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 | 李慎明：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振兴中医药事业及产业的思考
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我国振兴中医药事业及产业的思考[1]
【作者：李慎明，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陈其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成员；张小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成员】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
［摘要］中医药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瑰宝，在2003年抗击非典和2020年抗击新冠病毒过程中起了十分明显和关键的作用。中医是血肉相连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整体论，这与西医相互没有联系的现象定量的还原论不同且具有独特的优势,不仅在广大中国民众中获得认可,很多国际友人也盛赞其治疗方式和方法。由于西医传到中国以后，有很大一部分国人忽视中医，或者用西医的量化标准来要求中医，导致中医药文化发展在我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我国中医药的古方和秘方正遭遇国外的专利抢注冲击。一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完全胜利，即是振兴中医药事业并积极稳妥走向世界的最佳战略机遇期的真正开启。振兴中医药事业不仅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广阔的世界意义，而且有十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无比可观的经济效益。今后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中医药医疗、健康和养老都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市场和产业，这是一个远比烟草行业更能创造国民产值和广义社会财富的行业。国家有必要把发展中医药文化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大力弘扬中国的中医药传统文化，助推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中医药 传统文化 国家发展战略
中医药（含各少数民族医药学）积淀了泱泱五千多年来人类文明之精华，是无数中华儿女用鲜血反复检验、持续完善的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独特认知，是中国对人类和世界特有的原创性生命科学体系的重大贡献。
2020年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大规模的全国性社会实践又进一步充分证明中医药在保障人民健康甚至生命安危方面所具有的特有特效的重要作用。然而，要真正振兴发展中医药事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还任重道远。
现就进一步深化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等问题提出几个建议。
1955年底，著名中医医经学家、针灸学家吴棹仙教授向毛泽东主席献“子午流注环周图”。
毛泽东高度重视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曾为卫生部抑制、打击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而震怒，撤了卫生部两位老红军副部长的职。
习近平总书记同样高度重视发展壮大我国中医药事业，多次强调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2020年6月2日，他在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时又明确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要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2]
党的十八大后，我国中医药事业有了新的发展。2017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施行。2019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的全国中医药大会在京召开；次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发布。
特别是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在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七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中的后四版都有中医治疗方案。2020年4月2日，国务院决定对制定年代久远、已被上位法废止或被其他法律规定所取代的10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其中就包括2003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废止这个条例是为了依法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医药特点并振兴、发展中医药。上述这些无疑都标志着我国开启了新时代中医药振兴发展的新篇章。
国家法规和中央意见颁布后，虽然不少地方党组织和政府高度重视，但仍有一些国家管理部门和地方党组织、政府重视、落实程度不够。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在接受央视采访中表示，与抗击非典相比，中医药介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已明显提前，但提前量仍有不足；特别是在疫情之初，相关管理部门和某些地方党组织、政府没有强调中医药在防治疫病方面的特色和优势作用，在现代医学没有疫苗和特效药可用的情况下，客观上导致了大量轻症病人向重症及危重症转化。张伯礼的感受不仅代表了广大中医药界人士的看法，也得到了一些西医界人士的认可。有的省份在总结前段抗疫阶段性工作时，把所取得的成就归功给了西医，而事实是这个省在2003年抗击“非典”和这次抗击新冠病毒过程中中医药都起到了十分明显和关键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像张伯礼所担心的，在疫情过后甚至还没有过去，就又要遗忘中医药防疫抗疫的独特优势和作用，甚至直接间接否定全国奋斗在防治疫病一线广大中医药人员的重要贡献。
