口气读了两遍，迫切想知道林道静现在什么地方工作，叫什么名字，她的身体怎么样，并说部队里很多同志读完后，都关心她，怀念她。
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某部甚至开来公函，请求作家杨沫提供林道静的具体地址，以便直接与她联系，更好地向她学习。
有几个南京的女学生来信说，她们曾几次到雨花台寻找卢嘉川的坟墓，非常遗憾没有找到……
△《青春之歌》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
《青春之歌》缘何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杨沫把最真挚的革命情感与追求入党的神圣感注入作品，使《青春之歌》焕发出绚丽的光彩，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这是小说畅销的根本原因。
多数读者来信都表示要以卢嘉川、林红、林道静为榜样改造自己，一些读者表示要从余永泽、徐宁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小说因此被称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教科书”。
现在许多人认为《青春之歌》对读者的吸引力，主要源于“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感情戏，这显然是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流行观念解读革命时期的文学，而忽视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阅读风尚：当时的文学阅读并非仅是一种消遣娱乐行为，更是一种寻找人生之路和政治理想的方式。
小说出版后产生了轰动性影响，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读者郭开尖锐批评杨沫以同情的态度写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写林道静与工农相结合，从而在《中国青年》《文艺报》《读书》等报刊引发关于《青春之歌》的大讨论。
1959年《中国青年》第4期发表茅盾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一文，为这次讨论作了总结。茅盾明确肯定了《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林道静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认为林道静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因而，这个人物是有典型性的。”
并指责武断粗暴的批评者：“如果我们不去努力熟悉自己所不熟悉的历史情况，而只是从主观出发，用今天条件下的标准去衡量二十年前的事物，这就会陷于反历史主义的错误”。
1959年下半年，杨沫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小说进行系统修改，补写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章，约8万字，增加、修改林道静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此后又对小说进行整体修改、调整，并于1960年正式推出《青春之歌》再版本。
杨沫曾说：“与其说《青春之歌》是我一个人写的，不如说它是集体智慧、集体力量的创造更合适，也不如说它是党的光辉历史的自身闪现更合适。”
也可以说，《青春之歌》的写作与反复修改的过程，是杨沫及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成长经历、精神结构、理想信仰、痛苦欢乐与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相互契合、相互对话的结果。
邓颖超给杨沫写信：
“《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止一次，
小说也看到‘忘食’”
由于小说《青春之歌》产生轰动性影响，小说的电影改编问题成为文艺界关注的焦点。
早在小说出版之前，杨沫的妹夫、导演蒋君超就开始着手电影剧本的改编，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把《青春之歌》列入拍摄计划，并选好了导演和演员。
由于周扬、陈荒煤等领导坚持由杨沫自己来改编、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来拍摄，上影厂改编和拍摄的请求被否定。
1959年初，在波及全国的《青春之歌》大讨论中，杨沫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把小说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指示邓拓、杨述等领导“一定要用最好的胶片，把《青春之歌》拍好”。
为了寻找饰演林道静的最佳人选，导演崔嵬在全国发起一场寻找“林道静”的活动，通过媒体报道，发动广大群众对林道静和其他角色的扮演者提出建议，甚至远在印尼的华侨也给北影厂寄来了演员名单表。
白杨、张瑞芳等著名演员，都想饰演这个角色，崔嵬力排众议，大胆起用了湖北歌剧院不知名的小演员谢芳。
参与电影《青春之歌》拍摄与制作的人员，大都有着相同的历史经验与情感体验。
△电影《青春之歌》剧照
导演崔嵬参加过北平的学生运动和冀中的农民斗争，“我熟悉当时的历史情况，我理解林道静的思想和斗争，懂得她的快乐和忧伤，因为我也是沿着她所走过的道路走过来的，这也是我能将这部影片拍好的重要思想基础。”
谢芳虽然没有革命斗争经历，但她生长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能够准确把握林道静的成长过程，抓住林道静思想情感的变化。
秦怡为了进入林红的内心世界，白天读《青春之歌》的评论材料，晚上看《革命烈士诗抄》《红旗飘飘》，还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寻找灵感。
音乐家瞿希贤为《青春之歌》写音乐时，特意重温自己、也是林道静走过的历史，并在音乐中引入《五月的鲜花》《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他们青年时代所唱的“青春之歌”的旋律，来表达崇高而美好的思想感情，“在今天再唱起它时就仿佛重逢自己最亲密的老战友那样激动人心。”
在相关领导审看影片时，陈毅认为影片达到了国际水平。在陈毅推荐下，周恩来夫妇邀请导演、编剧和主要演员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和他们一起在餐厅临时改的小放映室里，观看电影《青春之歌》。
杨沫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个时刻：“总理坐在中间，两边是邓大姐和我。……影片放映中，总理忽然扭头小声对我说：‘小超很喜欢看你的小说《青春之歌》……’我讷讷地说不出话来。此刻我能对总理说什么呢？当影片放映了将近三个小时，就要结束了，总理又对我说：‘小超身体不好，看电影只能看到一半。可是今天她能把这么长的影片一气看完了。’”邓颖超后来曾给杨沫写信，说：“《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止一次，小说也看到‘忘食’。”
△邓颖超写给杨沫的信
电影最终在全国放映，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24小时放映，出现许多人饿着肚子通宵达旦排长队买电影票的盛况。抗日时期流行的歌曲《五月的鲜花》因这部电影，再次流行全国。
△电影《青春之歌》剧照
1995年12月，杨沫去世。
在杨沫的追悼会上，“《青春之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成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今天，“青春之歌”四个字，已经成为颇具象征意味的语词，进入人们的常用词库之中。
《青春之歌》启示着新时代的青年，应该树立怎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建设结合起来，勇于承担社会和历史的责任，不断开阔自己的心胸和眼界，使自己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也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快乐、幸福与力量，让青春发出绚烂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