2016年0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中集团江中药谷制造基地视察时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
我国中医药事业得不到应有的充分运用和持续发展，除了国际医药垄断集团、国际金融垄断集团与国际传媒垄断集团有计划地联手，长时期、全方位对中医药原理方法进行污损，对中医药产业尤其是“老字号”中医药企业和中成药经典品种进行多方位围剿外，与国内一些领导同志和相关管理部门对中医药持有的偏见有很大关系。当然，这些偏见的形成，与这些年的教育与国外垄断集团污化中医药有直接关系。
有人认为，中医药养生还可以，唯有西医才是科学、才能治病。1954年7月9日，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召集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如下指示：
笔者之所以不惜篇幅、引用以上这一较长的指示，一是说明毛泽东的伟大[4]；二是想主要强调，60多年过去了，这一指示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2020年4月1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王伟教授在会上明确表示：“清肺排毒汤是治疗此次新冠肺炎的特效药，欢迎国内外研究学者将清肺排毒汤与其他的治疗方法做对比研究。”王伟还表示：“清肺排毒汤在临床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同时，目前已在10个省市的66个定点单位开展临床观察。截至4月12日0时，在收治的1262例患者中，已有1253例治愈出院，占99.28%。这1262例中，未发生轻症转为重型、普通型转为危重型的情况，阻断了患者向危重方面发展。”[5]治疗费用低也是清肺排毒汤参与临床救治的一大亮点。服用清肺排毒汤，一个疗程3天时间，也就是100块钱左右，两个疗程费用在200元，在医保费用支出方面是很大的节约。而用西医方法救治一个重症患者，平均费用大概在15万左右。
2020年4月24日，“中医药在新冠肺炎防治中的作用与传承创新发展研讨会”在上海举办，参与一线抗疫的仝小林院士介绍了这样一组对比数据：“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1476例，其中重症、危重症患者662例(中药汤剂组484例，非中药汤剂组178例)。中药汤剂组死亡15例，未用中药汤剂组死亡56例。中药汤剂组的死亡风险下降87.7%，与未用中药汤剂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核算死亡率可知，中医汤剂组死亡率是3.1%(15/484)，非中药汤剂组死亡率31%(56/178)，两者相差高达10倍。”[6]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全球看，目前只有中医药才是针对新冠病毒最有效的。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人们以生命和健康为代价，得出了中医药必须振兴这一正确结论，我们必须十分珍惜、高度重视、认真行动，切莫疫情过去，又回到只认同、重视西医药甚至排斥中医药的“初衷”。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医药是现代医学即西医学的前现代医学或后现代医学。中医药在人类文明卫生健康史上是唯一能与西医药相并列的医药体系，且是远比西医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知识宝藏与医疗宝库。中医药从本源上、整体上防病治病、强身健体，能有效应对众多常见病、慢性病、疑难病、危急重症和重大传染病。西医是相互没有联系的现象定量的还原论，中医是血肉相连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整体论，西医发展的结果必将进一步证明中医整体论的科学性、正确性。正如钱学森所指出：“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7]邓铁涛国医大师则指出：“中医是后现代的医学，中医不是落后，而是跑得太超前了。”[8]当然，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医学也有糟粕。[9]由于中医药的失传，加上市场经济的侵蚀，当今中医药里庸医、伪中医药也有增多趋势。这是在振兴中医药事业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
有的地方领导认为，发展中医药不能立竿见影地拉动辖区当下的GDP，不能体现自己的政绩甚至影响自己升迁。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时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10]我们赞成如下观点：“中医药学是我国的第五大发明。我认为中医药不象其他四大发明那样已被外国学到手并已超出我们很远了。”[11]这是因为，中医药绝不仅仅是法、术、器的范畴，而更属于道的层面，是人类古代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具体体现。振兴中医药事业是关涉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卫生健康发展的百年、千年大计。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逐渐认识到中医药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纷纷要求我国在中医药方面对其援助。如果说振兴中医药事业过去是“万事已备，只欠东风”，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通过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疗效的成功实践，在国内振兴中医药事业并积极走向世界已经是万事俱备、不欠东风。中国共产党人和各级政府有一万个责任把中医药做强做优做大，而绝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做弱做劣做没，这是这次防治新冠肺炎疫情中人们用生命进行的呼唤。一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完全胜利，即是振兴中医药事业并积极稳妥走向世界的最佳战略机遇期的真正开启。倘若错过这一战略机遇期，振兴中医药事业和中医药走向世界极可能又会被拖上十几乃至几十年。
振兴中医药事业和中医药走向世界异常艰难，但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大业必须要做之事，亦极可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有力抓手。振兴中医药事业不仅有着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广阔的世界意义，而且有着十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无比可观的经济效益。今后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中医药医疗、健康和养老都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市场和产业，这是一个远比烟草行业更能创造国民收入和广义社会财富的行业。
“三九胃泰颗粒”是以两味黎族常用的三桠苦和九里香为主药开发的治疗胃病的成药，成就了中国中药企业中最早把年产值做到超过100亿元的企业。[12]在2018年中药上市公司中，有17家的市值超过100亿元（其中超过300亿元的有5家）。2017年全国中医药健康大产业的市场规模达1.75万亿。[13]让中医药在国内振兴并走向世界，中医药产业也会很快做大，对拉动GDP、建设“健康中国”将起明显甚至是支柱的作用。正因如此，振兴中医药事业再艰难，也必须排除万难、迎难而上。若在我们这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当今政府手上，下决心为进一步发展壮大中医药打好基础，这必然会赫然载入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光辉史册。
神农尝百草。神农既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指的是一个整体。张慧斌。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以上要求体现了1954年7月9日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精神。毫无疑问，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不能相互替代，还是相济相补为好，因而毛泽东特别强调中西医要团结。问题是现在的主要倾向仍如毛泽东60多年前指出的：“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从总体上说，这些年来，仍然是西医排斥中医，医药卫生管理体制简单套用管理西医药的原理、标准来管理中医药，且是多部委交叉管理，严重阻滞了我国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如何真正落实宪法规定和党的指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4]从一定意义上讲，万事万物，关键在人；又往往关键体现在这个领导部门和行业的领导决策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上。只有在机制体制上确保中西医并重，才有可能确保中医药在国内振兴、走向世界。
建议通过法定程序尽快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升格为总局，可专设国家卫健委党组书记（正部级）任国家卫健委第一副主任兼国家中医药管理总局局长。选任国家中医药管理总局局长应不拘一格、唯德才兼备是举，并广泛征求各界特别是中医药界人士的意见，在全国选拔出类似甘肃省卫生厅原厅长刘维忠那样既懂中医药又具有领导管理能力的出任该职，并把目前国家卫健委、国家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与科技部分管中医药工作的岗位职数编制全数或大部（除职能衔接必须对接岗位外）划归拟成立的国家中医药管理总局。这样可以在体制机制上使国家卫生健康事业既有统筹计划规划，又能充分发挥中西医药各自的优势，实现“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印度为了在国内和全世界推广瑜珈，专门成立了瑜珈部，这样做成效显著、值得我们借鉴。当然，中西医药的一些根本性矛盾会在卫健委的具体工作中有所展现，但任何时候我们都是靠解决矛盾而不是回避矛盾而前进的，国家和人民的卫生健康事业会在这样一个新的领导机构的框架下展现出新的风姿。
各省市县都应落实中西医并重这一根本方针。在人员编制、机构设置、经费投入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上都应有明确规定，并把能否发展中医药作为考核其绩效的一个指标。各级卫健委尤其是中医药管理部门在成立专家组时，组长应由坚持贯彻中西医并重方针的领导担任，副组长分别由中西医相关医学及预防专家担任。
在宪法规定和中西医并重方针的指导下，要采用包括法规和行政管理手段在内的多种方法，如医保推广“不分中西按病种同等付费”和“报销比例向中医药倾斜”等，明确调整中西医药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重点解决职称评定、服务收费、科研成果认定等方面中西医药实际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在医药实际应用一线的体制机制方面真正做到“中西医并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任务是在遵循中医药基本规律的原则下，立足于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学，并结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努力发掘、整理、研究、继承、开发中医药这一瑰丽宝库。
要大力提倡西医学习中医、认知中医。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有信心、有决心继承好中医药的优秀传统，发展好中医药，守正创新，利用好中医药为健康中国保驾护航。另外，我们也决不能忽视人类医学新的创造与发展。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作为一个远大的理想，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还将致力于整合中西医，创造出毛泽东所希望的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为全人类新医学做出更大的贡献。正如1964年毛泽东所指出：“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15]
毛泽东说的“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是放入历史的长河中说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对中医药主要是发掘、整理、继承、提高的问题，中医药与西医药应该并重、并行不悖、各自发展，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既不能完全反对有的医务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把中西医相结合，也不能主张所有医务工作者均能做到中西医兼通。我们认为：国家现有的“中西医结合”的提法，是指在坚持党的十九大重申的“坚持中西医并重方针，传承发展中医药”的基本原则指导下，是中医药业界在“遵循中医药基本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前提下，中西医药各自发挥特色优势，实现两种医药体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局面，也同时提倡有的医务工作者探讨中西医药相结合的新路子，而决不是主张全国医务工作者一律要变成中西医药“两个半瓶子水组合”的新医学工作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废止了不合理的法律法规，建立了中医药的高等院校、研究所、药厂，设立了中医药的行政管理机构，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我们也看到，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医药曾重新发展壮大，但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一段时间，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1998年实行医保后，由于定价体系不合理加上医院被推向市场，中医院在这样的定价机制下无法维持，或被兼并或医疗服务萎缩，导致基层地方中医院减少、中医特色埋没，使得中医机构不增反降。2006年，中国拥有中医医疗机构比2002年的3801家减少792家，下降到3009家；从业人员方面，1999年《执业医师法》出台后，大批民间中医、民族医不能合法行医，导致中医人员不增反降，到2013年底，中医人员从1990年底的54.3万人下降到52.3万人，下降2万人，后来才逐渐得到纠正。根据《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全国中医药人员总数为71.5万人，仅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7.5%。据教育部2017年数据，在医学教育供给体系中，医学类在校生为124.4万人，其中中医类专业学生在校生数为17万人，仅占医学类教育规模13.7%。从最近中医药进入新冠病毒防控的阻力可以看出，中医药并重的方针在实际工作中的落实离我们的目标还有不少距离。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本科以上学历才具备中医师的考试资格，人为中断了延续了千年的中医师承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照搬西药标准对中药进行鉴定审批，从根本上动摇了延续数千年的中药地位，变相否定了中药的药性、药理和疗效，甚至使真正能够运用中医药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手段行医用药的合格的中医师变成了非法行医者和销售“假药”的罪犯。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基础上，通过法律程序分拆、修订、组合或另行制定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西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药药品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中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药管理法》。按照中医药自身的规律评定中医师、中药师职称、设置诊所面积和注册资金，对中药生产、供销实行管理，尤其要注重解决民间中医准入和传统中药开发问题，同时解决中医纯正的针刺、艾灸、正骨、推拿、按摩、拔罐、练功、刮痧、蜂疗、食疗等多种非药物治疗手段濒临失传和边缘化问题。要培养扶持一支合格的强大的中医师和中药师队伍，允许具有多年行医用药经验且口碑较好的民间中医药人员，经县一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在地市一级中医药部门备案，可在所在县区范围内合法行医用药。县级考核合格者再经地市一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在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一级中医药部门备案，可在所在地市范围内合法行医用药。地市考核合格者再经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一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并在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中医药部门备案，可在我国全境范围内合法行医用药。以上经各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在相应行政区划地域内合法行医用药资格的人员，可以备案开设中医个体诊所或合作开设中医联合门诊部。恢复中药店内的坐堂医师的传统,允许并鼓励民间中医带徒弟，恢复师带徒制度。给合格的针灸师、艾灸师、正骨师即其他理疗师颁发证书并准许行医带徒。
依法建立有别于西医药的中医药评价审批体系，在制订评价标准时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坚持用中医药理论和标准审评中药，而非照搬西药化药评价体系。国家药监部门的《中药领域发明专利审查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在遵循中医药规律上做了一些工作、值得肯定，但审查指导意见仍然缺乏中医专家参与，一些条文照搬西药化药评价体系标准，对中医药的规律认识遵循不够。比如，在提到必要的证据和数据时，所举的例子均以动物药效学试验为标准。针对这个征求意见稿，我们专门对中药老字号企业的专家进行调研，他们认为：“凡中医药发明专利权利要求的证据及数据，均不应当以动物药效学数据为主要判定依据，更不能作为惟一判定依据。首先，应以临床使用数据为主要的、首要的判定依据；其次，中医药历史文献，也应当作可以被采信的证据，然后结合动物药效学试验数据。”又如，征求意见稿“涉及毒性中药材的发明”部分，中医药专家们认为也有很大的修改余地。
2020年6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这一真实记录中国抗疫艰辛历程的重要文献，充分肯定了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救治中的重要作用。
要鼓励中药制剂、中成药的研发。鼓励有条件的中药企业，尤其是中药老字号企业在全国各地乃至境外、国外建立连锁店，条件具备的可以设坐堂门诊，保证用药安全和有效。充分发掘我国中医药典藉、中药院内制剂和民间中医药力量这三个宝库的资源。切实改变当前部分业界人士仅从西医西药的科学理念和理论、科技方法来理解和改造我国地道传统中医药的错误做法。把中医机构的院内制剂当作自主研发的中药原始创新初级产品对待，探索合理适度的评价审批机制和一定范围内合法调剂使用的相关规定，充分发挥院内制剂的作用，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把民间“验方”“偏方”，包括少数民族的民间“验方”“单方”，当作宝贵的创新资源，充分挖掘和利用，切实保障献方者、持有人的知识权益，建立献方者（持有人）、企业和国家三者共赢的利益分享机制。优先考虑合理安排持有人合法行医用药资格，促进民间宝贵资源服务更广大群体，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鼓励开发传统中药，鼓励中医在医疗实践中研发中药，尤其注重收集整理鉴定民间良方良药，形成强大的独有的中药研发体系和储备体系，造福国人，惠及世界，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的国家医药卫生体系和国家安全（防疫）体系的基础构成部分，同时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我国医院可分为三类。一是纯西医药医院。根据现行《执业医师法》“按照注册类别”执业的规定，仅持有西医师执业资格的不应开中药方剂和中成药，同时鼓励纯西医医院设中医科室。二是纯正的中医医院。中医医院不设西医科室，可借鉴韩国中医发展经验，取消中医院混用西医西药和输液等疗法，切实改变现在部分“中医”只会“借西医技术诊断、开中药处方甚至中药西药混合处方治疗”这种所谓的“中西医结合”。三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其医师必须同时持有中医和西医执业资格方可跨类别行医用药，否则只能按照本人所持有的执业资格类别行医用药，不得跨类别行医用药。让病人亦即市场来选择医院。
要采取各种举措促进中西医互相学习、密切配合。在“中西医并重”方针指引下，鼓励中西医互相尊重、互相交流，逐步建立和发展我国独特的中西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生命科学学及其战略产业，为人类健康和医药卫生事业乃至人类文明进步做出大贡献。
2020年7月，中国澳门发布以中医为主题的纪念邮票。设计师：李永汉。
中医药不仅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而且是个符合现代人类生活与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要求的巨大产业。继承和发展中医药这笔人类光辉遗产，使汇聚了文化和科学精华的中医药及其产业不仅在国内振兴而且走向世界，仅靠民间资本远远不够，需要举全国之力，发扬“两弹一星”的精神，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大兵团作战精神。因此，由国资委组建国家中医药集团势在必行。与此同时，采用融资便利和税收优惠等政策倾斜，支持众多中小民营中医药企业的发展。在中医药这一宏大的战略产业中，真正体现国有企业为主导，民营企业共同发展的大好局面。
现在，野生中药材资源逐步枯竭，人工种植有不少施以化肥、喷洒农药，药材道地性得不到有效保障，这迟早会毁掉整个中医药，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另外，日本、韩国、东南亚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中药企业从我国低价购入就地粗加工后的原料药，运回国内精炼，提取制剂，制成西方人习惯的胶囊、片剂和颗粒剂，不仅占领了国际市场，而且以高价返销中国市场，我国每年从日本、韩国、东南亚、西欧等地进口的“洋中药”超过1亿美元。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尽快解决。
中药材可参照国家烟草专卖的相关职能与运行体制机制，对我国中药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对全行业人财物、产供销、内外贸进行集中统一管理，明确国家中药材监管与储备管理职能并设立相应机构，让中药为整个中医药事业和产业的恢复发展保驾护航。要从中药产业链第一环入手。首先保护好、利用好野生中药材资源，对稀缺濒危野生中药材制定严格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法规，按照道地药材规则建立中药材种养基地，确保中药材的种养和炮制“纯正”。近期内尤其要注重扶持和鼓励中药传统炮制技艺的传承创新，确保中药的国宝技艺和国宝药品不改本色、不失传续。未雨绸缪，秉承“先饮片、后成药；先治疗、后滋补；先国内、后国外”的方针，开展中药大数据分析、预测、调配等工作，保证国内外供需安全和结构平衡。划定中药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供应比例红线，优先保证国内供应；划定传统中药、现代中药和非药物使用比例红线，优先保证药用供给。制定稳定中药材产供销关系和价格的管理政策和规划，防止国际垄断集团或私人资本垄断药材、操纵价格，造成企业和国家经济损失，为中医药及相关行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与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人民健康——保持一致。
与西医药业相比，中医药行业的服务与药材价格较低，这也是中医药与西医药竞争时的劣势，中医药“西化”与此有着直接关联。适当合理提高中医药服务及其药材药品价格标准势在必行，这对于保护中医药文化及其产业的发展是有着根本性的作用。
由于人口的增长和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野生药用资源已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只能用科学方法进行人工种养殖，以此作为保护野生药用资源和相关动植物种群规模的关键有效手段，以实现兼顾保护动植物资源尤其是濒危野生动物和满足人们合理的用药需求双重目标。《中医药法》规定：“国家保护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对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实行动态监测和定期普查，建立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种质基因库，鼓励发展人工种植养殖，支持依法开展珍贵、濒危药用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繁育及其相关研究。”动物药是我国传统中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犀角、麝香、鹿茸、海马、穿山甲等，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药用历史，应用广泛、疗效显著。经过几十年不断驯化和繁育，上述动物养殖技术已经完全成熟。
建议国家对药用动物养殖利用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调研并制定合理规划，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配套政策，统筹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工作，对濒危珍稀动物驯养、繁殖、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及时予以协调、解决。允许有专业实力和技能的驯养单位购养犀牛、麝、穿山甲等种源进行科学研究和繁殖；恢复犀角尤其是人工按年反复限量磨取的犀角粉在救治危急重症的经典特效中药品种里的定向利用，依法支持人工繁育药用动物资源的产业化发展。
建议国家加大专项资金投入，要求有关部委做好协同推进中医药关键、重大类别和品种的战略资源储备和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对于行业、企业的投入，建议国家给予相应的资金和政策扶持，鼓励国内企业为资源有限的药用野生动植物种养殖产业发展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对于民营企业已经具备一定优势的在研项目给予相应的财政资金扶持，以尽快达到产出与利用的动态平衡。
建议国家加大对科学繁育的技术扶持，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为牵头单位成立专门的野生动物繁育研究所，对如犀牛、林麝、梅花鹿、穿山甲、海马等动物进行系统的养殖繁育研究，动用国家科研力量解决这些动物的繁育问题。当前，养殖技术已经完全成熟的梅花鹿、犀牛和黑熊已经成为家畜，未来穿山甲、赛加羚羊等经过若干年持续不断科研和养殖投入，也会成为与猪马牛羊类似的规模化饲养家畜，和人类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
现在的中医药教学存在许多问题。中医药学院普遍存在学生看不懂古医书，并把阅读中医学经典视为畏途、盲目照搬西医药的教学方法，重理论轻实践，忽视望闻问切以及针刺、艾灸、正骨等中医基本诊治方法。在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里，传统型中医老师不能管理住院病房，仅在门诊看病。住院部病人的治疗实质上是以西医药为主流，中医药仅是摆设，这使高校学生对中医的理解明显偏离正确轨道，毕业后难以行医、不会用药。
应严格遵循传统中医药教学的特点和规律，改革课程体系，纠正中医药教育西化的不良倾向，营造传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的浓郁校园氛围，强化传统人文思想熏陶，培养大量具备传统中医药思维与创新思维的中医药人才。关键是按照“调课程、读经典，跟名师，多临床”的中医人才培养经验，设立纯正中医临床专业、剔除中医药院校的无关专业，改变本科及以下的中医药学历教育里对外语等与中医药不相关或不直接相关的课程、课时和达标的设置，用对汉语、古汉语、中医药经典和跟师临床等课程来替代。汲取日韩的经验，成立针刺、艾灸、正骨等细分专业或中医学校。改革中医药高等院校的招生办法，逐步专设汉语文化和中医药科普知识科目用于高招考试，降低师承者和民间自学者的入学录取门槛，弱化或取消英语晋级考试。中医药教学中，应把中医药基本理论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主课以《易经》《难经》《针灸大成》《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医宗金鉴》《濒湖脉学》为主。要对中医药高等院校的教师提出明确的实践知识技能和效果要求。医药一线的中医师在评定专业职称和提升管理职务时，务必特别强调和考核临床实践水平。在中医院校和民间恢复师承制，增加和硬化师承教育的要求和比重，并将有中医特色的师承制申请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习外语和学习西医不必作为中医药专业学生必修课强制要求。
建议加大对中医药大学建设的扶持力度，降低中医药大学的学费，在中小学设立中医药课程普及中医药常识，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学习中医药，为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传承中医药事业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中医药科研要把“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为目的，用中医原创思维和中医药基本原理方法作为科研基本方法，做真正的中医研究，而不是用西医西药的思维方式和原理方法来破解、改造中医中药，实质变成用西医西药研究中医。科研成果评价和科技职称评定要坚决用中医中药原理方法为标准，而不是西医西药的原理方法为标准。
现在的中医药院校必须开设西医药基础课程，而西医药院校却不开设中医药基础课程。对中西医教育应一视同仁，西医药院校亦必须开设中医药基础课程。只有从教育层面解决这一问题，才有利于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结合。
我国一些地方和单位为尽快显示业绩，把自主知识产权中药处方提交外商、寻求国际合作。另外，我国民间还散落大量在中医临床中行之有效的中药秘方、偏方。许多外商正加紧搜集研究分析，甚至在我国抢先申报中药专利。
2015年11月16日，新的《科学技术保密规定》规定：“实行市场准入管理的技术或者实行市场准入管理的产品涉及的科学技术事项需要确定为国家科学技术秘密的，向批准准入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提请定密。”对于中药企业拥有的保密产品，不再由国家科技部负责审批，而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为定密和延续保密的审批部门。由于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该项工作未予以充分重视，又恰逢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因而直到2019年才启动产品定密及保密延期审批工作，但这项工作进展缓慢，至今仍未对急需解决延续保密的一批历史悠久的国宝级良药予以批复。《中医药法》规定：“国家对经依法认定属于国家秘密的传统中药处方组成和生产工艺实行特殊保护。”作为国家级的保密品种、国宝级的精品良药，很多优秀的中医药产品制作工艺、核心技术及处方极具保护价值，一旦泄密会使国家遭受严重危害和重大损失。从企业经营管理角度看，由于中药保密品种未能按时申请保密延期，一些中医药上市企业屡遭投资者的质疑，给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建议政府从依法维护企业乃至国家利益的高度出发，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履行职能，或将中药品种定密和保密延期审批职能转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以尽快解决中药产品定密及保密延期问题；对于国宝中药的保密产品、非遗产品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如列入国家医保、优质优价、在等级医院无需药事会议直接入院药房等，更好地保护国宝中药保密品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种的传承和发展。另外，对外国在我国注册的中药处方专利，再进行一次认真清理，从源头和战略上进一步提出适当的应对举措。
应鼓励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企业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中医药研究方法，开展对中医药的科学研究和中西医结合研究，促进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的继承和创新。采取措施支持对中医药古籍文献、著名中医药专家的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以及民间中医药技术方法的整理、研究和利用，尽快审定出版《中华医藏》。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医药原理和特点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评价体系和管理体制，推动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国家采取措施，加强对中医药基础理论和辨证论治方法，以及其他对中医药理论和实践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的项目的科学研究。
本次疫情的有效控制也得益于中医药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因此，应加大中医药产业科技投入，强化中医药基础理论课题研究，制订各项落实措施。要明确扶持重点，设立政府科研专项基金，加大中医药科研院所开展学科与技术研究，把我国打造成世界中医药学科创新基地。对于国家工信、发改、科技等部门主管的项目，应将中医药项目优先纳入。建议组建适应课题需求的科研团队，构建科技资源有效利用新模式，鼓励多学科交叉，突破中医药学重大科技难题。构建适应中医药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科研院所与大中型企业、基层医疗单位强强联合，促进技术转让与合作，使中医药科研成果有效转化为生产力。
中新网海口2020年7月6日电 中国政府赴孟加拉国抗疫医疗专家组日前圆满完成任务顺利抵琼。此图为专家组中医专家张汉洪谈古论今、引经据典，纵论中医药在各型新冠肺炎患者的应用效果，畅谈中孟传统医学一脉相承，并赠予海南省中医院自制的中药香囊。
在中国抗击疫情过程中，许多国家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当前，疫情在全球迅速扩散，世界抗疫大战已经全面展开，形势异常严峻。经抗疫战火淬炼而成的中国方案和经验备受各国关注，知恩图报的中国人民也非常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经验、提供支援。在中国的抗疫方案中，发挥中医药优势，坚持中西医并重、协同无疑是核心内容，也是该方案之中国特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值得总结、发扬和全球推广。自疫情发生以来，在未有特效西药和疫苗的情况下，中医药凭借历史上对付瘟疫的扶正祛邪治则和辨证论治方法，成为最好的特效药，参与了防控救治全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与西医药并肩成为抗疫战场上的主力军。此时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不仅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道义担当，也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佳历史契机。特别是在加强中西医协同抗击新冠肺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上，必将推动中医药成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桥梁和纽带。
但是，中医药走向世界仍面临着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医药标准等诸多方面的阻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开来后，我们既迎来了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新机遇，同时一些逆全球化现象也给中医药走向世界带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和阻力。但我们坚信，如果把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融入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的交流与传播实践中，充分发挥中医药文化的良好体验价值、健康价值，在所在国注意企业社会责任担当，假以时日，必将重塑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价值判断，树立起积极正面的文化中国形象。
《中医药法》规定：“国家保护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对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实行动态监测和定期普查，建立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种质基因库，鼓励发展人工种植养殖，支持依法开展珍贵、濒危药用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繁育及其相关研究。”动物药是我国传统中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犀角、麝香、鹿茸、海马、穿山甲等，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药用历史，应用广泛，疗效显著。依法支持人工繁育药用动物资源的产业化发展，是坚定执行《中医药法》和提升行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如果没有这些天然动物药，中医药疗效不彰，中医药最终也不能服众，不仅在国内无法振兴，而且不可能走向世界。
一是关于犀牛的保护和利用。我国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后，于1993年发布了《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将犀角从《药典》中删除，导致五十多种含有犀角的中成药都不再生产。采用水牛角替代生产的中成药，急救抢救特殊功效明显下降，与以往采用犀角生产的不可同日而语，“安宫牛黄丸”就是其中一例。犀角是解毒凉血的要药，其卓越功效是其他中药无法替代的，目前临床应用中常常用水牛角替代犀角，用量一般是犀角的8～10倍，但仍达不到犀角的显著效果。2002年凤凰卫视记者刘海若因车祸被英国医院判定为植物人，因服用1993年以前生产、使用天然犀角粉入药的安宫牛黄丸，在其昏迷100天后得以苏醒复原，创造了医学奇迹。2019年11月12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卫生健康委、北京市朝阳区卫健委联合发布消息称，北京朝阳医院确诊了两例自内蒙古的肺鼠疫病例，后经特殊申请，以北京中医院刘清泉院长为组长的专家组使用了养殖基地定点封存的犀角参与治疗后，有效控制和扭转了病情，阻断了疫病传播。事实证明了犀角在中医临床救治危急重症、疑难杂症等应用中的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性。随着犀牛人工繁育技术的不断发展，目前云南养殖的犀牛数量达到150多头，年种群自然增长率超过8%，按此发展势头，30年后云南犀牛种群将达到约1500头，中国犀牛驯化的成功实践可以保障犀牛在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国家支持的相关技术攻关项目研究发现，犀角像人的指甲一样，犀牛自己会定期找坚硬的树木或石头磨角，科研人员如获至宝，说明可直接活体磨角取粉，已不存在虐杀动物等问题，目前磨角取粉已成为一种动物福利。若传统制药工艺和技术断绝传承，则相关的传统医术也将失传，这将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中国犀牛驯化的成功实践已经保障犀牛实现兼顾种群规模可持续发展和犀角粉合理入药的可持续利用。因此，建议国家在严格管控的基础上，重视并尽快允许养殖磨取的犀角粉在临床危急重症、疑难杂症治疗中入药，以达到“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目的。
二是关于林麝的保护和利用。麝是我国重要的药用动物，其分泌物麝香作为一种名贵的中药材和高级香料，在我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使用历史。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是世界上麝香产量最高的国家，后由于偷猎盗猎、栖息地被干扰破坏等，我国麝的分布范围逐年缩减，种群数量急剧下降，麝香产量也逐年减少。2010年我国野生麝的数量下降到几万只,濒临灭绝，开展林麝的养殖活动成为供应市场需求的主要途径。1958年四川和陕西率先推进林麝的养殖工作,尤其在陕西宝鸡、汉中、安康、渭南、商路等地，政府持续出台了一些支持林麝养殖的政策，有效推动了当地林麝养殖的产业化发展，使林麝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经过几十年来不断地驯化和繁育，林麝养殖技术已经完全成熟，林麝年种群扩大率已达到15%～20%。人工繁育也有效减少了乱捕乱猎，对野外种群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9年底，我国共有近300家林麝饲养场，主要分布在陕西、四川、湖北、甘肃、云南、辽宁、湖北、青海、西藏、上海、河南等省市区，养殖总量约2.5万头，预计10年后存栏量超过10万只。目前，我国养殖麝类每年可产麝香约80～100kg，发展前景十分广阔。预计5年后养殖林麝生产的天然麝香能满足市场需求。林麝在中国已经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是关于梅花鹿的驯养与繁殖。我国是养鹿和鹿产品开发利用最早的国家，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近代意义上的鹿业已发展了200多年。目前我国人工养殖梅花鹿存栏量达100余万只，已繁育出双阳梅花鹿、长白山梅花鹿、西丰梅花鹿、兴凯湖梅花鹿、清原马鹿等多个品种品系。含鹿茸的中医药产品已进入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医疗保险目录和各地医疗保险目录，这使更多的患者受益，也进一步扩大了市场需求，调动了养殖专业户的积极性。人工饲养梅花鹿产业和技术日渐成熟，使得梅花鹿的种群保持稳定。人工养殖使得梅花鹿物种的可持续发展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中国鹿茸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我国每年向亚洲其他地区的出口量占我国鹿茸出口总量的97%～99%，形成了国家品牌，提升了中药的国际影响力。
四是关于穿山甲、海马的驯养与繁殖。穿山甲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现代临床运用其治疗乳腺增生、乳腺癌等疾病疗效显著。目前穿山甲养殖最主要的问题是种群资源的获取问题。国内收购穿山甲是不合法的，养殖穿山甲主要依靠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收缴的活体穿山甲，但这些穿山甲往往带有严重疾病，给养殖和科研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目前在广西、广东东莞等地，穿山甲养殖业得到支持和推进，已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繁殖问题、逃逸问题、饲料问题，但如疾病预防等问题还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仅依靠企业力量进行养殖技术攻关，成效是非常有限的。海马作为重要的海洋药物，具有很多陆生药材没有的药用成分，主产于我国广东和海南省海域。南海为我国海马主要自然分布区，大多为捕鱼时捕获的野生品种，我国在福建东山等地建立了海马养殖基地，目前养殖技术日趋成熟。
延伸阅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发布（全文）
[4]笔者做过调查，包括中医药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鲜有人知。
[5]王伟：《清肺排毒汤是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一疗程仅需百元》，http://www.satcm.gov.cn/hudongjiaoliu/guanfangweixin/2020-04-18/14727.html。
[6]壬岷：官媒首次披露：西医组死亡率是中医组10倍！人民健康论坛2020年2月5日，http://o.mzfxw.com/m/show1.php?classid=13&id=131159&style=0&cpage=0&cid=&bclassid=4。
[7]钱学森等：《论人体科学》，人民军医出版社1988年版，第277页。
[8]邓铁涛：《21世纪是中医的世纪，请大家拭目以待！》https://www.sohu.com/a/257715817_740831。
[9]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毛泽东百周年纪念——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82～397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页。
[11]曹东义主编：《中医群英战SARS：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12]张小敏：《从非正式制度到正式制度：民族医药文化转型的关键因素——以黎族医药为例》，《社会发展研究》2017第4期。
[13]参见中商产业研究院：“2018年中国中药行业上市公司市值排行榜”，www.askci.com，2019年1月2日；“2018年一季度中国中医药行业发展现状及中药行业市场运行现状分析”，www.chyxx.com，2018年7月6日。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刘春盛等主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沈阳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271页。